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为自己的学生作序，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博士毕业后，姜磊去到著名的浙江大学工作，继续从事他喜欢的俄罗斯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许多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让我这个当导师的感到很骄傲。此专著是姜磊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2016年他博士答辩时，我在莫斯科大学访学，很遗憾未能参加，但据同事和外校专家反映，他的博士论文主题鲜明、立意高远、思想深刻，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新俄罗斯文学中的形象问题以及对书写此类身份的审美造型有独到见解，故论文获得了90分以上的好成绩，其科学研究能力亦得到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距离姜磊博士答辩已过去4年时间，再次阅读这部即将以著作形式出版的书稿，还是心生许多感慨。

首先是选题。《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思想谱系研究》这个书名就把研究领域限定在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的范围内，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毕竟与未解体前的苏联文学、苏联之前的苏俄文学以及更早的俄国文学存在巨大的不同，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成立的前提。知识分子历来是俄罗斯这个民族的良心，他们常常将自身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但是，苏联解体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娜塔莉亚·伊万诺娃把当代俄罗斯文学（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称为黑铁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以凸显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之后的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鲜明特征。本书没有采用这种命名方式，窃以为，此立“新”非为弃“旧”，也只有从源头入手，才能发现“新”一定是在“旧”的根基上生发出来的，本书强调的是解体后俄罗斯文化迎来了新的价值体系。“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文化的基因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巨大变异，总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存活下来，又有一些新的元素融入其中。新的价值观之所以能够迅速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始终存在反乌托邦冲动，只是没有遇到爆发的条件。如专著所言，反乌托邦情结的在场与俄罗斯民族心智中内在的矛盾性密不可分，“矛盾性是俄罗斯民族性格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这种矛盾性在民族精英——知识分子身上尤为明显”。在建构乌托邦大厦的同时，“他们又不断对抗、否定乌托邦。以文学为例，反乌托邦思想一直蕴含在文学之中，与各种乌托邦不断角力，形成了动态平衡之势”。

对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谱系的阐释也是本书的亮点。这是因为，按照传统的对现代性的理解，这是一个与时代捆绑在一起的观念，是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因此也可以将现代性理解为时间观念。在西方哲学话语中，现代性是欧洲启蒙运动在当下的回声，但俄罗斯是否经历过欧洲意义上的启蒙思想之洗礼还值得探讨。本书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谱系进行了精细的梳理，但并未对西方现代性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和西方文化视域中的知识分子与俄罗斯思想中的知识分子存在联系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明，我个人赞同这种写法，因为如果展开，则有离题的嫌疑，姑且认为这是自明性的话语。俄罗斯文学中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精英人物，但他们多以“多余人”“新人”等形象出现，尽管这不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全部品格，但的确也是新俄罗斯文学常常青睐的书写对象。故此，专著从上述人物过渡到解体后“新俄罗斯文学”中那些“存在的难民”“无望的漂泊者”，并以此为契机来说明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存在的合法性。

文学对俄罗斯民族而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知识分子表达自己意志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看，作家创作的“现代知识分子”也可能是“现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折射，而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小说中鲜活的个体生命，也可能代表作家本人的精神和思想诉求，这和俄罗斯历史上对作家地位的认知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佩列文、托尔斯泰娅、马卡宁、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等人的创作无一不体现了他们的责任意识和对俄罗斯未来的焦虑。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与其说是玩世不恭的语言游戏，不如说是通过解构来实现“现代知识分子”对“新俄罗斯思想”的重构。因此本书认为，“知识分子传统在俄罗斯文化中消失殆尽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符合现实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突出特征是“后现代的现代性”，这是俄罗斯文学（包括“新俄罗斯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巨大不同，也是本书认为《野猫精》中“尼基塔”的人设是“守望者或薪火相传的使者”的原因，尼基塔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纪念荣耀的过去，是寄希望于未来”。

本书充满了哲学思辨，能在文学中发现思想的元素，对文学作品作深度的哲学思考和文化阐释。对文本的细读和对其中深藏的关于知识分子面对现代社会种种痼疾的态度的分析体现了年轻学者的使命担当以及思想的深邃，这一点令人敬佩。本书的语言不以华丽和轻盈取胜，而是在平凡的诠释中揭示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独有的身段，是否对其“只能信仰”，本书并未给予终极判断，因为无论是后现代主义文学，还是后现实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彼此都是相互渗透的，这些文学思想或者流派，只能提供一种关于新价值体系发展的轮廓，“新多余人”、“变异的知识分子”、“地下人”和“薪火的守望者”还有转换身份的可能。在文明存在冲突、经济面临转型、社会持续动荡、文化潜藏危机、价值观不断被刷新等多种危机之下，新俄罗斯文学对人物，尤其是对现代知识分子新姿态的塑造，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本书给我们的启示是，新俄罗斯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处在不断刷新自己价值观的过程中。

作为导师，我欣喜地看到姜磊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巨大潜力，作为“前浪”，我为有这样出色的弟子和“后浪”感到自豪和骄傲，也祝愿他在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取得更大成就。

郑永旺

2020年1月于黑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