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英美现代主义文学 - 第一章 20世纪神话回归与英美社会

第一章 20世纪神话回归与英美社会

神话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既古老又现代，具有经久不衰的魔力。神话作为“传承的故事”、“想象的事件”、“叙述的策略”受到了文学家的高度青睐，并且深度地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然而，尽管神话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运用，但是它并非在文学史的每个阶段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形式。值得研究的是，20世纪上半叶英美现代主义作家，特别是有影响的作家，大多热衷于神话创作。T.S.艾略特在诗歌《荒原》（The Waste Land，1922）中运用圣杯（The Holy Grail）、耶稣复活（Resurrection of Jesus）、阿多尼斯（Adonis）等神话；D.H.劳伦斯在小说《虹》（The Rainbow，1915）中用了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神话；詹姆斯·乔伊斯在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1922）中用奥德修斯（Odysseus）神话；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中使用了撒旦（Satan）神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较之19世纪的英美文学，20世纪上半叶的英美文学中出现了神话回归现象。诚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作家本人的创作癖好有直接关联，但是从英美文学创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特别是社会变迁，来解读神话回归文学的现象更为符合时代的实际，更为合理。同时，从社会变迁的维度去诠释20世纪上半叶英美文学中的神话回归，不失为一条全新的社会历史的理路。阐释并不是对某种文学现象进行简单的、显现性的释述，解读既需要把握文本的内在脉络，又必须依据社会生态环境对作品作出深度耕犁。纵观20世纪上半叶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作家对神话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可谓情有独钟，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出现了“神话意识”、“神话情结”、“神话手法”、“神话—原型批评”等现象。著名神话学者叶·莫·梅列金斯基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学上的“神话主义”（mythologism），并且认为“‘神话主义’是20世纪文学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它既是一种艺术手法，又是为这个手法所系的世界感知（当然，问题不仅在于个别神话情节的运用）。无论在戏剧、诗歌，还是在小说中，它均有明晰的反映 ……”。可以说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家用神话手法进行的文学创作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说明以神话创作为特征之一的现代主义文学是一个能“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矛盾和人们心理的重要流派”。

20世纪上半叶英美颇具影响的作家对神话题材的特别关照与这一时期社会整体生存环境日趋恶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英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神话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无疑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文化之危机的意识，即对整个文明之危机的意识”。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的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狂热的追逐，科学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机器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人逐渐沦为科学技术的奴隶和机器的附庸。人在庞大冰冷的机器面前显得无所适从，痛感自身的渺小，人表现出对“现代性的隐忧”成为不争的事实。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都使得包括英美两国在内的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其中包括人们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的变化。以科学技术为特征的现代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日趋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人类的现实生存环境越来越使人产生逃离之感。科学至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加剧、战争因素增长，导致了人文主义传统的丧失，人类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家园，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和商品生产物化使人出现了异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日渐尖锐，从而导致了人生目标和定向的缺失，这又致使人信仰的丧失。信仰的失落使人无法找到现实的“终极关怀”，这势必让沉沦于种种永无休止欲望中的人们道德沦丧、行为失范。科学的过度发展使“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至上论的大行其道必然带来生态的失衡。所有这些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处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方社会中的人成了失去传统意义上人性的“非人”，社会变得失范无序，世界变成了“荒原”。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在论著《20世纪思想史》（The Modern Mind，2001）中分析20世纪前30年的西方社会时指出：“这不仅是战争的社会，而且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价值取决于财富，生活变成了一种获取物品的竞争，而不是获取知识、理解及德性的竞争。”面对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段，英美现代主义文学作家在他们的小说、戏剧、诗歌中采用神话思维方式，展示了对现代西方社会危机的关注，对人们生存困境的救赎，对物质丰富而精神贫乏现象的揭露和鞭挞，对现代性疯狂根源的揭示，以期表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提升现代人的本质，反映现代社会真实，改善现代社会机制，从而达到“救人”和“济世”的目的。

本书研究中所涉及的神话是希腊神话、希伯来神话以及基督教神话。学术界向来认为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基督教文明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开端与核心部分；希伯来—基督教文明是统治西方精神世界千年之久的坚实根基。作为西方文明源头和根基的古希腊文明、希伯来—基督教文明无疑对西方社会的变革、发展、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人有“言必称希腊”，“话不离《圣经》”的传统，希腊神话和《圣经》也是西方人爱读的书、爱谈的事。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也更多地从这些神话中吸取灵感，获得素材，并且赋予神话更多的现代意义。

第一节人文主义传统的丧失

20世纪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一是贯穿于西方世界历史源远流长的人文主义传统的丧失。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领域的广泛运用，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跨入了快速发展的现代化生产时期。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却没有带来健康而充实的精神生活，人们反而到处遭受着几乎无所不能的商品世界无孔不入的奴役，因此人们的精神世界陷入了空前的焦虑彷徨和孤独绝望。诚如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所言，西方现代社会境况完全可以说成一个非健全的病态社会。由此，不难看出人文主义传统的丧失是构成这种病态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要弄清这个显著的特征，我们有必要历史地厘清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丧失的前史。

在西方思想世界中，肇始于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思想表现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人文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以文化传统的方式对文学家的创作起着潜移默化的调控作用，同时，它作为一种特定的模式在人们如何对待人类自身和宇宙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英国当代著名学者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把西方人看待人和宇宙的思想分成三种不同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焦点在上帝，人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焦点集中于自然，即科学的模式，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焦点是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我们将会考察这样一种以人类经验为中心的观照人生和世界的传统模式在20世纪上半叶英美社会中的衰微与沦落。

从人类思想史上看，在西方开启人文主义思想先河的当属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智者学派（sophists）。智者学派指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活跃在古希腊的一群哲学家，他们喜爱出售自己的智慧，经常穿梭于不同城邦之间，进行各种演说，向人们传授辩论技巧，以培养能言善辩和在政治活动中获胜的人才。智者学派中，著名的人物有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高尔吉亚（Gorgias）、克里底亚（Critias）等人。普罗泰戈拉曾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万物是其所是的尺度，也是万物不是其所不是的尺度。”这一命题虽然是针对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们认为传统的风俗习惯、道德和法律等都是由“神”定的，是万古不变的思想提出的，但它同时强调了人的感觉在判断事物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在普罗泰戈拉看来，全知全能的神是人类所无法认识的，而社会风俗习惯、道德法律都是人为的东西，它们属于人类的作品，因此它们合理与否可以依赖于人们的感觉，以人们的主观判断为尺度。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感觉是确实可靠的，人类的判断是合情合理的。普罗泰戈拉把人置于世界和万物的中心，肯定人的感觉，否定神的意志，树立起人的尊严，反对迷信，强调自由，从而唤醒了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历史地看，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因此成了人文主义的始祖，这就是我们在论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丧失时必须追溯到普罗泰戈拉的缘由。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14世纪至17世纪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弘扬。文艺复兴是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在反封建方面，人文主义反对割据，提倡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拥戴开明君主，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口号。在反教会方面，人文主义认为基督教用神性否定人性，用神权否定人权，因为基督教以神为中心，相信上帝是人和宇宙的创造主，至高无上，而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人文主义尊重人性和人的价值，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提倡人应该享受人世的幸福和快乐。早期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就主张人比天神还要高超。他的《神曲》（Divine Comedy，1307—1321）通过作者幻游地狱、炼狱及天国中的所见所闻，揭示了意大利从中世纪向近代世界转折时期的社会变化，歌颂了人的价值，肯定了人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够获得成功的做法，展示了早期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除意大利的但丁之外，英国作家莎士比亚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用戏剧和诗歌宣扬人理想的崇高和伟大、人力量的无穷，讴歌了纯真无邪人世间的友谊，人们之间纯洁自由的爱情，以及真挚善良的人性。莎士比亚则通过《哈姆雷特》（Hamlet，1599—1602）中主人公一段独白“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喊出了人文主义的时代最强音，从而使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成为穿越时空的千古传唱。莎翁在作品中提倡个性解放、热爱生活、人性善良、真挚爱情、乐观生活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后世的西方文学中脉脉可感。

从西方人文主义发展历史长河中看，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是继文艺复兴之后又一次反封建、反教会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发轫于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在法国达到了高潮，很快影响到了全世界。“启蒙”（lumière）在法文中是光明、智慧之意。启蒙运动主张人走出宗教教义、盲目信仰的束缚，倡导人的独立思维、独立判断，提倡理性权威。在英国哲学家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看来，“启蒙运动本质上是对有独立见解的知识活动的价值重估，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在以往一直黑暗的地方散布光明”。这里所谓黑暗的地方即为中世纪在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统治下的封建迷信与愚昧无知，而启蒙主义者则要借助理性的阳光来驱散现实的黑暗，从而进入智慧和光明的时代。启蒙运动的主要使命就在于竭力反对封建专制王权、贵族享有的特权，反对社会普遍存在的等级制度，大力提倡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社会各阶层权利上的平等、社会个体自由和科学精神，其最终目的着眼于齐心合力构建一个民主和科学的美好时代。

从现代人文主义发展史来看，英国在17世纪中期由于其大胆的宗教改革、早发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领先的科学成就等诸多原因，而兴起了反对神性、提倡人性和以人为中心的空前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早在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因教皇不同意他与王后离婚而同罗马教皇发生激烈冲突，公开宣布禁止英国教会向罗马教廷纳贡，从而揭开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的历史序幕。1534年，国会通过的《至尊法案》标志着英国与罗马教廷在各种关系方面的正式决裂，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首脑。从此，英国开始完全脱离了罗马教廷的政治思想和经济的控制，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新教国家。历史发展到17世纪40年代，统治英国的斯图亚特封建王朝已经严重阻碍英国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英国国内政治矛盾、阶级矛盾激化，新贵族阶级趁势推翻了当时的英国封建统治阶级，紧接着发起了旨在建立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展和英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内在条件。在科学成就方面，由于经验主义的兴起和科学方法的采用，英国的科学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且占据着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制高点。经验主义主张科学对于认识自然界及其规律的重要性，提倡对事物要进行仔细观察，重视科学实验在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经验主义（包括唯物的经验主义和唯心的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有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约翰·洛克（John Locke）、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正是由于这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的引领，英国才成为启蒙运动名副其实的发源地，使得科技革命在英国的发生变成了现实。由启蒙运动引发的科学革命，使得技术在英国的发明达到了高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7世纪成了英国人思想最为活跃的世纪，也是技术进步最为显著的时期。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哲学的新方法在科学运用中彰显出了巨大的威力，他的万有引力定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天上的运动和地上的运动统一起来，从力学方面证明了自然界五彩缤纷的万事万物的统一性，这就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最终挣脱了宗教枷锁无情的束缚。毋庸置疑，英国启蒙运动不仅带来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也在改变着人们定式已久的陈旧的思维方式。由近代经验主义鼻祖培根开创的英国近代经验主义哲学（除唯心的经验主义哲学家贝克莱和休谟外）认为，人类的知识和观念无一例外地都起源于感觉和经验，人的感觉是认识的唯一开端，构成一切知识的泉源。换句话说，人们关于事物的认识只能依赖于实验或经验，只能依赖于人们对事物的实际观察，而绝不可能仰仗于神秘的直觉或迷信之类的东西。实验的方法能把“人从原罪的负担下解放出来，恢复他由于堕落而丧失的对自然的控制”。由此可见，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冲破了中世纪神学的藩篱，在英国启蒙运动中表现为带有浓厚经验主义的传统，这种经验主义传统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尽管英美现代主义文学中神话的回归没有简单地搬弄这样的经验主义的东西。

有着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旗手称号的伏尔泰（Voltaire）被誉为运动中的“思想之王”。按照他所提出的“天赋人权”的思想，世上人们生来就是彼此自由和相互平等的，所有人，不管其地位高低，不管其身份贵贱，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样的一种权利是上苍赋予人类的，因此是不能被任何人剥夺的。这样一来，他坚决反对把人分成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这种划分，坚决反对将这两个阶级划分成若干更小的不同等级，竭力主张“每个人拥有权利从心底里相信自己和所有其他人是完全平等的”。基于这样的看法，伏尔泰把人为制造等级的高高在上的作威作福的教皇比成“两足禽兽”，把教士们称作“文明的恶棍”。在法国启蒙运动另一个著名代表人物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那里，集中体现他民主政治思想的《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1762）鲜明地提出了“人民主权”的主权在民的思想。在他看来，人不论其出身门第如何全都享有自由平等这个不可剥夺的神圣的权利，人们应自觉自愿地彼此订立社会契约，以此作为基础组成国家。在卢梭意义上的国家中，约定参加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完全自由的，而且都完全处于平等地位。诚然，社会契约不应该体现少数人的意志而应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应该代表所有人的共同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权利意味着人们应该共同享受的民主自由权利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向前发展，工业化机器生产彻底改变了社会生产组织和社会有机结构，这就使得劳动者沦为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受剥削和压迫的雇佣劳动者。在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资本主义新型生产关系中，“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可以公正地说，卢梭的“人是生而自由”的思想开创了欧洲及世界民主平等之先河，他的“人民主权”的原则至今仍然在充当着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础，仍然对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起着不可小觑的调控作用，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在探讨英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神话回归现象，追溯人文主义传统在20世纪上半叶丧失的历史原因时，必须关注19世纪另一个人文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19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在英法等国家迅速崛起的时期。西方新兴的资本家早期积极反对封建势力，冲破基督教神学桎梏，激励人们为现世幸福而努力奋斗，体现了积极向上的人文主义精神风貌。然而，资本主义在完成其原始积累后，变得极其贪得无厌和不择手段。19世纪的资本家在拼命剥削工人的同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物质财富，而广大社会劳动者却丧失了最起码的生产资料，生活变得日益贫穷，同时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话语权，最终失去了生存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在其《资本论》（Das Kapital，1867）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工人们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资本家把工人变成了一架纯粹地生产财富的机器，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榨取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对工人进行着非正义的残酷剥削，任意延长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雇佣工人的劳动强度，压低雇佣工人工资，低价雇用童工进入生产领域。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制度还使劳动者变得异化，物化成为商品的奴隶，丧失了本身应有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为了使得人的价值复归，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1844）中深刻地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本质和人本质的变异，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对生产劳动者的人文主义关怀。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的本性、人的第一需要就是人的自由生命表现，是人的生活乐趣，人在劳动中应该获得的是财富、快乐以及人自身应有的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却变质了，劳动者异化了，劳动过程本身变成了人的生命和自由受折磨、蹂躏的非人化的物化的过程。劳动者觉得自己肉体和精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已经不是劳动者本质的东西或本身必须具有的东西，而成了外在的东西，是他人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在肯定自己的生存或自由，而是在否定自己的生存或自由。此时，生存对劳动者来说不再幸福，而是不幸，劳动者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极度的摧残。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他而在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除此之外，马克思通过创立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力图建立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形态，并以此来表达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还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处于悲惨的异化生存状态，看到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日益对立的各种矛盾，他进而指出这种长期对立必然会出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最终导致共产主义革命的出现。基于这样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必然性的演进，马克思极力主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平等的抑制人类自由的非人的关系，把人自身的世界和人自身应有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只有这样，人本身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他看来，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使人本身得以真正解放，因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因此，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关系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利益关系，而是一种互相一致的利益关系，劳动不再是一种繁重的负担，劳动变成了生活的一种需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劳动。这样的劳动成为非常令人愉悦的事，这样的劳动从而变成了人们的一种舒心乐意的自由自在的享受。只有从事这样劳动的人们才能够顺理成章地成为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理所当然的主人，同样，只有这样的人们才能享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青年马克思建立在扬弃异化基础上的对共产主义的论述明显具有人道主义色彩和显露出人道主义逻辑意味，这和他在作为《资本论》草稿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论述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无论是马克思早期对异化劳动与共产主义关系的阐释，还是后期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论述，都彰显出了人文主义的关照，而这样的人文主义关照受到20世纪英美现代主义作家的响应，并体现在他们以神话为创作手法的文学作品中。

在论及19世纪西方崇尚人文主义时，不能不提到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浪漫主义首先是法国大革命的催生物。18世纪后期的法国，封建王朝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等方面都对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终于导致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这场大革命打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极力强调人的独立、个性解放和情感的表达。与此同时，18世纪后期快速发展的英国资本主义也促使了浪漫主义思潮的出现。最早在英国开展的以技术革新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一方面来看，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对自身创造力的认识，提高了人的自信心，使人性需要解放的欲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对机器的依赖，使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或被动的东西，人自身出现了异化的倾向，人因此开始向往回归自然，怀念往昔田园诗般的岁月。浪漫主义文学着力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情感，提倡个人独立和自由，高扬个性解放，揭露资本主义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厌恶城市文明，赞美大自然。与古典主义文学相反，浪漫主义文学反对古典主义文学的因循守旧、循规蹈矩，认为文学不应该受到古典主义的束缚，极力提倡创作高度自由和语言通俗流畅。在尊重人的独立性和提倡人性解放方面，浪漫主义文学无疑是对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又一次继承和发展。

然而，随着20世纪的到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自由竞争更加剧烈，对现代性信条的疯狂推崇，加之战争因素在不断增长以及商业化趋势在迅速发展，从而导致了西方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本质上的解体，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传统根基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这又依次致使人们的理想遭到抛弃，信念逐渐丧失，人性遭到扭曲。不言而喻的是，最终致使西方源远流长的人文主义传统急速丧失。

虽然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丧失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20世纪初西方社会奉行的“科学至上”的信条难辞其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在著作《论野蛮》（La Barbarie，1987）中直截了当地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批评，认为追求纯粹的客观性，把现实世界“数学模式化”的科学正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野蛮性”，这样的“野蛮性”与文化的“主体性”恰恰是南辕北辙，这种状况下的科学正在把人的感性和主体性排挤出去。按照米歇尔·亨利的看法，这种醉心纯客观性和将现实世界“数学模式化”的科学的“野蛮”是造成人类现代“文化危机”最为主要的根源之一。公正地说，科学的内容是客观真理，科学展现的是客观事物内在固有的走向或趋势。从这种意义上讲，科学在揭示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特性和关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类看待自身及其在世地位的方式。毋庸置疑，科学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必将作用于人们的文化价值判断，影响人们的文化行为范式，从而致使人们与已经须臾不可失却的文化传统的断裂式分离。应看到的是，科学的巨大力量使20世纪的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难以想象的变化，科学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安逸，但同时科学也使传统的人文主义失去了它原有的本真形态，人文主义在遭遇强大的科学技术时逐渐衰败和缺失。人们在物质不断丰富的社会中精神世界却日益变得世俗化了，物质和财富成了现代人竞相追逐、趋之若鹜、醉心迷恋的东西。不得不承认的是，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成了当今世界各种不同战争的动力根源，显然科学技术给战争带来了绝对不可低估的影响。应该说一个时代有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水平就会出现什么样类型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学技术堪称“战争的第一战斗力”。当科学技术成果运用于军事的时候，首先会使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然后使作战方式发生决定性的变化，科学技术力量能够左右甚至决定战争的胜败。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随着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炼钢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坦克师为主的机械化军队应运而生。独立的空军、海军航空兵、潜艇部队等军兵种与工程兵、通信兵、无线电技术兵等专业兵种相继问世，极大地丰富了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作战手段，同样使得两次世界大战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野蛮杀戮和残酷毁灭。据有关统计，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就有近一千万人命丧沙场，近两千万人受伤致残，物资总损失达到惊人的四万亿美元之多。战后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停滞，甚至走向萧条。战争使得欧洲交战国战后债务沉重，它们不得不滥发货币，这又依次导致市场物价飞涨，失业率上升，人们生活极其艰难。战争也给西方人民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痛，人们理想破灭、信心丧失、悲观、虚幻，甚至颓废。就西方社会而言，“科学至上”所造成的两次世界大战毁灭的不仅仅是人类的物质财富，包括大生灵遭到的荼毒，而且断送了人类大量的包括人文主义传统在内的精神财富。

毋庸置疑，强调人文主义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不等于说人类发展科学技术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更不允许任何将科学技术妖魔化的做法。因为科学技术对自然具有强大的改造力，能够造福人类，不过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人类借助科学技术从而实现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使得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人为地迅速减少，资源变得日趋匮乏，特别是人类在“科学至上”的思想支配下使得这种情势变得日益严峻。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大量运用而造成的工业污染日趋严重，由于烟尘造成的酸雨、臭氧层变薄以及温室效应的加剧，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农药所造成的土壤结构的破坏和水质的严重污染，围海造田、森林植被的破坏引起的干旱和沙漠化等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极大地影响着人们自身的健康状况。当下的情况是，人类看来好像越来越不可能在这个被技术统治的地球上奢谈什么诗意地栖居了，人类的生存也正在变得越来越艰难。西方世界某些有识之士唤醒人们重视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英国科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就曾对科学作出严厉而尖锐的批评，认为科学的成长消灭了生活中美的意蕴和诗意的东西。值得指出的是，科学技术最为迅猛发展的20世纪使得人类品尝到了人文主义失落的苦果。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技术同样使得人类原有的“主人”地位和尊严在逐渐丧失。人类在科学技术中被严重异化，技术反过来又反对人类，人类被工具化了，人类不再是目的，而成了一种物化的手段，人类在机器面前成了受到技术压迫的似物的奴隶。不难看出，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尊严起着“二律背反”的作用。一方面，科学技术通过帮助人类部分地利用和控制自然物为自己服务，从而大大唤起了人类的自豪感，提高了人类的尊严，使人类显示出高于其他物种的优越地位。举例来说，蒸汽机的发明让机器可借用和转化巨大的自然力来维持其运转，显示出人类以征服者、控制者的姿态看着机器长时间不知疲倦地运转，为人类创造大于人力所能创造的财富，可见无疑此时的科学技术成了提高人尊严的一种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人在高速运转的机器面前往往又显得渺小、微不足道，要在流水线上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跟上机器的节奏，又是那样的无奈和无助，因为机器限制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人的自尊心因此而受到极大的损害。20世纪上半叶，人类由于受到科学技术的支配所处于的这种两难的生存处境在英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有着明显的反映，文学作品中描述的人类生存的悖论现象实质上表征着人文主义传统的丧失。

第二节人的异化

现实的荒诞悖理必然使人向往仙境般的世外桃源，令人借助神话般的思维方式展露遭到反抗的虚幻的现实。20世纪上半叶英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神话回归与20世纪初期人的异化这一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有着密切的关联。显而易见，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随着资本家疯狂地刺激生产，极其贪婪地追求利润或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劳动者的生存异化现象变得愈趋严重。异化在西方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实质内容。英语的“Alienation”（异化）一词源于拉丁语Alienatio，意思是“他者化”。在日常语言中，异化这个词的原意是指某者成为他者，或表示一种离间、疏远、不和的生存状态。就一般意义而言，人在生存中当个体感觉到在自己和地位、身份、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以及工作之间缺失了有意义的联系时，就出现了疏远、不和甚至差异的状态，此时异化就产生了。美国政治学家莫尔顿·A．卡普兰（Morton A．Kaplan）认为，“异化主要来自人在实际社会中的身份与其在社会活动中的需求和欲望之间的差异。当个体人的身份遭到他无法控制的社会或者自然力量时，他就会感到个人从自己重要特质中异化出来。”按卡普兰的观点，当社会的事件妨碍了人的身份认同，威胁到了人的生存需求，让人难以产生满足感、幸福感，而人又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任由社会、自然力量的摆布，人便会从社会、自然中异化出来。哲学层面上的异化指主体产生自己的对立面，即产生客体，而这个客体反过来又以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凌驾于主体之上来支配主体，束缚主体，压制主体。学界公认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较早使用异化这一概念，他在其《社会契约论》中谈论人的自由时说道，“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卢梭自信可以解释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因为身为主体的人在生活中慢慢产生一种与自己相对立的客体，这样的客体反过来又变成束缚主体的枷锁，最终使主体成了奴隶，所以卢梭从这种现象中看到了人的异化状况。从异化理论史上看，异化概念最初是由黑格尔在哲学上加以发挥的。在黑格尔那里，万物可归于绝对精神，作为自我的绝对精神，始终处在运动中，运动处于异化和无异化反反复复状态，自然界作为形式即为绝对精神异化的产物，但人类作为绝对精神处于非异化过程之中，人这个有限精神的基本特质就是产生出事物，于对象中展露自己并将本身对象化于社会制度及文化物品。如果不意识到这种人在自身中的异化，那就很难克服这样的异化，人扮演绝对精神自知的工具必然成为人的使命，而这就暗示着人在自身中的异化。人之所以成为自身异化的人，因为人在未能圆满完成上述任务之际则无法全面实现自身的本质，所以人实际上隐含着必然无法逃脱自我异化的命运。由此可见，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深刻揭示的是人能够异化于自身这一现象。

在黑格尔提出异化理论之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时期异化作了最为深刻论述的当属马克思和卢卡奇这两位大思想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个概念和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在抓住作为黑格尔异化理论核心的人的自我创造就是异化和非异化的同时，特别强调人与动物之间存有的截然不同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可以自由自觉地活动，即主动进行为人自身的生产劳动。劳动是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因此，劳动者只是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爽然若失”。在马克思看来，人把自己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异化为哲学、常识、道德等形式；人把自己经济活动的产物异化为商品、货币、资本等形式；人把自己的社会活动的产物异化为国家、法律、社会制度的形式。按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或人同自己活动的产物相异化。按理说，劳动产品作为人劳动的成果本应该属于劳动者所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工人生产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已与工人相脱离或断裂，成了和工人势不两立的东西。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就越受到奴役和剥削，就越贫穷，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倒是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再者，人通过劳动能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这本应该让人感到满足，得到享受，使人的能力得到肯定，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异化劳动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变成了否定自己的东西，因此人从中得不到幸福。无幸福感的劳动只能是人的精神和肉体受到伤害。所有这些都表现为人异化于人的本质或异化于人性的不同形式而已。不难发现，马克思带着人道主义思绪所描述的处于异化劳动中的异化的人身上彰显出了人文主义元素的失落，因此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作为自我异化的人实际上变成了非人。这充分表明英美现代主义文学中以神话形式对非人的描绘是有其残酷的现实根基的，而非文学家一时心血来潮来找直觉灵感的产物。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cs）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23）一书中，通过分析商品生产的物化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存在的必然性而非偶然性。在他看来，异化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物化所产生的。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性，资本家尽其所能扩大生产，商品交换成为其社会活动的最基本原则，商品交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成了“物与物”的关系，其结果是“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劳动成为某种客观的、独立于人的东西，成为凭借某种与人相异化的自发活动而支配人的东西”。虽然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大体上等于异化，但在由物化导致异化的商品社会里，人的行动、人的自主性、人的意义消失殆尽。物变成人的主人，人成了物的奴隶。

从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来看，马克思和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或物化的分析是十分中肯、真实的。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异化，工人对异化的体验主要是由于生活的贫穷、高强度的劳动引起的肉体上的痛苦，而从20世纪初期开始，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则更多的是人心灵上的折磨、精神世界的痛苦和悲哀。在20世纪思想家默尔文·西曼（Mervyn Ciman）那里，现代人体验到的异化主要表现为无力量、无意义、同社会隔绝、变态、变形等。而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费厄（Lewis Samuel Feuer）则从社会学角度把现代人体验到的异化分为阶级社会的异化、竞争社会的异化、工业社会的异化、群众社会的异化、种族物异化、代的异化这六种形态。不过，西曼强调的自我异化是指“某种行为对预期未来的报偿的依赖程度，也就是对存在于这种行为本身以外的报偿的依赖程度”。20世纪20年代，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从“沉沦”作为人的生存方式角度暗示人类的异化，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人本身。这个普通人，就是追问日常的亲在是谁的问题的答案，这个普通人确是无此人，而一切亲在在彼此相处中又总是已经听任这个此人摆布了的”。面对20世纪西方充满异化的社会环境，难怪海德格尔这位诗人哲学家要发出“诗意地栖居”的呼吁。海德格尔关于人的生存“沉沦”理论，对20世纪英美现代主义文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纵观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文学史，人的异化成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主要表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家们对人的本质和个性在现代社会遭到扭曲，以及人变得孤独、苦闷、恐惧，甚至变形，作了颇为客观细腻、振聋发聩的大胆描述。他们的文学作品艺术地再现了失去了自我的、失去了生存价值的、成了社会现实中无自我主体意识怪物的人。在这些文学家的笔下，日常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异化成了昆虫，与野兽为伍，或者沦落为机器的奴隶或附庸。奥地利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的代表作《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1915）中，格里高尔·萨姆沙就是西方社会生活条件下人异化成昆虫的惟妙惟肖的真实写照。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位推销员，整日东奔西走，拼命从事推销活动，用挣得的微薄的薪水维持父母和妹妹糟糕的生活。工作中的格里高尔时时处处谨小慎微，唯恐动辄得咎，对人低三下四、奴颜婢膝，时时担心被老板炒鱿鱼。然而不幸还是无情地降到他头上：母亲身染重病，父亲债台高筑，生活的巨大压力几乎令他喘不过一丝气来。某天清晨，格里高尔一觉醒来想挣扎着起床，无奈身体却根本不听使唤，他本人变了形，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浑身长出了许多只脚，失去了说话能力，只能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爬行。格里高尔的变形使他失去了公司的工作，再也无法养家糊口。年迈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妹妹不得不拼命干活，即便这样还是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此时此刻仍然保持着人的心理特征和思维能力的格里高尔，对自己变形后给家庭带来的灾难感到痛苦万分。起初，妹妹依然同情哥哥格里高尔，给他送食物吃，可久而久之，她慢慢地开始厌烦哥哥格里高尔，父亲也讨厌格里高尔。最终，作为荒诞现实生活中异化了的存在者，格里高尔在极度的孤独无依与痛苦挣扎中悲惨地离开了这个异化的人世。更有甚者，美国表现主义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戏剧《毛猿》（The Hairy Ape，1922）中的杨克就是现实世界的人异化后乐于与野兽为伍的经典案例。作为邮船上的锅炉工，杨克身体健壮，力大无比，胸脯上毛茸茸的，常常和其他锅炉工一起恣意酗酒，嬉笑怒骂，大声吼叫，还不时地对锅炉工有何价值和怎样看待乘坐头等舱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高谈阔论，炫耀高见。一天，轮船公司董事长的女儿米尔德里德小姐突发奇想，要求两位机师陪她去锅炉舱看看。工人们正在锅炉门前紧张地操作，此时，米尔德里德小姐突然停在了杨克的身后。当她听见杨克说出的满口粗话，看见他那副好似大猩猩般的丑陋无比的面孔时，吓得几乎晕了过去。就在这时，她冲着杨克骂了句“肮脏的畜生”。此时此刻的杨克感到了极大的侮辱，认为米尔德里德小姐根本拿他不当人看待，而只把他当作“毛猿”看待。杨克被彻底地激怒了，决心伺机向上层社会实施报复以牙还牙，他走上街头向太太、绅士们寻衅闹事，结果被抓进了监狱。出狱后，杨克借助于工会来讨个公正说法，却遭到了一顿臭骂。无可奈何之下，他来到了动物园，向猩猩倾诉心中的愤愤不平，进而钻进动物园的铁笼子与大猩猩为伍，结果在大猩猩的大力拥抱中离开人世。在这里文学作品所要反映的是，人中无知音者只能死于兽的怀抱中，这是对20世纪西方异社会和异化人的极大讽刺。作为一部反映人异化后成了机器奴隶的喜剧电影，美国影片《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36）极其逼真地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工人由于机器大量使用而沦为奴隶的生存状况，展现了“一幅工人只是工厂机器一个部分并被牢牢地锁在机器齿轮里有趣的图像”。这部电影中男主人公夏尔洛是摩登时代一家大工厂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他从早到晚仅仅重复着一个动作，这个动作虽然简单而机械，但他不能有半点松懈怠慢。为了跟上机器的节奏，夏尔洛不得不非常紧张地干活，甚至就连上厕所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终日无间歇的劳作使他发疯，使他的动作极端机械化，令他习惯性地一见到人的鼻子、纽扣等圆形的东西就情不自禁地要用扳手去拧。在电影中，工厂的实际情况是，为了让工人们干更多的活，资本家甚至就连工人吃饭的时间都想剥夺，因而资本家发明了吃饭机器，让工人们边吃饭边干活。在这样枯燥无味的机械性生活中，工人们完全被机器化了，工人们的生存无异于法国小说家、哲学家加缪（Albert Camus）的《西绪弗斯的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1942）中西绪弗斯那种干着永无尽头而又徒劳无功劳役般的活。夏尔洛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夏尔洛出院后丢掉了工作，不得不一边流浪一边重新找工作。有一天他在街上被警察误以为是工人暴动的领袖关进了监狱。在狱中他不惜代人顶罪而立功，因此被提前释放出狱。当监狱长宣布他自由的时候，夏尔洛却说道：“可以再多关我几天吗，我待在这里很好。”对遭受失业之苦的夏尔洛来说，在他心目中监狱确实比世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美好，因为他在监狱里至少不用为生活而担惊受怕。与文学中这种描述形成比照的是，20世纪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用“全景监狱”来比喻社会，显然是从另一维度对现代资本主义人猿颠倒的神话般社会存在的描述，这样的比喻或描述是完全说得通，也是极其发人深思的。

看似荒诞不经和不可思议，《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变形成了昆虫，《毛猿》中的杨克与野兽为伍，《摩登时代》中的夏尔洛成了机器的奴隶，但这些荒诞怪异的事却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存在的极其严重的人异化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得社会方方面面变得极为疏离，与人的生存格格不入，而人们又无法理性地认识和合法地控制社会存在，从而致使人们在强大无比的斑驳陆离的社会面前变得极端渺小、苍白无力，使得人类自身存在形态发生了改变，变得怪异荒诞、丑陋无比。20世纪初中期英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自然而然地会以非人间的表现形式，描述这些神话般的社会畸形现实，从而折射出资本主义物质至上导致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和生活世界的迷茫，导致人们宏大理想的丧失和多彩人生意义的丧失。尚不止于此，由于遭受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环境的践踏和蹂躏的折磨，人几乎失去了有血有肉的情感而被平面式地单维度地抽象化了，几近丧失了自然属性和精神享受，从而在工具理性时代被完全工具化了，失去了个体劳动的主动性而被置于非个性化的边缘。在这种完全颠倒、断裂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中，处于他者化生存状态的人们身临其境地时时刻刻意识到生命的终究无益，也似乎看出传统上对真理的找寻在变得毫无益处。加缪就否定现世人类的自由意志的在场，认为资本主义异化的日常生活本身难觅自由意志的踪影，因而现实世界中异化了的个体势必在文学作品中得到神话般淋漓尽致的展露。

第三节信仰的丧失

信仰的普遍缺失是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出现的基本问题之一。身为文化动物，人类自身活着需要具有某种具体的信仰。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最深刻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现象，人类特定的信仰决定和支配着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人们具体的信仰能够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寄托和终极关怀，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提供特定环境下的确定性追求。一般说来，人们在陌生世界面前，常常会感到疑惑惊奇和犹豫不决；人们在面对生与死、有限与无限、限制与超越、相对与绝对种种矛盾的时候，通常会体验到自身的失落、困惑、苦恼、孤独、幻灭、绝望等极限情绪的煎熬和负罪意识的折磨，此时，人们每每需要为自己寻觅一个精神上的支撑点，一个托起精神支点的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样的权威就是人们自己所必须具有的信仰。换句话说，凡人皆不可以没有信仰，而信仰的具体内容为何却因人而异、见仁见智。人们只有具备了这个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威式的信仰，才能够摆脱世间种种人生痛苦和焦躁不安，才能够找到某种平衡感、安全感和归宿感，才能在世上恬然安身立命。然而，当人类面临信仰这个精神支点遭受内外力量巨大冲击的时候，信仰本身就会发生倾斜、坍塌、崩溃，因而人们的精神世界势必会发生信仰危机，甚至有可能出现伪信仰或信仰真空之类的东西。

20世纪初，西方社会巨变以极其强劲的势态动摇着人类精神的支点。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对理性的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登峰造极的地步，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高度尊崇。人们之所以相信，甚至迷信科学，是因为认为科学能够帮助人类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够使人类在处理自然界的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发挥更多的主动性，获得更多的自由，增加人类的福利，最终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控制能力，工业化大生产使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然而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工业文明在高歌猛进中同样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按照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看法，“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首先，西方社会普遍出现了无计划、无限制地追求物质生产现象。过多的物质生产由于消费能力不足而造成了生产的大量过剩。面对生产过剩现象，西方各国政府设法鼓励和刺激公民消费，提倡大众高消费和体面消费。这样一来，人们变得更加贪得无厌，争相追求更多、更高档、更体面、更猎奇的畸形消费。为了满足消费的欲望，金钱成了人们追逐的唯一目标。为了能够多挣钱，人们不惜以损害身体为代价而拼命加班加点疯狂地工作；为了获得金钱，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只要能够得到金钱可以不择手段。作为社会存在者的人纯粹变成了经济意义上的动物和商品意义上的拜物教式的奴隶，以至于出现了物欲横流的社会，大众几乎变成了物的追随者和支配者。其次，西方社会普遍出现了对资源的过度需求的怪现象。为了满足高速度经济发展的需求，西方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过度开发其自身的资源。一方面，各国政府大肆开发本地新资源；另一方面，它们巧取豪夺式地掠夺其他国家的大量资源。这样做造成的结果是地球上资源遭到过分开发和不适当的利用，以致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危机。

同时，西方社会普遍出现了科学技术的大量误用。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极其重要的标志，它本应该被用于提高全社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被用于造福于人类和实现人类的普世安康幸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大国为了军事上的强大和为了达到它们对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盘控制，不适当地运用手中的科学技术来实现十分残酷的军事需求。为此，这些大国竭力制造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激光武器等杀人工具，从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毁灭性的威胁。爱因斯坦早就明确指出，科学技术“一方面，它产生了使人从精疲力竭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发明；但另一方面，它给人的生活引入严重的不安，使人成为其技术环境的奴隶，所有这些中最为灾难性的是——发明了人类自我大规模毁灭的手段。这实在是难以忍受的悲剧”。从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两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上演了这样的悲剧，这样的悲剧还一直延续到今天。由西方某些大国挑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核竞赛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从而颠覆了传统上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秩序。

西方社会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对资源的大肆滥用，以及对科学技术的误用都是工业社会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公正地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造成这种极权主义性质的出现主要不是因为恐怖和暴力，而在本质上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使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让人们满足眼前的物质需求而不再对现行的社会机制持有反对意见，不再对现存社会秩序具有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马尔库塞称这样的社会为“单向度的社会”（one-dimensional society），认为生活在“单向度的社会”的人“失去了个性，没有了自由，丧失了表达不同意见的能力，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生活在“单向度的社会”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单向度的人”完全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他们没有能力去追求，他们沉湎于物质享受，显得精神匮乏，极其缺少创造性，最终精神支点坍塌了，信仰没了。丧失了精神支点无信仰的人们，在当时盛行的唯意志主义哲学思潮的推波助澜下，开始将情感、意志看作现象的本体或本根的东西，否定传统意义上的理性对人的规定作用。作为唯意志主义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奉行的“生存意志主义”，把人的意志归结为人的生存欲望，看成世界万物的本源，认为意志的本质是盲目的欲望，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会感到痛苦，得到满足时会感到无聊，因此人就像泡影一样。他说“我发现我们这些人，不管是谁，都无非是一些梦幻和泡影”。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尼采坚守的“权利意志”论竭力主张人的权利意志是生存的意志，权利意志的追求可以使人的生命得以超越和生命力得以扩张。人们的意志就是支配、征服和奴役其他的东西。在唯意志主义哲学思想支配下，失去了信仰的西方现代人便转而过分追求自我本身，过分地崇尚自我本身，以达到唯我独尊，逐渐地同他者割裂，与社会相分离，从而最终陷入自我中心主义的泥潭。此时西方社会人们的自我成了不依赖他者、社会和自然而孤立存在的离群索居的存在者，这样的自我从而也就丧失了外在的牵制和束缚，纯粹变成欲望至上自我占有的非理性的狂热的存在者。在自我中心主义的专断下，他人和社会成了自我实现的极大障碍。自我在高扬主体性的狂热中，开始极度地关注自己、溺爱自己，随之而来的势必是生活的片面狭隘化和极端平庸化。狭隘和平庸反过来又使得现代人的生活缺乏本真的意义，缺少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爱护，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孤独的危险之中。

仔细研究不难发现，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人由于信仰丧失有着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主要表现形式是个人主义。表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以个人私利为根本出发点，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至高无上性，主张个人行为所具有的合法性，个人行为无须诉诸任何高尚的伦理原则，只要个人行为快乐，该行为就有道德上的合法性；而且生活上的享乐主义是个人主义的集中表现。细观20世纪初西方历史，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西方青年人中煽起了一股狂热的激情，这些青年人满怀政治理想主义、爱国主义、荣耀观、使命感而自觉自愿地奔赴疆场。在经历战场上血与火的洗礼和生与死的考验过程中，这些青年人深感战争的野蛮残酷，饱尝政府的无耻欺骗。因此，他们开始讨厌政治高调，对战争感到深恶痛绝，但又感到现实的无可奈何，他们只能转而变得逃避战争，厌恶政治，最终选择了及时行乐的物质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在奉行享乐主义的青年人那里，他们竭力追求生活上的享受、感官上的满足和快乐。例如，当时青年人中广为流行的大众口号有“如果觉得好，就干”（“If it feels good，do it.”）、“莫管他人瓦上霜”（“Do your own thing.”）、“爱恋你自己”（“Love yourself.”）、“不要跟你自己过不去”（“Be good to yourself.”）、“尽情行乐”（“Enjoy yourself.”）。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迷惘的一代”是指“一战”后许多美国青年作家对战后的社会时尚、价值取向已经不能适应，找不到生活的出路，于是他们悲观厌世、迷惘彷徨、自暴自弃。在迷惘之中，他们愤世嫉俗，按照自己的本能和感官做人做事，以沉溺享乐和放浪形骸来表达对荒诞不经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厄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1926）反映的就是这样一帮青年人的生活状况。小说主人公杰克·巴恩斯在战场上被炸伤而丧失了性爱能力，同时丧失了自己以往所具有的理想，从而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放荡不羁的游戏人生，整日沉湎于声色酒乐之中，和布莱特小姐打情骂俏，就是为了“及时有效地生活每一分钟”。美国历史学家葆拉·斯·法斯（Paula S．Fass）把“迷惘的一代”的青年人称作“错误而美丽的美国青年”，他写道：“20世纪的青年突然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青年人问题与他们的家庭成长环境变化、受教育程度、性别角色、休闲习惯、社会价值与行为规范有关。毕竟，青年人对更为古老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一种挑战。”在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美国的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1925）中，一名叫克莱德·格里菲思的年轻人被描述成图谋杀害已怀有身孕的女友以便跟有钱有势的女人整日厮混在一起。虽然这仅仅是个文学故事，但故事的原型却是1906年发生的一起震惊美国社会的恶性谋杀案件。这桩案件的主谋是家住纽约城的切斯特·吉勒特。吉勒特为了追求一位有身份的妇女而将自己已身怀六甲的女友溺死，其手段之残忍在当时震惊整个美国。除“迷惘的一代”之外，以自我为中心的青年人还有“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美国的一群松散结合在一起的年轻作家的集合体，这些文人从心底对战后的美国社会深感不满，但又迫于麦卡锡主义的政治高压，只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示抗议，只能竭力宣扬通过感官满足来实现自我价值。“垮掉的一代”的成员们大多是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他们大胆蔑视传统，穿着奇装异服，玩世不恭，笃行自我，厌弃学业，不爱工作，长期甘愿混迹于社会的底层。“垮掉的一代”的青年人“……被疯狂毁灭，饥肠辘辘赤身露体/ 歇斯底里，拖着疲惫的身子黎明时分晃过黑人街区寻求/ 痛快地注射一针……他们用梦幻、毒品，伴随清醒的梦魇，酒精和鸡巴以及无休止的/寻欢作乐”。无论是“迷惘的一代”还是“垮掉的一代”，他们身上反映出的正是西方世界中人们精神支柱坍塌、信仰丧失的社会现实。

第四节道德的沦丧

道德通常是指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通过社会舆论、习俗和信仰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它是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道德是在特定社会生产能力、生产关系和生活形态下自然形成的，每个社会都有自己公认的道德标准。道德有公德和私德之分。那些涉及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规范和要求的道德是公德；涉及个人和家庭等私人关系的道德是私德。道德具有评判性，以“善”和“恶”来评判社会现象与人的行为，所以人们对它常常怀有一颗敬畏之心，诚如著名哲学家伊曼诺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言，“有两种东西使我们内心充满着不断加深的惊异敬畏之情，我面对这两种东西沉思得越经常、越专注，就越感到惊异、敬畏，这两种东西就是：天上的星空和天空下面的道德。”但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里人们的道德世界却呈现出了一番道德滑坡的景象。

20世纪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经济巨人与道德侏儒相结合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一边拼命扩大再生产，一边实行强迫性消费，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历史证明，物质财富的丰富使现代人产生了更多的欲望，甚至沦为欲望顺服的奴隶。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社会公众消费的欲望、享受的欲望、炫耀的欲望也随之不断扩大膨胀。欲望驱使下的人们日益寻求安逸，贪图无法满足的享受。正像政治理论家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所说，“那种为了使人以及人类的财产服务于我们的快乐而必需的能力……的欲望，是人性中的一条重要的支配性法则”。为了满足欲望，为了追逐安逸享受，人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和贪婪性，这主要表现在人们追求自己独特的经济利益，以私人利益是否实现为行为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从而过分片面地追逐物质利益，顶礼膜拜式地崇尚物质力量，尤为注重物质欲望的最大满足。毋庸讳言，不管在何种社会里，“物”都能够满足人们的生产或生活方面的需要，这也是任何社会赖以存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物”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却完全成了唯一值得追求的东西和唯一可为之献身的拜物教式的东西。这样一来，为了自己欲望的满足，人们不择手段，互相残酷地倾轧，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生活。英国伦理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认为，“他们除把现实世界看成是与个人意志相冲突的地方外，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态度和偏好，在这种人看来，社会完全是各个个人满足自身欲望的竞技场”。麦金泰尔的这段话是对20世纪西方社会人们受制于物和道德缺失绝妙的真实写照。

如果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在攫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权力、财富、地位、荣耀等），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人对人是狼”的相互关系，从而也就出现了难以自救的伦理道德方面的危机，因此这同样也就注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人势必变成了道德上的“侏儒人”。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随着物质主义成了人们追逐的时尚，人们的道德感在急剧退化，道德水平在飞速下降，其集中表现为享乐主义的盛行。享乐主义主张人的主要目的就是享受快乐，追求一切能引起自己各种感官快乐的刺激。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的增加，社会流行着“好好享乐”的口号。享乐主义的膨胀导致了一场“无限制的性”运动。所谓的“无限制的性”运动纯属西方“性解放”的产物。客观地说，性解放是西方20世纪前期一种性观念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变革。性解放的问题最先是由美国的本杰明·巴尔·林赛（Benjamin Baal Lindsay）法官提出来的。1894年，林赛参加了科罗拉多州律师协会，被任命为青少年被告的公共监护人，对青少年的犯罪持有同情心，撰写过多部关于青少年犯罪和婚姻方面的著作。在林赛看来，“开始拥抱接吻的人，有一半是无法加以制止的，相反，他们愈陷愈深。这样，不如促成他们走向性的解放——这当然与纵欲淫乱有别，但社会习惯仍会认为这样是荒谬绝伦的。”不难看出，林赛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青年人在性解放问题上给予了当时难得的宽容。20世纪初，人文主义思想的再度兴起同样呼唤着被传统禁锢的性生活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的生理秘密。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通过观察大量神经症患者和精神病人，发现他们都与性压抑有关，提出了泛性论学说。这一学说对于性解放的萌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社会出现了性解放的思潮，主要以苏联的“杯水主义”（Glass-of-waterism）和美国的性解放为代表。苏联的“杯水主义”是一种性道德理论，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后。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不良倾向，一些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热衷于讨论妇女婚姻、恋爱和性方面的诸多问题。在他们看来，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性欲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而性欲的满足非常简单，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由此可见，“杯水主义”说穿了就是性放纵的代名词，它意味着摒弃了传统女性应有的道德观，追求性的享受，在生理需要的情况下，与人发生性关系，如同口渴了就应该喝水一样，简单而容易。“杯水主义”的实践者不讲感情、恋爱，而只讲究性爱，反倒认为恋爱是极端愚蠢的，是儿戏。如此一来，性生活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单纯肉体上欲望的满足，性对象不管是谁都行，女孩子怀孕后谁是父亲这件事情并不重要。一时间，苏联大学生中性混乱现象相当严重，学生争相寻求性伙伴，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发生两性关系。性伙伴有的时间长则一两年，短则一两个月，一夜情的也绝不在少数。

较之苏联的“杯水主义”性解放，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性解放来得稍晚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当时的美国青年人在性行为上抛弃传统的道德观念的约束，主张性爱与情爱截然分离，性与婚姻截然分离，对传统的童贞和贞洁观念大加鞭挞，提倡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竭力倡导试婚和婚前同居。在做美国青年关于婚前性行为的社会调查过程中，美国心理学家金西·阿尔弗雷德（Kinsey Alfred）惊奇地发现，在婚前有关性行为的“大学文化者中约占67％，高中文化者中约占84％，高中以下文化者竟占到98％。下层社会的某些群体中，15岁以上男孩中没有过婚前性交的，竟连一个都找不到”。这个调查结果充分表明，当时的美国青年人对性生活已经达到何等随意的程度。他们普遍认为性行为是个人的私事，双方只要愿意就可以发生两性关系，不应该受到有关道德和法律的限制，他人和社会对此无权干涉。由此可见，性自由者反对对性采取的约束，主张性爱和情爱、性和婚姻应该分离，他们不认可童贞和贞洁的观念，提倡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的合理、合法性。在性解放的倡导下，美国60年代出现了“嬉皮士”运动。运动的参加者以青年为主体，他们否定历来人们所主张的理性，而强调本能和对现时的关注，主张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反对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他们偏爱奇装异服，滥用麻醉剂或大麻，热衷摇滚乐，随意群居。在当时群居成了嬉皮士们表现性价值取向的更为重要的方式，经常是青年男女去郊区建造简易的居住村，他们同居而不结婚，过着财产共享、妻儿共有的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所过的这种生活极大地抗争着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文化，严重地挑战着美国正常的社会秩序，颠覆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取向。1955年11月第一期《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在美国诞生，杂志上一群袒胸露背的兔女郎的出现对美国性解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杂志上充斥着男人们感兴趣的主题，最多的是女人和性方面的内容。《花花公子》杂志在美国全国发行，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美国人的性观点和性行为起着特殊的定向作用。公正地说，美国的“性解放”的初衷并非要搞什么性滥交和性交换，等等，而是想通过“性解放”来提倡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来为妇女争取与男子享有平等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利。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美国的“性解放”被奉行享乐主义的青年人大加误用，从而导致了以性泛滥为标志的社会道德的普遍失范和沦丧。这也就难怪“性解放”随后被斥为“过街老鼠”，遭到美国社会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口诛笔伐，因此西方社会形成了大有置美国式的“性解放”于死地而后快的氛围。不过在当时的美国社会，这种情况不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而是美国社会生活中极端混乱的道德世界的真实写照。

第五节生态的失衡

20世纪初西方社会在为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大肆掠夺，其结果是西方世界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一般说来，生态危机是指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的现象。20世纪上半叶，由于西方世界对自然进行过度开发和利用，人为地导致了生态危机的日益加重，这主要表现为大地污染、水土流失、森林毁灭、物种退化等现象。加之资本家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按照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兹（A.Gorz）的说法，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企业会集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于一体，“任何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状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增加投资，以便使他们自己以强者的身份出现于世界市场”。这样一来势必促使他们为了新投资而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除了西方社会秉承“科学至上”的发展理念之外，基督教沿袭下来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同样对工业化进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西方传统的价值观，认为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主宰者，因此人成了衡量一切事物仅有的尺度，构成了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或万事万物为人的存在而存在，这就必然使人根据自身的价值和经验去认知世界。西方社会这样的思想传统肇始于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希腊世界，那时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为了挑战当时的道德、法律、政体的合理性乃至神的权威性，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表明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此后中世纪的基督教同样宣扬了人在世界中的主导作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A.White）在诠释基督教时指出：“人是造物主全部业绩中的主要成果，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就是为人而创造出来的；世界是静止的，位于宇宙中心，一切事物皆围绕地球而旋转；万物都要根据人来加以解释。”按照基督教的思想，上帝为人类创造了万物，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释万物和处置万物。欧洲的文艺复兴把人从受中世纪宗教神学思想的束缚状态下解放出来，进一步确定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和肯定人类的价值、尊严，将人类看成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随着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主体地位更是得到了提升，使人类获得了更多对自然的支配权。纵观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不难看出从蒸汽机到核能技术，科学技术活动的持续进步使人类通过不断揭示自然的奥秘，掌握自然界的法则而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科学技术受到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引领并在其推动下得到不断的发展。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又是人类的主体性、创造性的重大体现和表征，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不断地反过来强化着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十分清楚，西方文明的进程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的思想不断加剧的历史进程。然而，人类在不断向自然索取和获得了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其自身生存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便逐渐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在生态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问题有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森林毁灭，人与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和谐平衡。从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首先是英国，而后是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相继实现了工业革命，逐步建立起了以煤炭、冶金、化工等为基础的工业生产体系。必须看到的是，工业革命在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建立起了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作为工业革命开始最早的国家，英国早期环境污染当属西方世界中最为严重的国家。由于19世纪中叶工业化的需求，英国大肆兴建带有高大烟囱的工厂，天空煤烟滚滚，烟雾弥漫，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废气。在这种情况下，以烟煤为燃料的大城市，例如伦敦、曼彻斯特，饱受了严重的大气污染之苦。历史文献表明，伦敦1873年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煤烟毒雾环境污染，造成200多人死亡。1880年和1892年伦敦又先后发生了更严重的煤烟污染事件，致使1000多人命丧黄泉。最为严重的当属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当时的伦敦由于工业和家用燃烧煤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粉尘污染，加之连续多日无风，潮湿而有雾的空气在伦敦上空停滞不动，形成了浓浓的黄色烟雾。一连几天的浓雾弥漫使能见度很低，因此伦敦交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航班被迫临时取消，汽车为了安全在白天行驶要打开车灯，行人走路都极为困难，只能摸索着缓慢地前行。由于烟雾短时间内难以扩散，许多人都感到眼睛刺痛，甚至呼吸困难，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的咳嗽声。结果是这场大气污染直接或间接导致12000多人丧生。在多次烟雾事件中，死于支气管炎的人数比正常时期要高出许多，这是英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在环境生态方面付出的极为昂贵的生命代价。

在英国工业社会遭遇大气环境污染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水资源遭到污染。19世纪后期，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等城市的许多工厂建在靠水近的地方，工厂的排污中产生了大量的含氯、含硫、含酸和含碱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严重地污染了河水。18世纪时的泰晤士河清澈、干净，是可靠的生活水源，著名的鲑鱼在此畅游和繁衍，而到1850年后泰晤士河里的鲑鱼就基本绝迹了。更有甚者，“到1857年时，泰晤士河每天都会吸纳250吨左右的排泄物”。这就致使泰晤士河中充满了垃圾和泥浆，而市民们不得不直接从河中取水引用。英国科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在给《泰晤士报》（The Times）的信中说道：“整条河变成了一种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体，气味很臭，这时整条河实际上就是一道阴沟。”污浊的泰晤士河水严重影响了伦敦市民的生活安全，引起了疾病大规模爆发，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霍乱病对伦敦的袭击。据报道，“1854年每1000个伦敦市民中就几乎有50人死于霍乱疾病，当时穷人的死亡率更高；政府采取了相关的整治水源的措施后，死亡有所下降，即便如此，到1866年，每1000个伦敦市民中还有约18人死于霍乱。”1878年，“爱丽丝公子”号游船不幸在泰晤士河上沉没，600多遇难者中，大多数并非溺水而死，而是因为河水严重污染中毒而身亡。当时的英国，除了泰晤士河被污染外，其他河流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污染。曼彻斯特城附近的艾尔克河两岸，建造了加工和制造以皮革、染坊、骨粉、胶料、瓦斯为行业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废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流入曼彻斯特河中，致使河水漆黑、发臭，河里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天气干燥的时候，岸上就留下一长串暗绿色的淤泥坑，河中冒出的臭气泡泡常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发着刺鼻的臭气。在艾尔克河桥上的行人都感到难以忍受，常常掩鼻匆匆而过不敢停留片刻。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现代化的厂房拔地而起，占有了大量的耕地，毁掉了大片的良田；火车的开通，汽车的普及，对道路面积的需求不断上升，使耕地资源日益减少。随着土地被大肆开发，森林也遭到严重破坏。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燃料和建筑材料绝大部分是木材，人们大肆砍伐木材，大片森林变为赤地。所有这些更加剧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某些工业城市同样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空气中弥漫着大量有害烟雾。工业区的河流由于工业排放而遭到严重污染，因此变成了污水沟。德累斯顿附近的穆格利兹河，因玻璃制造厂所排放污水的污染，河水呈现红色。哈茨地区有条河流因铅氧化物的污染而致使鱼类几乎绝迹。莱茵河同样因工业污染而鱼量大大减少。19世纪人们还可以在莱茵河大量捕捞鲟鱼，用鲟鱼卵制造鱼子酱，而到了20世纪初期，鲟鱼的数量锐减，使鲟鱼的捕捞受到限制，到1920年鲟鱼的捕捞完全被禁止。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1934年发生了“黑风暴”事件。这年的5月12日，美国东部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巨大风暴袭击。风暴起于美国西部土地破坏最严重的干旱地区，狂风卷着尘土漫天飞扬，自西向东一路横扫，所到之处沙尘遮天蔽日。风暴连续刮了3天，掠过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土地，3亿多吨土壤被刮走，风过之处，水井、溪流干涸，牛羊死亡，大片肥沃的土壤表层被刮走，正在成熟的小麦枯萎死亡。“黑风暴”不仅给美国的农牧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同样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黑风暴”袭击纽约时，纽约市区天昏地暗，市民根本不敢出门，大街上白天也必须打开电灯才能通行。“黑风暴”在芝加哥市逗留的一天之内，给这座城市“馈赠”了上万吨的沙土，一时间使城市变得脏乱不堪。“黑风暴”事件是一种突发的灾难性的天气，事后看来属于强力沙尘暴。根据地理学，沙尘暴的形成主要是19世纪美国西部拓荒时期开垦土地造成植被破坏所致。美国西部拓荒又称为“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是美国东部居民向西部迁移并开荒的运动。它始于18世纪末，终于19世纪末。拓荒者们所到之处，大肆砍伐森林，滥垦草地，造成了土地大面积的沙化。1860—1890年间，美国西部就有90万平方公里处女地被开垦，绝大部分土地遭到沙化。当风力达到8级以上时，就会形成强沙尘暴。美国的“西进运动”造成的恶果和“黑风暴”是大自然对人破坏自然生态平衡、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的一次无情的报复。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在“科学至上”发展理念的驱动下，生态失衡，环境遭破坏，人的生存受到威胁是明显的。自然问题、环保问题、科学发展的伦理问题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其中，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和作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对当时的环境污染深表担忧，她在做了杀虫剂破坏生态环境大量调查的基础上，认为20世纪以来的人类生存环境已经遭到了有害物质，特别是农药的污染，而这些有害物质会对人类的生命组织造成损害，造成基因的突变，导致多种疾病的产生，甚至死亡的出现。她以科学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以科学研究中求真务实的态度、敢于质疑和批评的精神，历时四年创作了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作品的构思起源于卡逊在1958年1月收到的朋友奥尔加·哈金丝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讲到了哈金丝生活的小镇由于DDT杀虫剂的使用导致了鸟类生殖功能紊乱，蛋壳变薄，鸟类濒临灭亡，小镇变得死寂一般。卡逊以这封信为原型写成了《寂静的春天》。作品描写了美国中部一个小镇突变的故事。这个曾经美丽如画、生气勃勃的小镇突然遭遇了一种神秘莫测疾病的袭击，结果是大批的鸡、牛、羊病倒并死亡，鸟儿也气息奄奄，飞不起来，孩子在玩耍时也突然倒下，并很快死亡。这里已是春天，却不见鲜花盛开、百鸟齐鸣，只见生命凋零、寂静无声、死气沉沉。显然这个死寂的小镇是虚构的，但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可以容易地找到上千个这种城镇的翻版”。小镇中春天的死寂出现的原因“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卡逊认为是人们过度使用化学农药滴滴涕（DDT）使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又使自己受了害。《寂静的春天》的问世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唤醒了人们对农药危害人类生存环境的意识，推动了美国当时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美国参议院在1963年6月专门召开了环境污染听证会，会上民主党议员亚伯拉罕·瑞比可夫（Abraham Ribicoff）在发言中说：“卡逊对农药的研究及其作品不仅导致了本次听证会的召开，而且还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作为一部用文学形式写成的生态伦理学的经典著作，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生态伦理学作品之一，在世界环境保护运动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第六节小结

面对20世纪上半叶英美社会出现的诸如人文主义传统的丧失、人的异化、信仰的丧失、道德的沦丧、生态的失衡之类的社会问题，大批有识之士争相为出了问题的社会把脉，分析个中缘由，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学者大胆地到神话王国解释社会的无序、人类精神的危机、伦理道德的沦落。美国哈塔布（Lawrence J．Hatab）教授在他的哲学专著《神话与哲学：真理之争》（Myth and Philosophy：A Contest of Truths，1990）中认为“现代‘危机’，诸如异化，知识界、社会和个人的无根现象，技术带来的威胁，人们对‘倒退’性非理性的发展带来的担心，科学在与宗教、与道德、与美学价值观产生的冲突，都是人们思想上‘去神话’（demythification）和对理性，对科学过分信任带来的结果”。哈塔布特别强调用神话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重要，他明确提出：“任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都离不开神话或者神话意义的恢复。”很明显，现代人由于对理性、对科学的过分信任，使自己失去了很多原初的、朴实的、神秘而令人敬畏的东西。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对神话与社会的联系是认可的，他认为，“如果神话还想有一点意义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脱离其社会功能”。神话与社会的关系密切相连，神话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无论多么离奇、怪诞、丰富多彩，都能揭示社会真实。从这种意义上说，神话当属“一种控制给予秩序的方法，一种给予巨大无效性以形式和意义的方法”。神话能济世。

同时，神话除了揭示社会真实以外，更能表现人的本质，还能救人。就人的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作为人类原始或野性思维形式的神话，无疑是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活动中因精神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产物。先民们创造神话以期得到自己精神上最低限度的宽慰和满足。从审美角度来说，先民们正是借助于神话这种隐性思维形式去获得一种古朴的美感，从而在心灵深处表达人类早期尝试去征服神秘莫测、天真幼稚的大自然的理想。十分清楚，先民们在运用神话过程中毫无遮蔽地展露出自己精神上无所羁绊的企图，而且借此获得无限的精神上的安慰。这种安慰毋庸置疑是重要的，它对变化莫测、令人迷惘的社会中的人来说不失一个可依赖的精神支撑点，能让骚动不安的人安于自己所面对的社会现状，使人在杂乱无章的逆反过程中无怨言地恪守社会业已形成的秩序。尚不止于此，必须看到神话的创造直接体现了人对社会、对自然，甚至对人本身的能动改造。人类对世界来说是具有改造功能的主体，大千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世界”。人类创造神话目的之一还在于企盼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把现实的不完善的东西和妄想，把人实际上无力的、只存在于人想象中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由此推之，英美现代主义作家用神话来反映社会，表现人生，绝不意味着文学家在反思形式方面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反而代表着英美现代主义作家们不是简单地搬弄古人的思维方式，也不是借助故意沉醉于原始或野性思维的精神世界，从而逃避或躲避布满荆棘的荒诞和令人呕吐的异化般的社会现实。确切地说，原因在于在丧失人文主义传统、工具理性至上的现代西方社会中，要使大众仍然能够心甘情愿地在人已经异化的世界中生存，文学家们即便是使出浑身解数也只能采取神话这种题材去尝试改造人世这个失去的乐园，尽管他们刻意守着的道德良心底线与他们作品描述的信仰失却、道德沦落的现实世界之间形成鲜明的二律背反式反差。

神话具有济世救人的教育功能。神话除叙述神或超人之外还能够以变形的方式来揭示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表现错综复杂的人生世界，能够对社会（包括异化的社会）进行矫正和救治或拯救，能够对作为某种社会条件下存在的人进行符合社会规范的教育。神话能够用来讲述一个真实的东西，神话对现代人来说“像诗一样，是一种真理或者相当于真理的东西，当然，这种真理并不与历史的真理或科学相抗衡，而是对它的补充”。神话作为一种信仰的参照，能使人们从剪不断理还乱的生存乱麻中得以解脱，给人们以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尽管神话所织造的一尘不染的圣洁世界只是让人们暂时地脱离纷争不断、错乱不堪的世俗社会。神话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神话是人“灵魂之旅美妙之歌”。神话回归20世纪的英美社会能使现代人在面对物质与精神、有限与无限、死亡与不灭的同时，在精神上超越现世的限制和束缚，超越“向死存在”的死亡，获得凤凰涅槃式的新生和走向“有死者不死”的永生。好的神话能够给人、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赋予人生和社会更多的积极意义，促进人本质的正面提升，建立稳定、和谐、理想的文化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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