在大地上过完一生

程耀东

在大地上过完一生，没有人能逃脱这句话，包括我刚刚去世的外婆。

她的眼泪

我站在外婆面前的时候，她已经不能言语了。而且五天未进食物和水。双眼紧闭，呼吸困难，但脸色依旧红润、安详，没有一点“怪相”。不像一个将死之人所表现出的难看和恐惧。

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外婆的额头、眼睛、脸颊之后，仔细地凝视她的面容。我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外婆的脸。而此时，没有任何表情的面容在时间的辙迹中，仅仅是一种存在，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只有困难的呼吸声表明外婆还活着。

我用我的拇指和食指翻开外婆的眼皮，她的瞳仁明显没有了往日那种温婉、温暖、亲切的光泽。相反，有一滴眼泪从眼角处滚了出来。眼泪令我震撼。一个人一生要流淌多少泪水，在这些泪水中又夹杂着多少悲伤、痛苦，多少人间恩怨……而我的外婆留在世上这最后一滴眼泪又在诉说着什么呢？此时，恐怕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我用纸巾轻轻地粘去了这滴眼泪，眼泪在纸巾上不断地扩展。我的眼泪也在这面纸巾上扩展，我的眼泪和外婆的眼泪混合在了一起，我感受到了外婆的体温。

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外婆的体温，是在我母亲去世后的百天。我和我的弟妹们长跪在母亲坟前的时候，我听见了外婆的哭声。揪心的疼痛在我和外婆之间来回奔跑，她的眼泪，我的眼泪，中间隔着一座坟冢的距离。外婆将我揽在怀中，不停地呼喊我母亲的名字，我的名字，又不停地为我擦着眼泪。那种温暖让我铭记一生。那一年我十六岁，外婆六十一岁。二十三年过去了，在这二十三年中，我和外婆之间用眼泪传递和温暖着相互的身体。现在，我又为我的外婆擦着眼泪。人，总是在自己的哭声中走来，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去。

最后我将目光又投向外婆的脸上。她的眼睛紧闭着，我看不见她的目光，只能听见她的呼吸。呼吸时紧时慢，时大时小，就像她的一生，有过贫穷也有过幸福，有过快乐也有过痛苦。然而，呼吸最终还是停止了，那样平静，那样安详。

生命之门将外婆挡在了八十五岁之外，一张白纸阻隔了来自亲人们的目光。

她的身世

外婆姓申，民国十四年生于宁夏固原。可我的外婆，她老人家从来不说自己是固原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陕西蒲城人。但她并不知道蒲城的具体位置，因为从出生到死亡她没有回过自己的老家。关于外婆家是什么时候迁徙到固原，由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一辈，我的上一辈没有一人能说清楚。包括我的舅舅，我舅舅的舅舅。

外婆兄妹两人。哥哥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西安分校，曾在胡宗南的军中任上校参谋。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被改造七年零八个月。我的这个舅姥爷我见过，身材魁梧，腰身笔直，步履稳健，说话缓慢，大方脸，戴眼镜，懂中医，写得一手好书法。膝下曾有一女，早年夭折。我的母亲幼年过继给我的舅姥爷，因为舅姥爷劳改，又回到了我外婆的身边。

改革开放后，舅姥爷平反，从乡下回到城里，与他的妹妹——我的外婆团聚了。理应说是件高兴的事情，可不知什么原因，兄妹俩大吵一场。此后，互不说话。即使路头路尾相遇，也是一个面东，一个面西。

舅姥爷死于心梗。葬礼我没有亲临，也就没有见到我外婆面对兄长的离世时，她的表情或者伤心程度。

第一次婚姻

十八岁，外婆结婚了。中国古典式婚礼。轿子，鞭炮，红盖头，唢呐声声，一路将漂亮的外婆抬进固原一户李姓人家。关于这户姓李的人家——也就是我的外公家，我曾在我的长篇散文《身后的时间》一文中有过简单的描述。这里需要赘述一句：此时，我的外公在国民党固原县政府任职。

我相信这个时段的外婆，她的生活是幸福的。从大家闺秀嫁到大户人家，无忧无虑，谈笑风生。只管尽孝她的公婆，养育着她的孩子。

江河日下，家道中落，与电影、电视、书籍里描述的雷同。解放了、天亮了、合作化、社会主义这些名词很快就走进外婆家的高墙大院。同时，高墙大院里的财产连同高墙大院统统纳入合作化，加入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国民党去了台湾。外公走出了县衙。然而走出县衙的外公并没有逃脱接踵而来的批斗、殴打与饥饿。重负不堪承受，我的外公终于在1960年冬天的某个夜里了断了自己的一生。

他走了，留在他身后的是一贫如洗的家，还有一个叫“地主”的名词。三十五岁的外婆“义无反顾”地承接了他留下的“家产”。

第二次婚姻

她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我的傅姓外公，一个备受我们尊重的老人），生活了半辈子，也骂了半辈子。

他们的婚姻，是一座建在贫穷之上的桥。桥的一端站着我外婆和她身后那些渴望温饱的眼睛，另一端站着我傅姓外公和他善良温顺的性格。桥是搭建好了，桥下流淌的依旧是蹉跎岁月，桥上行走的是被饥饿缠裹的脚。他们就站在桥上，相互争吵，互不相让。然而，更多是为饥饿争吵。

相濡以沫或者叫患难夫妻这两个名词没有在他们身上得到深化和升华。相反，唠唠叨叨与喋喋不休，经常在他们身体的周围萦绕，在家的上空萦绕，就连门外的空气有时也是凝重的，即便是艳阳高照的日子。

毕竟他们是夫妻。傅姓外公去世那会儿，我的外婆与她的佛门弟子们为外公诵佛经，做法会，超度他的灵魂。

活在世上似乎没有珍惜的必要，死了才觉得失去了依靠。

牵挂和惦念在外婆越来越老的心里长出了淡淡的绿芽……

她的性格

刀子嘴，豆腐心。这句话用在外婆身上最恰当不过了。

骂人，她谁都骂，不顺她心的事情，就骂。骂女儿。骂女婿。骂儿子。骂儿媳。我们这些孙子辈儿的，无一例外。她也骂旁人。

我母亲患有白血病，住在固原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坦诚地说，母亲的病已经无法医治了，即便是世界级的专家也不能重新给予母亲新的生命。为母亲医病的是本院最权威的专家。专家在宁夏、在当地老百姓的心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这样一个专家，在我外婆面前也有些害怕。记得很清楚，1986年夏天的早上，我外婆领着她的几个女儿，女儿的身后跟着小小的我。她把刚刚上班的专家堵在病房门口，质问她女儿（我母亲）的病情为什么没有好转。起初她的语言很客气，渐渐地她的情绪开始激动、高涨，最后到破口大骂。我听见最严重的一句：“某某，我女儿要是死在你手上，我会要了你的命。”她跳着骂，指头指在专家脸上骂，并且“呸呸呸”地唾着专家。她的几个女儿，并没有被母亲的语言所感召，而是劝说自己的母亲，于是，母亲又开始骂跟在自己身后的女儿。

后来，自己有了孩子，才明白，十指连心啊！母亲是外婆身上掉下的肉，给谁谁心疼。

去年，在市医院工会工作的同学，委托我写一篇关于老专家的报告文学。我将此事写了进去，但后来被责任编辑给删了。遗憾！不管怎样，也算我替“刀子嘴豆腐心”的外婆给老专家鞠躬致歉了。虽然有点迟。

她与儿女

外婆一生养育了十个儿女，九女一男。除二女儿很小的时候过继给了她大伯——我的大外公李希贤外，其他儿女均在她的身边长大。

我能记事以前，我不知道我外婆和她的儿女是怎样相处的。但我能记事的时候，外婆经常骂她的儿女。儿女们怕见她，但又不得不见。改革开放之初，“地主”这个词从外婆身上悄然离去，悄然离去的还有挨不完的批斗。当然我没有见过外婆被批斗的场面，在长辈们的描述中，我被这个老人的精神所感动，被她的毅力所震撼。这里我不想重复那样的场面，很多关于那个时代的文字和电影已经被我们复制和翻版，重复没有多少意义。

她和她的儿女不怎么说话，即便说话，也是三言两语。但她却经常要看她的儿女，去了也不会待多少时间。这里我说的是在自己儿女家里不会待多少时间，但她会将自己很多的时间留在儿女的邻居家。宁可在邻居家吃饭、睡觉，也不愿意在儿女家吃住。无疑让邻居觉得儿女和母亲关系疏远，儿女不抚养自己的母亲，甚至有“虐待”的嫌疑。外婆的这种做法常常让儿女们很生气，让儿女们在熟人和邻居面前很丢面子。于是儿女们就劝说，劝说是徒劳的。依然那样，谁劝骂谁。

自外婆有病以后，她整天坐在炕上，或者沙发上。目光透过玻璃，呆呆地望着大门，盼着她的儿女。儿女们围坐在她的旁边，又一句话也不说。偶尔笑一声，笑声里含着苍凉和悲悯。

她与佛

我一直认为我的外婆将佛和道混淆不清，甚至有些迷信。

我母亲生病那会儿，外婆与佛、道、迷信之类的人开始交往了。当然她和这些人交往不是为了修身养性，而是为了给我母亲治病。今天领这样一个女人，说是已故的外公在世时最疼爱我母亲了，现在外公在那一世受罪，需要超度，超拔。于是她的儿女就花钱，给那一世的父亲超度。我母亲的病不见好转，就会领另外一个人来，说我们程家祖坟被人使了坏，要打点，于是我父亲就去祖坟上“打点”。这样的人在我母亲患病期间，我外婆领来了不少于十个。我母亲过世后，外婆心理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就一门心思的信佛了。

外婆识字不多，但记忆力特好。我在固原上中学时，周末常去外婆家。外婆就让我给她读佛经，一遍一遍地读。那时心不在佛，真是小和尚念经，而外婆却听得很认真。有时为了快快念完，中间故意漏上一两句，她就会发现，会骂我，会给我讲：“佛说了，人要积德行善，不能坑蒙拐骗。”于是，不再偷懒，从头再念。总感觉佛就在你的眼前盯着你。现在想起来，外婆真是聪明，哪是佛说的，是她为了多听一遍，借着佛语在哄我。这几年，自己也接触了一点佛学，后悔当时怎么就不认真呢？

有了一点佛学基础，外婆就开始吃素，开始上山进庙，求神拜佛了。而且常住寺庙，不回家。譬如，固原附近的东岳山、东山坡、须弥山、九龙山是她常去常住的地方。她不但常住，还为这些寺庙化缘。逢人便化，熟悉不熟悉的她都化。这让社会上一些不知情的人说了一些对她的儿女很不好听的话。比如，有人说外婆化缘给我舅舅盖了一院很漂亮的地方。其实，我舅舅祖上就住在现在的固原车站对面。固原盖商城时被拆迁，只好搬到城外。这话气不气人？舅舅听了更是生气。舅舅和几个姨姨便三番五次地劝说外婆，不要在外面化缘，不要给儿女造负面影响。外婆呢？根本不听。一声阿弥陀佛，便与儿女不辞而别，继续她的修行。

晚年的外婆已成了一个真正的佛门弟子。她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足不出她的佛堂。我有时去舅舅家看望她，她只和我开上一两句玩笑，或者善意地骂我两句后，就看见她又敲起木鱼，吟诵佛经。

她与钱

外婆爱钱，但经常身无分文。

外婆的娘家是大户人家，少女时代的外婆生活无忧无虑。

婚后的外婆更不会为钱财和衣物担忧。

受罪的那个年代，爱钱就不用说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外婆的儿女们充分显示了来自母体血液中的聪慧。比如，大姨的儿子已经漂洋过海，在英国的最高学府留学；“万元户”这个词在我舅舅家早已潜伏，只是不显山露水罢了；我二姨也离开了我们那个叫西坡洼的村子，在城里经营着一个不小的饭馆；我五姨、七姨家的生意如日中天；远嫁陕西的六姨家庭和睦；八姨的事业蒸蒸日上。儿女们有了钱，自然是要孝敬自己母亲的，况且他们的母亲付出的不仅仅是养育、呵护、苦难，还有整整三十年压在她头上的“帽子”。

日子好过了，我的姨妈和舅舅自觉、自动地给外婆钱。我粗略地计算，那时外婆的收入要比当时县长的工资高。但我的外婆经常身无分文。她把儿女孝敬她的钱又给了寺庙和与寺庙有关系的那些人。当然也不排除那些以佛的名义哄骗她的人。

我外婆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回家时间，就是每月月初。她知道该发工资的都发了，该给钱的都会来。当她得了所得的钱以后，就会走出家门，去拜佛，去“会见”佛门弟子。

有一年夏天的早上，我送我儿子去幼儿园，路上碰见了外婆。远远地她就喊我，我知道她会和我要钱。将兜里的零钱全掏了出来，没等我来得及数，她就全拿去了。我笑着说：“老佛爷，你得给我留四块钱让我吃一碗羊肉泡馍吧？”外婆也笑着说：“你以为我花你的？娃娃，我拿你的钱是给你儿子积德呢。”

自母亲去世后，我总是和外婆笑脸相迎，她很少骂我。她要是骂我，我就哭，她怕我哭。

她和她最后的时间

外婆究竟得的什么病，医生没有给出答案。她的大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我和妻子、儿子去看她的时候，她安坐在我们为她特制的沙发上。呆滞的目光瞅着落在房脊上那最后一抹阳光，手里不停地拨动着那串念珠。

她看过我，看过我的妻子，最后将目光落在我儿子身上，然后是她熟悉的笑声。

“程家大公子来了，太太也来了，程少爷也来了，稀客啊，稀客。”

我紧接着外婆的话：“都说你糊涂了，认不得人了，这不是好好的吗？我看你在装，看你能装到啥时候？”

“这一回恐怕装不了多少时间了！”

就这样几句简短的玩笑之后，我看见外婆脸上的笑容忽然远去。接着是一阵沉默。接着她又问：“你妈好着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使我有些悲伤。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外婆。

“她好得很，她死了都二十多年了。”

“胡说，你妈上个礼拜还来看我了。”

我的外婆真是糊涂了！但她糊涂时也不忘自己的女儿。

如果真有灵魂存在，此时，我愿意带着我的母亲来看看她的母亲，让她的母亲在留给她不多的时间里能看看自己的女儿。

我只能这样空幻。

外婆走了。在大地上走了八十四个年头的轮回，最终和她的女儿在天国里相遇了。祈求她的女儿——我的母亲，能在天国里为她的母亲完成大地上没有尽完的孝道。

《南方文学》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