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想写杨戴之恋，因为我钟情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不朽爱情；更因为我鄙夷当下闪婚、闪离，追宝马、爱豪宅的“爱情观”。

有作家言，“这个时代拒绝深刻、拒绝意义、拒绝不朽”。我崇尚深刻、崇尚意义、崇尚不朽；所以杨戴的不朽爱情和事业上的珠联璧合，让我感到对当今的时代尤为有意义。

有朋友说，不要写“爱情”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同宪益老人面对面坐得久了、聊得多了，我也感受到了老人身上的更大“能量”，觉得爱情主题已远远不够。

但写杨宪益、戴乃迭如何能不写他们浪漫的跨国之恋和六十年的风雨同舟？而且，我自以为挖掘出了别人没写过的细节。

对那些熟知杨戴之恋的读者们，希望你们能发现过去没读到过的细节；对于不了解杨戴故事的读者们，请你们与我一起走进他们既浪漫传奇，又坎坷多难的人生，去体味深刻、发现意义、感知不朽。

故事始于一个浪漫的预言。

1935年夏，一艘地中海豪华游轮停泊在埃及的开罗，游客们将在开罗游览三天。在大腹便便、雍容华贵的头等舱欧洲阔佬中，有一位年纪轻轻、举止儒雅的中国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修长的身材、细长的眉眼、黑油油的头发一丝不乱地梳向脑后。

经历了两天骆驼背上的沙漠探险，领略了金字塔的历史古韵，也在琳琅满目的市集上淘了宝物，年轻人又梳洗一番，洗去了白天的沙尘和疲倦，在夜幕降临之后，又上路了。

那是一个将近满月的夜晚，银霜般的月光给白天炙烤的沙漠带来一丝清凉。年轻人骑着一匹高大的白色阿拉伯马，俨然一个白马王子，走进夜色。他的埃及导游，栗色小卷发，瘦癯的脸廓棱角分明，也骑在马背上，并肩前行。

年轻人年仅二十岁，来自天津，名杨宪益。他的埃及导游并不比他年长太多，我们就叫他卢克曼吧。他们骑马走进沙漠，经过一座座金字塔。靛蓝色的夜空下，金字塔裹着银色的月光，比白天显得更神秘；斯芬克斯远眺的目光，更令人遐想。迷人的夜色和古埃及文化历史的灿烂撩拨着杨宪益的思绪，他驻足下马，与斯芬克斯静静地对望。卢克曼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先生，我很擅长算命，”他在杨宪益耳边轻轻地说，“这样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是最适合算命的，我想我会算得非常准确。”

杨宪益扭头看着他，卢克曼凹陷的圆眼睛炯炯熠熠，充满期待。杨宪益乐了。他突然想到，“Lukman”原意不就是“先知”的意思吗？他既然想算命，我试试也无妨。

“我只需一枚银币，”卢克曼说，左手掌心向上，已伸到杨宪益眼前。“我需要在掌心上印上一个神奇的印记。”

杨宪益掏出半个克朗放在他的手心上，卢克曼用右手拇指在掌心上捻了几下，银币便不翼而飞，他的掌心上只留下了银币的印痕。然后他面向斯芬克斯，口中念念有词，目光从斯芬克斯移向远方：

“我看到一片水，是地中海，是大西洋；我看到一个英国女郎，在水一方，金发碧眼，向东方眺望，她正为你而憔悴。”

杨宪益怦然而笑。

“你俩尚未相遇，”卢克曼面不改色，继续用他诵经般的声音唱诵道，“但是相遇就在不久的将来，探险、猎奇和一系列美妙之事在你们的前方等待……”

早在一年前，十九岁的杨宪益从天津新学书院毕业，随英国老师朗曼先生辗转北美赴英国求学。先用近半年时间补读了拉丁语和希腊文，于1935年春天顺利通过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然后进入面试。

“希腊文和拉丁语学了多久？”考官问。

“五个月，”杨宪益答，“来伦敦后请了一位私人教师专门学的。”

“什么？才五个月？”考官吃惊不小，“你知道吗，我们在校的英国少年通常要学七到八年的拉丁文和希腊语才能进入大学。你才学了五个月，能通过考试纯属偶然。”

最后，杨宪益被告知他需要再补习一年拉丁语和希腊文，因为入墨顿学院主修古典人文(Classics，指古希腊、古罗马的语言、文学、历史)，语言基础十分重要。而让杨宪益推迟一年入学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墨顿学院每年只有一个亚非学生名额，这个名额已被占用。学院决定接收杨宪益1936年秋季入学。

既然已经通过考试，年轻的杨宪益不想再花费一年时间苦读语言。他认为与其把钱用来请私教，不如用来旅游，用这一年的时间游历欧洲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于是，从阿尔卑斯山脉的徒步旅行到地中海的豪华游轮，公子哥出身的杨宪益对旅行的质量与气派毫不含糊。“我那年的旅行确实有点‘过于奢华’。”杨宪益晚年回忆道。但那时年轻气盛，觉得自己有的是钱，想让自己的旅行经历尽可能舒适、尽兴。

在莱蒙湖畔的锡壅古堡，杨宪益寻着拜伦的足迹，感受他创作《锡壅的囚徒》的激情；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陵园，他凭吊王尔德、莫里哀、普鲁斯特等文学大师，也为浪漫传奇中的阿伯拉尔和爱络绮思带来一份年轻的感动；在希腊，他造访了巴塞农神庙，在栩栩如生、满壁生辉的浮雕中体味古希腊艺术的辉煌；他游览了诗人萨福的故乡勒斯波斯岛，在橄榄树、无花果的飘香中回忆起三年前初译萨福诗歌的激情。那时他还不能阅读希腊文，读了英译的萨福诗歌残句，就喜欢上了这位古希腊女诗人的优美诗歌。

除了游历四方，杨宪益还利用这一年的时光广泛阅读。从马志尼《论人的责任》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从欧内斯特·勒南的《耶稣传》到比埃尔·罗蒂的波斯游记，从拜伦的长诗到萧伯纳的戏剧，他兴趣广泛，大量阅读。他对诗歌与戏剧的兴趣，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都在这一年的读书中得到强化。1936年秋入墨顿学院时，一年前埃及导游的浪漫预言早已被他遗忘。

格莱迪斯于1919年生于北京，父母为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她住在抽屉胡同一座四合院里的童年时光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中国新年庙会的糖葫芦和各种玩耍；春天放飞的风筝；夏天院子里盛开的棉花朵，颜色从黄到粉到红到突然有一天变成大朵大朵松软雪白的棉花团；还有冬天里运煤的骆驼队，脖子上的铃铛叮咚作响。甚至大街上杀鸡宰羊的场面也吸引她，红红的血流让她既害怕、又激动；沙尘暴漫天的黄沙，也让她觉得刺激。家里在北戴河有夏屋，格莱迪斯和姐姐希尔达常常赤脚在沙滩上赛跑；一次同她们一起赛跑的竟然是她们崇拜的英雄伊利克·里达尔。

1926年，格莱迪斯和希尔达被送回英国读书，姐妹俩在伦敦附近的七橡树寄宿学校读完小学、中学。格莱迪斯成绩优异，于1937年获国家奖学金入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主修法文。儿时的美好记忆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开学不久就把她带到牛津的中国学会，并在那里与杨宪益相遇。谈起初识宪益的印象，格莱迪斯回忆道：第一次见到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我挺吃惊，他面色白皙，眼睛细长，手指也细长，而且非常彬彬有礼。

杨宪益在墨顿学院的好朋友邦尼·麦洛正追求格莱迪斯，他很快就发现杨宪益和格莱迪斯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他觉得这是因为两个人都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除了难忘的北京童年，格莱迪斯的父母仍在中国教书，父亲戴乐仁曾在天津新学书院任教，而这正是杨宪益后来就读的学校。邦尼觉得杨宪益是他追求格莱迪斯的天赐帮手。每当他约会格莱迪斯时，如果加上一句，“尊敬的杨也会加入我们”，格莱迪斯一定欣然赴约。

于是，牛津处处留下了他们三人行的身影：三人一同在察威尔河撑篙泛舟，或在鳟鱼酒店的酒吧高谈阔论，或在牛津学生俱乐部聊天。他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莫过于石屏街上一家名叫“泰姬陵”的印度餐馆。也许格莱迪斯对童年北京的怀想和杨宪益对家乡的思念在异国风味的印度餐厅能得到些许的缓解——“泰姬陵”似乎是牛津最富东方色彩的地方。也许印度餐馆的老板是一位慈祥的老者，对三个热爱东方文化的年轻人格外热情。总之，他们在“泰姬陵”最舒心自如。

一次，杨宪益和邦尼边饮边谈牛津毕业后的计划，一个想回到祖国，为抗日战争尽一分力量；一个想去印度，为大英帝国效劳。他们越谈兴致越高，越喝越口若悬河，直到一醉方休。离开餐馆时，两人跌跌撞撞地从二楼走下，最后瘫倒在楼梯拐角处，大口吐起来。格莱迪斯在一旁观望，不知所措，尴尬异常。

两个年轻人甚至陪格莱迪斯一起上法文课，一人一边，坐在格莱迪斯身旁，很是惬意。不知课堂上他们是陷入纷飞遐想，还是沉浸在当下格莱迪斯的美丽光彩之中？一次，老师请他们翻译《罗兰之歌》，点到杨宪益头上。“我、我、我很抱歉，”杨宪益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准备，我是旁听生。”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头也越来越低，面颊绯红。这一次难堪居然促使杨宪益开始发奋学习法文。虽然法文课只上了一两个学期，但这一经历在日后却派上了大用场。

邦尼是否想过“三人行”的潜在风险？或许身为《察威尔报》的编辑，又弹一手好钢琴的邦尼十分自信，自以为细眉长眼、温敦儒雅的中国朋友绝不是他的对手。然而，杨宪益和格莱迪斯之间的相互倾心却在邦尼不知不觉中迅速发展。除了“三人行”的活动外，杨宪益和格莱迪斯还肩并肩地在中国学会工作。

当时，中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其实，从1937年的夏天开始，杨宪益就已经利用暑期在伦敦积极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揭露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作为最年轻、也最富有活力的中国留学生，他成了中国学者、学生抗日宣传的领导者，不仅到处演讲，还自己出资购买了一台油印机，和当时在伦敦学习、研究的吕叔湘、向达等办了一份中文的抗日简报。因为当时在伦敦的中国人大多为从事洗衣、餐饮的劳动者，未必能读懂英文报刊。杨宪益把每天英文报刊关于中日战事的报道摘要编译，再由吕叔湘、向达刻板印刷，然后分发给伦敦的中国人。

后来，杨宪益还单枪匹马地办了一份英文杂志，定名为Resurgence(意为“复兴”“重生”)。他独自编社论、写文章，鼓舞士气、分析形势、谴责侵略者，而且每月都自费将三四十本杂志分别邮寄给英国一些与中国友好的机构。甚至有一次心血来潮，年轻的杨宪益竟给驻扎在天津的日军守备队司令部寄了一份。“当时我只想气气他们，”七十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童颜鹤发的杨宪益仍露出一副顽皮的微笑。在英媒纷纷报道了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仗——山西平型关战役后，杨宪益备受鼓舞，写了一个以平型关战役为题材的英文独幕话剧，把它刊登在自己办的英文杂志里。

当然，杨宪益在伦敦的抗日宣传活动都是利用假期进行的。牛津学期期间，他就回到学校上课，但仍然在牛津的中国学会从事宣传抗日工作。他很快成为中国学会的主席，后来格莱迪斯担任秘书，成了他的得力帮手。他们共同努力，组织各种活动，力求提高学生们对日本侵华暴行的认知。他们自己出资组织雪利酒会、察威尔河撑篙划船游等活动，吸引学生们加入中国学会。杨宪益继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组织学生抵制日货。杨宪益的演说和组织能力在同学中颇有影响，所以杨宪益身边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响应支持他的小团体。机灵、热情的弗兰克·B就是这个小团体中的一员。七十年后，他这样评价杨宪益：他善于演讲、富有亲和力，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弗兰克回忆说，为了支持杨宪益的工作，他把自己的打字机捐献出来，以便杨宪益可以打印活动通知等等。

为了引起当地居民对抵制日货的关注，杨宪益和他的团队一起去“购物”，面对店家呈上的丝绸领带，他们会严肃地指出：“这些都是日本货，我们不要！”他们要求买毛料的领带。因为当时东方的丝绸等物大都来自日本。女孩子们则拒绝买日本的丝袜，她们坚持要买棉纱长筒袜。杨宪益还会借此机会向商铺里的员工、顾客们介绍中国的抗战形势，要求店家抵制日货。喜欢吃橘子的弗兰克，因为橘子是从日本进口的，也忍痛割爱，坚持不买橘子。

杨宪益和格莱迪斯团结了一大批支持者，中国学会在他们的领导下迅速壮大，很快就达到了他们制定的千人会员的目标，超过了日本学会。日本学会原本资金雄厚，背后又有日本大使馆的支持，所以一直比较强大。

杨宪益在墨顿学院前方院的宿舍里挂了一幅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国地图，地图展示着不同朝代各个诸侯国的疆域。正是从这些地图上，格莱迪斯看到了杨宪益的爱国情怀和丰厚的历史知识。同时，杨宪益爱好古代诗歌，常常出于兴趣翻译几首唐诗。他信手拈来的翻译往往令同学们钦佩不已。时任学生报编辑的邦尼就把杨宪益翻的唐代诗人李贺的几首诗刊登在了《察威尔报》上，并撰文介绍杨宪益，还配上了他身着长袍的儿时相片。邦尼这一不无幽默的版面设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让杨宪益小出风头。而杨宪益翻译的李贺的诗句，则再一次打动了格莱迪斯的心：“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童年的北京印象原本就让格莱迪斯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保有浓厚的兴趣，与杨宪益的相遇相知似乎一下子拉近了她与逝去的童年和遥远的中国的距离。主修法文的格莱迪斯在杨宪益的影响下转了专业，改学中文。

当时在牛津教授中文的修中诚牧师(E.R.Hughes)很高兴门下收进一个主修中文荣誉学位的学生。修中诚早年在中国的福建一带传教，他的中文学识完全局限于四书五经及宗教典籍，而且口语颇具闽南风格。所以格莱迪斯对导师指导的阅读常常感到枯燥乏味。杨宪益便给格莱迪斯推荐一些古典诗词、唐宋传奇以及更近代一些的散文作品。这些读物确实比导师修牧师的教材更有趣味，而且格莱迪斯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杨宪益。杨宪益已经在1938年春季通过了拉丁、希腊古典语文荣誉学位的资格考试，随后还需要再修一门人文课程才能完成荣誉学位的学业，杨宪益便选了法国文学。学习了一段中古法语之后，随着格莱迪斯放弃法文转修中文，杨宪益也从法语转修英国语言文学。虽然他只学了一两个学期的中古法语文学，但这一短暂的经历却在日后派上了大用场。

我们可以想象这对风华正茂、彼此倾心的年轻人，分别学习对方祖国的语言文学，可以互帮互学，一定是其乐无穷，事半功倍吧。

他们互帮互学的结果之一，就是把屈原的《离骚》翻译成英语诗歌的英雄偶句体(Heroic Couplet，也译作英雄双韵体)。这是英国文学中的古典诗体，始于被誉为“英国文学之父”的乔叟(1341—1400)；后为德莱顿(1631—1700)、蒲柏(1688—1744)发展完善，成为英语诗歌的重要体裁。它双行押韵，每行五个音步、十个音节；因为这种体裁常被用于英雄史诗或英雄剧，所以称作英雄偶句体。

把中国古代最早的伟大诗人的诗歌以英国古典诗歌的英雄偶句体译成英文，在形式上无疑是很贴切的；在语言上又是极具挑战的。而这样一项近乎不可能的诗歌翻译，竟是出自一对比翼展翅的年轻人之手，足见他们优势互补，潜力无穷。

20世纪50年代，杨宪益应邀到中南海接受伟大领袖接见时，周恩来总理介绍他为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英文，这使舞文弄墨、爱好诗词的最高领袖边握手边惊异地问道：“你觉得《离骚》也能翻译吗？”杨宪益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主席，想必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领袖略显迟疑，似乎想继续探讨《离骚》究竟可翻不可翻，但下面还有列队等候接见的其他知识分子代表。伟大领袖后来微微一笑，再一次握了翻译家的手，便继续接见其他人了。

杨宪益晚年忆起这段往事，认为伟大领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他虽然年纪轻轻就把《离骚》译成了英语，而晚年却也怀疑诗歌是否是可以翻译的。

当然翻译有不同的标准。若要把诗歌的韵、律、意都原汁原味地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无疑是不可能的；翻译只能是一种再创造——在信、达、雅三方面找到最佳平衡的再创造。

我们不妨看看年轻的杨宪益和格莱迪斯是如何把《离骚》转换成英语英雄偶句体的：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Dew from magnolia leaves I drank at dawn，

At eve for food were aster petals borne.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Long did I sigh and wipe away my tears，

To see my people bowed by griefs and fears.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The way was long，and wrapped in gloom did seem，

As I urged on to seek my vanished dream.

英语是严格的双行同韵，每行十个音节。这样的翻译前提是必须精通中文、英文，古文、今文的；这样的英语韵律也必是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推敲的。

杨宪益曾说，他们翻译《离骚》是翻着玩儿的。可以想象得到这一对年轻人在墨顿学院的花园里的身影：或在芳草如茵的绿地上，或在树荫下的长椅上，身边摊着书本，手里捧着词典，两人耳鬓厮磨，相互切磋。他们觉得好玩儿，因为他们不仅相互倾心，也热爱语言、热爱文学，喜欢挑战他们各自的双语能力。

当然，在他们切磋学习的同时，杨宪益也讲了不少“好玩儿”的故事。他曾经问过格莱迪斯是否见过醉酒的金鱼，格莱迪斯大睁着一双蓝眼睛，不知金鱼何以能够醉酒。杨宪益津津自得，讲他小时候如何把家里的洋酒偷偷倒进鱼缸，观察金鱼们如何高亢地上下翻滚，然后一一醉死。

“好玩儿”后来变成格莱迪斯形容杨宪益的常用语，“好玩儿”也成了他们做事情的口头禅。“好玩儿”的事情，他们一定乐此不疲。

杨宪益的另一个故事，也给格莱迪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宪益有一把玩具气枪，深受周边同学的喜爱，几个要好的男孩子经常聚在杨宪益的宿舍里比赛射靶。但没多久这一游戏就玩腻了。某天晚上，有人提议他们以杨宪益窗户对面的墨顿街街灯为靶子，看谁能最先射下街灯。于是四五个调皮的男孩子开始轮流对着街灯打靶。但灯罩的玻璃实在太结实，虽然几次中弹，仍然岿然不动。正当他们不依不饶，连续作战时，教务主任从窗前经过，一颗“流弹”嗖的一声擦着他的鼻尖飞驰而过，他本能地往后趔趄了一下，然后顺着开启的窗户往里窥探。虽然屋里一片黑暗，但借着街灯黄蒙蒙的光亮，他仍然可以辨认出几个匍匐在地面，不敢抬头的男孩子。

第二天，杨宪益被传唤到教务长办公室。不管如何追问，杨宪益只承认气枪是他的，主意也是他的，不肯出卖其他任何人。虽然教务长认为杨宪益还是个不错的学生，肯定不会是这件事情的主谋，但无奈，杨宪益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最后也就只好没收了他的气枪，罚了他二十英镑。当然，事后他的“哥儿们”都认为他很仗义、够朋友，更喜欢与他交往。虽然这是杨宪益入学第一年发生的事情，那时格莱迪斯尚没有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但后来他的朋友们常常会对这件事津津乐道。

吸引格莱迪斯的很难说清是杨宪益在中国文化方面的博学多识，还是他的幽默风趣，或是他对朋友的仗义豪迈。对于坠入爱河的年轻人，一见钟情也好，日久生情也罢，最初的相互吸引恐怕都是始于一点、两点。杨宪益的“好玩儿”，他的博学，他的值得信任，想必都是格莱迪斯看重的品质。而对于年轻的杨宪益，他承认一开始就为格莱迪斯的美貌所动。已经满头银发的杨宪益曾经笑语：男人嘛，肯定会被女人的美貌所吸引。但年轻的他也很快发现，格莱迪斯不仅仅是外貌美丽大方，她还喜欢读书、善于思考、性格独立，完全不像他以前接触过的一些中国小姐们那样爱慕虚荣，思想肤浅。正是格莱迪斯的内在品质，使得他们之间最初的相互吸引得以发展和强化。

聪明人大概都清醒地知道没有谁会青春永驻、美貌长存，徒有其表、缺乏内涵的美貌更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爱情的持久、婚姻的坚实绝不是美貌、金钱、权力、财富可以换来的，因为外在的一切都像纸牌屋一样可以随风飘散。杨宪益曾说他和格莱迪斯有共同语言，“谈得来”；而正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共同的志趣、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价值观——构建了他们坚不可摧的爱情之舟：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暴风骤雨，他们始终能不离不弃，共同驶向心灵的港湾。

与格莱迪斯相爱之后，杨宪益不免回忆起在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前，导游卢克曼的预言。虽然他并不相信任何占卜算命，但他确实遇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女郎并与之相爱。这是巧合还是命运？他无意深究，不过也偶尔会想想卢克曼所言在前方等待他的“探险、猎奇和一系列美妙之事”将会是什么。

1939年6月初的一天，杨宪益和格莱迪斯在墨顿学院的花园观看露天话剧。每到夏天，学校的学生剧社就会在校园的广场或草坪上演出一些经典剧目，这是许多英美大学的传统。这次上演的是王尔德的喜剧《认真的重要》(也译作《不可儿戏》《贵在真诚》等等)，舞台就搭在枝叶繁茂、树冠如穹的大树下。

当落日的余晖将西天染成玫瑰色，橙子般的太阳渐渐西沉时，一阵疾风突然而至，穿着蓝色碎花纱裙的格莱迪斯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尽管那一颤很轻很轻，站在一边的杨宪益却感知了。他脱下身上的西装外套披在了格莱迪斯身上。那还带着杨宪益体温的衣服迅速把一股暖流传遍了格莱迪斯的全身。她从西装的下摆伸出手来，抓住了杨宪益的手。两只手就这样紧紧地握在一起，直到演出结束。王尔德诙谐的妙语不时令他们开怀大笑，开心之处，他们会对望一眼，同时手捏得更紧。“浪漫的精髓就在于它充满种种可能”，王尔德的警句在他们的心里唤起了种种美好的憧憬。也许就是这次观看王尔德喜剧的经历让格莱迪斯深信，杨宪益不仅是个“好玩儿”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值得信赖、可以依靠的人。

不久后，杨宪益在自己墨顿学院前方院的宿舍里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订婚派对，宣布了自己和格莱迪斯的恋爱，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祝福。虽然杨宪益也邀请了邦尼，但他并没有出席。不难想象这一消息对于邦尼一定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从此疏远了好朋友杨宪益。至于邦尼是否把他失恋的苦痛迁怒于格莱迪斯，他们之间是否发生了某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

2008年夏，当我第一次在大英图书馆读到戴乃迭(格莱迪斯婚后的中文名字)致亲友的书信时，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关注。

抗日战争结束后，杨宪益一家随国立编译馆于1946年8月迁回南京。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途中险象环生，虽然他们搭乘的船最后有惊无险，终于到达南京，但载着他们行李和好几箱书籍的另一条船却沉入江底。到达南京后不久他们就收到了当时已在香港大学做教务主任的邦尼的来信，信中说香港大学的图书馆收到好几箱贴着日本人封条，写着杨宪益名字的书籍。原来这是杨宪益和格莱迪斯1940年回国时从牛津运回香港，被日本军队扣押的一批书。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人的撤退，这一批书竟辗转到了香港大学，而且被熟知杨宪益的邦尼发现。邦尼在信中说，只需要杨宪益给香港大学写一封信，说明这些书是他的，香港大学就可以把这些书物归原主。“一共六百多本书，”戴乃迭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想我可以彻底原谅他了。”

为什么要“原谅”？为什么是“彻底”，或者是“诚心诚意”(原文whole heartedly)的原谅？难道失恋后的邦尼做过什么对不起格莱迪斯的事情吗？9月份回京后我便带着我的疑问去访问杨宪益。九旬老人对于六七十年前自己的未婚妻和情敌之间是否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毫无印象。他只记得自己和邦尼后来的握手言和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相互访问。

或许格莱迪斯独自承受了邦尼的怒气，甚至感情的伤害，杨宪益毫不知情；或许年轻时代的情感纠葛早已是过眼云烟，消散得无影无踪；也或许曾经的往事恰好印证了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自从宣布订婚以后，杨宪益在与格莱迪斯的通信中总会以这样一句话结尾：上帝保佑你！但如果没有上帝，我会保佑你！那时的杨宪益可能万万不会想到，他们未来的生活中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自己都自身难保，遑论保佑格莱迪斯和他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