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概述

在俄罗斯文学^[1]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占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与俄罗斯文学一道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以公理与正义代言人的身份为民众发出呐喊。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俄罗斯文学史就是以作家为代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隐性表达。许多著名的俄罗斯文学家从本质上说是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阐释重大的哲学命题。从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果戈理（Н.В.Гоголь）、屠格涅夫（И.С.Тургенев）到托尔斯泰（Л.Н.Толстой）、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直至帕斯捷尔纳克（Б.Л.Пастернак）、普拉东诺夫（А.П.Платонов）、特里丰诺夫（Ю.В.Трифонов）、索尔仁尼琴（А.И.Солженицын），以及当代作家马卡宁（В.С.Маканин）、佩列文（В.О.Пелевин）、托尔斯泰娅（Т.Н.Толстая）、彼得鲁舍芙斯卡娅（Л.С.Петрушевская）、波利亚科夫（Ю.М.Поляков）、瓦尔拉莫夫（А.Н.Варламов）等，几乎所有俄罗斯作家的创作都涉及知识分子题材。知识分子与俄罗斯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想信息”。因此，国内外学界对俄罗斯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给予了持续的高度关注。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也是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它不仅使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也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发展路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范式走下历史舞台，后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等文化潮流逐渐兴起。苏联解体后的文学在创作范式、审美旨趣、精神诉求等方面与苏联文学存在显性的区别，呈现多元化、开放性、后现代性、先锋实验性等诸多特性。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重新融入当代世界文学的谱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文学可称为新俄罗斯文学。新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文学最活跃、最具生活气息的组成部分，它客观上继承了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文学，尤其是“白银时代”文学的诸多特质，又以苏联文学为自身发展的养料。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俄罗斯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它在新俄罗斯文学中的阐释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和独特的价值。

第一节 俄罗斯学界研究概况

一 俄罗斯学界对现实中的知识分子研究概况

由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C.布尔加科夫（С.А.Булгаков）、格尔申宗（М.О.Гершензон）、弗兰克（С.Л.Франк）等哲学家共同撰写的《路标》（Вехи，1909）文集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知识分子发出的时代宣言。此后，这些哲学家又合作完成了续篇《来自深处》（Из глубины，1918）。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的思想家们再次发表了《路标转换》（Смена вех，1921）文集。苏联时期，《苏联知识分子：形成和发展史》［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оста （1917-1965 гг.），1968］、《知识分子与革命》（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1985）、《苏联知识分子简史》［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1917-1978 гг.），1977］等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成果陆续问世。当代著名学者，如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ев）、古德科夫（Л.Д.Гудков）、达维多夫（Ю.Н.Давыдов）、加斯帕罗夫（М.Л.Гаспаров）、索科洛夫（А.В.Соколов）等都将知识分子问题视为研究焦点，且都对该问题展开深入的论述。同时，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博士论文的数量也十分可观。此外，近年来，伊万诺夫国立大学、乌拉尔联邦大学和涅克拉索夫国立师范大学分别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心。“知识分子学”（Интеллигентоведение）作为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科近年来在俄罗斯也诞生了。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罗斯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不论就深度还是广度而言，显然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二 俄罗斯学界对文学中知识分子研究概况

（一）俄罗斯学界对传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研究概况

俄罗斯学界对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剖析也具有一脉相承、历久弥新的特点。皮萨列夫（Д.И.Писарев）在《巴扎罗夫》（Базаров，1862）、《现实主义者》（Реалисты，1864）和《思考的无产阶级》（Мыслящий пролетариат，1865）三篇文章中对屠格涅夫的《父与子》（Отцы и дети，1862）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Что делать？，1867）做出了高度评价。他分析了《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和《怎么办？》中的拉赫梅托夫这两个人物形象。他认为，巴扎罗夫是旧社会秩序的挑战者，是比贵族更加接近人民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巴扎罗夫为代表的时代“新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皮萨列夫看来，拉赫梅托夫是一个真正的职业革命家，是革命知识分子，也是俄国社会的希望。皮萨列夫的这几篇文章开启了对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研究的先河，为以后研究文学中知识分子问题打下了基础。

赫尔岑（А.И.Герцен）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1833）时，将奥涅金称为“多余人”（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这个术语一时成为热词。在赫尔岑看来，所谓的“多余人”就是当时俄国社会中一部分接受过欧化教育，却没能施展自己的抱负，进而郁郁寡欢的上流社会贵族青年。“多余人”显然是俄罗斯文学中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肖像之一。赫尔岑认为，我们只要不愿做官或地主，就多少有点奥涅金的成分。奥涅金是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什么事也不做，他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中是个多余的人，而又没有足够的性格力量从这个环境中挣脱出来。换言之，所谓的“多余人”并不多余，他们恰恰是社会中拥有最先进思想的精英，他们并非不能入仕，而是不愿同陈腐的社会旧习妥协，他们以此作为一种另类的反抗。普希金之后的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将“多余人”的主题继承下来，并将其发展到极致。“多余人”的形象也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不断嬗变，在传承中实现了突破。

杜勃罗留波夫（Н.А.Добролюбов）在《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Когда же придет настоящий день？，1961）一文中详尽地阐释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Накануне），他将英萨罗夫和叶莲娜称作“新人”（новый человек）。他认为屠格涅夫的创作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相适应，正在同一个方向上前进”，他所塑造的人物是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巴辛柯夫代替了多余的人，罗亭就代替了巴辛柯夫，拉夫列茨基代替了罗亭。这些人物中的每一个都比前面的人更果敢、更完整”^[2]。杜氏认为屠格涅夫之所以会塑造出英萨罗夫和叶莲娜，源于其创作内在延续性的必然要求，更是当时俄国特定社会语境的要求。他认为，叶莲娜“身上表现出一种为了一件什么事而引起的朦胧的忧郁，一种几乎是不自觉的、但却是新的生活和新人们的不可阻挡的要求，这种要求现在几乎笼罩着整个俄国社会”^[3]。也就是说，杜氏认为，“新人”明显区别于有追求自由的意愿、反抗意识萌芽，却自我放逐、没有真正行动的“多余人”。从“多余人”过渡到理性实践者“新人”是历史前进的必然和俄国社会的内在要求。

奥夫相尼克-库利科夫斯基（Д.Н.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的《俄国知识分子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1908）是研究19世纪俄国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集大成之作。他从心理学和历史文化学层面来阐释《聪明误》（Горе от ума，1824）、《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1840）、《罗亭》（Рудин，1855）、《贵族之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1858）和《奥勃洛莫夫》（Обломов，1859），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города，1870），以及屠格涅夫中后期作品、乌斯宾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勾勒出由恰茨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拉夫列茨基、奥勃洛莫夫、小官吏知识分子、别里托夫、巴扎罗夫、陀氏笔下的“活着的伟大罪人”^[4]等构成的俄国文学知识分子群像。奥夫相尼克-库利科夫斯基不仅细致地剖析了上述人物的心理，而且试图厘清作为各个时期知识分子代表的作家们的创作心理和动机。

1911年出版的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的两卷本《俄国社会思想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1911）是另一部阐释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重要著作。他认为，“文学是生活投射出的光亮的聚焦”，“俄国文学是其知识分子的圣经（福音书）”^[5]。换言之，绕开俄国文学研究知识分子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他强调，小市民是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背景，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其与小市民习性不懈斗争和为了个性独立顽强奋斗的历史。书中详细分析了从拉基舍夫、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再到契诃夫、高尔基等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肖像进行深入对比分析，突出19世纪及20世纪初俄国社会思想的基本主题，即知识分子对抗小市民习性和追求个性独立与解放。

（二）俄罗斯学界对新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概况

相比于对经典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状况，俄罗斯学界对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解析显得不是特别充分。

斯科罗帕诺娃（И.С.Скоропанова）编写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教程》（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Учеб.Пособие，2001）对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佩列文等作家进行了概括论述。她认为，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在自己的作品中意欲解构“缘起于启蒙时期的‘人的观念’”，并且构建新的“完整的人（包括意识、无意识和超意识）”^[6]。对人存在的意义的探索是贯穿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创作的重要主题。

评论家列伊杰尔曼（Н.Л.Лейдерман）和利波维茨基（М.Н.Липовецкий）在《当代俄罗斯文学——1950-1990》（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0-1990-е годы，2003）一书中将维克多·叶罗菲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佩列文、托尔斯泰娅和索罗金（В.Г.Сорокин）、波波夫（Е.А.Попов）等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了论述。

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认为，佩列文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当代作家，他的著作销量可媲美阿库宁（Б.Акунин）的侦探小说。佩列文与托尔斯泰娅等严肃作家正在“弥补大众文学与严肃（高雅）文学之间的鸿沟”^[7]。他们对佩列文的代表作品《夏伯阳与虚空》（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1996）和《“百事”一代》（Generation “П”，1999）中的人物进行了阐释，认为夏伯阳和瓦维连·塔塔尔斯基是完全对立的人物类型。前者是创作者、诗人，后者是“文字处理器”，他的名字由Василий Аксёнов 和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组合而成，“他是一种自己（所写）广告宣传的物体，或者商品，名字就是他的‘商标’”^[8]。

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将20世纪80年代后期马卡宁、彼得鲁舍芙斯卡娅创作的小说和约瑟夫·布罗茨基（И.А.Бродский）的诗歌看作对后现代主义的进一步探索，认为这些作家的创作代表了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新艺术体系的形成”。他们认为，马卡宁是新俄罗斯文学的领军人物，认为“个性”与“群居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是贯穿该作家创作过程的主题。在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看来，《地下人，或当代英雄》（Андеграунд，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1998）的主人公是“当代英雄”，是一个在“群居性”社会中依然捍卫“自我”的自由人。

他们认为，托尔斯泰娅是年轻一代作家中的一个耀眼的新星，她的早期作品因“童话般的意境”而备受瞩目。评论家将《野猫精》（Кысь，2001）视为托尔斯泰娅创作的“转折点”，盛赞该作品使人想起“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9]这一著名论断，因为评论家鲍里斯·帕拉莫诺夫（Борис Парамонов）直言在该作品中“托尔斯泰娅书写了（构建了）真正的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模型（модель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安德烈·涅姆泽尔（Андрей Немзер）和斯捷潘尼扬（К.А.Степанян）却对《野猫精》提出了最为严苛的批评，认为这仅仅是“对列米佐夫和扎米亚金的高明的模仿”而已。在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看来，产生这种两极分化评论的诱因是“它解构了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神话——对生命的崇高的救赎意义来自书本（从广义上说是文化）”^[10]。该书对托尔斯泰娅《野猫精》的概述奠定了其作为新俄罗斯文学经典著作的地位。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流逝，《野猫精》这部作品确实没有被淡忘，它依然是评论界公认的俄罗斯当代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马卡宁、佩列文、托尔斯泰娅、彼得鲁舍芙斯卡娅、波利亚科夫等作家被俄罗斯学界公认为新俄罗斯文学的翘楚，而他们的代表作《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百事”一代》、《夏伯阳与虚空》、《野猫精》、《深夜时分》（Время ночь，1992）、《无望的逃离》（Замыслил я побег...，2002）等的问世之于俄罗斯文坛都是重大“事件”。俄罗斯学界针对这些作品的论战也不可谓不激烈，对作品的人物形象也有较多的关注。

俄罗斯学界对马卡宁创作中的人物研究：玛丽娜·阿巴舍娃（М.П. Абашева）在论文《二十世纪末的小说：作者同一性的形成》（Русская проза в конце XX в.：Становление автор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2001）中对马卡宁创作中的“自我认知创作范式”进行了深入解读。希林娜（К.О.Шилина）在副博士论文《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诗学：主人公问题》（Поэтика романа В.Маканина “Андеграунд，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Проблема героя，2005）中认为：“《地下人，或当代英雄》是一部关于艺术家的长篇小说，其主人公是‘地下人’的代表。”^[11]在该文中，她梳理了马卡宁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嬗变，着重分析了《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主人公立场与作家立场之间的关系，解析了“地下人”的生存空间，并阐释了该作品中的“互文诗学”。叶夫根尼娅·克拉夫琴科娃（Е.А.Кравченкова）在论文《马卡宁的艺术世界：观念与诠释》（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В.С.Маканина：Концепции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2006）中对马卡宁创作的独特主题、作家的立场、创作题材、作品结构等进行了解析，文中专章分析了马卡宁创作的主人公从“中年人”到“地下人”的演变历程。

俄罗斯学界对佩列文创作中的人物研究：伊希姆巴耶娃（Г.Г. Ишимбаева）在《夏伯阳与虚空：维克多·佩列文的后现代主义游戏》（“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ие игры Виктора Пелевина，2001）中指出：“应该关注作品中三个主要人物姓和名的首字母重叠现象：Петр Пустота-ПП，Владимир Володин-ВВ，Семен Сердюк-СС，这种重叠具有象征意义，主要人物不仅仅是‘诗人’、‘企业家’和‘酒鬼——旧知识分子’，而且是‘艺术家’、‘俄国式的商人’和在房间里喝得不省人事的‘旧式俄国佬’。所有这些他们携带的特质和所有表现出的本质特征都不是租借的，而是属于自身特有的。这些特质受限于历史因素、环境和传统精神。”^[12]达里娅·扎鲁宾娜（Д.Н.Зарубина）在论文《佩列文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共相”》（Универсалии в романно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В.О.Пелевина，2007）中较为详尽地阐释了《奥蒙·拉》（Омон Ра，1992）、《昆虫的生活》、《夏伯阳与虚空》、《“百事”一代》等作品的主题，认为《“百事”一代》是对俄罗斯社会西方化所带来后果的真实呈现。她还专门在“文化与文明选择夹缝中的‘有文化天赋的’主人公”一节中对佩列文代表作品中的主人公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她看来，夏伯阳是一个走在寻找真正自由道路上的知识分子或人物；瓦维连·塔塔尔斯基则是一个内心幡然醒悟的“佩氏文化人”。基里尔·库兹涅佐夫（К.В.Кузнецов）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代沟问题母题：以库普朗〈未知一代〉真实语境中的佩列文〈“百事”一代〉为例》（Доминанты поколенческой проблемат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омана “Generation ‘П’” В.Пелевина в актуаль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Generation Икс” Д.Коупленда，2008.）一文中，将佩列文的《“百事”一代》与加拿大作家的《未知一代》（Generation X）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不是个人，而是一代人，是一个集合概念。库兹涅佐夫对这两个“群体”进行了身份定位和较为深入的心理探索。

俄罗斯学界对托尔斯泰娅创作中的人物研究：托尔斯泰娅的《野猫精》引起了俄罗斯学界的极大兴趣。克雷然诺夫斯卡娅（О.Е.Крыжановская）的《托尔斯泰娅〈野猫精〉中诗意化虚构的反乌托邦的世界图景》（Антиутопическая мифопоэтическ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в романе Татьяны Толстой “Кысь”，2005）中阐释了该作品的反乌托邦主题；维索钦娜（Ю.Л.Высочина）的《托尔斯泰娅小说的互文性：以〈野猫精〉为例》（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 прозы Татьяны Толстой：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омана “Кысь”，2007）研究了该作品与经典文学的关系；波诺马廖娃（О.А.Пономарева）的《托尔斯泰娅〈野猫精〉的对话性：民间口头创作、文化与历史文化三个方面》（“Диалогизм” романа “Кысь” Т.Толстой：фольклорный，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и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й аспекты，2008）分析了以《野猫精》为代表的创作与民间文学之间的关系。佩列佩利岑娜（Н.В.Перепелицына）的《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俄罗斯小说中的艺术假定性的类型》（Тип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условн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й прозе рубежа XX-XXI вв.，2010）则分析了《野猫精》中的神话诗学，认为托尔斯泰娅借助作品完成了新的历史模型的构建。潘成龙（Пань Чэнлун）的《当代批评中的托尔斯泰娅的创作》（Творчество Т.Толсто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2007）一文分析了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作家创作中的隐喻、互文、神话等风格特征。他进一步指出，《野猫精》中的荒诞神话是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要表现形式。此外，他还略微提及了知识分子与文化的关系。

俄罗斯学界对彼得鲁舍芙斯卡娅创作中的人物研究：普鲁萨科娃（И.Прусакова）认为，彼得鲁舍芙斯卡娅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有某种确定性，厄运时时刻刻威胁着他们：“契诃夫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坐在桌边闲谈时，他们在舞台之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而彼得鲁舍芙斯卡娅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在剧目开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无论他们在舞台上怎样令人厌烦地晃来晃去都是徒然的。”^[13]在斯拉夫尼科娃（О.Славникова）看来，彼得鲁舍芙斯卡娅以如此残酷和灰暗的视角来看待人和人的活动，以至于在她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已经完全不是人了，更确切地说，像“芭比娃娃”，“如此慷慨地用黑夜和土地调制出的浓稠的混合颜料来展现调色板上额外的黑色色差”^[14]。雷科娃（Д.В.Рыкова）在《彼得鲁舍芙斯卡娅的创作：宗教文化传统语境中作家理想问题》（Творчество Людмилы Петрушевской.Проблема авторского идеал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традиции，2007）中认为，主人公是彼氏表达自我理想的一种手段。她梳理了作家创作中的受难者、圣愚、道德高尚之人和处于生存与死亡边界的人等各类主人公形象。

俄罗斯学界对波利亚科夫的创作研究：拉利萨·扎西多娃（Л.С. Захидова）的《波利亚科夫的个人风格特征》（Специфика идиостиля Ю.Полякова，2009）、格卢霍娃（О.П.Глухова）的《波利亚科夫文本空间中的主观情态性表达方式和手段》（Средства и способы выражения субъективной модальности в текстов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Ю.Полякова，2010）、娜塔莉娅·亚楚克（Н.Д.Яцук）的《波利亚科夫的小说和政论作品中的词汇创新》（Лексические н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прозе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е Ю.М.Полякова，2011）等都分析了作家创作中的词汇和语用现象。虽然这些论文并未直接分析人物形象，但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和人物的性格有一定的意义。

综上所述，俄罗斯学界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可谓家学渊源深厚，且论述深入、翔实，能够形成完善的体系，乃至“知识分子学”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我们看到，对传统文学中的各类知识分子形象，俄罗斯学界有着较为深刻且细致的阐述，且已有对某一时期文学中知识分子研究的专门论述。诚然，对当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中的人物形象的孤立（单独）研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但同时，我们尚未发现俄罗斯学界对当代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象的系统性专门研究，对当代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的谱系化研究和对其所承载思想的深入论述依然缺乏。

第二节 西方学界研究概况

一 西方学界对现实中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概况

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几乎所有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都有关于该论题的阐述。其中，古尔德纳（A.W.Gouldner）的《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1979）、约翰·凯里（John Carey）的《知识分子与大众》（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2010）、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1999）、阿隆（R.Aron）的《知识分子的鸦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2005）、兰德（Ayn Rand）的《致新知识分子》（For the New Intellectual，2005）、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的《知识分子都到哪儿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2005），以及葛兰西（A.Gramsci）的《狱中札记》（The Prison Notebooks，2000）、福柯（Foucault）的《真理与权力》（Truth and Power，1980）等著作都从各个层面对知识分子展开了十分详尽的论述。与此类似的著作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可见，西方学界对知识分子问题是极其关注的。

鉴于本书研究的是新俄罗斯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因而我们不准备展开说明西方学界对知识分子的阐释，而是更加关注其对俄罗斯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的论述，尤其是针对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的阐释。

二 西方学界对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概况

（一）西方学界对传统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概况

奥尔金（Moissaye J.Olgin）博士的《俄罗斯文学导读》［A 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1820-1917），1920］和凯特丽奥娜·凯利（Catriona Kelly）的《俄国文学导论》（Russian Literatur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2001）都对俄国文学做了总体概括，对各个时期的著名作家做了简略分析和概述。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的《在宗教与理性之间——论俄罗斯文学与文化》（Between Religion and Rationality-essays i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10）分析了《穷人》《死屋手记》《白痴》《群魔》等作品，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置于19世纪俄国文学的视域下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分析，并将其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等进行对比分析，着重突出了陀氏创作中的宗教性与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关系，对陀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略有涉及。这部作品对于我们理解陀氏经典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著名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俄国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2001）无疑是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重要著作。他将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作家视为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通过对这些作家创作的剖析来阐释作家的思想，进而综论俄国“知识阶层”的特性。诚然，该书并非专门针对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展开研究，却也不失为从新的视角理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形象与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之间关系的参考资料。

（二）西方学界对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概况

西方学界对新俄罗斯文学也比较关注，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后现实主义文学等流派，以及俄罗斯文学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也予以了高度重视。

萨利·莱尔德（Sally Laird）的《来自俄罗斯文学的声音——十位当代俄罗斯作家访谈》（Voices of Russian Literature：Interviews with Ten Contemporary Writers，1999）将彼得鲁舍芙斯卡娅、马卡宁、佩列文、托尔斯泰娅与波波夫、索罗金一道视为新俄罗斯文学的领军人物，与他们进行了访谈。显然，该书对上述作家的选择证明了这些作家的创作已具有一定的世界声誉，也为我们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作为本书的研究材料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利波维茨基（Lipovetsky）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与混乱对话》（Russian Postmodernist Fiction：Dialogue with Chaos，1999）^[15]、妮娜·科尔斯尼考芙（Nina Kolesnikoff）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策略》（Narrative Strategies of Russian Postmodern Prose，2003）和《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虚构性格的构建本质》（The Constructed Nature of Fictional Characters in Russian Postmodernist Prose，2010）^[16]、戈卢布科夫（Mikhail Goloubkov）的《21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和文化密码》（Literature and Russian Cultural Co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2013）^[17]等研究成果都对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总体概述，并对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中体现的创作风格和写作策略进行了论述。

西方学界不仅关注俄罗斯当代文学发展态势，对一些知名作家的代表作品也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西方学界对马卡宁创作中的人物研究：马卡宁的《高加索俘虏》（The Prisoner of the Caucasus，1994）、《出入口》（Escape Hatch，1996）、《路漫漫》（The Long Road Ahead，1996）等作品早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等多国语言版本。因此，西方学界对马卡宁创作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克里斯蒂安娜（Schuchart Christiane）的《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ät in Vladimir Makanins “Andegraund，ili Geroj našego vremeni”，2004）一文重点分析了《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互文现象。比利时根特大学的蒂姆·万德斯汀（Tim Vandersteen）在《弗拉基米尔·马卡宁长篇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主题研究》（Het them van de nivellering in de roman “Andergraude，ili geroj nasšego vermeni” van Vladimir Makanin，2006-2007）一文中对马卡宁做了介绍，对其创作进行了梳理，对《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的主题进行了分析。英国埃克赛特大学学者萨利·道尔顿-布朗（Sally Dalton-Brown）在《无效的思想、暴力的后果：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的知识分子肖像》（Ineffectual Ideas，Violent Consequences：Vladimir Makanin’s Portrait of the Intelligentsia，1994）一文中对马卡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分析。颇为遗憾的是，该作品发表时《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尚未出版，然而我们认为该文章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牛津大学史密斯（G.S.Smith）教授的《在白纸和白雪上：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On the Page and on the Snow：Vladimir Makanin’s Andergraund，ili geroi nashego vremeni，2001）一文对该作品的结构、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对《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对话、酗酒、性行为和身体暴力等内容进行了解析，并解析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

西方学界对佩列文创作中的人物研究：佩列文的《夏伯阳与虚空》《“百事”一代》等作品在西方各国也都有了翻译版本。西方学界对佩列文的创作给予了密切关注，其作品一经面世便有相应的评论发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基斯·里弗斯（Keith Livers）的《昆虫的王国：在维克多·佩列文〈昆虫的生活〉中寻找自我》（Bugs the Body Politic：The Search for Self in Viktor Pelevin’s The life of Insects，2002）分析了佩氏早期作品《昆虫的生活》，称其堪比卡夫卡的《变形记》；萨利·道尔顿-布朗的《寻找造物主：佩列文和〈T〉中的无能作家，以及文集〈给美丽女士的菠萝汁〉》［Looking for the creator：Pelevin and the Impotent Writer in T（2009）and Ananasnaia voda dlia prekrasnoi gamy（2011），2014］分析了佩列文2009年和2010年出版的两部新作《T》和文集《美女菠萝汁》（Ананасная вода для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ы）。虽然这些文章并未直接涉及我们要研究的作品，但是它们有助于我们厘清佩列文的创作历程，从而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佩氏的创作。

鲍里斯·诺登博斯（Boris Noordenbos）的《进入新时代？从文化-符号角度对维克多·佩列文的解读》（Breaking Into a New Era？A Cultural-semiotic Reading of Viktor Pelevin，2008）一文选取了佩氏两部重要作品《“百事”一代》（Generation “П”）和《号码》（Чuсла）为研究材料，从文化视角对后苏联时代西方和俄罗斯的思想意识、文化和社会体制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解读。妮娜·科尔斯尼考芙娜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梅尼普讽刺风格》（Menippean Satire in Russian Postmodern Prose，2008）一文以《夏伯阳与虚空》等三部当代著名作品为对象，对后现代主义与梅尼普讽刺体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较为翔实的论述。汉斯·巩特尔（Hans Günther）的《后苏联的虚空（弗拉基米尔·马卡宁和维克多·佩列文）》［Post-Soviet Emptiness （Vladimir Makanin and Viktor Pelevin），2013］一文从社会学角度对《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百事”一代》和《夏伯阳与虚空》三部作品进行分析，认为这些作品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在整体体制转轨、经济一落千丈的情况下，虚无的思想笼罩着整个社会，社会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极其模糊。

西方学界对彼得鲁舍芙斯卡娅创作中的人物研究：彼得鲁舍芙斯卡娅被誉为“域内开花，域外香”的作家，她的作品虽然在国内经历了先抑后扬的命运，在国外却一亮相就被高度评价。欧美文艺评论界对彼得鲁舍芙斯卡娅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具备一定的基础。美国学者约瑟芬·沃尔（Josephine Woll）在《迷宫中的弥诺陶洛斯^[18]：彼得鲁舍芙斯卡娅创作评论》（The Minotaur in the Maze：Remarks on Lyudmila Petrushevskaya，1993）中阐释了彼氏笔下的人物及其创作基调，论述了读者阅读其作品的感受；著名美国评论家康纳·多克（Connor Doak）的专著《奶奶追忆往昔：彼得鲁舍芙斯卡娅〈深夜时分〉中的外祖母们和外孙们》（Babushka Writes Back：Grandmothers and Grandchildren in Lyudmila Petrushevskaya’s Time：Night，2011）论述了彼氏独具一格的后现代创作手法，解析了《深夜时分》（Время ночь，1992）^[19]中以安娜为代表的老年女性在生存空间被挤占殆尽的困境中自怨自艾的讲述，控诉女性-知识分子在新的文化生态中走投无路的惨状。

西方学界对托尔斯泰娅创作中的人物研究：托尔斯泰娅是一位为西方学界所熟知的当代俄罗斯作家。她曾在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精通英语。她的作品大部分都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匹兹堡大学的海伦娜·戈西罗（Helena Goscilo）在《表面文本的托尔斯泰娅之爱》（Tolstajan Love As Surface Text，1990）一文中对《索尼娅》《彼得斯》等早期作品中的爱情主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另外，戈西罗教授在专著《达吉雅娜·托尔斯泰娅的爆炸性世界》（The Explosive World of Tatyana N.Tolstaya’s Fiction，1996）中系统地分析了《在金色的台阶上》（На золотом крыльце сидели，1987）等作品。琳妮·纽鲁斯（Knowles Lynne）在论文《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语言、文化和翻译研究：以托尔斯泰娅的〈野猫精〉为例》（Linguistic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Russian Postmodern Novel and its Translation：Кысь by Tatyana Tolstaya，2007）中对托尔斯泰娅《野猫精》的英语译本与法语译本以及俄语文本进行了对比，并从语言学和文化角度分析了该作品，对其中的主题展开了阐释。

综上所述，西方学界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具有持续且深入的特点，而对俄罗斯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相对较为薄弱，针对新俄罗斯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研究也依然处在以个案研究为主的状态。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对该问题的系统化研究成果。

第三节 中国学界研究概况

一 中国学界对现实中俄罗斯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概况

我国学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著作数量相对可观。北京师范大学张建华在《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一书中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阐释了18～20世纪初期的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全景图。作者论述了知识分子个体的初现，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特殊群体的形成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在该书中，作者特别阐述了“忏悔的贵族”和“多余人”等俄国经典文学中出现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李小桃在专著《俄罗斯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系统地分析了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及自我意识的萌发，论述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性与社会实践，阐释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的自省与反思，概述了苏联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自我审视及改革时期的苏联知识分子等内容。该书对特定时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做了深入全面的解析。此外，还有李必莹的《改革中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张建华的《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1917-1936）》，倪稼民的《从建构到失语——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与斯大林模式》，朱达秋、周力的《俄罗斯文化论》，等等，对知识分子展开了专门论述。此类著作数量颇丰，此外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各类论文数量也相当可观。可见，我国学界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研究相当重视，且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这些论著或从历史的维度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或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性进行了深入解析，或对特定历史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生存状况和命运进行阐述。诚然，以上成果对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剖析少有涉及，然而它们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细致论述对我们研究新俄罗斯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问题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中国学界对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概况

（一）中国学界对传统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概况

如果说对现实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进行得相对深入且系统，那么对文学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该课题只是在一些成果中有所涉及，专门针对该问题的系统研究相对不足。

谢周的《从“多余”到“虚空”——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流变略述》一文分析并简要阐释了俄罗斯文学中几个主要的知识分子群像，梳理出一条从“多余”到“虚空”的知识分子形象流变线索。张晓东的《苦闷的园丁——“现代性”体验与俄罗斯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书从知识分子与俄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对19世纪30～40年代到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剖析。他将知识分子视为俄国这个“大花园”的辛勤园丁，将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该形象在俄国社会中的原型进行有机的对比与综合论述，充分展现了俄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肯定了现实中的和文学中的知识分子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傅星寰、刘丹在《俄罗斯文学知识分子题材形象集群及诗学范式初探》一文中，在广阔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对俄罗斯文学知识分子题材进行整体观照，通过对几种形象集群的分类梳理，以及对各种形象集群在主题层次、情节结构、形象模式等文本诗学范式方面加以提炼，从而把握住俄罗斯文学知识分子题材的伦理价值和美学特质。庄宇在《反乌托邦文学：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路标——〈我们〉和〈野猫精〉的历史比较研究》一文中通过对《我们》和《野猫精》这两部创作体裁相同、作品内容各异，但反映的历史问题和社会现象却极其相似的作品的比较研究，阐释了俄罗斯的历史宿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俄罗斯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面对社会重大变革所肩负的责任。

（二）中国学界对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研究概况

新俄罗斯文学同样是中国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对马卡宁、佩列文、彼得鲁舍芙斯卡娅、托尔斯泰娅、波利亚科夫等作家创作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基础。

中国学界对马卡宁创作中的人物研究：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出入孔》（或者译作《豁口》、《洞口》）、《高加索俘虏》等作品已经有了中文译本。针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也初具规模，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其中，侯玮红的《论马卡宁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和《自由时代的“自由人”——评马卡宁的长篇新作〈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两篇文章是国内对马卡宁的创作加以解读的重要成果。前者将马卡宁的创作分三个阶段分别进行了宏观概论，对作家创作艺术手法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后者对《地下人，或当代英雄》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作了介绍，粗略解析了其主人公的性格特征。王丽丹的《弗·马卡宁的“元小说”叙事策略——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一文将《地下人，或当代英雄》认定为“元小说”的代表作品，分别从作家的自省意识、叙事的镜像性、反讽的戏仿、魔幻的隐喻、任意时空等几个角度对该作品的叙事策略展开较为充分的论述。田大畏在《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文版“前言”中认为，马卡宁意在展示苏维埃时代“受迫害的有才华作家”在苏联解体后沦为看守的彼得洛维奇的种种遭遇。《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混乱，着重记录的是一个处于迷惘状态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表现。这部作品的内容复杂、多面，甚至不乏矛盾之处，因而比较晦涩难懂，但其无疑是一部当代的经典作品。

侯玮红的学位论文《论马卡宁的创作》梳理了马卡宁各个时期的创作，描述了《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的主人公彼得洛维奇，认为他是一个不想失去尊严，又不能面对现实的人，最终只能沉默不语。

中国学界对佩列文创作中的人物研究：佩列文是最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当代俄罗斯作家之一，其代表作《“百事”一代》和《夏伯阳与虚空》（也译作《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也已经有中文译本。学界对佩氏创作的剖析近年来可谓成效显著。刘文飞在《“百事”一代》的中文版序言《别样的风景》中认为主人公瓦维连·塔塔尔斯基是一名新时期的知识分子，作品展示的是以其为代表的当代知识分子在商业文化中迷失自我、走向异化的图景。该文对本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郑永旺的《游戏·禅宗·后现代：佩列文后现代主义诗学研究》是国内佩列文创作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详尽阐释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语境中的佩列文现象，论证了《夏伯阳与虚空》作为后现代经典的理论合法性，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夏伯阳与虚空》所蕴含的禅宗思想，解析了文本的互文性和游戏性写作策略。李君在《对维克多·佩列文〈“百事”一代〉的后现代主义解读》中对该作品的内容、创作背景等作了介绍，对作品中现实异象和虚幻图景进行了初步分析，同时阐述了互文、语言游戏等创作手法。祖艳在《佩列文的后现代主义创作研究》一文中关注佩列文创作中的“异化”主题与互文写作策略，并将《昆虫的生活》与卡夫卡的《变形记》进行对比研究。应当指出的是，祖艳分析了佩氏创作中的“人的异化”“知识分子的异化”，乃至“现实的异化”的现象。她将《“百事”一代》和《夏伯阳与虚空》的主人公视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对他们的精神异变进行了简略的阐释。刘辉辉在《从艾特玛托夫到佩列文——神话诗学视角下的俄罗斯当代文学》中对佩列文进行了专章论述。他通过对佩氏代表作品中人物形象神话原型的嬗变、人物的异化和作品的神话时空观的阐释来解析佩列文的神话诗学。

中国学界对托尔斯泰娅创作中的人物研究：塔·托尔斯泰娅是为数不多的俄罗斯当代著名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与柳·彼得鲁舍芙斯卡娅、柳·乌利茨卡娅一道被称为“俄国女性文学的三套马车”。她的《野猫精》已被译成中文，且在中国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是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

周湘鲁的《过去，未来，还是现在？——评塔吉扬娜·托尔斯泰娅长篇新作〈克澌〉》一文简要介绍了该作品，并对其进行了诗学分析。她认为《克澌》是一部以另类方式解读俄罗斯历史的寓言式作品。她将主人公贝内迪克特视为“民众”的代表，尼基塔·伊凡内奇则是知识分子代表，认为作品的主题之一是“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颇为遗憾的是，文中没有对该主题进行更深入细致的阐释，但不可否认，这是对《野猫精》较早的相对全面的论述，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谢春艳的《后现代语境下的人性裂变——评达吉雅娜·托尔斯泰娅的小说〈野猫精〉中的女性形象》一文从物种的退化、兽性的衍生和精神缺失三个角度解读《野猫精》中的女性形象。陈训明在《野猫精》的译序《哈哈镜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文中认为，主人公贝内迪克特是当时文化生态中的一名普通知识分子，尼基塔·伊凡内奇则更像完美的知识分子。贝内迪克特的言行彰显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固有的缺陷：好读书却不求甚解，耽于幻想却又不能脱离现实，自命不凡、骄傲清高而又盲目屈从，往往难以抵挡权力和金钱的引诱，乃至堕落到与掌权者、阴谋家狼狈为奸的地步。

田璐在硕士学位论文《塔·托尔斯泰娅小说诗学特征探析》中从传承视角对作品表现出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人道主义情怀给予了高度评价。许丽莎在《塔·托尔斯泰娅长篇小说〈野猫精〉诗学特征探析》一文中对该作品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梳理，对作品中人的异化主题进行了简要解析，对作品蕴含的“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关系”等文化内涵进行了概论，并对文本的叙事策略进行了阐释。徐子燕在《托尔斯泰娅作品中的后现代思维模式和结构模式》一文中将《野猫精》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分为“知识分子精神代表”、“俄罗斯知识分子庸俗代表”和“徘徊于两者之间的知识分子”三类，并简单说明了三类“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特性。

中国学界对彼得鲁舍芙斯卡娅创作中的人物研究：国内学界对彼得鲁舍芙斯卡娅创作中的人物形象的阐释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段丽君的专著《反抗与屈从》和论文《女性“当代英雄”的群像》是关于彼氏创作研究较为重要的成果。专著和论文分别对彼氏作品中的主题和女性形象进行了梳理，且解析了彼氏代表作的艺术手法。王卓的学位论文《论彼得鲁舍芙斯卡娅作品的悖论艺术手法》将“悖论”作为彼氏创作的核心要素，分别从人物形象及其生存语境、作品情节设置等角度阐释了彼氏创作悖论性，并简要分析了这种悖论性所取得的艺术效果。

中国学界对波利亚科夫创作中的人物研究：波利亚科夫被俄罗斯文坛前辈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称作“最年轻的经典作家”。他的代表作《羊奶煮羊羔》《无望的逃离》风靡全球，它们也都有了中文译本。然而，我们认为，虽然学界针对波利亚科夫的研究已经初现规模，但还远没有达到与其地位相匹配的程度。张建华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心态变化的裂变的云图——评长篇小说〈无望的逃离〉》一文中对尤里·波利亚科夫的《无望的逃离》进行了深入解析，通过对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巴士马科夫、斯拉宾逊、盖尔克、尤纳克、阿瓦尔采夫等一系列沉沦与堕落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展示了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在探求个体存在意义和生命本体内涵时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分裂，也即独特的“艾斯克帕尔”文化现象。秦晓鹰的《酒醉酒醒时 情爱情深处——评介俄罗斯当代长篇小说〈无望的逃离〉》和牧野的《生活在别处——小议〈无望的逃离〉中的“逃离”》对该作品做了简单的介绍。张文娟的《一幅令人玩味的风情画卷——评〈无望的逃离〉的语言特色》重点关注的是该文本体现的作家创作的词汇风格。

邓玉在硕士学位论文《自由时代的一声叹息——俄罗斯当代小说〈无望的逃离〉使命感浅论》中分析了巴士马科夫、斯拉宾逊等人物，他们在缺乏人文关怀的文化语境中阴暗负面的人性弱点无限膨胀，精神世界逐渐崩塌，沦为废墟；简述了人物性格的扭曲和异变现象。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学界对俄罗斯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实中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论述。各类著作多从史学角度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属性进行了深入而透彻的解析，并对该群体形成的文化语境进行了系统阐释。同时，我们注意到学界对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有部分文章对新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有所涉及，而对该问题的系统论述几乎未曾见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所有上述文献对本课题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第四节 选题依据

知识分子是民族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是民族意识觉醒和兴盛的引导者。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宣扬民族意识方面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俄罗斯哲学界、思想界、文学界都有关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传统。在俄罗斯，“文学不但深刻地表达了俄罗斯思想的诉求，同时也向外界展示了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民族心智”^[20]，俄罗斯作家们善于将自己的哲学观念融入文学作品中，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担负起了哲学家本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象演变历史及其命运走势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显著线索。知识分子形象的演变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映射了现实中以作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承受的伤痛和释然、踟蹰和坚守、疑惑和虔诚等纠结艰难的思想演变路径。俄罗斯知识分子怀有经世济国的理想抱负，不乏静思己过的内省作风，而这些群体特性往往通过文学文本直观地体现在俄罗斯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身上。换句话说，深入研究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问题是审视俄罗斯历史进程的重要视阈和必要路径，对理解俄罗斯文学本身同样有着重大意义。

本书准备论述的“现代知识分子”，指苏联解体后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群体。鉴于此，我们选择了马卡宁、佩列文、托尔斯泰娅、彼得鲁舍芙斯卡娅、波利亚科夫等当代俄罗斯文学领军人物的代表作品作为研究资源。

上述这些作家都被收入了“俄罗斯大百科出版社”发行的《20世纪俄罗斯作家传记词典》（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20 века：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2000），被视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重要代表。苏联解体后出版的关于新时期俄罗斯文学史方面的重要著作《当代俄罗斯文学：1950～1990年》《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风格、流派、方法、创作》也有专门章节对上述作家进行论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家的创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意义。或者说，他们是一种现象级的文化标志，且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文学经典。

这些作家并不直接参与政治，也并不热衷于政治，但他们对社会现状、思想潮流动态往往密切关注。如佩列文声称：“我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他在接受“镜铁在线”（Шпигель онлайн）采访时被问道：“虽然您的书（《‘百事’一代》——引注）中讲述的是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里面的许多话题让人想起西方小说。比如：大众传媒——现实、广告等等。……在您的这部作品中，俄罗斯得以很真实地呈现：城市的描绘、悲观情绪、犯罪团伙。”佩列文表示自己完全不认同这种看法，“但是，严肃地说，我（佩列文——引注）特别满意的是，自己所写的许多东西确实已经发生了。”^[21]事实上，佩列文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作家-神秘主义者（писатель-мистик），这种评断主要依据其前期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代表作品《夏伯阳与虚空》，而《“百事”一代》被视为作家“从神秘主义到社会学”（Пелевин：от мистики к социологии）转折的标志。“1999年前后《‘百事’一代》的出版被视为佩列文创作第二阶段的开端。起初，谁也没有发现任何端倪，然而随着其后每一部作品的出版，神秘主义作家的创作向社会学（社会问题）的转向愈加明显。”^[22]而马卡宁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感受到生活中即将发生某些改变，我开始观察、摸索，创作关于各种各样改变的短篇和中篇。”^[23]可以说，社会现实问题依然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社会文化生态的变革是其创作的动力和激发点。

就创作风格而言，国内外学界一般将佩列文和托尔斯泰娅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将马卡宁和彼得鲁舍芙斯卡娅看作“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典型；而将波利亚科夫列为现实主义作家。后现代主义文学、后现实主义文学和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坛最有影响力的流派。我们选取各个流派的重要作家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尽量增强样本的代表性，提升其普遍性和可靠性，从而保证论题阐释的合理性。

从文本的叙事看，上述作品除了《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直接以彼得洛维奇作为叙事者，即采取第一人称叙事模式，其他都以第三人称叙述展开。一般认为，文学文本是“一系列属于某人（叙述者、抒情主人公、人物）的话语表述，文学正是借助于这些话语表述，来直接揭示人们的思维过程和人们的情致思绪，来广泛地刻画人们的精神性（包括智性）交流，这种交流可能是‘词语之外的’其他艺术门类所无法表现出来的。文学作品中常会出现主人公对哲学、社会、道德、宗教、历史等问题的思考”^[24]。换句话说，叙事文本主要由叙述者话语和人物话语构成，这种话语承载思想之方式是文学有别于其他艺术范式的独特之处。上述文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文本中从不出现真实作家（言语生产者）的形象和话语，叙述者的话语（虽然是戴着面具的作家，但并不等同于作家）和人物的话语拥有无可置疑的自由和独立性，可以认为他们并不为真实作家的意志所左右。因此，《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彼得洛维奇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整部作品以他的意识流动为文本和情节的推动力，映射的完全是他的思想和情绪。其余作品虽以第三人称叙事，但人物话语的比例占据了绝对优势，是文本的主导叙事形态。换言之，这是一种“假第三人称叙事”。根据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提出的“聚焦”理论，上述文本都是“内聚焦”，且为“固定式内聚焦”^[25]。简而言之，文本的整个叙述视角完全立足于主要人物（“现代知识分子”），我们的阅读始终不离开主人公的视点，他们所看到、感受到、听到、想到的一切构成了“世界”。“世界”是他们“有限视野”下的世界。马卡宁曾说，当作家用这种“第三人称写作的时候，就不应该预先定好结局”^[26]。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形下，人物本身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有独特的思想意识，有其自为自主的发展路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电影版的《“百事”一代》和电视剧版的《无望的逃离》直接摈弃了原文本的叙事者角色，完全采用主人公塔塔尔斯基和巴士马科夫的叙事话语，也即让他们直接成为叙事者。基于上述事实，可以认为，文本中所彰显的世界图景就是知识分子眼中的世界，因而能较为完整地传递知识分子身上所栖居和映射的种种思想和情绪。

《无望的逃离》《野猫精》《“百事”一代》《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夏伯阳与虚空》《深夜时分》等著作不仅是上述作家的代表作，也是俄罗斯权威文学奖——布克奖——的入围作品和其他奖项的获奖作品。就各个文本的主题而言，它们都是对苏联时代的批判性反思，对当下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未来的展望。它们都以变革历程中“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思想动态为核心内容，是“现代知识分子”所承载的种种文化思潮的极致文学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文学作品和当代俄罗斯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拥有几乎一致的论题：“俄罗斯将走向何方？”

“‘俄罗斯——飞奔的三套马车’将走向何方？”这个命题不可能不引起作家们的思考。波利亚科夫的《无望的逃离》中，对急剧变革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戈尔巴乔夫全面改革、“八·一九”事件、全面私有化、“十月事件”等都有一定的反映，这是知识分子群体生存状态和思想动态的宏观语境和背景。有评论家认为，这类作品不仅清晰地和不过分夸大地叙述当下的困难时期，且深刻地思考和解释“为何我们和我们的国家（俄罗斯）会发生这种事情？”“出路何在？”“谜底何在？”的问题。^[27]托尔斯泰娅在接受采访时被问道：“如果我们现在不回到苏联的老路上（в совок），走向另一边，我们该走什么样的路？”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苏联崩溃的时候，准确地说，我们感觉到，似乎什么东西已经倒塌，人与人之间开始形成另一种关系，突然出现了各种问题。我们天真地认为，一切获得了自由，变得更好。然而更好并没有到来，很多人已经预料到在改革前的俄罗斯发生的一些事情，并记录在那时的文艺作品中。总体来说是正确的——没有‘黄金时代’……”^[28]她认为，改革后期的思想十分活跃，人们开始理解托尔斯泰、果戈理在19世纪写的东西，对契诃夫的平淡日常琐碎更是理解得透彻入理。“总之，有一些暴露出来了，我们由此变得十分忧郁、沮丧，因为这些东西不是那种很多人期待的清透、进步之物。……我们没有挣脱！应该找到另外的方法。至少使人能够在自身周围创造一个洁净的活动范围（чистый круг），存在‘洁净的一斑’（чистое пятно）：不要在自己周围捣乱，不要以人们厌恶的态度来对待之，整顿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将社会拖向那种阳光灿烂、喜气洋洋的顶峰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应该走另外的道路，一条平静祥和之路，一条开明之路。”^[29]这种思考或许融入了作家们的作品，形成了俄罗斯评论界所谓的“佩列文方案”和“托尔斯泰娅模式”，但是，必须客观地认识到，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们已经无力承载、践行这种种“宏大的”模式，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事实上反映的是对某方案的一种探索，但这种生活经历本身偏向个性化自由叙事。这显然与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相关，他们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当下俄罗斯社会的核心力量。对此，马卡宁认为，“现在，我或许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认清了自己的位置（找准了自己的定位）。知识分子仍然存在，他们靠着思想的残渣取暖保温，但到底还是找准了自己的位置。现在，知识分子被中产阶级排挤、践踏，中产阶级形成、成长得极其迅速。知识分子没有被珍惜，确切地说，他们只是被容忍了。他们虽被考虑、顾及到，但是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那种热忱、激情（пафос），那种精神、勇气（дух），那种高高在上的气势、姿态（высокий полет）。”^[30]换言之，上述文本中“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的形象差异是一种必然的存在。

上述作品的主人公巴士马科夫、贝内迪克特、尼基塔、塔塔尔斯基、彼得洛维奇、维涅季克特、彼得·虚空和安娜·安德里昂诺芙娜都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素养，是各自所处文化语境中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在恶化的文化生态中，巴士马科夫、彼得洛维奇、安娜·安德里昂诺芙娜等或是失却了抗争的勇气，或虽坚守文人风骨而无力扭转乾坤，却未曾丧失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而塔塔尔斯基、贝内迪克特则发生了异变、沉沦，在受到外界刺激后又开始觉醒、独立思考，走上浪子回头之路。这些人物之间本身组成了一个成长序列，构成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图谱。

第五节 主要研究方法、理论和学术价值

一 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支撑

本书立足于文本，对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进行谱系化研究，并详细阐述其类型和成长历程，且从社会文化视角阐释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变化、他们的精神诉求和能提供的未来图景。

具体研究方法和理论如下。

其一，运用文本解读法，以文学文本为研究基础，对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进行类型化研究，并阐述其所承载的思想。

其二，运用比较研究法，将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与经典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进行纵向对比。

其三，运用文化批评理论，对“现代知识分子”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进行系统阐述。

其四，运用宗教哲学理论阐述“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

二 研究意义与学术价值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社会的一种现象，而且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知识分子在俄罗斯社会发展历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内学界对传统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对新俄罗斯文学中的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关注相对不足。通过对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中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我们将尝试建立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的谱系。

俄罗斯文学是思想文化的载体。通过对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中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我们将追踪俄罗斯文化生态的变化，了解苏联解体后国家意识形态的骤变、西方文化入侵等状况对以“现代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的影响。

在国内外学术界对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并不十分充分的前提下，本论题具备较强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对当代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对新俄罗斯文学的深入探析；有助于研究者准确地把握当代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文化品格；有助于研究者透过这一问题了解当代俄罗斯社会的文化状况和思想潮流，及时把握当代俄罗斯人的思想动态。一方面，该研究能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学理依据和研究资料；另一方面，该研究能够为中俄两国间的官方和民间的深入广泛交流提供一定的参考。

[1] “俄罗斯”是苏联解体之后的称谓，从文化视角而言也是泛称、总的称谓，一般来说“俄罗斯文学史”“俄罗斯历史”，指的就是整个的文学史、整个的历史，如“俄罗斯文学家”这一称谓可囊括全部时期的作家。本书中“俄国文学”“俄罗斯文学”某种程度上可以通用。

[2] 〔俄〕尼·亚·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261页。

[3] 〔俄〕尼·亚·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287页。

[4] Д.Н.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Итоги русс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 века，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блина，1908，c.692.

[5] 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 и мещанство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жизни 19 в.，С-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Дополненное，1911，с.3.

[6] И.С. Скоропанова，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Учеб.пособие.3-е изд.，изд.，и доп.，М.：Флинта：Наука，2001，с.243.

[7] Н.Л.Лейдерман，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0-1990-е годы В 2 т.，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2003，c.508.

[8] Н.Л.Лейдерман，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0-1990-е годы В 2 т.，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2003，c.508.

[9] Н.Л.Лейдерман，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0-1990-е годы В 2 т.，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2003，c 472.

[10] Н.Л.Лейдерман，М.Н.Липовецкий，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0-1990-е годы В 2 т.，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2003，c.473.

[11] К.О.Шилина，Поэтика романа В.Маканина “Андеграунд，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Проблема героя，Тюме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Тюмень，2005.

[12] Г.Г.Ишимбаева，“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ие игры Виктора Пелевина，Вопрос литературы，№6.2001.

[13] И.Прусакова，Погружение во тьму，Нева，№ 8，1995.

[14] О.Славникова，Людмила Петрушевская играет в куклы，Урал，№5-6，1996.

[15] 利波维茨基的这部著作以英语在美国纽约阿蒙克由M.E.Sharpe出版社出版发行，鉴于著作的英文形式，故将该作品视为欧美学界的成果。

[16]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Russian Postmodern Prose”一文于2003年5月以英语形式发表在《俄罗斯文学》（Russian Literature）杂志上；“The Constructed Nature of Fictional Characters in Russian Postmodernist Prose”一文以英语形式于2010年2月发表在《俄罗斯文学》杂志上。

[17] 米哈伊尔·戈卢布科夫为莫斯科大学教授，“Literature and Russian Cultural Co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一文以英语形式于2013年1月发表在《欧亚学刊》（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上，因而算作欧美文学界的研究成果。

[18] 弥诺陶洛斯生活在克里特岛上，是一种人身牛头怪物。

[19] 彼得鲁舍芙斯卡娅的这部著作的英语译名为The Time：Night，汉语中目前有《午夜时分》《深夜时分》《时间是夜晚》三种较为常见的译名。从文本的内容看，主人公在家人都入睡之时，才有时间伏案疾书。鉴于此，我们认为《深夜时分》是最为契合的译法。

[20] 郑永旺：《论俄罗斯文学的思想维度与文化使命》，《东北亚外语研究》2015年第1期。

[21] Пелевин В.，Желания-они как крысы，http：//pelevinlive.ru/19.

[22] Константин Фрумкин，Пелевин：от мистики к социологии，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9，2009.

[23] Тимофеева О.，В предчувствии я сильнее других，Новая газета，декабрь，2008.

[24] 〔俄〕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28页。

[25]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29～130页。

[26] 侯玮红：《当代俄罗斯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15页。

[27] Рябинин Ю.В.，Рус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Россия，№37.15-го сентября 2000.

[28] Толстая Т.，С моей родословной начинать писать было стремно，https：//snob.ru/selected/entry/94953？v=1452685141.

[29] Толстая Т.，С моей родословной начинать писать было стремно，https：//snob.ru/selected/entry/94953？v=1452685141.

[30] Новоселова Е.，Зеркало для антигероя，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октябрь，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