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是全国各省同时举行的人才选拔考试，俗称“天下大比”。逢“子”“卯”“午”“酉”之年举行，每三年一次。乡试的胜出者，是为“举人”。举人，又称“孝廉”，不仅可参加京城会试，还可以被委以官职。

同治六年(1867)又是乡试大比之年。超元和超琼都是有资格参加的。但此时，父亲光祜因寒气入肺，膈噎成病，在床上日夜痛苦呻吟，翻滚挣扎，用药都不见效。他们照规矩都得留在父亲的病榻前端汤送药。老三超琼在县试中补了廪生，对父亲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但乡试就在眼前，超元和超琼离入仕为官的理想都还只剩一步之遥，怎么可以轻言放弃！所以，光祜坚决不允许两个儿子守在自己身边，白白错过三年一度的大比机会，竭力催促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去省城参加乡试。

光祜此时眼看已经油枯灯尽。兄弟间再三推让。推让的结果是，由老大超元留下为父亲送终守孝；让老三超琼单独赶赴乡试考场。

此次出门赶考，对李超琼而言，是他与父亲的生离死别。

多年后，李超琼收集自己历年的诗稿，编成《石船居古今体诗剩稿》，其第一卷《家山集》收入的第一首诗——《里中早发》，写的就是当年他第一次告别重病的父亲，赶赴八百里之外的省城成都去参加乡试一路上的心情：

鹿角溪头曙色苍，白沙江畔晓风凉。行人去家未半日，孤云回望空伥伥。

炎天六月黄尘恶，吾亲意逐征途长。功名拾芥亦何物，使我内问心悲伤。

肩负家族的重望，抛下重病垂危的父亲，远离家乡，去寻找迷茫的前程。在李超琼心里，忧伤和困惑远远大于兴奋。

四川乡试在成都贡院举行。成都贡院曾是王宫，又充当过皇城，康熙四年才用作贡院。正门上方是康熙御笔题写的“天开文运”四个大字。门南有广场，左右各立石狮一座。广场中建有一座巨大牌坊，上书“为国求贤”四字，传为乾隆御笔。

乡试，固定在秋季举行，故又称“秋闱”。前后要考三场，每场时间长达三昼夜，一、二、三场的开考日期分别是阴历八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整个考试时间加起来是九天七夜。

成都贡院里面分割出许多有序排列的小院子，小院子里每排再隔出进深四尺、宽三尺的考室，称为“号舍”。诺大贡院，容纳着成片的、由密密层层、如蜂巢鸽笼一般的简易房舍。每舍只容一名考生。由于考生年年增加，成都贡院内考试号舍不断增修，同治年间达到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五间，可同时接纳一万多士子参加考试。

考前一天的半夜，考生们便早早候在门外，点名对号，准备进入考场。进场时，每个考生可以领到蜡烛三支，随身还允许带一只装考试必备用品的考篮。

考场的门，被称为“龙门”。子夜时分，“龙门”打开，考生们快速往里跑，把考篮放在某个号舍的桌上，就算占到了一个自己的小空间。每个考生的命运决战就在这个鸽笼般大小的空间里进行。

进了考场，便不能再出来，一直要到全场考试结束。每排号舍都有门，门额上悬挂粉牌，上书字号。号舍既是考试答题的地方，也是考生夜里住宿的地方。每舍有两块长四尺的木板，号舍两边墙体有砖托槽，上下两道。白天考试时，两块木板分置上下托槽上，搭出一副简易桌凳；晚上则将上层的板拆下，与下层拼成一张简易床铺。考试期间，考生们就在“鸽笼”中度过，吃喝拉撒俱在其间。由于空间太小，晚上只能曲膝而卧。

专制时代晚期，社会的阶层流动迟滞，几近板结。底层的读书人没有其他出路，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宿命。这一年，是二十二岁的合江秀才李超琼第一次参加乡试。

他的试卷曾被一位阅卷房师看好，但最终还是没有被录取。

这次走出大山，李超琼多了阅历，长了见识，结交了一批新朋友，大多是贫寒学子。同年参加乡试的天下考生，终身都可以彼此认做“同年”。贫寒学子日后混迹官场，一无所凭，“同年”就成为一种宝贵的社会关系资源。在同一个省参加同一年考试的叫“同乡同年”，更加值得珍惜。成都乡试中这些同年中的许多人，在李超琼日后的人生中还将出现。

他有一首《石室行》，是当时写给一位新结识的朋友的。诗中许多句子，都真实记录了艰辛赶考的贫寒秀才的思想和生活。比如， “贩夫博徒半得志，咄咄富贵能逼人”，写的是他们对考场世态的鄙夷；“自顾生成有穷骨，弃书不读仍长贫”，说的是他们对自己命运的思考。最有情趣的一句是“君出兰溪足重茧，我来符水踵为皴”。写的是来自偏远山区的耕读人家的子弟们相互诉说自己长途跋涉赶考的艰辛。意思是：你来自兰溪，双脚都走出了厚厚的老茧；我来自合江，脚后跟都走出了黑黑的皴皮。双脚起茧，是没有鞋；脚跟黑皴，是衣裤单薄，这些细节折射出的都是贫困和坚韧。

这一年，李超琼乡试落第，父亲光祜的希望还是落空了。返乡后不久，父亲便带着莫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同治七年(1868)，李超琼带着迎战下一轮乡试大比的雄心，第二次去省城成都修学备考。但几个月以后，还是不得不“因病归里”。

那一年，大哥超元因家计益艰而去了彭山一带学做生意。经商途中，染上疾病，差点客死他乡。直到把本钱都丢光了，才两手空空返回家乡。家里上有老娘，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孩，一家人再次跌入生活的谷底。

再一年，三兄弟都呆在老家，糊口无策。

李超琼觉得这样困下去不行，就去求族叔李光澈。李光澈出面，在村里四处东挪西凑，借来一些钱。于是，李超琼第三次去成都。这次，他进了锦江书院，并在那里遇到了两位好老师。

锦江书院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是当时四川省的最高学府，课业以八股为主，其目的主要仍是为科举培养人材。特别幸运的是，李超琼在修学中，多次受到书院山长童棫先生的激赏。

童棫，字愻葊，四川新津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据说还是一位在乡试中中举，来年会试又考取进士的“联捷进士”。他先为翰林，后外放广东做知县，辞官归里后，执掌成都锦江书院。童先生擅长经学，著有《读周易尚书中庸记》八卷，还善书法，精古文，尤工古诗词，是书院学生们崇拜的偶像。童先生任教四年，潜心教书育人，带出了许多有为的学生。

同治九年(1870)又是大比之年。李超琼从张家辞馆出来，回锦江书院全身心备考。此时，童先生被朝廷重新启用，派往海南岛任全岛最高行政长官——雷琼道台。锦江书院来了位新山长——牛雪樵先生。

牛雪樵，号树梅，甘肃通渭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进士，学问渊邃，尤工书法。曾署四川雅安、隆昌、彰明县令，资州直隶知州、宁远知府，四川按察使，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川做官。因为官清廉，决狱明慎，被老百姓呼作“牛青天”。

锦江书院前后两位山长新津童先生和通渭牛先生，都是进出政坛的一时名宦，都通晓史事，都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和丰富的行政经验，与一般冬烘先生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理念和言行，都使李超琼日后在为人处世和为官行政方面终身受益。

两位导师都是凛然威严的长者，又各有个性。李超琼曾归纳说：“从新津童先生游，而知立身之当有节慨；从通渭牛先生游，而知临民之当尽诚恳。”

童先生持身严谨，不苟言笑。锦江书院大厅的梁柱上的一副典雅绝俗、苍茫遒劲的对联，出自童先生的手笔：“毋自画，毋自欺，循序自精，学术有获；不苟取，不苟就，翘节达志，作圣之基。”这副对联一直是李超琼的座右铭。

李超琼对童先生还有一份特别的感激。童先生为解决他的生活困难，亲自出面推荐，替他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家庭教师工作，在一位退休后寓居成都的张道台家里，给主人家的三个孙子和一个外孙做家教。有了这份工作，李超琼才得以在成都生存下来。

牛先生通达干练，幽默诙谐。李超琼有一首五言叙事诗《漫赋》记录了一些在锦江书院的趣事。离家一年多，他就住在书院一座石屋的夹弄隔出的窄屋里，“斗室只一椽，东西为两屋”。平时，“闭门即孤影，聃禁泪沾臆。悬知念子殷，更比思亲亟。”

初春的一天，大哥超元和同乡的一位张姓书生同来成都看他。于是就三人联床而居，一榻而宿，挤得下床找鞋都会相互穿错。“凄凄短灯檠，夜照三人读。尚似儿时青，一笑驰六目”。但又不敢大声说笑，因为德高望重的牛雪樵先生就住隔壁！

“严严通渭公，道貌树高格。经师与人师，当世推专席。步趋有模范，指授善诱掖。朋来抑何盛，著籍盈千百。”牛老爷子为官清廉，从四川臬台的职位上退下来后，没钱回甘肃，就来锦江书院做了山长。道光年间，他的一条腿在宁远大地震中落下了残疾，走路要靠手杖。那杆怕人的手杖，就搁在他身边，惹火了他可是要打人的啊！那一夜，“春宵深又深”，三个睡不着觉的年轻人“饥肠鸣碌碌”，只好用枕头紧捂腹部。

严峻的科考现实总是喜欢让人扼腕叹息，同治九年八月的四川乡试中，李超琼再次落榜。

之后，他一度接受合江县令的邀请，返回乡里参与《合江县志》的编校。同治十年，他又接受老东家张姓前道台的聘请，再次来到成都，在张家连续做了两年家教。业余时间，拜了做过知县的章邱马叔度先生为师，专门研习写八股文的套路。

同治十二年(1873)，李超琼第三次乡试落榜。这一年，他二十八岁了。他心灰意懒，胸中积郁着难以抑制的怨怒，挥毫在斗室的墙上题诗一首：

人似蜂屯号似窠，秋风乡国孝廉科。高材气概摧残易，矮屋文章忌讳多。

身世误于名可啖，精神信是墨能磨。三年伏案应辛苦，到此埋头又如何。

科举，作为一种因循千年的制度，早已熟透。但熟也有熟的好处。依清制，每三年由各省学政从府、州、县生员中考选一次，考选出来的人才每年不过数名，称“优贡”，由各省贡献给朝廷。朝廷在京城设立国子监，专门收容他们。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优贡作为国子监的生员，其资格视同举人，可以和举人一样参加在京城里举行的殿试。

也算是“失之桑榆，拾之东隅”。这一年乡试落榜后，由于四川学政夏路门先生的力挺，李超琼被录取为“优贡”。夏路门(子鐊)，同治二年二甲进士，江苏高邮人，那年出任四川乡试主考。

优贡，虽然“出身”仍旧算秀才，但被允许和举人一起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这可能是合江大山里的那个李姓耕读世家几百年十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之后，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功。他们仿佛远远见到了命运之神在道路的尽头招手。

癸酉年(同治十二年，1873)的整个冬天，李超琼都在为筹措进京赶考的盘缠奔波。山村里和县城里的人家都不富裕，很难开口。还是亏得堂叔李光澈，他为侄儿在乡里张罗到了三百两纹银。

同治十三年(1874)元旦，李超琼去母亲屋里祝贺新年，并为自己即将东去而辞行。作为这个山村耕读世家的一个最优秀的儿子，如今，他将走出大山，去到万里之外的京城，寻找属于自己的前程。

家乡人自家酿制、过年才拿出来享用的栢酒和乡亲间祈福迎新的祝词，都引不起这个年轻人的兴致。他沉重地踏上石阶，推开母亲的房门，强忍的泪水扑簌簌地往下掉。

母亲黄氏过年已六十五了，灰白的头发已经稀疏。见了儿子，破涕一笑：“好啊，去吧！娘等着你金榜题名，光耀门楣!”

兄弟们都在。二哥朝寅虽已经过寄给了伯父，但这时他也赶回来为老三送行。

大哥超元和二哥朝寅都是干活不嫌累、吃苦不叫苦的汉子，但此时，他们相互唏嘘不已，都因为无力借钱支付车马费为三弟送行而深感惭愧。

四弟超瑜此时也已长高，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争着要为三哥扛行李。看着沉重的书箱压在小弟柔弱的肩膀上，李超琼格外心酸。

叔伯婶婶和姐姐妹妹们也都来了，又是慰问又是关照，杂杂遝遝地唠叨着，还时时发出长叹。

只有妻子王氏怀里抱着出生未满四十天的儿子廷毅，在一个角落里漠然独坐，默无一语。李超琼几回走近去，在布簾后面，陪他们母子坐会儿。妻子衣襟上满是泪痕。

照例，秀才家的娘子是可以穿红花衣服的，但眼下还买不起，而且穷窘的日子，还遥遥无期。深深的愧疚，锥子似的刺痛着李超琼。

年初四，黎明时分。沿江一座码头上，停着一条运输木材的木质料船。在晨曦中，船上人擂响了皮鼓，这是祭神。祭神仪式后，才能挂旗解缆。每一条即将驶出葫芦汇，沿大江东流而下的大小船只，都将面临生死考验，所以，祈求神灵保护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今天，这条料船搭载那个满脸忧伤的年轻搭客，也在祈求神灵的护佑。他将顺江流而东行，绕着葫芦汇驶往重庆。由重庆再汉口，再上海，再京都皇城。他离开大山，要去到祖先们可能谁都没有去过的遥不可及的远方，寻找属于自己的不同命运。这个年轻人就是李超琼。

川江水势曲如环。料船沿葫芦汇绕行逾百里，到了山峰连绵的柞子湾。计算起来，这个地方离家的直线距离仍算不远。此时，一股对家乡的强烈留恋，几乎要把李超琼压倒，他恨不得立刻弃船返回，回到母亲和妻儿身边。

漂在江面上的成排竹筏，在湍急水流的冲击下，上下沉浮，左右碰撞，那声响的节奏铿锵雄壮，很快逼退了李超琼内心的犹豫和眷恋。家族世世代代的期望如此沉重，他只有向前，不能退缩。

李超琼伫立船头，挥泪拜别故乡。料船顺流再向东，不多时便驶离葫芦汇，融入了茫茫水雾中。

只身远行的年轻秀才李超琼，大多时间都蜷缩在幽暗的船舱里，伴着一卷黄纸、一个小墨盒，还有一罐酸菜度日。没有人知道他在余下的漫长而艰险的航程中，要熬过多少个白天和黑夜，要穿越过多少次激流和险滩，要经受多少次摧心裂肺的生死磨难。

在沙船上，以及在整个赶考途中，他一直在写诗抒怀，记录观感。当时的诗都是记在一本本用毛边黄纸缝在一起做成的小本子上的，从来不敢示人。天长日久，纸片烂了、潮了，本子散了、丢了，诗也就永远地飞走不再回来。那有什么关系呢，继续地写嘛。

直到二十多年后，他五十岁那年，在阳湖衙署里，自己编辑、排版、印刷各种书籍，包括合江东乡李氏族谱，也包括自己的诗集。他把诗集取名为《石船居古今诗剩稿》。《石船居古今诗剩稿》中收录的作于首次离开大山的远行途中的竟有二十五首之多。其中一首是过瞿塘峡时的即兴之作：

蜀江苦被蜀山束，奔流斗入山之腹。滟滪堆前势更横，百万轰雷走深谷。浪花喷薄夔门开，急溜倒射盘涡回。两崖嶻嶪一千丈，天光不到阴风来。阴风吼处舟如簸，左转右旋飞箭过。狰狞怪石嵌空悬，欲落不落鬼胆破。何人凿壁缘絚上，铁锁销沉东去浪。荒唐争说孟良梯，不为公孙一悲怆。公孙霸业今何有，逆滩疑挟白龙走。赤甲山高失险巇，封箱更为谁踞守。忽惊黑石江心立，百夫狂叫飞桡急。一瞥安流下带溪，回头尚听哀猿泣。

瞿塘峡是长江三峡最险处，长十六里。进得峡来，两边巨崖，倒影如墨，大江被挤成一条曲曲折折的狭线。万水奔腾，如雷霆万钧，冲进峡口，直奔一堆黑色巨礁而去。这堆巨礁就是令人谈之色变的滟澦滩。过往船只到此，都会如离弦之箭，照准礁滩撞去。稍差分厘，便会倾覆灭顶，甚至粉身碎骨。

此诗既是李超琼离开家乡首次经历险情的记录，也是他义无反顾的人生走向的写照。

汉口是料船航行的终点。为了转船东行，李超琼就在汉口沿江找了个栈房住下了，等开往上海货运火轮启航。

汉口到上海的水运，一向靠沙船。沙船是一种硬木制成的平底浅舱船。同治年间江上又有了轮船，还出现了轮船航运业内的竞争。到李超琼出川那年，长江上的轮船航运已经被以美资为主的旗昌洋行垄断。

大山之外的世界，好生奇妙！第一次登上轮船的经历是新奇的，李超琼随身带着小墨盒和小黄纸，把沿着旋形铁梯钻进小火轮舱房、夜间在船舱里承爱航行的颠簸、清晨在甲板上闻听汽笛的鸣叫等等的新鲜经历，都一一记下来，旗昌洋行的轮船从汉口顺流而下，一日一夜可行千里。“双轮激浪突风樯，神力无劳乞马当”，经九江、南京、镇江，三天后便到达航程终点上海。

上海，至元二十八年(1291)置县，晚清时属江苏省松江府。一直以来，人们“知有苏州，不知有上海”。三十二年前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一纸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被迫对外开放，全世界于是一下子都知道了上海。当轮船驶进黄浦江，展现在四川秀才李超琼面前的，是一幅舳舻相衔、帆樯比栉的港区景象。

浦江西岸码头林立，几无空隙。上海城厢设在苏州河与黄浦江的汇合处。虽有城墙围抱，却难掩城里的工商繁华。

最吸引眼球的是县城东门之外，那些沿浦而立的西洋建筑。它们大都坐西朝东，而不是坐北朝南；大都四四方方，三四层高，平顶或四面坡顶；屋前大都有敞开的花园，配置大拱门的游廊；有的在屋后还配有一些体积巨大的两层的附房，似为仓栈和马棚。

当时上海还在电力时代的前夜，油灯和煤气灯照耀下的外滩夜空和黄浦江上的万舟灯火，已使李超琼感叹不已：

长江万脉此归墟，黄埔南来一尾闾。四十里中金碧炫，泝流疑到蜃楼居。

当然，他不可能想到，若干年以后，他本人会成为上海知县，而上海会成为他人生的最后归宿。⁽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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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节未加注释或说明的情节和引文出自李超琼《石船居古今体诗剩稿》家山集卷和北行集卷，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