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惧与热爱之间

刘瑜

一

关于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坏的政治，一百个人可能就有一百个看法，不同阵营之间甚至常常为此争得你死我活。然而，对于什么是好的人性、什么是坏的人性，却一定程度上存在“普世价值”——一般来说，人们都珍视诚实、友爱、善良、勇敢与忠诚等等品质，同时鄙弃谎言、冷漠、残忍、怯懦与背叛等等。或许，从这些人性的“公理”出发，反推什么是好的政治与坏的政治，是一种更容易达至共识的方式。简单而言，如果一个制度诱发人性中那些美好的品质，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反之则否。

在《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中，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斯描述了一个情形：在教师沙姆苏瓦力1936被捕之后（1938年被枪毙），哪怕其亲生母亲，对其遗孀与孙辈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由于村苏维埃主席的举报，古尔契拉和六个孩子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全部家当放在一辆马车上，他们走了二十公里，来到了沙姆苏瓦力的母亲及其长子住的叶克舍尔村。他们有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尚有空置房间，但拒绝收容他们。沙姆苏瓦力的母亲告诉古尔契拉，她的房子已经住满，不能让她搬进去，甚至不愿向长途跋涉的孩子们提供食物……受到婆家的拒绝后，古尔契拉只好租得一个村边房间。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在村里一共住了十五年，很少看到拒绝往来的沙姆苏瓦力一家。她回忆道：‘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肯定没有人监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亲友之间的相互背叛。“在普遍恐惧的气氛中，大家都想赶在被他人举报之前，先行下手。歇斯底里的公民现身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党的办公室，罗列可能是‘人民公敌’的亲戚与朋友，写下有关同事与熟人的详细信息，列出自己与他们的每一次见面。一位老太太写信给自己的党组织，举报自己的姐姐在克里姆林宫担任临时清洁工时，曾打扫后来被捕的某人的办公室……伊万·米安切恩为了促进自己的前途，从1937年2月到11月，在阿塞拜疆举报了不少于十四名党和苏维埃领导人……”

这种背叛有时候甚至演变成残忍的迫害。尼古拉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农民，他曾经在库兹明——村中的一个少年乞丐——困苦时接纳他到其皮革场工作。然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库兹明却恩将仇报。“一天晚上，尼古拉与来自邻村的兄弟伊万·戈洛温一起吃饭，坐在厨房窗口的桌旁。聚在屋外黑暗中的库兹明及其追随者显然喝醉了，高喊‘富农’‘出来’，然后朝窗户开枪。伊万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于血泊之中。数星期后，库兹明又来到尼古拉家，一边猛烈拍门，一边喊道：‘一帮富农，开门，停止你们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并朝天开枪……几天后，他写信给镇政治警察，控诉尼古拉是富农剥削者。库兹明很清楚，这足以令他的前雇主被捕。”结果可以预料，尼古拉被判刑三年。后来，他的两个兄弟也被流放，母亲逃到其他城镇，长子被捕并被送往古拉格，另外两个孩子离家出走以避免被捕，妻子和三个幼子想加入集体农庄却不被批准，最后全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原谅我大段引用《耳语者》中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是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一把钥匙。大多时候，我们脱离个体的命运来讨论政治，而抽象的概念与冰冷的数字往往会模糊政治的道德意涵——正如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所言，“谋杀一个人是谋杀，谋杀一百万个人则是统计”，因此，贴近个体的命运，是恢复政治之道义温度的必要方式。这个受害者不仅仅是“一个富农”，他有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叫尼古拉·戈洛温。那个受难者也不仅仅是“一个教师的妻子”，她有一个名字，她叫古尔契拉·沙姆苏瓦力。给苦难者雕像，使其能够无声而永恒地注视那些飘浮在空中的宏大理想，或许正是费吉斯写作《耳语者》的初衷。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到1953年（也就是斯大林在位期间），约有两千五百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也就是每八个人左右就有一个受到迫害，考虑到当时家庭的规模，这意味着几乎没有家庭能够完全免受迫害；仅在1937和1938年，至少有六十八万人因为“危害国家罪”被枪决。这两年，古拉格劳改营的人数从一百一十九万增至一百八十八万（不包括至少十四万死于劳改营的人和数字不详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同期，1934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中，一百零二人遭枪决；此外，还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十七大代表入狱。对红军的摧残更为彻底：七百六十七名高级军官中（旅长以上），四百一十二名被枪决。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有多少黑暗中的泪水、痛苦、挣扎、恐惧与绝望。

即使一个人能够免受直接迫害，这庞大的被镇压队伍也足以令整个社会充满恐惧。当一句话、一封信、一次会面足以毁灭一个人的一生，并不奇怪猜忌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底色——人们不再敢于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情感，“耳语”成了私人生活中最常见的交流方式，甚至，“耳语”都常常是一种奢侈，“闭嘴”成了唯一的求生策略。天空中飘浮着“大同世界”的标语，大地上发生的却是友爱的凋零与美德的朽坏。招贴画上那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对应着一个沉默而颤抖的社会。《一九八四》不在1984，在1937。

二

不难看出，这些故事里充满人性的丑陋——亲人的冷漠、同事的背叛、旧交的迫害……除非我们相信那个时代的苏联人——不是之前也不是之后的苏联人，不是另外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国民——恰好具有道德基因上的缺陷，就不得不思考制度环境在这种人性败坏中所起的作用。

这与一个永恒而无解的问题相关：“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事实上，这个问题本身也许就是一个陷阱，因为它假定了人类存在着一个固态的、统一的本质，而事实可能是，人性更像是一种液态的事物，其形状由容纳它的容器所决定，而这个容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人所置身的制度与文化。

那么，何以斯大林时代的人性呈现出如此普遍的恶，使一个奶奶不再疼爱自己的儿孙，一个妹妹踊跃地告发自己的姐姐，以及一个行乞少年恩将仇报使其雇主家破人亡？“极权政治”是一个显然的答案，然而停留于这个笼统的回答又不够。更重要的问题是，极权政治通过何种机制败坏人性，而这种人性又成为极权政治本身继续运转的润滑剂？

极权政治制造恐惧，似乎是最直观的答案。如前所述，当时恐惧弥漫于整个社会，以至于人们生活在一种窃窃私语乃至道路以目的氛围中。然而，恐惧只能解释被动的服从，无法解释积极的参与；只能解释受害者的沉默，无法解释他们的虔诚——事实上，当时无数苏联人不仅仅生活在恐惧中，他们中很多当时——甚至事后——都表达了对党和领袖的无比热爱。而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参与以及热忱信念，这个政治体系很难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维持得如此天衣无缝。

灌输理想激发革命信念，是另一种直观的答案。毕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恶”，在当时很多苏联人眼里并不是“恶”，而是为了更大的“善”所做出的必要牺牲。用书中人物经常说起的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不打破鸡蛋壳，就不可能煎成鸡蛋。”然而，如果对革命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令人抛却自己的儿孙、姐妹和朋友，那么又难以解释为什么如此强烈的信念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会几乎突然懈怠，变成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犬儒主义乃至机会主义。毕竟，如果信仰曾经强烈到令人无视饥荒看到繁荣、越过绝望看到希望、穿过黑暗触摸到光亮，那么它怎么会如此脆弱，甚至经受不了一届领导人的更替？

或许，有一种机制，可以连接恐惧与热爱，使得一个人越恐惧的同时也越虔诚？

《耳语者》中有一个片段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将军亚基尔在大清洗中被捕并被枪决，然而，临刑前他不是对迫害他的体制产生怨恨，而是高呼：“共产党万岁！斯大林万岁！”类似的情节——尽管未必总是表现得如此极端——在书中屡见不鲜。无论周围的世界如何悲惨，无数人仍然坚持自己的革命信仰——当迫害发生在他人身上时，那是“人民公敌”罪有应得；当迫害发生在自己身上时，那只是一个“错误”、一场“误会”，“锯木头时难免木屑四溅”。共青团员依达·斯拉温娜的父亲被捕，她对此的看法具有相当代表性：“我不相信父亲是人民公敌，当然认为他是无辜的。同时我又相信，人民公敌确实存在。我确信，正是人民公敌的破坏，才使父亲那样的好人蒙冤入狱。在我看来，这些敌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报刊上读到相关的报道，跟所有人一样，也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与共青团员一起去游行示威，抗议人民公敌，高呼：处死人民公敌！”

这样的情节读多了，读者会忍不住困惑：难道他们从来不曾想过，如果自己或亲友是冤枉的，或许，也不是没有可能，别人也是冤枉的？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出现过，还是一出现就立刻会被掐灭？一个有基本逻辑推演能力的人，怎么会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还是人们不允许自己这样推演，因为这样推演必然最终指向对制度的批判？似乎在这里，我们隐隐能触摸到恐惧导致虔诚的一个心理机制，那就是：恐惧导致选择性信息汲取与加工，而选择性失明导致虔诚。

三

或许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认知冲突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恐惧如何转化为信念。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理论。概括而言，这个理论认为追求一致性是人的生物性本能（正如人们渴了想喝水，饿了想吃东西）。当人的行为与思想出现不一致时，人们会感到“认知冲突”，这种冲突会制造压力，使人或者调整自己的行为、或者调整自己的观念来达至认知一致性。比如，一个明知抽烟有害的吸烟者会或者尝试戒烟（或减少吸烟量），或者告诉自己“抽烟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戒烟会使人发胖和抑郁”、“戒烟带来的精神损害其实超过了抽烟带来的身体伤害”等等。如果改变行为太难，那么改变观念就成为获得“认知和谐”的唯一途径——对很多人来说，戒烟太难了，不如改变对抽烟的看法吧。

这个貌似简单的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无数行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从“酸葡萄”心理到“阿Q精神”，从不同党派民众的媒体阅读习惯到宗教信徒的社交网络建构，都可以看到人们如何通过观念或者行为的改变来实现“认知和谐”。从1957年费斯廷格系统阐述这个理论之后的几十年里，心理学家进行了至少两千多个心理学实验，在不同的情境下反复验证了这一理论。虽然其中有不少调整与补充，但这一理论的核心逻辑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就极权政治中人们的心理机制而言，这一理论的恰切之处在于：极权政治通过制造恐惧来塑造人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带来普通人的激烈认知冲突，为缓解这种冲突，人们改变其观念——也就是强化信仰。这一“行为改变导致观念改变”的逻辑，在认知冲突理论中，被称为“诱导服从范式”（Induced Compliance Paradigm）。

极权政治中的恐惧在不同层面上发生。最直接的，是对生命安全层面上的恐惧——说错一句话、交错一个朋友，可能就意味着枪决或者古拉格群岛；其次，是个人发展层面上的恐惧——服从，意味着进好学校、找到好工作、住好房子、得到好职位的机会大大增加，反抗则意味着你不再有“前途”可言；再次，是对在社会关系上被孤立的恐惧——别人戴红领巾你没有，别人入共青团你不能，别人享有天伦之乐而你却连亲祖母都视你如瘟疫。正是这不同层面上的恐惧塑造了人的行为。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以及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得不选择服从——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可以表现为对同类的积极迫害；最好的情况，也体现为保持沉默。政治越恐怖，它所能诱导的服从就越绝对。

但这种服从不是极权统治逻辑的终点，而恰恰是其起点。行为上的服从与思想上的疑虑，会导致无限的焦虑。书中很多故事的主人公都经历过极端焦虑的阶段：一方面，他们兢兢业业学习工作，试图成为“共产主义新人”；另一方面，发生在亲友甚至自己身上的不公又令其对整个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茱莉亚·皮亚特尼茨卡娅，一个高干的妻子在自己的丈夫被捕之后的反应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认知冲突”。一方面，想到布哈林这样的“人民公敌”时，她表现出对制度无比的虔诚：“今天，他们会从地球上消失，但还不足以减轻我的仇恨。我愿给他们一种更为可怕的死法：在反革命分子博物馆里，为他们建立一个特殊的笼子，让大家来参观，把他们当作动物一样围观。”另一方面，对于丈夫竟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又感到深深的疑虑：“他到底是谁？如果他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如他自称的，也是我十七年来所相信的，那么他就是很不幸的人：他的周围都是特务与敌人，破坏他和很多其他人的工作，他却没看出来……我多么想知道！皮亚特尼茨基，你会有罪吗？你不赞同党的总路线吗？你是否反对过领导人，哪怕其中一位？”

如费斯廷格所言，人们缓解认知冲突的努力程度取决于认知冲突的规模，而认知冲突的规模取决于事情的重要性。可以想象，在涉及人命关天的事情上，像茱莉亚这样的人感到的认知冲突有多么强烈，由此产生的缓解认知冲突的冲动又有多么强烈。为了缓解这种强烈的认知冲突，理论上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服从），或者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怀疑）。问题在于，行为上人们几乎没有选择。如前所述，极权政治所制造的恐怖是全方位的——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发展前途以及社会关系都维系于“服从”这一行为模式。

当改变行为以缓解认知冲突这一路径被堵死之后，人们便开始“改造世界观”——“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太坏了”、“这个富农是个十恶不赦的盘剥者”、“斯大林真是苏联的拯救者”、“资本主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积极改造观念，使思想合乎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认知达至和谐状态。换言之，人们的思维被自己的行为困住，只有将行为合理化，每个人才能获得内心平静。即使是相对善良的人，也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沉默与怯懦，而那些更丑恶的人，则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背叛与残忍。如果说这个合理化过程存在“欺骗”的成分，也首先是一种心理自欺机制——而如果它已经完成了自欺，它就不再构成对他人的欺骗。

但这种真诚的信仰又不同于一个人在自由环境中的信仰选择，它的“真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塑造行为的制度因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恐怖气氛一旦松弛（斯大林的去世），人们的信仰立刻开始懈怠——恐怖气氛一旦松弛，塑造行为的奖惩机制不再那么极端，人们的行为也不再那么极端（残酷的“划清界限”、“恩将仇报”、“嗜血告发”大规模减少），从而每个人“改造世界观”的心理驱动力也会明显下降。而自由选择前提下的信仰，一般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方向一致的、急转直下的改变。

如何合理化那些行为？一个祖母如何合理化自己对儿孙的冷漠？一个工友如何合理化自己对同事的告发？一个雇员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恩将仇报？意识形态提供了现成的合理化工具——恶不再是恶，如果你赋予它“意义”。冷漠、怯懦、虚伪和残忍不再仅仅是冷漠、怯懦、虚伪和残忍，而是更高意义上的正义、勇气、热忱与牺牲。背叛亲友是为了成全“阶级之爱”，阿谀奉承是因为领袖集团是“正义化身”，施暴是“复仇”，欺凌是“专政”。意识形态不但提供了一个缓解认知冲突的工具，而且提升着每一个服从者的自我形象，极大程度上减少了“作恶”的心理成本。

四

因此，通过“认知冲突理论”，我们隐隐能够看到“耳语者”这座冰山之下的整个政治逻辑。政治恐怖导致人们行为的改变，行为改变引发认知冲突，继而引发“世界观改造”，世界观被改造之后普通人作恶变得更容易，普通人作恶强化政治恐怖——至此，终点回到起点，制度之恶与人性之恶之间完成了一次循环，而这种恶循环的旋涡式流动就构成了《耳语者》描述的世界。

总而言之，极权政治之所以成为极权政治，不仅仅因为它能够系统制造恐惧，而且因为它能够将恐惧转化为热爱，将消极顺从转化为积极参与。不过应该指出，这种转化并非一个刻意选择的结果。上述心理过程，对于当事者来说，可能完全没有自觉的意识。一个人缓解认知冲突的努力，更像是一个人摔倒的过程中本能地用手扶住身边的事物，并非理性人刻意计算的结果。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逻辑链条的前提，是国家对资源的全方位垄断，因为假若人们有哪怕一点选择空间，有在“体制外”找到工作、住房、个人发展更不用说保存生命的空间，其行为就不必如此极端地改变，因此也不必诉诸如此极端的“信念改造”。恐惧与热爱之间的逻辑链接也将迅速朽坏。换言之，全方位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恐惧转化为热爱的基本条件。

今天来看，《耳语者》中的世界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也令人惊骇而陌生。然而，除非我们认为当时的苏联人是另外一个物种，否则我们就需警惕，书中的“恶”到底是埋藏在历史的深处，还是潜伏在我们心灵的角落。我们未必比书中的人物更好，而只是比他们更幸运，生活在一个不那么残酷的时代。换言之，液态的人性遇到了更好的容器。当恐惧的阴影足够黑暗，完全将我们吞没，或许我们也会成为那个无视儿孙的奶奶，那群告发同事的工友或者那个迫害恩人的乞丐，而更可怖的是，我们内心所感受到的恐惧，会在阳光下呈现为熠熠发光的热爱。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奥兰多·费吉斯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读书》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