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

踏上心学之路

朱熹结识道谦和接受“昭昭灵灵底禅”，才是他十余年出入老佛的真正开始，成为他的心学之路的起点。在这以前，他毕竟只是间接受着家庭佛老气氛的熏陶和从三先生那里接受杂糅佛老的理学思想；在这以后，他才直接从佛经道书中和禅师那里汲取佛老思想，直到走上师事道谦禅师的道路。

三先生的教育很快把朱熹从一个老成持重的沋郎塑造成为出类拔萃的行道士子。朱熹在一首《寿母生朝》中描写他师事三先生的清苦读书生活说：“家贫儿痴但深藏，五年不出门庭荒。灶陉十日九不炀，岂辨甘脆陈壶觞？低头包羞汗如浆，老人此心久已忘，一笑谓汝庸何伤，人间荣耀岂可常，惟有道义思无疆，勉励汝节弥坚刚。”（《文集》卷二）到绍兴十七年，年少气盛的朱熹终于感到是实现朱松入仕济世、继承儒业、光耀先祖遗愿的时候了，他在这年秋间参加了建州乡贡。宋代科举实行州试、省试、殿试三级考，投考士子先经州考及格，保送到礼部，称为“发解”；礼部考试及格，再参加殿试；殿试“及第”，就可以释褐授官。州考每年八月五日锁院，建州贡院在登陵坊，内设正厅庑廊、考官直舍、誊录弥封院。就在这里鸟笼似的灰暗考舍中，朱熹在仕途中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他在三篇策文中放论朝廷大事，得到考官蔡兹的赏识，一举乡贡高中。后来蔡兹颇自得意地对人预言：“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年谱》）蔡兹字光烈，永春东园人，绍兴十二年中进士，晚年挂冠归老林泉，筑长春堂觞咏自乐。朱熹没有忘记他的慧眼识才，后来在同安簿任上还曾拜访他，同在环翠亭下讲学论诗。⁽¹⁾秋试得中，就要到明年春天入都参加省试，朱熹少年得志，心中一下子萌发了四海远游的书生意气和豪兴，他在赴临安前慷慨吟出了一首《远游》长诗：

举坐且停酒，听我歌远游。远游何所至？咫尺视九州。
九州何茫茫，环海以为疆。上有孤凤翔，下有神驹骧。
孰能不惮远，为我游其方。为子奉尊酒，击铗歌慨慷。
送子临大路，寒日为无光。悲风来远壑，执手空徊徨。
问子何所之？行矣戒关梁。世路百险艰，出门始忧伤。
东征忧旸谷，西游畏羊肠。南辕犯疠毒，北驾风裂裳。
愿子驰坚车，躐险摧其刚。峨峨既不至，琐琐谁能当。
朝登南极道，暮宿临太行。睥睥即万里，超忽凌八荒。
无为蹩躠者，终日守空堂。

（《文集》卷一）⁽²⁾

在这首颇得汉魏乐府和魏晋古风余韵的少作中，昂奋与迷茫交织，击铗悲歌与凌云高唱同响，仿佛预示了他未来一生坎坷不平、命途多蹇的仕路。盛唐诗人裘马轻狂远游名山大川、交结名公巨卿所洋溢的那股积极向上的豪情逸气和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是消失了，南宋半壁山河下的诗人注定只能怀着黄昏夕阳的黯然心情踏上惨澹的远游之路，朱熹的少年远游更多是古道西风瘦马的仕途奔波，只在猎取个人功名富贵的欲念之上还有一重对中原沦落、山河破碎的忧愤。十九岁的朱熹已不仅有一个二程理学的头脑，还有一个浸透佛老的灵魂，出闽远游对他就具有既可访贤问道、又可访禅问法的特殊意义。宗杲的《大慧语录》早成了他随身的佛学启蒙读本。绍兴十八年春，他就在箧笥中只放一本《大慧语录》跨越分水岭入浙，赴临安应试。尤焴在《题大慧语录》中曾提到这件事说：

大慧说法，纵横踔厉……今举平昔闻见二则：朱文公少年不乐读时文，因听一尊宿说禅，直指本心，遂悟昭昭灵灵一著。十八岁请举，时从刘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举业，暨搜其箧，只《大慧语录》一帙尔。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禅学骨髓，透脱关键，此上根利器，于此取足者也。焴早得于潘子善丈云尔。

（《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

尤焴是尤袤之孙，尤袤和朱熹是最相知的同年，潘时举（子善）是朱熹精《尚书》学的高弟子。这些事应该是潘时举亲耳从朱熹那里听来的。朱熹有心把这次出闽应考作为一次最好的远游访禅，一路上他几乎用宗杲禅门弟子的眼光注视着闽外的新天地，舟过桐庐一见名刹，他便吟了一首禅诗：

桐庐舟中见山寺

一山云水拥禅居，万里江楼绕屋除。
行色匆匆吾正尔，春风处处子何如？
江湖此去随沤鸟，粥饭何时共木鱼？
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来借一蘧除。

（《文集》卷十）

一名乡贡初中进京赶考的世俗举子，念念不忘做着“粥饭何时共木鱼”的世外禅梦，在诗中表白“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来借一蘧除”的心愿。（《文集》卷十）⁽³⁾后来朱熹每次过桐庐钓台，都会引起他退隐山林的高士遐想，如不是这年金榜挂名带来最初一段春风得意的仕途，这个以“晦”为人生第一义的建州贡士也许真要在木鱼僧房中了却一生。

绍兴十八年的礼部试，由权尚书吏部侍郎边知白知贡举，权尚书礼部侍郎周执羔和右正言兼崇政殿说书巫伋同知贡举。从绍兴十三年后，取士先经术，参合三场：以本经、《论语》、《孟子》义各一道为首场，以诗、赋各一首为二场，以子、史论、时务策一道为三场。腐败的科场，有势力之家贿赂买通、换卷代名、冒名就试成风，破落读书世家出身的朱熹埋头苦试，从二月十二日锁院，十八、十九、二十日引试诗赋论策三场，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又引试经义论策三场。朱熹的《易》卷和《语》、《孟》义考得比较得心应手，后来他回忆起关于《易》卷的一段趣事说：

戊辰年省试，出“刚中而应”。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将《彖辞》暗地默数，只有五个，其人坚执，某又再诵再数，只与说记不得，只记得五出，且随某所记行文。已而出院检本，果五出耳。

（《语类》卷一百零四）⁽⁴⁾

大概在《易》卷和《语》、《孟》义中，朱熹都援用了道谦的禅说，标奇立异，大被考官赏识，竟成为他这次登进士第的决定原因。在秦桧禁锢士类、杀戮主战派的恐怖统治下，士人逃禅避祸，举子在试卷中多好用禅说耸动考官耳目；秦桧又崇王学而禁程学，而王学的佛禅气本比程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士大夫普遍养成一种说禅谈老的嗜好，风气侵入科场，绍兴十七年太学博士王之望在奏章中就说：“举人程文，或纯用本朝人文集数百言，或歌颂及佛书全句，旧式皆不考，建炎初悉从删去，故犯者多。”（《文献通考》卷三十二《选举考》，参《宋史·选举》二）这次的主考官像周执羔、初考官沈该、覆考官汤思退等又都是些佞佛好老之辈，朱熹援佛入儒的试卷自然博得了他们的青睐。这份试卷成了朱熹思想发展的一块里程碑：它表明在朱熹身上，心学压倒了理学，道谦主悟的“昭昭灵灵底禅”终于战胜了刘子翚主静的“三字符”，道谦的禅说可以使朱熹一举金榜高中，也就成为他更虔诚师事道谦的直接契机，决定了他十余年的出入老佛是沿着道谦（径山禅）而不是刘子翚（默照禅）规定的心学之路走了下去。

礼部试以后，朱熹处在殿试的焦灼期待中。连绵春雨引动了他访禅的雅兴。定都十年的临安，虽然一时还没有变成一个纸醉金迷的“销金锅儿”，却早已成为丛林的渊薮，一边是王公大臣纷纷在都下购建园宅，构造温柔富贵的安乐窝；一边是寺院林立，禅风随着苟安越煽越炽。朱熹登览天竺，泛舟西湖，呼吸着都下的禅风佛雾，面对迟放的桃花吟了一首《武林》：

春风不放桃花笑，阴雨能生客子愁。
只我无心可愁得，西湖风月弄扁舟。

（《文集》卷十）

这其实是一首隐而不露的禅诗，所谓“无心可愁”，正是宗杲说的“无心处不与有心殊”，是用诗的审美体验道出了禅宗的“无心”观。慧能提出了著名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禅修法门，“无念”也就是“无心”。禅宗认为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因此他们要人无心于物，不于境上生心，做到“无心可用，即得成佛”。慧能强调：“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坛经》）慧忠禅师更说：“无心自成佛，成佛亦无心。”（《景德传灯录》）宗杲的无心有心不殊是对慧能无心说的具体发挥。朱熹自以为已识得透无心有心不殊，静闹一如，所以他人凡心皆因雨生愁，不免被外物所役，独己能不于境上生心，虽阴雨而无心可愁，依旧能怡然“西湖风月弄扁舟”，即使不做静胜工夫也照样“于开眼应物处得安闲”，即达到“静处”无失，“闹处”也无失了。这正是对宗杲新派禅宗的“昭昭灵灵底禅”的生动解说，径山禅心空悟道主旨的诗化。

在都下访禅中，朱熹把眼光投向了其他宗派，他又往天台法华胜地上竺寺问法访道。上竺寺高耸于西湖天竺山，建于后晋天福四年，据说僧道翊得奇木刻为观音大士像，十分灵验，寺成后士民崇信，香火不衰，高僧辈出，成为皇帝驾幸问法和公卿士子游览访禅的名刹，来临安应试的举子也多到上竺拜见观音，祈梦保佑中举。高宗赵构带头信佛念经，绍兴三年他以平江府许墅庄田二十顷特赐上竺寺。绍兴五年夏天大旱，朝廷又遣杭州府太守迎天竺观音到海慧寺，有一名苦行头陀潘法惠求雨，竟用烧红的铁丸放在眼内，上面点火燃香，两目枯瞎。就在绍兴十八年正月举子云集都下之时，赵构还驾幸天竺礼佛问法，惊动了临安都人和四方应考举子。二月十九日又是观音大士的诞辰，上竺寺钟磬鼓钹齐鸣，大做道场，更使都人举子如醉如痴。朱熹就是受到这种气氛的强烈感染来游上竺寺，同寺僧品茗谈法，在寺壁上题了一首纪游诗：

春日游上竺

竺国古招提，飞甍碧瓦齐。林深忘日午，山迥觉天低。
琪树殊方色，珍禽别样啼。沙门有文畅，啜茗漫留题。

（《杭州上天竺讲寺志》卷十四，又《武林梵志》）

南渡以来墨客骚人都爱往上竺寺游观留题，有名的理学家像吕祖谦、张栻等也都在上竺寺有题诗。刘子羽、子翚兄弟赠田给寺，同上竺寺僧关系尤密，刘子翚集中还留下了一首《过天竺寺》，朱熹来访上竺寺僧大概还是出于刘子翚的介绍。他诗中提到的“文畅”和刘子翚诗中提到的“道人”，可能都指上竺寺的“晦庵”慧明法师，《上天竺讲寺志》中的《慧明法师传》说：“晦庵慧明法师，楚官人，剃染祥符寺。后诣上竺慧光僧，录轮下听习。二十年间，不舍昼夜，顿了一家教观之旨。初住慧通，后赴循王府待制位，请迁富春兰若，寻投菁山常照，与叶公守枯槁，为净土归欤之计。兼诵《法华》等经。庆元己未，抱疾垂革，弟子请作颂，乃书‘骨头只煨过’五字付之，累足泊然而逝。”由庆元己未上推，朱熹来访上竺正是慧明也在上竺习一家教观之旨的时候。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提到这个慧明作的《满江红》词误传为朱熹作，朱熹的邻居翁谔问朱熹，朱熹回答说：“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号晦庵云。”（甲编卷四《朱文公词》）可见朱熹认识这个晦庵慧明，刘子翚字朱熹“元晦”和朱熹自号“晦庵”也就不奇怪了。宋代禅宗对宗外异说乃至儒老思想的兼收并蓄早已风行，导致了华禅合流。佛果克勤见丞相张商英，禅宗说禅之外，大畅华严教义，被誉为“僧中管仲”。径山禅领袖宗杲更是援儒入佛的大师。而天台宗鼓吹“方便法门”，认为佛教只有“一佛乘”，言二乘、三乘不过是佛教化众生进入佛国的“方便说”，其他各派都是“方便说”而可以会归于天台本宗。天台宗就借这种“方便法门”力图沟通、调和佛道儒三家，无怪令出入儒佛老的年轻朱熹心驰神往了。

朱熹在临安等待放榜的一个多月中，有充分时间在都下丛林进行这样的访禅。四月三日，赵构在集英殿亲自策试以徐履为首的合格举人，朱熹参加了这次殿试。赵构出了一道“御策”，大言不惭地说：“朕观自古中兴之主，莫如光武之盛。”向举子求问“中兴”之策。（《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十册《选举》八）这个伙同秦桧卖国乞和的昏庸皇帝也大谈光武中兴是十分滑稽可笑的，举子们揣摩“帝意”，都小心翼翼回避用兵恢复的问题，只在内政上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粉饰太平，结果在策论中以反“浪战”、“不欲以兵取胜”立论的王佐夺魁高中状元。朱熹虽有一腔抗金爱国、中兴大宋的少年盛气，在策论中也没有发表用兵的激烈议论，他的策卷被朝廷看中了。四月十七日赵构又在集英殿唱名，赐状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朱熹中第五甲第九十名，赐同进士出身。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繁琐的释褐仪式：十八日新科及第进士按名次高下赴期集所，赐给期集费一千七百缗。二十九日朝谢后，又在五月二日一起到法慧寺举行拜黄甲、叙同年仪式，堂中铺上厚褥，进士们鱼贯而入，分两排东西相对，四十岁以上的立在东廊，四十岁以下的立在西廊，相对拜毕后，先选进士中年长的一名受状元拜；再选进士中年龄最小的拜状元。五日新科进士又一起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邹国公”，用释菜礼，然后立进士题名石刻。六月三日，在礼部贡院赐闻喜宴，宴上赐新科进士每人一本赵构“御书”石刻《儒行篇》。（《宋会要辑稿》第一百零七册《选举》二）释褐入仕的大典才告收场。

朱熹在六月离临安，归途春风得意，他仍旧兴致勃勃地访师问道。在他心中留下了最深印迹的，是舟过衢州江山县时往清湖拜谒杨时再传弟子徐存。徐存字诚叟，号逸平，是江山最负声名的宿儒，同艾轩林光朝、五峰胡宏相知，隐居南塘授学，学者千余人。他自称从学于萧⁽⁵⁾，朱松和他是同门友。徐存理学思想从伊川、龟山一脉而来，精于思孟心学。而朱熹头脑中盘旋着道谦禅家的心学，他也就是因疑孟子“放心”之说才登门造访。徐存向他详告了克己归仁、知言养气之说，还作了一首《心铭》赠给他。⁽⁶⁾但朱熹显然还沉浸在靠昭昭灵灵的禅说金榜高中的兴奋中，“佛”成为他识“儒”的魔障，他用道谦传给他的心学去理解逸平的孟子心说，自然不合。直到后来他弃佛崇儒，才领略了徐存心说的真髓，追悔莫及，他在《跋徐诚叟赠杨伯起诗》中追忆自己这一思想认识的转变说：“熹年十八九时，得拜徐公先生于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为仁、知言养气之说，时盖未达其言；久而后知为不易之论也。”（《文集》卷八十一）徐存的心说对朱熹后来思想的演变发展起过重要的启发作用，所以朱熹一再称赞他“受业程氏之门人，得诸心，成诸语，又能推其说以教人，仪刑音旨之传于今，犹未远也”（卷七十九《景行堂记》）。“学奥行高，讲道于家。”（卷七十八《江山县学记》）二十年后朱熹重来清湖凭吊徐存遗冢，对这一段往事还作了反躬自省。

绍兴十八年的入都远游，还只是他远游访禅和出入老佛的“前奏曲”，但已推动朱熹的理学思想和佛老思想都发生了一次飞跃，开始了他全面读书的狂热时期，二十岁便成为一个分界线，在他早年求学道路上划了一个时代。他不止一次提到二十岁是他学问思想的转折之年：

某从十七八岁读《孟子》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落相贯串……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

某自十五六时至二十岁，史书都不要看……毕竟粗心了。

某今且劝诸公屏去外务，趱工夫专一去看这道理。某年二十余已做这工夫。

某旧读（《诗经》）“仲氏任只，其心渊塞。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助寡人。既破我斧，又阙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维艰哉。”如此等处，直为之废卷慨想而不能已，觉得朋友间看文字难得这般意思。某二十岁前后，已看得书大意如此。

（均《语类》卷一百零四）

朱熹二十岁以后学问思想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由对章句的记诵死读转向对经义的融会贯通，二是从注重读经转向对经史子集百家之书的全面攻读。这种全面读书，使朱熹在绍兴十八年远游归后处在禅学和理学两股相反力量的交战合攻中，因为少年跳出场屋，摆脱了令人憎厌的举业羁绊，从此他可以在书山学海中自由遨游，尽情窥探佛经道书之秘。同那些一旦中举便追逐官场而视读书如刍狗的士子相反，他自己谈起登科后如饥似渴的读书狂热说：“学者难得都不肯自去着力读书。某登科后要读书，被人横截直截，某直是不管，一面自读。”（《语类》卷一百零四）这种不管他人是非、不求仕途闻达的狂读不止，几乎无所不涉，尤其是佛典和道书，他说：

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

（《语类》卷一百零四）

这就是说，他在读佛经和道书上也都作了两大册的心得笔记。一些对朱熹思想有重要影响的佛经《圆觉经》、《楞严经》、《坛经》、华严宗与天台宗的主要经书，宗杲新派禅宗的著作和《道藏》中的道图、道说，就是从这时起开始潜心阅读的。正是这种狂读很快把他引上了师事道谦之路。

绍兴十八年的登科中举，也使朱熹抛却举子程文，全力专攻古文，这就是他说的“事事要学”中的“文章”一事，他把目光从理学家又转到了古文家。在唐宋八大家中，朱熹推崇韩愈、欧阳修、曾巩，而以欧阳修的古文为最上。但曾巩的散文以古雅平正、严健质实著称，文气贯穿如珠，尤适宜写思辨性强的议论文和哲理文，他的章法布局的严谨明晰，叙事议论的委曲周详，遣词用句的舒缓平和，都更使理学家的朱熹倾倒，他把曾巩古文奉为圭臬潜心模仿：“熹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窃慕效之。”（《文集》卷八十四《跋曾南丰帖》）在这种仿效学习下，朱熹散文独具了南丰文的神髓，后来他说“某四十以前，尚要学人做文章，后来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后来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岁做底文字”（《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这就是指他的学做曾巩古文，以至后来陆九渊也不得不称赞他的文章“得南丰之严健”。但朱熹的慕好南丰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词严”，更主要的还是“理正”（《文集》卷八十三《跋曾南丰帖》）。曾巩作为一位古文大家和诗人，早于濂洛诸儒已发明理学，以具有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而在唐宋八大家中独树一帜，后村刘克庄就说：“曾子固发明理学在伊洛之先，与欧齐名，为宋儒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恕斋平心录》）刘埙也提到曾巩理学思想的特点说：“濂洛诸儒未出之先，杨刘昆体固不足道，欧苏一变，文始趋古，其论君道国政民情兵略，无不造妙，然以理学，或未之及也。当是时，独南丰先生曾文定公，议论文章根据性理，论治道则必本于正心诚意，论礼乐必本于性情，论学必主于务内，论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此朱文公评文，专以南丰为法者，盖以其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也。”（《隐居通议》卷十四《南丰先生学问》）所以后世称南丰“文章根自性学”而尊为宋代承继“道统”的“儒宗”，不单目为在“文统”中占一席地位的古文大家。曾巩也同周程邵张并列成了朱熹少时汲取理学思想的重要渊源，他是朱熹用以沟通道学家和古文家而集两家大成的天然桥梁，朱熹通过曾巩融合了道学家和古文家的思想学问路数，统一了道统和文统。他在绍兴十八年入都远游归后专学曾南丰的直接成果，就是作了一部《曾子固年谱》。这本书在他赴同安任之前写成，代表了他二十岁以后狂热读书时期的思想学问，他的认识集中凝聚在他为年谱作的前后两序中。⁽⁷⁾两序主要论如何认识曾巩，朱熹认为只以“文高”知曾巩，是“知之浅”、“浅而妄”，这表明朱熹学南丰注重的是他的理学而不只是他的文章，这是一反当时普遍推重曾巩“文高”风气的标奇惊俗的新见，在沉寂的古文坛上异军突起，推出了理学家心目中的古文家曾巩。朱熹这种认识却更有着反对当时秦桧大崇王学的历史背景。原来朱熹在序中一再痛斥的“湫然卑鄙”、“为世所重”的“斯人”，正是臭名昭著的秦桧。⁽⁸⁾曾巩的理学同王安石之学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秦桧明尊王学，而对曾巩却又附会风雅地舞文弄墨，作《示孙文》《跋后山居士集》之类的丑文吹捧他如何“文高”，这就无怪朱熹要以标举曾巩理学来反对秦桧的标举曾巩“文高”了。在当时不能公开标举程学下，标举曾巩理学便包含着他以二程理学反对秦桧王学的真实目的。当秦桧这篇供子子孙孙世代永保用的小小《示孙文》一出，无耻士大夫们纷纷以争先快睹为荣，肉麻吹捧，印版广传，只有一名二十来岁的年轻朱熹出来写文痛斥（其他人都在秦桧死后），也显示了他痛恨投降卖国、坚决主战反和的胆识。他的倔强兀傲到敢于横眉冷对昏君庸相的道学性格已经在这时形成了。一面是狂读禅、老之书，一面是潜研程、曾之书，禅学和理学两股相反相成的精神力量消长交融，终于把朱熹推上了心学之路，二十岁以后的狂读整个笼罩在禅家式的以心观心的心学认识—修养方法下，他自称二十岁以后的全面读书是一个以吾心“体验”圣心的读书时期：

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少间体验得熟，自家之心便是圣人之心。某自二十岁时看道理，便要看那里面。

（《语类》卷一百二十）

这种以心观心，吾圣合一，是一种向内的体验，一种神妙直觉的观照，朱熹自己在这里很好解释了李侗说的道谦那种“就里面体认”工夫，它不需接触外物，只假内心自我的“少间体验”和“里面体认”，即能识天理，明圣心，这恰是他后来批判过的佛家的“以心会理”，而不是儒家的“就事穷理”。这种体验或体认，正同于宗杲新派禅宗看话禅神秘直觉的悟入：朱熹靠“少间体验”达到吾心与圣心的同体为一，宗杲借话头、机锋一超直悟佛理。道谦“昭昭灵灵底禅”：“就里面体认”的心学认识—修养方法，在朱熹身上初步确立了。这种心学为他踏上师事道谦之路铺平着路面，他又开始了远游访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