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利希特曼的“前沃本”时代

一个周五的晚上，也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在波士顿后湾区时尚的贾森酒吧里，人们沉浸在浓烈的节日气氛中。特丽莎·帕德罗正坐在酒吧里等一个朋友。特丽莎是一家全国连锁折扣店的服装采购员，这份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她平时住在汽车旅馆，经常加班，还要在商务宴请之后躲避一些中年男客户的追求。特丽莎31岁，有着一头浓密的深褐色齐肩秀发，杏仁色的皮肤。由于经常健身，她的身材非常苗条。

酒吧里的两个男人想跟她搭讪。在旅途中，这种事情也许令人烦恼，但波士顿是她的“主场”，她觉得稍微打情骂俏一把也不碍事。正当其中一个男人卖力表现时，特丽莎不经意地看了一眼门口，与一个刚走进酒吧的男人四目相交。那人高高瘦瘦，穿着一套昂贵的西装（虽然相距较远，但以她的内行眼光，还是能辨别出衣服材质的）。后来她回忆说，她觉得他看起来“很有意思”，就在那时，坐在她旁边的男人邀请她跳舞，她婉言谢绝了。另一个男人又请她跳舞，她也拒绝了。她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其他人都三振出局，该我这个替补登场了。”

她转过身，发现说话的就是刚走进来的那位衣着讲究的男人。他告诉特丽莎自己叫扬·施利希特曼，问特丽莎是否听说过他。

特丽莎觉得这个问题太过狂妄。“为什么要听说过你？你很有名吗？”她用揶揄的语气问道。

他说，他是一名律师，刚刚打完科普利广场酒店失火案，为受害者赢得了2500万美元赔偿金。“这可是马萨诸塞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过失致人死亡的案件，就这样被我解决了！”他大声说道。他还说，他的照片已经登上了《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难道她没看到？

“你是哪种律师？”她问。

“我是受害人的代理律师。”

“噢，就是那种怂恿受害人提出索赔的低级律师。”

“不是，”他态度坚决地说道，“我专门维护受害人的利益。”

“你可能会起诉医生，”她说，“你和我的家人会合不来的，我父母和哥哥都是医生。”

他问她周末打算干什么。

她说：“我要去科德角。”

“真的吗？我也要去那边。”

“开车去？”她问。

“不，坐飞机。”

“你没有车吗？”

“有，”他说，“我刚买了一辆保时捷。”

看到这个男人如此厚脸皮和自负，特丽莎不禁笑了出来。他身材魁梧，身高6英尺3英寸，脸型削瘦，鼻子很挺，带有明显的闪族人特征。他胡须浓密，但修剪得很齐整，可能这样会让他的脸显得饱满一些。他的西装价格不菲，她一眼就能看出这套衣服是手工定做的。他的身材太过修长，就连裁缝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甚至他那件手工定做的衬衫的衣领也不太能裹住他细长的脖子。特丽莎觉得他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那双棕色的眼睛，总是流露出热情和温柔的眼神。几天后，当她跟施利希特曼谈起他这双眼睛时，他笑着说，他父亲过去常嘲笑他，说他长了一双像西班牙猎犬的眼睛。那天晚上，他不断地模仿爱尔兰和意大利口音讲笑话，惹得她大笑不止。

“你有女朋友了吗？”她问他。

他一个劲地摇头，说自己没有女朋友。从他嘴角的笑容看得出来，他觉得自己和她的关系终于更进一步了。

“你结婚了吗？”她又问道。

他说没有。

她耸了耸肩，说：“那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时，特丽莎的朋友阿尔玛来了，施利希特曼轮流请她们两人跳舞。她不得不承认，他的舞技一般，四肢太过柔软，动作不够潇洒，但他兴致盎然，浑然不觉自己舞技太差。

那个周末，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一起在波士顿度过。施利希特曼住在灯塔山一栋古老雅致的19世纪建筑的顶楼，从他家阳台可以一览无遗地眺望查尔斯河和滨河公园。他的西装比特丽莎所认识的任何人的西装都要多，但她很快就发现，他对穿衣打扮知之甚少。“他只买品牌货，”和施利希特曼谈了几年恋爱之后，特丽莎说，“他是那种只认品牌的人。比如说，如果他想买一件‘巴卡拉’牌瓷器，那只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品牌。假如这件瓷器没有商标，他就没有辨别产品质量的自信。”特丽莎开始教他一些穿衣的知识，并经常买领带送给他。有一次，施利希特曼系着特丽莎送的领带打赢了一场大官司，从此他变得迷信起来，一定要系着她挑选的领带出庭。

他经常带着特丽莎和她的两个密友去市中心玩，整晚逗她们开心，并轮流邀请她们跳舞。特丽莎觉得施利希特曼很会察言观色，他能看出特丽莎或她的朋友是否碰到了问题。他会询问她们，然后仔细聆听答案。特丽莎和他的同事成为了好朋友，尤其是他的秘书凯茜·鲍耶。从施利希特曼做律师那天起，凯茜就一直是他的秘书。每当施利希特曼打赢或和解一起官司，律师事务所里的每一名员工都能得到一大笔奖金。无论谁过生日，他都会请所有员工到外面大吃大喝一顿。有时候，他会无缘无故地请大家出去吃饭，买单的人总是他。每当他要准备开庭陈词和结案陈词时，他都坚持要办公室的所有人听他发言并提出意见，甚至连前台接待员和档案管理员也不例外。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事务所的所有员工都要到场，坐在旁听席上看他辩论。

起初，特丽莎以为施利希特曼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本人也承认，这是他性格中的缺陷。“他这个人也很厚道，”特丽莎说，“因为他知道自己很自负，他因此而觉得内疚。”

在美国，律师这个职业一直不受人待见。在来到美洲大陆的第一批律师当中，有一个名叫托马斯·莫顿的英国人，他于1625年抵达普利茅斯殖民地，那时候距离清教徒来到美洲已过去了四年。两年后，莫顿因向印第安人售卖军火入狱，随后被逐出殖民地。到了1740年，马萨诸塞州的执业律师只有15人，他们负责要债和为商人打官司。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律师数量增加到70人。在某些公民看来，律师已经变成“可恶的饥饿毛毛虫”，律师诉讼费“吞噬着联邦政府的家底”。两百年以后，这样的抱怨大同小异。1977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曾说过这样一番话：“这些律师犹如一群饥饿的蝗虫，我们的社会很可能被他们占领。”

年少时，扬·施利希特曼不太看好法律这门专业。他出生在弗雷明翰市，那里遍布通用汽车公司的厂房，工薪阶层是这个城市的生力军。他父亲是一名销售员，需要经常出差。他经常对三个儿子说，他们长大以后一定要自己创业。在平时吃饭的时候，他发现二儿子扬善于辩论，扬总有一种劝说别人接受自己观点的强烈欲望，而且乐此不疲。虽然青春期少年的这种表现令人烦恼，但他父亲觉得这是成为一名成功律师的特质，于是他劝说扬考虑从事律师这一职业。

扬·施利希特曼在马萨诸塞大学攻读哲学。在他看来，律师这份职业缺乏独立性，地位跟管道工相比似乎也高不了多少。一想起当律师，他就不由自主地将律师与管道工人作比较。人们之所以花钱请律师，是因为律师能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比如立遗嘱、打离婚官司或催收坏账等，这跟人们请管道工人修理堵塞的管道和漏水的水龙头是一个道理。如果为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那就雪上加霜了，因为你还得为权贵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坏事。

1972年，大学毕业之后，扬·施利希特曼便与一位同窗结婚了。他们把家搬到罗德岛，妻子在那里攻读研究生。拥有哲学学位的施利希特曼无法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他无事可做，开始向研究生推销人寿保险。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他销售了将近100万美元的保险，但他很鄙视这份工作。他的婚姻也不幸福。在1973年春的某一天，他没有出门卖保险，而是观看水门事件的电视听证会。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一直窝在家里，聚精会神地关注这一戏剧性事件，结果妻子骂他懒惰。听证会结束时，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去卖保险了。他告诉自己，他要做一些有意义、能造福社会的事情，但他没想清楚要做什么。他逐条梳理报纸上的招聘信息，结果找到这样一条信息：“一家全国性的社会公益组织拟筹建罗德岛分部，现招聘主任一名，要求年轻、有活力，月薪8500美元。”递交申请时，他发现这个组织名叫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天晚上，他从当地电视新闻报道中听到该联盟刚在罗德岛创建了分支机构。新闻主播称，这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名叫扬·施利希特曼。

加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之后，施利希特曼就参与了一个示威活动。一群修女和接受政府福利救济的母亲聚集在州议会大厦的圆形大厅前，抗议州长削减福利救济额度。每周三下午，她们都在州议会门前集会半小时。念一段简短的祷文之后，她们会齐声唱道：“醒醒吧，我的同胞们，醒醒吧，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全国上下都是饥寒交迫的人，他们快要饿死了。”在第三次集会时，州长以扰乱州议会工作为名派人把他们撵走了。第四周，她们又回来了。州长威胁说要逮捕他们。

施利希特曼先是在公民自由联盟会员中找了一名愿意接这个案子的律师，然后，满怀热忱的他开始迫不及待地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他发现，在州长赶走修女和接受救济的母亲之后，州长夫人便邀请一个剧团在圆形大楼门前为几百名学童表演节目。就在那周早些时候，州议会刚刚在圆形大厅庆祝了圣约瑟夫节。宴席上，宾客们吃着意大利食物，享受着美妙的音乐。那时候也没有人反对这些活动，或者声称这些活动扰乱了州政府的工作。

在处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施利希特曼感触很深。倚靠法律和法庭，这些靠救济金为生的母亲居然能够向州长发起挑战。他似乎对司法体制的理念开始有所领悟。他突然明白，律师这份职业不仅仅是和遗嘱、离婚及肮脏的刑事案件打交道，更不是修理这个社会的“漏水水龙头”和“堵塞的管道”。他认为法律可能是一个人梦寐以求的最崇高使命。他为这些修女和接受救济的母亲起草了一份诉状，然后在她们的陪同下，他在州议会大厦台阶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新闻摄影师和记者前来采访他。那天晚上，他第一次看到自己上了电视。施利希特曼本来想亲自去联邦法院为这个案子辩护的，但他还不是律师协会的成员。他聘请了一名刚从法律夜校毕业的年轻律师，俩人一起坐在雷蒙德·佩蒂内法官审判庭的律师席上，他负责安排证人出席和递交证据等工作。

那时候，他已在向法律学校提交入学申请了。康奈尔大学接受了他的申请。施利希特曼的婚姻也以离婚收场。他在法学院学习的第一年，《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判决选辑》（Federal Supplement）报道了佩蒂内法官的判决结果。在这份大约30页的判决书中，佩蒂内法官对修女和领救济金母亲的诉求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法学院，施利希特曼被一些重大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所吸引，比如公民自由权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有法律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侵权行为法，施利希特曼也一样。侵权行为法是一个很宽泛的领域，它主要针对的是当某人因他人的侵权行为遭受损失和伤害时，该如何进行赔偿的问题。他觉得这门课枯燥无味且无足轻重，考试只得了个C。

施利希特曼很少考虑如何靠律师这个职业谋生。他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去大城市的企业中寻找高薪工作，施利希特曼也不例外。大学三年级时，他参加了一场面试，面试官是来自纽约世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世达是全美最大、最富有的律师事务所之一。面试开局并不顺利，这位高级合伙人自始至终态度冷淡且不友善。他问施利希特曼，在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工作的过程中，是否有什么顾虑。他提问的语气好像在暗示施利希特曼应该有顾虑。施利希特曼说：“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到这里来面试。”然后便起身离开。

施利希特曼曾经考虑过当一名乡村律师，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到华盛顿特区一家小型律师事务所工作，这家事务所专门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打交道。在他上班的第一天，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就带他去联邦通讯委员会，把他介绍给这家他将来要打交道的政府机构。第二天，有人给他拿来一大堆公文表格，是一家广播电视网站收购一家新的电视台所要递交给政府的表格，需要他尽快填好。第三天，施利希特曼坐在办公桌旁，他在想自己怎么能够忍受这种工作。那天早上，他接到康奈尔大学刑法教授G.罗伯特·布莱基打来的电话，这位教授刚被任命为众议院刺杀案件特别委员会的首席律师，他说委员会还有一个职位空缺，不知道施利希特曼是否感兴趣。

施利希特曼走进事务所合伙人的办公室，要求休假一年。

“停薪留职？”经理问，“我们没有停薪留职这回事。”

“我觉得这样做对公司有利。”施利希特曼说。

“对公司最有利的事情就是，”这名合伙人说，“你马上离开这里。”

施利希特曼在特别委员会工作了九个月。委员会有很多律师，他只是其中级别较低的律师之一。那里官僚主义之风盛行，事无巨细都要向上司汇报，这让他不胜其烦。他又开始重拾创业梦想，希望成为一名乡村律师，在平民百姓当中寻求成就感。

施利希特曼退出了特别委员会，他想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市创建律师事务所。为此他驱车前往朴茨茅斯进行实地考察，但他发现，该市律师行业早已人才济济，只好打道回府。在回程的路上，他看到一块通往纽伯里波特的指示牌。纽伯里波特本是沿海的一个小渔村，但它现在已经迅速发展成遍布公寓楼和时装店的城市。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曾对施利希特曼说过，纽伯里波特这种地方需要更多律师，施利希特曼深以为然。

施利希特曼在纽伯里波特市中心一个楼盘的二楼租了一套公寓，他把客厅分隔成办公室和接待室，并招聘了一名兼职秘书。施利希特曼还决定创建埃塞克斯郡最好的法学图书馆。于是他装了几个书柜，然后摆放上法律书籍。这些书都是别人赊账卖给他的，没有花一分钱。6月，施利希特曼的律师事务所开业了，生意很清淡，无所事事的他只能看新买的法律书来打发时间。到了10月，他已身无分文，还欠了房东两个月共800美元的房租。在那年秋季的某一天，有个人走进施利希特曼的办公室，向他详细讲述了一桩极其复杂的房地产案件。

说完之后，那人问道：“你想接这个案子吗？”

“接。”心情郁闷的施利希特曼回答。

“律师费要多少？”那人又问。

施利希特曼说：“800美元。”他开始觉得自己不适合当乡村律师。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施利希特曼承接了各种各样的案子。在一起房东与租客的争端中，他为租客赢回了押金。他还为几名工人办理过索赔案，处理过一起酒驾案，并解决了一件当地商人与客户之间的纠纷案。他还接过一起“滑倒案”，这件案子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名年轻女子从酒吧里走出来，她的鞋跟不小心卡在下水道孔盖上，整个人摔倒在人行道上，手肘骨折。

施利希特曼曾经寻求本地银行的支持，希望能买下房子，但是没有成功。他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也无力偿还法学图书馆的购书款。

有天早上，一位名叫罗厄尔·伊顿的年轻人来找施利希特曼。罗厄尔性格腼腆，不善言辞。他很不好意思地问施利希特曼，能否跟他探讨一个法律问题。罗厄尔说，他有个独生子叫斯图尔特。五年前，年仅三岁的斯图尔特在他家隔壁的一个砾石坑里溺水而死。这件事发生在某个周六的下午，当时，罗厄尔和妻子都在制鞋厂上白班，孩子由妻子母亲照看。老人要去厨房拿一篮刚洗好的衣服，于是她让孙子自己在后院玩几分钟。等到她回来时，发现斯图尔特不见了。她来到隔壁斯图尔特的姑姑家，也没有发现斯图尔特的踪迹。她发了疯似的四处寻找，最后在砾石坑的芦苇丛中找到了斯图尔特的尸体，他面部朝下，漂在水坑里。罗厄尔·伊顿告诉施利希特曼，第二天，拥有这块地的一家建筑公司便派人填平了这个坑。

罗厄尔说，他已经找过一位律师。那位律师对这家建筑公司提起了诉讼，但之后案件便石沉大海。罗厄尔经常给律师打电话询问进展，三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罗厄尔上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律师劝他不要再对儿子的死耿耿于怀。那时，斯图尔特的祖母已经去世，而且没有目击者看到斯特尔特被淹死。律师说，这案子毫无胜算。

罗厄尔·伊顿问施利希特曼是否愿意接这个案子，施利希特曼说要先看一下卷宗。跟他以前办过的案子相比，非正常死亡案件要复杂得多。这种案件需要拟定大量在法庭上向对方提出的问题，而录取证人的书面证词和查阅相关文档也需要按照规定的程序来进行。如果案子进入审讯阶段，他还需要选择一个陪审团，进行开庭陈词和结案陈词，在法庭上盘问证人，确立基本的证据。施利希特曼从未做过这些事情，但当下他无事可干。他对罗厄尔·伊顿说，他愿意接这个案子。

施利希特曼向法院递交了一份补充诉状，称这家建筑公司疏忽大意，任由砾石坑积水成塘，既没有在砾石坑周围安装围栏，也没有填平砾石坑，更没有张贴告示，警示民众不要靠近水塘。被告的辩护律师名叫克莱蒙特·麦卡锡，他经验丰富，参与过数百起案件的审理工作，他总是脸色阴郁、面无笑容。他不但否认了这起意外发生在他委托人的地盘上，而且还否认那里有砾石坑。麦卡锡说，如今这个砾石坑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它曾经真的存在过，斯图尔特·伊顿的行为也属于非法闯入。再者，如果当初真的存在这样一个砾石坑，那么，斯图尔特的父母选择住在砾石坑的旁边，他们就要承担起这种风险。

施利希特曼开始查阅一些相关书籍，学习如何寻找证据和参与庭审。他花钱请了一名摄影师，和他一起坐飞机在砾石坑旧址上空拍了一些航拍照片。他收集了斯图尔特溺亡前一周的照片，照片中斯图尔特的父母自豪地把儿子抱在怀里。在罗德岛，施利希特曼找到了一位新闻摄影记者，他在斯图尔特出事当天下午拍过一张砾石坑和水塘的照片。施利希特曼找人把所有照片放大到电影海报的尺寸，再让人把它们挂在审判庭上，以此作为呈堂证供。他还雇了一名土木工程师和一名医生，请他们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某天深夜，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这，”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正是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

经过四个月的奔波，他感觉自己已经为庭审做好了充分准备。州法院的庭审日程本已排满，好不容易才分配到一个庭审日期，可是克莱蒙特·麦卡锡一再要求延期审理并被获准。每次延期的空档时间，施利希特曼都会重新审视这起案件，做一些更细致的工作。七个月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施利希特曼已经在这个案子上花费了1.5万美元，这笔钱大多数是跟别人借的，他早已债台高筑。向他赊账销售法律书籍的公司开始催债，房东也威胁说要收回房子。债主们不断地给他打电话。他的兼职秘书凯茜·鲍耶已经成为全职员工，但他却无法支付她的薪水。

庭审日期重新确定后，在开庭前一周，利保互助保险公司的理赔经理打电话给施利希特曼，要求庭外和解，该公司是那家建筑公司的承保方。“我们把这件事处理了吧，”这名理赔经理说，“无论是建筑公司老板，还是那个男孩和他的祖母，他们都去世了。既然祖母已不在世，你们就找不到目击证人。倒不如我给你5000美元，你去办结这个案子。”

“我做不到。”施利希特曼说。

“这家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这场官司你赢不了的。5000美元也足以抵扣你的开销了。”

“我已经花了1.5万美元。”施利希特曼说。

那名理赔经理大笑起来：“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庭审吧？也许我会来旁听。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年轻人是怎么把罗厄尔这个案子搞砸的。”

庭审持续了八天。施利希特曼和凯茜·鲍耶坐在原告席，克莱蒙特·麦卡锡则根据流程不断提出抗辩，称控方的发言“缺少依据”“道听途说”“误导陪审团”或“与本案无关”。彼得·布雷迪法官把施利希特曼叫到身旁，向他讲解庭审的基本要领。法官很有耐心，施利希特曼在这桩案件上所付出的努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庭审最后一天，法官把双方律师叫到身边。“我觉得，总有人要作出让步，”他说，“我的看法是，你们应该和解。”他看了一眼克莱蒙特·麦卡锡，继续说道：“我认为7.5万美元是一笔公平的赔偿金额。”

“法官大人，你怎么能这样？”麦卡锡愤愤不平地说道，但他同时瞄了一眼施利希特曼，“天哪，这件案子的赔偿金不应该这么高的！”

在走廊里，施利希特曼征求了凯茜的意见。凯茜想到自己已经好几个星期没领薪水了，她对施利希特曼说：“接受吧，扬。”高等法院书记员把施利希特曼拉到一旁，给出了他的建议，“埃塞克斯郡的官司不好打，”他说，“之前，有个小孩在自家草坪上玩耍，被一名酒驾司机撞死了，结果小孩父母只得到了2万美元赔偿金。你应该接受这笔钱。”

但是，施利希特曼已经为这个案子操劳了近一年的时间，他想听一听陪审团的说法。他把这个和解方案告诉了伊顿夫妇。“我认为我们能打赢这场官司，”他说：“我觉得陪审团判给我们的赔偿金会比这个数字多。”罗厄尔·伊顿让施利希特曼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克莱蒙特·麦卡锡来到布雷迪法官身边，对他说：“我已经跟我的委托人谈过了，他们愿意赔偿7.5万美元。”

法官看着施利希特曼。

“我不接受。”施利希特曼说。

“我也当过很长时间的辩护律师，”法官盯着施利希特曼，严肃地说道：“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数额。”

施利希特曼说，他已经认真考虑过了，“我的委托人宁愿陪审团判我们输掉官司，也不愿意从保险公司得到7.5万美元赔偿金。”

克莱蒙特·麦卡锡乐得摇摇头：“法官大人，待会儿施利希特曼先生哭鼻子的话，您不会让他反悔吧？”

午饭之前，施利希特曼完成了结案陈词。陪审团开始对案件进行审议，而施利希特曼则开始在法院走廊里来回踱步，紧张得根本没心思吃午饭。1小时15分钟后，重新开庭，陪审团的裁定结果是伊顿一家应该获得25万美元赔偿金，并额外追加5万美元赔偿金作为从斯图尔特溺亡那天到结案日期间的利息。克莱蒙特·麦卡锡脸色阴郁，他宣称赔偿金额过高，要求法官驳回判决结果。法官觉得他的要求太过滑稽，不予理会。“你刚才不是说了嘛，纵使伤心流泪，谁也不许反悔。”

孤注一掷的施利希特曼得到了回报。这种做法确实有点鲁莽，他的确缺乏经验，但最终赢得了官司，也算是功过相抵。然而对一名初出茅庐的律师而言，这种做法未必可取。

“派帕箭头”飞机案

伊顿的案子胜诉之后，施利希特曼获得了将近10万美元的酬劳。他还清了债务，给凯茜·鲍耶发了一大笔奖金，然后找了家裁缝店定做了几套西装。他决定当一名辩护律师，在行业内打出名气。他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波士顿。他向波士顿三家最擅长打人身伤害官司的律师事务所发了求职信，希望可以谋得一份工作。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有收到回信，于是他又寄出几封信件，其中一封是写给里德与马利根律师事务所的。

幸运的是，在苦等回信的这段时间，施利希特曼接了一个大案子。纽伯里波特的一位商人买了一架单引擎“派帕箭头”私人飞机，为了炫耀一番，在某个周末，他和三名同伴驾驶这架飞机前往大西洋城赌博玩乐。在飞回马萨诸塞州的途中，飞机在长岛海峡坠毁，机上人员全部罹难。搜救人员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尸体，但飞机的一些残骸被海浪冲上岸边。在这四名乘客中，有一位刚离婚的年轻女士，她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暂时由她前夫监护。有天晚上，施利希特曼的一名兼职秘书恰好在纽伯里波特一个酒吧遇到了这位罹难者的前夫。他对兼职秘书说，他想找一名律师帮他拿回儿子的抚养权。

“我正好认识一位律师。”施利希特曼的秘书说。

正当施利希特曼埋头钻研这桩案子时，他接到了里德与马利根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巴利·里德的电话。里德说，他收到了施利希特曼的求职信，想跟他见一面，问施利希特曼是否有空到波士顿共进午餐。

施利希特曼和里德在灯塔山一家豪华的意大利餐厅见面，那里是州长、市长和其他政商界名流经常光顾的地方。施利希特曼跟随里德穿过餐厅，他看到里德频繁与各桌客人互致问候、握手，并与熟人交谈。里德正处于事业巅峰期，声名远扬。他最近写了一本名为《大审判》（The Verdict）的小说，同名电影由保罗·纽曼担任主演，正在波士顿进行取景拍摄。波士顿当地的新闻媒体非常关注这部电影的摄制进程，几乎每篇报道都会提及这部小说的作者巴利·里德律师，他的照片也经常见诸报端。50多岁的里德身形纤瘦，留着一头银色卷发，脸部轮廓分明，长相英俊而有魅力，举手投足间散发着明星的气质。里德以健谈闻名，吃午饭的时候，他接二连三地向施利希特曼讲述他办过的案子，只有在熟人路过的时候，他才会停下来跟他们打招呼或点头致意。施利希特曼为里德倾倒，但他发现，里德还没有询问过自己的情况。就这样闲聊一小时后，施利希特曼开始思考：里德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签单付账时，里德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他对施利希特曼说，他正在为失事坠毁的“派帕箭头”飞机的乘客处理遗产。飞行员有一张100万美元的保单，如果里德能证明飞机失事是由飞行员操作不当造成的，这笔赔偿金就会支付给机上的乘客。

里德说，他听闻施利希特曼是其中一位乘客的代理律师。他提议：“我觉得，你应该让我来处理这件案子。”他还补充道，官司打完之后，他肯定会向施利希特曼支付一笔可观的介绍费，施利希特曼只需坐享其成。

“我手头只有这一个案子，”施利希特曼明显感觉到里德认为他没有能力处理这个案子，于是他大声说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合作呢？”

里德似乎不太喜欢这个提议。他试图劝说施利希特曼不要接这个案子，但施利希特曼拒绝了。最后，里德不得不同意让施利希特曼跟他一起工作，他这样做也许只是为了密切关注这位年轻律师。“好吧，”里德说，“我办公室旁边有间会议室，你可以在那里办公。”

施利希特曼开始把他的绝大多数时间花在里德与马利根律师事务所。有时候，里德路过会议室会在门口站一会儿，看看这个“小家伙”（在其他人面前，他一直称呼施利希特曼为“小家伙”）的工作有何进展。通常当里德下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施利希特曼还在加班。而里德早上来到公司的时候，施利希特曼早已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种早到晚退的工作方式给里德与马利根律师事务所带来了一股新风气。有时候，“小家伙”会消失几天，然后突然冲进办公室，手里挥舞着他在长岛海滩搜索到的一块“派帕箭头”残骸或一件衣服。“小家伙”不会默默地工作，每当他发现新证据，会议室里都会爆发出欢呼声。当他前往大西洋城追查那位商人和三个同伴出事前几天花天酒地的生活时，办公室便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当“小家伙”再次回来时，他不仅带来了商人的信用卡收据，还带来了见过这四名寻欢客人的酒保及收银员的口供，办公室又再度沸腾起来。

施利希特曼认为，事发当天，那名商人很可能喝醉了，因此无法正确驾驶飞机。不仅如此，截至事故发生那天，他拿到飞行驾照不过四个月的时间，还没有资格操控飞机。此外，他在晚上6点离开大西洋城，起飞时是阴天，而后在长岛附近进入了云层，并遭遇了雨夹雪。施利希特曼找到了一盘录音带，里面有飞行员与肯尼迪机场航空调度员的最后一次通话记录。里德与马利根律师事务所的所有员工一起聆听了那盘录音带的内容，他们听到了那名商人惊慌的声音。当时飞机在云层中，他已经乱了阵脚，请求航空调度员让他降低飞行高度。调度员指示他在下降时右转机身，但他却转向了左边。他先是道歉，然后出现了一种无法辨认的声音，非常尖锐刺耳，可能是尖叫声。几秒后，“派帕箭头”便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事故发生三个月后，施利希特曼向马萨诸塞州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短短几天之内，他和里德就开始跟那家为飞行员投保100万美元的保险公司展开谈判。施利希特曼坚信，这个案子会以保单的上限金额结案。

在里德与马利根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哪桩案子能如此迅速地结案。里德开始对施利希特曼刮目相看，待他视如己出。有天早上，他说公司还有其他案子需要处理。

“这‘小家伙’有点像斗牛犬，”里德对合伙人乔·马利根说道，“一旦抓到什么东西，他就会紧咬不放。”

转交沃本案

自从乔·马利根接手罗比的髋骨医疗事故案之后，唐娜·罗宾斯就一直给里德与马利根律师事务所打电话，三年间从未中断。罗比的案子从一开始就非常棘手，而随着罗比因白血病去世，这个案子再打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马利根觉得，如果他能为唐娜赢得几千美元赔偿金，给对手制造些麻烦，也算是幸事一桩了。

距离马利根与沃本案的涉案家庭签署代理协议已过去了四个月。在这期间，安妮·安德森也经常打电话到律师事务所询问进展。起初，大多数电话都是马利根接的。“这种事情需要时间。”他向安妮解释，这跟唐娜当初打电话询问罗比髋骨案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电话由马利根的秘书帮忙接听。秘书会告诉安妮或唐娜，马利根不在办公室或正在开会。秘书觉得对不住她们两人。有一天，在又一次撒谎之后，她走进公司一名合伙人的办公室，对他说：“这两个人太可怜了，我们该怎么办？”可惜那位合伙人在公司地位不高，这桩案子也不归他管，他只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里德与马利根律师事务所这些年积压了很多人身伤害案件。马利根喜欢把那些有胜诉希望的案子称为“金矿”。一桩新的案件，也许刚开始接触时觉得胜算很大，但经过深入调查之后，会发现这种案件里有致命的缺陷。从此，它就会悄无声息地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卷宗里。全国有很多律师事务所的案子都是因此而错过了诉讼时效。

马利根仍然将沃本案视为潜在的“金矿”，但他在这桩案子上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工作。他曾经去找州环保署的人谈过，希望他们能告诉他到底是谁污染了那两口井。但根据他后来的说法，那些官员“口风很紧”，不肯透露任何信息。他还以最低周薪标准从母校萨福克大学法学院雇了两名大学生，吩咐他们去沃本搜集一切可以找到的相关信息，然后就让他们独自开展工作。其中一名学生干了几个星期就辞职了，而另一名学生平时的工作就是从《沃本每日时报》上挑出一些文章做剪报，除此之外，他基本无事可干。

在施利希特曼调查“派帕箭头”失事案期间，马利根饶有兴致地关注着他的进度。他对施利希特曼勤奋的工作态度印象颇深，于是决定请他负责沃本案。1981年冬天的某个晚上，马利根在离开办公室之前去了趟资料室，约施利希特曼去喝杯酒。“我要去迷你酒吧，”马利根说，“咱们在那里碰头。”

普洛雯思大街上的迷你酒吧是马利根最常光顾的地方。它不但面积小，而且位于地下，离地面有六个台阶的距离。在冬季的黄昏时分，迷你酒吧总是人满为患，其中大多数顾客是爱尔兰人，很多都是律师。酒吧里混杂着威士忌和烟草的气味，闻起来像鸟窝似的。马利根在迷你酒吧里出尽风头，他洪亮的嗓门时常盖过现场嘈杂的声音。据酒吧的一些顾客说，里德小说《大审判》里那个放荡不羁但很有原则的男主角就是以马利根为原型创作的，而马利根也从未否认过这种说法。

那天晚上，施利希特曼到迷你酒吧后，马利根请他喝了杯酒，然后把他介绍给周围的人认识。他搂着施利希特曼的肩膀（施利希特曼的身高比平常人高出一截，而马利根还比施利希特曼高出几英寸），带他走到酒吧角落的一张高脚凳旁。他开始谈论“派帕箭头”飞机失事案，并说施利希特曼迅速结案的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司还有其他值得接手的案子，”马利根继续说道，“特别是有一个案子，我想让你考虑一下。这是一起群体性灾难案件，也是公司目前最有前景的案子。它可能真的会成为一座‘金矿’。这需要付出一些艰辛和努力，而你有能力把它做好。”马利根随后开始讲述沃本案的来龙去脉。

施利希特曼曾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看到过关于白血病集中高发的报道，但他不知道马利根也参与其中，甚至不知道这件事已经立案了。马利根让他负责如此重要而知名的案件，这让他受宠若惊。“我什么时候能看一下案子的卷宗？”他问道。

马利根说，他明天会让秘书把卷宗拿给他。“这案子还有很多未解之谜。”马利根先给施利希特曼交个底。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着沃本的案子，足足聊了一个小时。马利根好几次对施利希特曼说，由施利希特曼负责这个案子，他觉得很“高兴”。

第二天早上，施利希特曼看到会议室的桌上放着一个薄薄的文件夹，上面标着“沃本案”三个字。文件夹不到一英寸厚，对一个群体性案件而言，这个文件夹似乎太薄了些。相比之下，“派帕箭头”失事案的文件几乎占据了一整个储物柜的空间。施利希特曼打开沃本案的文件夹，只看到一些剪报和马利根的胜诉收费协议。在这些标准格式的协议中，马利根承诺“采取所有可能的及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实现委托人针对______的权利主张”。在这句话的下划线处，马利根填上了“律师所确定的任何及所有被告”。

除此之外，文件夹里就只有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州卫生署提供的调查报告。施利希特曼开始研究这份报告。报告当中的部分内容似乎能派得上用场，例如：报告指出，沃本东部儿童白血病集中高发现象不太可能是出于偶然。然而，报告中的其他观点却让他感到迟疑。“几乎毫无例外的是，”该报告称，“调查白血病集中高发现象的结果无法证明这一现象与环境因素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我们甚至找不到这方面的线索……尽管人们发现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会导致实验动物身上长肿瘤，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G号井和H号井中发现的化学品会引发白血病。这些污染物来自何处也尚不清楚。”

看完这份报告后，施利希特曼有些沮丧。他的脑海中闪过一大堆问题：谁家的化学品污染了这两口井？谁倾倒了这些化学品？它们又是何时进入自来水系统的？它们真的是导致白血病的元凶吗？对于这些问题，报告几乎都没有给出答案。很显然，马利根没有在这桩案子上花费多少时间。

施利希特曼把文件带回纽伯里波特重新看了一遍。他甚至无法准确读出沃本那两口井中化学品的名称，但是，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些化学品可能就是白血病集中高发的原因。施利希特曼一直很注意饮食。他的祖父开了一家药店和一间冷饮店。有一次，祖父看到施利希特曼的父亲在吃樱桃。“别再吃这些东西了，”祖父提醒他父亲说，“那上面全是化学品，会吃出毛病的。”施利希特曼年少时没少听到过这种提醒，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施利希特曼的父亲负责购买家里的生活必需品。在人们开始留意产品标签之前，他就痴迷于研究产品标签上的信息，并且把罐装食品所含的化学品告诉施利希特曼。为了孝顺父亲，施利希特曼从未服用过比阿司匹林药效更强劲的药物，也从不抽烟或喝咖啡。他很少吃红肉，尽量不喝自来水。他更喜欢瓶装水，而且专挑贵的买。

看起来，用马利根的话讲，这桩案子的确胜算很大，因为导致白血病爆发的明显是被污染的饮用水。但施利希特曼知道，这种说法很难被验证。需要他深入钻研的一个问题是白血病的起因是什么，而这个问题在医学界尚无定论，且验证起来也很费钱。相比之下，伊顿的案子要简单得多，但他还是花费了1.5万美元和七个月的时间。那时候，施利希特曼只做了三年律师，而且只上过一次庭。他告诉自己，沃本案是个大案子，花费会非常高，案情也非常复杂。

马利根的秘书开始把安妮和唐娜的来电转接到施利希特曼那里。很快，给马利根的留言条堆了一小堆。那年春天的某个晚上，施利希特曼去沃本跟委托人家庭见面。薄暮时分，他走出办公室，开车经过松树街整洁有序的房子，沿路连翘花正在盛开。当他到达安妮家时，这几家人已聚集在客厅里等他。他先是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向众人解释说马利根让他负责这桩案子。

施利希特曼知道，这些人想听听他和马利根取得了哪些进展。他说，他还没有找到起诉的事实依据，只有等到政府机构确认井中污染物的来源之后，他才能提起诉讼。“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随意倾倒有毒废料的现象，”他对这些家庭说，“美国环保署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去主导每一起污染案件的调查工作。你们要组织起来，迫使环保署履行其职责。现在，这桩案子只是一场政治斗争，还不是一场法律大战。我们还没有为这场法律大战做好准备。”

他在安妮家逗留了近两个小时，回答了人们的一些问题，并对他的这几位新委托人有了一些了解。安妮的孩子在四个月前去世了，她脸色苍白，眼眶红红的，仿佛刚刚大哭过一场，但她仍然表现得很坚强，而且提出的问题都很睿智，这让施利希特曼深受触动。施利希特曼还跟理查德·图米和玛丽·图米夫妇聊了一会儿，他们的孩子帕特里克在那年年初去世了。理查德当了将近30年钣金工，他平时少言寡语，但为人直率真诚。施利希特曼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我们不是为了钱而打官司，”图米告诉施利希特曼，“我们只想得到更多信息，但没人告诉我们任何信息。”会面结束后，施利希特曼很同情这些人。可是，他觉得自己爱莫能助。

别接那个案子！

在里德与马利根律师事务所的档案室里，施利希特曼还发现了几十桩无人问津的案子，很多案子的卷宗早已积满灰尘。他觉得这些案子有的像未经打磨的宝石，有的像一堆煤炭。很多案子的价值并不高，根本不值得为之大费周章，比如唐娜·罗宾斯儿子的医疗事故案。有些案子则毫无价值，但也有一些案子看似价值连城。他不断寻找最有前景的案子，沃本案很快就被其他案子的卷宗掩盖了。

施利希特曼的助理律师名叫凯文·康韦，他在马利根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隔间办公。康韦三十五六岁，比施利希特曼年长几岁。他身材矮胖、大腹便便。他总是不经意间给人一种热情和关心他人的感觉，办公室里的员工遇到麻烦事似乎都喜欢来找康韦帮忙，比方说，当马利根的秘书为沃本案的母亲们所面临的困境感到难过时，她便会来找康韦。

康韦已经在里德与马利根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两年时间，这份工作是按件计酬的，即根据案件数量领工资。他毕业于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后，他换了三份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开启于纽约的一家大公司。在那家公司，他有一间可以看风景的办公室，而且收入颇丰，但在那里工作了六年之后，他觉得这份工作没有任何成就感，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想到身边那些把人生耗在公司的同事，他意识到，如果不尽快辞职的话，他也许永远都无法逃离这个地方了。

康韦决定自立门户。他曾在法律界有着一定的地位，他的办公室位于纽约一栋高级写字楼的第50层。而单飞之后，昔日的地位不复存在，他成为法律行业最底层的个体从业者。他把办公室搬到了波士顿郊外的贝尔蒙特地区，一栋百年老建筑的地下室里。从办公室望出去，只能看到库欣广场的人行道，路边全是一些工薪阶级光顾的小店。

康韦对这一带了如指掌，他从小在贝尔蒙特附近的一个教师家庭长大，老家离他的新办公室不远。家中共有兄弟姐妹九人，他是老二。康韦家并不富裕，但家里总是洋溢着温暖和欢乐的气氛。每逢周日下午，整个康韦家族都相聚在客厅里，大家弹奏着各种乐器，仿佛在开演奏会。屋子里到处都是姓康韦的小孩，这幅景象很吸引人，惹得邻居很多孩子也跑过来跟他们玩。把办公室搬到贝尔蒙特后，康韦请了一位名叫佩琪·维奇奥尼的漂亮女秘书。佩琪三十出头，跟康韦的弟弟谈过恋爱。佩琪自己也承认，她几乎不会用打字机，对法律工作更是一无所知，但由于她最近刚离婚，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所以她急需一份工作。康韦知道她的近况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聘请她到自己的事务所工作。

康韦的律师事务所就这样开张了，他们一起帮助顾客解决法律问题。绝大多数问题都很简单，比如立遗嘱、情节较轻的刑事侵害案、查封房屋等。此外，他还要处理一些离婚案，但他并不喜欢这种案子，因为这让他觉得难过，而且需要他花费大量时间去调解这些不幸福的夫妻。有一次，佩琪看到一对夫妇已经走出了办公室大门，康韦还在一直劝他们和好，他们都怒不可遏。“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那男的提高了嗓门：“我们想离婚！”佩琪对康韦说：“你肯定说服他们了，至少他们在生你的气，而没有生对方的气。”

虽然每天没有太多事情可做，但康韦还是按时上班。他询问佩琪应该如何收取某位顾客的费用。佩琪建议说，这是一个不太复杂的遗嘱案，收160美元就行。“他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康韦说，那是一对老夫妇，他只收了50美元。他问佩琪：“需要多久才能把这份遗嘱打好？”佩琪知道自己经常打错字，有时还需要重打，于是她试探道：“嗯，给我一周时间吧？”“哦？要这么久？”但他没有发牢骚。业务不多的时候，他会去提审庭为那些贫穷的被告人担任辩护律师。每打一个案子，政府就会付给他75美元。他只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挣钱，而他的需求并不高。

搬到贝尔蒙特几年后，康韦终于和追求多年的女子结了婚。婚后的康韦对生活的需求开始多了起来。康韦与马利根相识多年，他接受了马利根的工作邀请，把佩琪也带了过去。康韦在里德与马利根律师事务所没有固定工资，只有在打赢官司之后，他才从中收取部分费用。

康韦在里德与马利根律师事务所只有一个小办公隔间。施利希特曼来事务所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两年。佩琪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天，她说：“康韦曾经对我说：‘我的人生毫无激情可言。’他很厌倦自己所做的事情。然后，扬闯进了他的办公室。当时，扬是一起飞机失事案中一名遇难者的代理律师，巴利·里德想把这件案子揽到自己手里，但他没有机会说服扬，扬很有气场。康韦很欣赏扬，他说：‘扬正是初出茅庐的法学院毕业生想成为的那种人。’”

康韦帮助施利希特曼起草了“派帕箭头”失事一案的申诉状。而当施利希特曼开始在事务所浩如烟海的文件堆里寻找“金矿”时，康韦就是他的向导。康韦找到了一个三岁小姑娘的案子。这个小姑娘一直在呕吐，并持续高烧。父母带她去看医生，医生给她服用了阿司匹林，然后就让她回家休养。结果，她的病情开始恶化，患上了急性脑膜炎，大脑因此受损。施利希特曼和康韦打赢了这场官司，为患者家庭赢得了67.5万美元赔偿。白天，他们一起工作，晚上，他们一起去位于特莱蒙街的“中华帝王”中餐厅吃饭，然后再回办公室加班。除此之外，他们还合作过几个案子。一个是新生儿大脑受损赔偿案：一家医院的育婴箱温度过高，造成一名新生儿大脑受损，他们为受害人家庭赢得了115万美元赔偿金。另一个是医疗事故索赔案：九年前，一家医院在为一名老人做外科手术时，不小心在他肚子里留下了一把手术钳，老人提出了索赔，保险公司却拒绝赔偿，于是康韦和施利希特曼准备提起上诉。这个案子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北岸的埃塞克斯郡，离施利希特曼在纽伯里波特的办公室不远。案子开审前，他们在埃塞克斯郡法院附近的一家经济汽车旅馆租了一个房间，在一大堆法律书籍、医学课本和便签本里度过了两周时间。房间的书桌上放着一台便携式打字机，施利希特曼用它在上诉前的最后关头打好了诉状。汽车旅馆旁边有一家餐馆，一些长途货车司机经常在那里停车吃饭，他们俩也在这家餐馆吃晚饭。

那段时间，他们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小睡片刻后便立即起床前往法院。由于睡眠不足，康韦总觉得脑子晕乎乎的，但同时也感觉精神振奋。“和扬共事，”后来，在回忆起那段时光时，他说：“总能让人废寝忘食。”最终，陪审团裁定他们的委托人获得49.2万美元赔偿。

康韦觉得施利希特曼就像亲兄弟一样，但在很多方面，他们似乎又有着天壤之别。施利希特曼身材高瘦，康韦身材矮胖。施利希特曼的皮鞋总是擦得锃亮，而康韦总是穿着一双要被磨坏的鞋子。施利希特曼的定做衬衫被熨烫得平平整整，而康韦的衬衫却总是被他的大肚腩绷得紧紧的，裤子后面还露出一截。施利希特曼的领带打得很精致，还用一枚金色的领针固定住，而康韦每次在进办公室的时候，他的领带结总会往下掉一两英寸。施利希特曼很注重养生和饮食，他经常看到康韦拿甜甜圈当早餐，而且总是喝很多咖啡。有一回，他对康韦说：“你这是把自己的肠胃当成下水道。”无论是面对前台接待员、档案管理员或是低级文员，康韦说话时总是轻声细语，而施利希特曼经常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他总是行色匆匆，对别人的彬彬有礼视而不见。康韦从不苛求别人。“人家自有这样做的道理，旁人无需妄加揣测。”他总是这样说。

他们对待金钱的态度也不一样。康韦生活节俭，因为他要存钱买房和养家，而施利希特曼则是挣多少花多少。康韦发现，施利希特曼只要银行一有存款就会很焦虑，他总是一副迫不及待要把钱花掉的样子。等到把这些钱花光之后，他才开始精神抖擞地钻研其他案子。

康韦的职责就是在事务所的陈年档案里发掘案子，然后让施利希特曼对这些案子产生兴趣。但康韦很不喜欢沃本案。每当施利希特曼提起这个案子，康韦总是逃避话题，并提醒施利希特曼：“这是个黑洞。”康韦没有跟那些家庭见过面，所以他在看待这个案子的时候很冷静，没有任何主观情感。那时候他就已经发现，施利希特曼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半途而废，而沃本案的规模之大、案情之复杂和花费之巨让康韦感到害怕。

每天下班后，康韦和施利希特曼都会一起到楼下“中华帝王”中餐厅边吃饭边谈论新案子，他总是对施利希特曼说：“咱们别接那个案子了。”

我无法拒绝他们

在儿子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妮·安德森几乎足不出户，她怕自己在别人面前忍不住流泪。她经常梦到吉米还活着，可醒来之后，儿子已经去世这一现实又让她无所适从。每当去逛杂货店的时候，一看到吉米生前喜欢的某样东西，她就会泪流满面。

安妮慢慢地走出了丧子的阴影。她弟弟在萨默维尔开了一家石料厂，吉米去世几个月后，她开始在那里上班，既为了挣些生活费，也为了让自己不那么想念吉米。她在厂里做文员，负责接电话和记账，但她还是不断想起那两口被污染的水井。她想找到答案，她想质问那些让她儿子饱受病痛折磨的罪魁祸首。她知道，在这个案子上，马利根和施利希特曼没有做任何努力，施利希特曼甚至都不会回复她的电话。

1981年秋，某天下午，安妮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打开收音机，边开车边听波士顿电台杰瑞·威廉姆斯的脱口秀节目。那天的主题是律师。节目请来两位律师作为嘉宾，听众可以打电话询问与法律相关的问题。安妮起初没留心听这两位律师在讲些什么，后来她觉得其中一位律师的声音似曾相识。那是施利希特曼的声音，当时他正在电台里口若悬河地谈论着法律，以及如何为客户服务等问题，可他从来不接安妮的电话。安妮加大油门把车开回家，跑进屋里，用厨房的电话拨打了电台热线，她甚至都来不及脱掉外套。

“我想问施利希特曼先生一个问题。”

“请说。”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说道。

“假如我的律师一直都不回我电话，我该怎么办？”

“等会儿！”施利希特曼说，“这声音很熟悉，你是安妮吗？”

“扬，我打了很多次电话，想跟你谈谈，可就是找不到你。”

电话那头的施利希特曼尴尬地笑了笑。“你的电话留言刚好在我母亲的留言后面，”他说，“我也从来不给她回电话的。”然后，他又加了一句：“你可以先跟凯茜谈谈。”

“凯茜没法回答我的问题。”安妮说。

施利希特曼也没法回答安妮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这样说。他对安妮说，他明天早上一定会给她回电话的。

安妮挂掉电话，然后又打给唐娜·罗宾斯。

“你猜我刚才做了什么？”安妮说。

尽管沃本案困难重重，但对施利希特曼而言，它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觉得这案子值得一打。他一直在想，如果说他这辈子注定要干一件大事的话，沃本案可能就是他立威扬名的好机会。如果他能打赢这场官司，那么他就在法律界开创了先例，将名扬国内控方律师界。毫无疑问，胜诉会给他带来一大笔收入，而且还能帮到沃本东部的受害者家庭。在他看来，无论是为了名声、财富，或是为了行善积德，这件案子都值得一搏。

可是，直到1981年冬，施利希特曼依然没有决定是否接手这个案子。在马萨诸塞州，人身伤害行为的诉讼时效是三年。而沃本那两口井是在1979年5月22日关闭的，诉讼时效从那天开始算起。如果他打算放弃这个案子，就要尽快告知受害者家庭。如果他决定上诉，就要迅速写好诉状。尽管他满怀抱负，但他也将自己视为追求现实利益的商人。康韦曾经把这个案子称为“黑洞”，也许不无道理。最终，施利希特曼认为还有其他一些更值得投入全部精力的案子，他要打那些有胜诉把握的官司。

于是，到了1982年2月，施利希特曼打电话给安妮，请她安排那些委托家庭在圣公会三一教堂见面。会面那晚，正当施利希特曼准备离开办公室前往沃本时，康韦走了进来。康韦让施利希特曼保证这次对那些家庭如实相告。他让施利希特曼告诉他们，他手上的证据不足以提起诉讼。康韦跟着施利希特曼走到门口，然后问他：“扬，等你回来的时候，沃本案已经不存在了，对吧？”

“没错。”施利希特曼说。

圣公会三一教堂里，一小群人坐在金属折叠椅上，聚集在教堂平时吃晚饭用的长桌旁，杨牧师也坐在当中。教堂大厅灯光昏暗，让人觉得冷飕飕的，有些女士甚至穿上了外套。除了安妮之外，在场的所有人都以为施利希特曼此行的目的是告诉他们案件的进展。只有安妮怀疑他想放弃这个案子，但她没有把自己的猜测告诉其他人，甚至对唐娜和杨牧师都没有说。

施利希特曼与这些家庭面对面坐着，逐一列举他们当前遇到的难题，包括：不存在被告、无法证明井里的化学物诱发了白血病，还有费用问题，费用问题尤其难以解决。“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施利希特曼说，“但是我们目前无法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恐怕我们没有什么资源去打这桩官司。”

一股悲凉的感觉涌上所有人的心头。安妮心想，他把该说的都说了，就差跟大家说“再见”了。

冷场片刻之后，施利希特曼似乎想站起来，然后道别离开，但他又不好意思这样做。这时候，杨牧师清了下嗓子，说道：“如果我跟你说，我知道从哪里可以筹到一部分费用，你觉得这官司能打吗？”

施利希特曼满脸疑惑地看着牧师，心想，靠教堂义卖的那点钱可资助不起这种官司的费用。

杨牧师解释说，就在那天下午，他跟华盛顿特区一位律师聊过，那个人是一家新成立的律师事务所的常务董事，这家名叫公义律师事务所的机构专门处理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案件。

施利希特曼突然一惊。他惊呼道，他知道这家律师事务所！事实上，他也是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在六个月前，一群律师从业者在旧金山市召开大会，成立了这个组织，而施利希特曼出资1000美元，成为其创始成员。当然了，他很喜欢公义律师事务所这个名字，因为借助法律制度为社会带来变革也是他的人生理想。

杨牧师继续说道，他与华盛顿那位律师的谈话源自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的来电，完全出于巧合。那位工作人员在报纸上看到公义律师事务所正在寻找与环保相关的案子，这让她想起了沃本案。于是，她就拨通了杨牧师的电话，并在当天下午4点为杨牧师和公义律师事务所的常务董事安东尼·罗伊斯曼安排了一场电话会议。杨牧师向罗伊斯曼详细介绍了沃本一案的具体情况，罗伊斯曼听后觉得这件案子很有意思。此外，公义律师事务所已经拨出一笔专款用于环保方面的案件。但是，罗伊斯曼也提到，他不能就这样介入案件，随随便便地把案子从别的律师手里抢走。

杨牧师对聚集在三一教堂的委托家庭说，正因为如此，他直到现在才把这件事告诉大家。

事情的发展让施利希特曼突然有了兴趣，他向牧师仔细询问他与罗伊斯曼谈话的细节。施利希特曼多次提到这两件事“惊人”的巧合之处。他对这些家庭说，明天早上，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罗伊斯曼。他希望自己能够跟罗伊斯曼一起打这桩官司。那天晚上，当施利希特曼离开三一教堂时，这些家庭已经没那么担忧了。

第二天早上，康韦来到施利希特曼办公室门口。“情况如何？”他问施利希特曼。

“我们还是要接这个案子，”施利希特曼说，“我无法拒绝他们。”

实地考察，确认起诉对象

接下来的那周，罗伊斯曼飞往波士顿，跟施利希特曼研究了两天案情。罗伊斯曼40岁出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曾在卡特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司法部有害废弃物处理组组长。他知道如何处理复杂的环保案件。他认为，根据目前所掌握到的情况，沃本案胜算非常高。

施利希特曼邀请罗伊斯曼担任该案的主辩律师，罗伊斯曼接受了邀请，并邀请施利希特曼继续做他的咨询律师。这个安排很合施利希特曼的心意，因为这能让他继续参与这桩重大案件，同时通过与罗伊斯曼这种经验丰富的人共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两人同意平摊准备打官司的费用。案件和解或判决之后，罗伊斯曼的律师事务所将收取三分之二酬金，施利希特曼和马利根则平分剩余的三分之一酬金。

在接近两年的纸上谈兵之后，所有事情突然迅速运转起来。罗伊斯曼的一名助手负责搜集与受污染水井中发现的三氯乙烯和其他化学品相关的医学和科研资料。罗伊斯曼则借助《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从美国环保署获取了沃本东部污染事件的初步调查报告。环保署将调查重点放在阿贝霍纳河谷一平方英里范围内，也就是G号井和H号井周边约450英亩范围内的土地。环保署的承包商在那一平方英里区域的边缘地段打了很多测试井。在这两口井的东北部，调查人员抽取了地下水进行化学分析，结果显示：有高浓度的三氯乙烯通过土壤层流向G号井和H号井，流动的轨迹有点像羽毛的形状。这两口井西面的地下水中还发现了浓度更高的三氯乙烯，这些地下水沿着阿贝霍纳河流经大约15英亩尚未开垦的林场。环保署把两口井周边一英里范围内的工厂名称列了出来，但没有明确指出哪一家或几家工厂是井水污染的罪魁祸首，只是在报告中指出：“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尽管如此，环保署还是把沃本市的地下水含水层列入《全国重点污染区域清单》，这份清单有一个更常用的叫法——“超级基金清单”。在这份清单中，环保署将受污染区域与居民区之间的距离、化学污染物特性以及饮用水是否受污染等指标导入一个公式中，对受污染区域进行排名。截至1982年，美国环保署重点污染区域清单上共有418个污染区域，最新加入的沃本东部井场位列第39名。

环保署的这份报告有岩床和地下水位线图、钻井日志及大量科学术语，技术含量相当高。为了读懂这份报告，罗伊斯曼从普林斯顿大学聘请了一位教授。这名教授是地下水污染和有毒废弃物领域的专家，他告诉罗伊斯曼和施利希特曼，从东北部地下汇流而来的三氯乙烯似乎来自两个污染源，一个是跨国化工企业W.R.格雷斯公司的一间工厂，另一个污染源则在G号井和H号井的西部，那里是J.J.莱利皮革厂所拥有的一片15英亩的林地。经查，该皮革厂隶属于芝加哥一家食品业巨头贝翠斯食品公司，这家公司生产几十种品牌的日用消费品，包括“新秀丽”牌箱包、“倍得适”牌文胸、“彼得潘”牌花生酱以及“纯果乐”牌橙汁等。

这两家企业在“财富500强”中名列前茅。用人身伤害案律师的话说，这两家公司都“富可敌国”，这让罗伊斯曼和施利希特曼深感压力。人身伤害官司不是一项慈善事业。对一名靠胜诉提成生活的律师而言，他需要预先垫付诉讼费用，因此，被告必须要有一定资产（资产越多越好），或者投了一大笔保险。对施利希特曼来说，起诉W.R.格雷斯公司和贝翠斯食品公司这件事就好比是他拒绝母亲撮合的婚事，后来却发现对方家底殷实。

1982年4月中旬，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施利希特曼开着他的保时捷车独自前往沃本。他经常去拜访那些家庭，他对沃本东部的景象已经相当熟悉。那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甚至有点压抑。到处都是凋敝的房屋和工业园区，和美国其他成千上万个工业区没什么不同，不值得多看一眼。不过，这一次，他所看到的东西似乎格外惹眼，高楼大厦和地标建筑的轮廓也似乎更加清晰，它们的外形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他沿着华盛顿大街往南开。华盛顿大街是一条繁忙的双车道，位于93号州际公路和128号公路交汇处附近。20年前，这条路的东边还是农场。如今，这片土地上已经建起了一幢幢低矮的厂房和办公大楼，在厂房和办公楼中间还留着几片树林和杂草丛生的土地。路的西边有很多正在长新枝的阔叶树，从这片树林外面往下走就是阿贝霍纳河湿地，但从施利希特曼开车的角度是看不到湿地的。

他驱车来到一幢外观没有任何装饰的单层砖砌大楼对面，把车停好。这幢大楼的入口通道被玻璃围了起来，玻璃通道的上方则是“W.R.格雷斯”几个抛光铝刻字。他坐在车里打量着这幢大楼。在四周杂乱不堪的环境中，格雷斯沃本工厂的大楼显得鹤立鸡群。大楼的正前方种有一排被修剪过的灌木丛，草坪长得很茂盛，而且经过精心修葺，草坪中间有一棵小枫树，树下面摆着一张野餐时用的桌子。施利希特曼看见几个穿着皮革制服的工人在厂房一侧的装卸台走动。根据环保署的报告，施利希特曼只知道这家工厂专门为食品包装业生产不锈钢设备，而三氯乙烯是一种溶剂，主要用于清洗机器加工时出现在金属部件上的油脂。在施利希特曼看来，这种工厂肯定会使用三氯乙烯。他想知道这些穿着制服的工人今天是否正在使用三氯乙烯，而他们又会如何处理这些溶剂？他想找一个工人谈谈，或者直接进厂参观。当然，他无法做到这一点。眼下，这幢大楼就像一座城堡，除了能看到它的外表，他几乎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很快，他就不想再盯着它看了。

施利希特曼又把车开回华盛顿大街，一路向南，朝着松树街缓缓开去。开了四分之一英里后，他向西转到塞勒姆大街，这条大街横穿松树街区的北部边界。他路过一座横跨阿贝霍纳河的混凝土小桥。往北眺望，他能看到阿贝霍纳河周围广阔的湿地。在湿地边，透过一片没有树叶的灌木林，可以看到两座砖砌抽水站，G号井和H号井就在抽水站里面。抽水站现在应该是大门紧闭的。在他的正前方，塞勒姆大街开始出现一个缓坡，坡的那一头赫然耸立着J.J.莱利皮革厂的砖砌大烟囱。

这家皮革厂四周围着钢丝网，施利希特曼在一处围栏附近停下车。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动物毛皮和粪便的气味。皮革厂的主体是一座大型的砖砌建筑，因年代久远，墙面显得有些斑驳。主楼的周围还有一些后来新建的棚屋和附属建筑，它们用的似乎是水泥砌块和波纹金属板。在主楼后面，至少堆放了十几袋生牛皮。

在来皮革厂的路上，施利希特曼路过了一条泥土路，而那条路正好通向环保署报告中所提到的15英亩林地。那块地也是贝翠斯食品公司的物业，它大致呈三角形，西面紧邻皮革厂，东边则靠着阿贝霍纳河。皮革厂在这块土地上有一口生产用井，环保署在这口井中检测到了高浓度的三氯乙烯，比G号井和H号井中检测到的三氯乙烯浓度高三倍。

施利希特曼在皮革厂外面将车子调头，往塞勒姆大街开去。他把车向左一拐，开上了那条泥土路。在前方60英尺处，一扇高大的金属门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的右侧是一个用6英尺高的护栏围起来的废料堆积场，属于阿贝霍纳汽车配件公司所有，里面随意堆放着废旧汽车。他的左侧是惠特尼油桶公司，这家公司专门翻新使用过的55加仑油桶和地下储油罐。成百上千的油桶堆在惠特尼公司大楼后面的栅栏边上，施利希特曼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品气味。

施利希特曼走下车，朝那扇挡住他的大门走去。大门那边的泥土路似乎使用率很高，路的两侧长满了灌木和草丛。施利希特曼看到泥土路边也堆积着很多油桶，他怀疑这些油桶也是属于惠特尼油桶公司的。他站在那里，心中早有定论：贝翠斯食品公司是这片土地的拥有者，对这里的环境负有法律责任。如果惠特尼油桶公司把这块地用作垃圾场，那么，莱利皮革厂也有可能这样做。

罗伊斯曼开始起草一份冗长的诉状，这份诉状将构成控告W.R.格雷斯公司和贝翠斯食品公司的基础。与罗伊斯曼相比，施利希特曼更熟悉马萨诸塞州人身伤害和过失致死方面的法律条文，于是他帮助罗伊斯曼起草诉状。该诉状称，W.R.格雷斯公司和贝翠斯食品公司的子公司所使用的有毒化学品污染了原告的饮用水。诉状将化学品所含的三氯乙烯描述为“一种强力的、可以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制剂，可导致感染者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的症状，如晕眩、食欲不振和丧失运动协调能力。这种化学品还会导致肝脏受损，并引发细胞突变和癌症”。诉状声称有毒水源是导致白血病集中高发的元凶，造成五名儿童患白血病去世的悲剧，给参与起诉的所有家庭带去了各种伤害，包括“患白血病，或者其他类型癌症、肝脏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紊乱以及其他不明原因疾病的风险越来越高”。原告要求这两家公司对他们遭遇的伤害进行赔偿，同时对这两家公司肆意妄为和疏于职守的违规行径进行惩罚。

1982年5月14日，也就是距离诉讼时效截止还剩八天的时候，罗伊斯曼和施利希特曼写好了诉状。施利希特曼亲自拿着诉状前往波士顿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一周后，关于这起官司的报道便出现在《波士顿环球报》上。两家地方电视台的记者闻风而动，立刻前往里德与马利根律师事务所采访施利希特曼。新闻摄制组在事务所的资料室架起摄影器材，两家电视台的记者轮流对施利希特曼进行采访。康韦站在门口，庆幸电视台采访的不是他，因为他在摄像机和镁光灯下会怯场。不过他看得出来，施利希特曼非常享受这种采访。

那天晚上，施利希特曼和康韦到楼下的“中华帝王”餐馆吃饭，随后又去酒吧喝酒。施利希特曼叫酒保打开电视，他要看新闻报道里的自己。他让服务员在两个电视频道间来回切换，这样就不会漏掉自己的镜头。

施利希特曼看着新闻里的自己，而康韦在一旁看着他。他知道，施利希特曼会在这个案子上投入大量时间，但他也提醒自己，罗伊斯曼才是案子的负责人。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由罗伊斯曼完成，他们只是扮演当地联络人的角色。康韦告诉自己不要担心。

1. 美国纪念日，以悼念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官兵，通常是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2. 该修正案是关于保护公民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及和平集会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