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朱熹的心态世界

任何一个有活力的民族如不时时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就不能认识自我，从而也就不能超越传统与自我。如果说朱熹和孔子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然代表，那么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朱熹，就正像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传统与自我一样。然而迄今人们总是这样那样把朱熹当作“圣人”来研究，不是当作“圣人”来歌颂，就是当作“圣人”来挞伐，由此形成了一套固定僵化的研究模式，他的生活在多维文化的社会网络中形成的复杂的儒家灵魂与文化心态不见了，一个活“人”被“蒸发”成为干巴巴的哲学原理与政治信念的象征符号，任人各取所需地抓住某一“面”某一“维”或褒或贬，或誉或毁。在朱熹研究的方法上，我们同样需要从“古典”到“近代”的革命，从一维到多维、从政治文化的表层到心理结构的深层的革命。一旦当我们把朱熹的生命之躯与血肉之魂放到多维文化视野中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扫描，从对他的文化性格与心理结构（心态）的探讨中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内在底蕴，古典的朱熹研究时代就宣告结束了，那种把朱熹当作古代圣人或现代救主进行纯政治的颂扬或批判的时代就宣告结束了。这是两种不同思维走向的研究方法：“古典”的研究方法把人的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理“过滤”为一般的哲学原理、人生信条与政治原则，这是由具体上升为逻辑的抽象；我的研究方法则相反，是把一个时代的哲学意识、人生信念与政治追求还原为现实人的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态，这是由抽象上升为历史的具体——可以称为活的文化还原法。

我的这部著作，就是一部心态研究之书，是用传记体的形式研究道学文化心态的著作。我在全书一开头就指出，像朱熹这样一类文化伟人“一生的思想活动和文化心态发展历程，逻辑地再现了他所处时代的人类文化思想的历史进程，他个人一生曲折的心路历程浓缩了整整一部民族的心态史，犹如文化‘胚胎’似的供后人对他那个时代人们文化心理和文化模式的历史形成作‘发生学’的研究”。这里已简要阐述了我的文化还原法的历史研究及这一方法在本书中的运用。在我们众多的朱子学研究著作中，竟然没有一本研究朱熹文化心态的书，倒是西方的康拉德·M·席尔霍考尔写出了一本《朱熹的政治经历：矛盾心理的研究》，多少注意到了朱熹二极对立的道学心态。如果说心理结构是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最深层的核心，那么对历史人物的文化研究的根本特点，就应当是要探讨人的深层心理结构，探讨这种心理结构在某个个体（或某类群体）身上的“原生态”（或自然态）——心态。但是人的心态离不开产生它的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因为人、文化、社会是有机统一的。西方从19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纷出如云，从斯宾塞、泰勒到20世纪的新实证主义鼓吹文化进化论、法国文化圈派、英国传播学派、美国历史学派宣扬文化传播论，法国“社会学年刊”派、英国马林诺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四五十年代的结构主义以文化功能论为旗帜，而族体心理学派、弗洛伊德主义、符号互助论、存在主义、现象主义则注重文化的心理的解释。虽然他们的文化社会学理论与方法都夸大一面，失于一偏，但把“文化”同“人”及“社会”联为一体加以考察却抓住了文化的本质。英国社会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Evans-Pritchard）在研究非洲努埃尔人的文化时就发现，他们的空间观念并不由生态空间所决定，而是由氏族部落间的关系（所谓结构空间）所决定；同样他们的时间观念也不是由生态时间所决定，而取决于经济作业、社会事件等。这揭示了文化同社会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帕森斯在《社会体系》中，便把社会进程结构划分为“行为有机体”、“人格体系”、“文化体系”、“社会体系”四个体系。如果我们用“心态体系”来代替“行为有机体”与“人格体系”，那么这就构成了一个“心态进程结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多维文化网络的社会中，文化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环境从两个方面规定着人的心态，人、文化、社会组成了一个三维交叉、双向交流的有机系统：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组成一定的社会，社会又孕育一定的人。人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人在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生产着、规范着社会。因此“人”是社会与文化的中介，有着复杂心理结构的人才是文化研究的出发点。而心态就是在人、文化、社会的三维交叉、双向交流的撞击中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还原法的研究，就具体表现为在人、文化、社会三维交叉、双向交流的“大文化”背景中对心态生动形象的展现。所以，我研究朱熹，抛开了流行的哲学教科书和哲学讲义的呆板的研究方法与写作方法，因为那种把无限复杂的文化多维“人”按照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的逻辑模式加以简单分割的哲学研究，对于描述“人”的心理结构的复杂深层的波澜躁动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无限丰富生动的心态整体在这种机械分割中被肢解了。而文化还原法的研究的特点，是化抽象为具象（不是感性的具象，而是理性的具象），化部分的分割为整体的组合（不是机械分割，而是有机组合），契合了文化心态研究的要求。我对朱熹的道学文化心态的研究，就是有意借用传记体的形式，把朱熹这个“人”放到人、文化、社会的三维有机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样，对朱熹的文化心态的探讨可以在社会文化背景的宏观展现与心理结构的微观透视的统一上来进行。

在“人”上，要充分表现帕森斯所说的“性格系统”和“行为系统”。性格系统与行为系统组成了一个人的心态系统，两者本来不可分割。写朱熹这个“人”（不是“圣人”），要写出他的复杂的道学性格，复杂的道学行为，复杂的儒家自我，复杂的文化心理。一句话，要写出他道学心态二极对立的全部复杂性，避免把他活的文化灵魂用干瘪的哲学条条的框架来分割净化。要着重通过历时态的研究揭示他一生思想的演变发展与前后不同，避免一般哲学所采取的共时态研究那种缺少发展观念的引证论述，通过步步展现朱熹的思想历程，把对他的心态系统的动态展现变为一种文化发生学、文化心理学与文化历史学三者合一的描述。

在“文化”上，把人置于大文化的宏大历史背景中，不仅在横向方面写出朱熹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而且在纵向方面写出深刻影响他的文化继承线索和文化发展脉络，也就是说，把朱熹的道学文化心态的历史产生放在纵向的文化传统与横向的文化现实的历史交叉点上，又以这一点为文化焦点透视他的道学心态。不仅写出文化环境对他的制约和规范，而且写出他怎样影响和改变着这种文化环境，揭示道学文化心态的出现是人化的文化环境与文化环境的人化的双向历史交流的必然。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中，对朱熹不仅进行哲学的研究，而且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学的、历史学的、自然科学的以及心理的、性格的、行为的、道德的等研究，一句话，要对他进行多维文化的研究。

在“社会”上，不仅要写出产生朱熹理学的一般社会环境，而且更要写出孕育出朱熹“这一个”及其独特的心态系统的特殊社会环境。以一种文化性格的开放系统，展现他的入仕从政、讲学授徒以及同帝王将相、达官卑吏、大小学派和思想家、政客、官僚、诗人、师友弟子、禅僧道徒等三教九流人物纷繁的社会交往活动。一个发生道德危机的社会是孕育道学心态的温床，如果说道学（理学）是社会精神危机下人的价值观念的重建，那么道学心态就是借助这种价值观念的重建所达到的一种心理调节与心理平衡，这只有从宋代那个道德沉沦、利欲泛滥、“无一毛一发不受病”的社会中才能找到从儒家心态失范向道学心态重建转换的深刻动因，从而在一极上展现出朱熹作为理学文化创建人的最深层心理结构的全部复杂性，在另一极上又同时展现出他所处的整整一代社会的文化风貌的全部生动性。

对任何一种文化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对文化主体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是能动地创造文化的主体，没有文化主体，也就没有文化客体（指人化的客体，不是非人化的自然客体）。一种文化类型总要凝聚为文化主体的深层心理结构，才获得现实存在的意义。文化还原的研究突出了文化主体，把对文化一般的抽象研究还原为对文化主体的具体研究，把文化主体放到多维文化的宏阔视野中，审视他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哲学抽象研究所排斥和遗弃的主体的文化心态、文化性格、文化心理、文化行为，在这里却成了主要的研究对象，可以从文化主体的心态透视到整整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心理。这样，对一种社会文化、一种文化模式的研究，就还原为对文化主体的人格心理、心态的研究。因为文化是一种各个行为要素的构型，一种格式塔，每种文化都有一种主导价值观念，并按照这种主导价值观念来选择行为元素，获得某种整合，形成某种文化模式。本尼迪克特所提出的文化的还原，就正是将文化模式还原为人格心理特征，她用人格心理特征来概括与表征一种文化模式，把文化模式还原为心理学类型。在《文化模式》中，她认为“文化是人格在典章上的扩大”，文化是一组人格心理特征的规范化、制度化。文化内化为人格心理，因而各种文化可以划分出相应的人格心理学类型。人格心理特征成了文化重要的坐标系，不同的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坐标系上反映和标示出来，把文化还原成心理学特征后，都可以在这个坐标系中找到相应的对值。本尼迪克特自己就借用尼采的酒神型人与日神型人的心理特征，来描述原始文化的特征。在我这本书中，朱熹并不是作为一般的历史传记人物，而是作为创造理学文化的主体，被具体研究着，东方儒家传统文化被具体还原为一种道学人格心理特征，使我们可以从他的道学文化性格和文化心态中透视到整个儒家传统文化的全部内在活力与内在矛盾。这种文化还原自然是动力学的，因为文化主体的人格心理是一个动力系统，正如舒（Hsu）在《心理人类学——文化与人格的观点》中所说，人格是指个人在他生存的一生当中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他反对把人格理解为一种不变的实体。这也可以说就是我所以要采用传记体来对朱熹的道学人格心理进行动力学描述的原因。

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一种文化还原的研究方法，它作为一部朱熹的心态世界与心态历程史，是否在世界性的朱子学研究中填补了一项空白呢？我等待着时间的检验。

束景南　198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