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师事武夷三先生

卜居潭溪

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朱松病故，去世前他把家事托给在崇安五夫里奉祠家居的刘子羽，又致书三位崇安道学密友籍溪胡溪、白水刘勉之和屏山刘子翚，把沋郎托给他们收育，病榻上对沋郎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文集》卷九十《屏山刘子羽墓表》）刘子羽把朱熹母子从建瓯接到崇安五夫里居住，由刘勉之主持料理了朱松的丧事，在第二年把朱松葬在五夫里西塔山。朱熹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开始了新的思想历程。

刘子羽字彦修，刘子翚字彦冲，是使金杀身不屈、以忠义气节著名的刘之子。崇安刘氏是世代簪缨的大族著姓，这一派自奉为西汉楚元王之后，五代时光州都督刘楚生六子，其中翱、翔、豳避乱入闽，翱居建阳麻沙，翔居崇安五夫，豳居建阳马铺。刘翔子刘庸卜居五夫里屏山之下，潭溪之上，被推为屏山刘氏始祖。（《屏山集》卷九《刘民觉墓表》）屏山刘氏世代繁衍，成为一方豪富显贵的仕宦之家，到刘生下刘子羽、子翼、子翚三子，在屏山下拥有巨大的刘氏庄园。刘子羽以处事刚毅决断，尤长用兵，深得张浚重用，在西蜀屡建奇功，因反对秦桧议和罢归。朱松晚年同他交游相知，所以刘子羽收容了朱熹母子，在刘氏庄园前修葺了一座五开间的旧楼供他们居住。⁽¹⁾

刘氏庄园坐落在纱帽山下，潭溪碧水从庄前琤琮流过，枕山带水，高下布置着悠然堂、海棠洲、醒心泉、怀新亭、宴坐岩、山馆、凉阴轩、桔林、莲池、南溪、早赋堂、横秋阁、万石亭、桂岩、百花台、荼蘼洞、意远亭十七景，显示出这个世代不衰的官宦大家表面的富贵儒雅气派，朱熹后来用夸饰之笔为刘宅写了两副对联：“两汉帝王胄，三刘文献家。”“八闽上郡先贤地，千古忠良宰相家。”纱帽山三峰森然耸立有如巨屏，刘子翚便取名“屏山”，用以自号。朱熹母子居住的旧楼就在屏山对面，朱熹曾描写这里“好峰无数列窗前。虽非水抱山环地，却是冬温夏冷天。绕舍扶疏千个竹，傍崖寒冽一泓泉”（《文集》卷九《怀潭溪旧居》）。后来乾道七年朱熹因一直怀念祖上故居和去世的朱松，以朱松曾在徽州紫阳山游览读书和刻有“紫阳书堂”印章，便将旧楼听事之堂刻榜“紫阳书堂”，以朱松之号“韦斋”名东偏室，定燕居之堂为“晦堂”，东斋名“敬斋”，西斋名“义斋”。这座五间旧楼便称为“紫阳楼”，朱熹也就以“紫阳”自号。

在潭溪，朱熹母子的景况并不富裕，但也不同于一般寄人篱下的生活。刘子羽在给刘勉之的信中提到为朱熹母子提供的住食条件说：“于绯溪得屋五间，器用完备。又于七仓前得地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有鱼。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鹤林玉露》甲编卷二《子弟为干官》）可是朱熹却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抑，一种过早的人生忧患意识使他变得更老成沉郁，坚毅内向。十四岁的孤童已充满朱氏世族骨肉星散、异乡寄寓的身世悲凉，他写信给三叔朱槔诉说自己投靠诸刘的辛酸，朱槔在一首自作的挽歌词中，道出了朱松卒后的败落家景和叔侄两人共同的凄苦心境：

天涯念孤侄，携母依诸刘。书来话悲辛，心往形辄留。
先茔托仙峰，山僧扫梧楸。二女随母住，外翁今白头。
伯氏尚书郎，名字腾九州。仲兄中武举，气欲无羌酋。
棣花一朝集，荆树三枝稠。堂堂相继去，遗我归山丘。

（《玉澜集·自作挽歌词》）

朱熹的二叔朱柽曾中武举，是一个“气欲无羌酋”的坚决主战的豪士，这时也潦倒去世。朱槔仕途乖蹇，过着浪迹羁旅的生活。一个自唐以来兴衰起落、不绝如缕的朱氏大族，到这时已经完全颠蹶凋零了。但在困境中挣扎抗争的朱槔，却以“书生口击贼”的忧国之心从精神上仍影响着在潭溪的朱熹，在诗札往返中启发朱熹不忘救中原干戈之痛，重振朱氏祖风。绍兴十五年一个风风雨雨的除夜，他寄了一首长诗给朱熹：

乙丑除夜寓永兴寄五二侄一首

残腊避新正，疾驰不可控。梅花相行色，更以风雨送。
伤哉绿林豪，支派出章贡。荐食今几年，金帛既充栋。
王旅走山泽，魄散失饥冻。空闻米粟廉，不救干戈痛。
冥冥纸钱底，千室罗盎瓮。祀先不暇尝，一夜惊入梦。
书生口击贼，自愧脱嘲弄。……

（《玉澜集》）

朱槔一腔抗金击贼的书生意气和报国耀祖的热望，激发了朱熹在朱松卒后怀着更强烈的“大其阖闾以奉先祀”之志发愤苦读，从绍兴十三年卜居潭溪起，朱熹住在紫阳楼中开始了受学于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翚三先生的生活。⁽²⁾朱熹的禀学三先生，并不像人们历来所说的是侍学于籍溪、屏山、草堂之间，更不是最初在刘勉之的草堂中受学。实际他是一直在刘子羽、刘子翚的家塾中受教。宋代书香仕宦之家多延名士设立家塾，主要在课教子弟习举业，以便踏入仕途。张栻在《刘子羽墓志铭》中说刘子羽“辟家塾，延名士，以教乡之秀弟子。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托公，筑室居之舍旁。教其子熹与己子，均卒以道义成”（《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二十二）。“延名士”主要就包括胡宪、刘勉之，“乡之秀弟子”也包括朱熹在内，后来朱熹在《刘子羽神道碑》中说刘子羽“恻然怜之，收教熹如子侄”（《文集》卷八十八），就是指收朱熹入家塾受教。入刘氏家塾的读书弟子称为“同舍生”或“诸生”，授学的地方在六经堂，刘子翚曾为家塾诸生作了一篇《示六经堂学者》：

汝心之休，处此如游。汝心之流，处此如囚。
此堂何有？维经与史。隐索周施，于兹备矣。
诵书琅琅，其神乃扬。杂虑横心，圣言则忘。
讲书默默，精义乃得。借聪于人，终焉必惑。
视彼迅晷，若弗云来。今汝不勉，则何有哉？
时习之说，反身之乐。瞻忽茫茫，匪伊情度。

（《屏山集》卷六）

六经堂就是家塾学堂，“学者”就是家塾诸生，而《示六经堂学者》实际就是家塾学规。六经堂在十七景园林山水环抱之中，一片弦歌诵读之声。朱熹就在这里恭听经学塾师传授经史，学作程文和诗赋。先后同朱熹入塾和同舍的诸生，除了刘子羽三子刘珙、刘瑺、刘玶外，著名的有黄铢、魏掞之、方士繇、黄子衡、刘懋、方耒、欧阳光祖等，后来都成了朱熹的理学同道和弟子。魏掞之和方士繇同朱熹一样依托刘氏大族寄居，三人有同病相怜之感。⁽³⁾刘珙、刘玶兄弟同朱熹自小同窗共读，相处最久，更有非同一般的手足之情。后来刘珙升到同知枢密院事，朱熹谈到他和刘珙童年时的相处说：“我以孤童，来托公家。公不鄙我，劝导有加。公姿鸾鹄，我性麏麚。岂无异同，卒莫疵瑕。”（《文集》卷八十七《祭刘共父枢密文》）朱熹同显赫的刘氏大族的这一重关系，对他的入仕和理学思想与声名的传播都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在刘子翚家塾中读经受学，名士兼高士的三先生又爱在山水胜境筑室读书，携诸生讲学山中，吟诗作文，那里也都成了朱熹的受教之地。最有名的是武夷水帘洞。在崇安城南的武夷山，九曲溪流、三十六青峰、九十九幽岩、七十二洞穴的人间奇境中，有一方“绝壁飞泉挂白龙，一帘风送玉玲珑”的水帘洞（唐曜洞天），丹崖顶两道流泉凌空飘洒而下，有如珠帘，幽邃奇绝的洞穴高广数十丈，可容纳千数百人，成了三先生为诸生讲学的天然学堂，至今在斑驳的赤壁上，还留有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巡抚福州□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某布告”的摩岩石刻，记叙水帘洞中的刘氏学堂说：“屏山诸贤居武夷山水帘洞讲学，卒即洞建祠以游，门人朱文公亲题匾额‘百世如见’四字，现悬祠中。春秋祀典，后裔执事，历今六百余年。”从屏山到水帘洞路途较远，刘子翚特地又在中途建歇马庄，拨田二百亩供讲学费用，《乾道中田券跋》说：“初，屏山与朱子讲习武夷，去家颇远，时于中途建歇马庄，买田二百余亩，以供诸费，实与朱子共之。屏山既殁，忠肃公珙，尽以畀朱子，资其养母。后朱子同安秩满归，以田还屏山子玶，玶不受，谋于忠肃，转畀南峰寺，至今犹存。”（李本《年谱》隆兴元年下）武夷水帘洞是朱熹和诸生共同受学的学堂，此外，刘勉之的草堂、胡宪的山居和刘中的瑞樟书院便都是朱熹常单独往返问学聆教的地方。刘勉之的草堂实际有两处，一处在崇安五夫里鹅峰之下，白水之滨，是刘勉之祖传的故居，但南渡以来已经室庐荒芜，刘勉之又在建阳近郊的萧屯别墅另结草堂，他平时主要就隐居萧屯草堂读书吟诗，耕稼自乐，死后也是葬在萧屯草堂近侧，所以朱熹受学于刘勉之较多是在萧屯草堂。⁽⁴⁾瑞樟书院由刘中创建于建阳永忠里麻沙镇，麻沙也是刘氏大族的繁衍之地，刘子翚是刘中的族兄，他受请到书院讲学，便常把朱熹一起带来听学受教。⁽⁵⁾在刘子翚、刘勉之相继死后，胡宪的籍溪山居便成了朱熹主要的问学之地。

在刘氏家塾中，朱熹受到了更正规全面的儒家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从法帖临摹到苦读经书，一面为科举入仕攻习程文与词章之学，一面为入“圣贤之域”而潜研二程洛学的理学。朱熹的书法后来卓然自成一家，远师钟王，中规颜体，近步蔡襄，就是在刘氏家塾中打下的根柢。三先生甚至在这种童蒙习字中也贯穿了理学精神：字如其人，学书法也必须选颜真卿、蔡襄一类正人端士的字来学，不作软媚浮浪之笔。朱熹后来回忆在家塾中同刘珙同舍共习字帖的一幕说：“余少时曾学（曹操）此表，时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父谓余：‘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余默然，亡以应。”（《文集》卷八十二《题曹操帖》）程文和诗赋作为举业的基本功，是三先生课督的重点。他们选用司马光的《温公集》、陈了翁的《了斋集》等作为练习程文的范本。为了领会经义和学做举文，刘子翚规定诸生们书要读，不许看，自己亲自监督诸生“读”书，朱熹回忆说：

温公省试，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论》……某旧时这般文字及《了斋集》之类，尽用子细看过。其有论此等去处，书拈出看。少年被病翁监看，他不许人“看”，要人“读”。其有议论好处，被他监“读”，煞吃工夫！

（《语类》卷一百三十）

刘子翚对朱熹尤以“举业”相期。在家塾中，朱熹很快同另一名同舍生黄铢以诗文杰然特出崭露头角，颉颃同翥。黄铢字子厚，从浦城来受学于刘子翚，他的母亲孙道绚自号冲虚居士，词作凄婉明丽，被朱熹称赞为宋代“读书能文”的著名女词人。朱熹在为黄铢诗集作的序中，谈到他同黄铢受教于刘氏家塾共学诗文的情况说：“余年十五六时，与子厚相遇于屏山刘氏之斋，俱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余一岁，读书为文，略相上下，犹或有时从余切磋，以进其所不及。从三四年，余犹故也，而子厚一旦忽踊跃骤进，若不可以寻尺计，出语落笔，辄惊坐人，余固叹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辈中亦鲜有及之者。”但后来黄铢科举连连失利，心灰意懒，隐遁到谷城山中，终身只在诗词中吟哦自乐，以一个精擅声韵、音律与隶书的“谷城翁”隐君子被世所知；而朱熹却场屋一鸣惊人，少年得意，很快抛弃词章之学的“小道”而转向二程的“圣贤之学”了。

年轻的朱熹已有做当代大儒的志向，他从学三先生主要还是研经习儒，兼收并蓄地接受了三先生的经学和理学。三先生的儒家教育，从廉退自好的人生哲学、反和主战的政治态度和独尊二程的理学思想三个方面，陶铸着朱熹特殊的道学性格。三先生都是洁身自守、超世脱俗的饱学硕儒，高尚其事，高蹈其行，刘勉之弃科举归隐，杜门高卧，留下了“老大多材，十年坚坐”的美名。刘子翚三十岁便息影屏山，无意官场浮沉。胡宪由太学归居故山，靠耕田卖药为生。他们共同铸造了朱熹清高淡泊、难进易退、终身以读书著述为乐的处世性格。但是南宋的屈辱腐败又不容他们独善其身，三先生都怀有一腔抗金报国的热忱，大义击贼的忠愤。刘子翚早年辟为真定幕府，沙场效命，痛愤靖康之变而哭哀成疾。刘勉之在绍兴八年被召入都，因要慷慨反对屈己和戎之言，遭到秦桧党羽的阻挠而归。胡宪更是以敢上疏首倡起用久被罢免的抗金主战的元臣宿将张浚和刘锜，名震朝野，列为“五贤”之一四方传颂。三先生又铸造了朱熹道学性格中济世忧民、坚决抗金、力挽衰世的另一面。这种正反进退两面道学性格的合一，又凝成朱熹自小服膺二程理学理想的执着性格。当他到潭溪受学三先生时，正当南宋统治者严厉禁绝二程洛学的时期。这一股后来发展成为反道学、反伪学和学禁党禁的反理学政治思潮，决定了朱熹一生命运的浮沉及理学思想形成的曲折历程。从五代儒学“大坏”以来，作为中国文化负荷者的有知识的士子们，挣扎在一个漫长的文化转型期中，这也是一个新型的理学文化的漫长的难产期，“道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视为洪水猛兽，面目丑陋的“怪物”，从保守恋古的陋儒到狎妓风流的名士，三教九流的人无不群起攻之。二程洛学从崇宁以来遭到禁绝，直到靖康初才弛禁，但只过十年又再遭大禁。绍兴六年当年幼的朱熹还在临安都下受教的时候，左司谏陈公辅首论“伊川之学惑乱天下”，乞请“屏绝”，充满杀机地掀开了南渡以来反理学的序幕。从此连绵不绝的禁道学此起彼落，其实都是在“反道学”文化斗争形式掩盖下的政治斗争，道学（理学）在风诡云谲的权位争夺中不过处在被谁利用、为谁服务的地位。到绍兴八年秦桧任相，出于投降卖国的需要，独崇王学而严禁程学，程学成为“专门曲学”，用以从政治上党同伐异，驱逐爱国志士。绍兴十四年汪勃上奏“去专门曲说”，何若上奏“黜伊川之学”。绍兴二十年曹筠奏请凡“考官取专门之学者，令御史弹劾”。直到绍兴二十五年张震再乞“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学禁达到高潮。朱熹师事三先生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种反程学的文化氛围中度过的。这时二程洛学走向民间，被排摒的洛学传人们在林下倡道，山间授学。武夷三先生都是伊洛之学的虔诚信徒。刘勉之和胡宪在太学时就偷偷寻访程门之书，深夜点油膏躲在帐中偷抄默诵。而刘子翚的《圣传论》更是一部禁绝的主要的“专门曲学”之书，朱熹受读的主要课本之一，何若在奏章中特别提到这本书说：“始缘赵鼎唱为伊川之学，高闶之徒从而和之，乃有横渠《正蒙书》、《圣传十论》，大率务为好奇立异，流而入于乖僻之域，虚幻空寂之地。”（《道命录》卷四）但是禁绝二程洛学越厉，年轻朱熹对二程洛学却越执着，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来到潭溪以后才真正有志于二程“为己”之学，“熹年十四五时，即尝有志于此”，开始一面“从事于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之实”，一面“用力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本”（《文集》卷五十四《答陈正己》书一）。这表明他的师事三先生同他的受朱松家庭童蒙教育已经大相径庭，开始了他自觉接受四书五经全面教育的时期，从习做句读训诂、讽诵经书的小学工夫转向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大学工夫，他自己把受学于三先生说成是生平最下工夫苦读并初有所得的时期：

某是自十六七时，下功夫读书，彼时四畔皆无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虽不足道，但当时也是吃了多少辛苦读了书。

（《语类》卷一百零四）

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

（《语类》卷一百一十五）

某年十七八时，读《中庸》、《大学》，每早起须诵十遍。

（《近思录集注》卷三引）

人们好把三先生看成是同一路脉类型的理学思想的整体，来分析他们对朱熹的共同影响，实际上三先生虽然都崇程学，但他们的学问思想却各有传授渊源，朱熹从他们那里接受的思想驳杂不一。在经学上，三先生都上承二程，但刘子翚更多有取于胡瑗、程颐、胡安国；胡宪更多有取于谢良佐、胡安国、谯定、朱震、湖湘派；刘勉之更多有取于谯定、刘安世、杨时、张载。朱熹对三先生的师说兼容并包，这些众多的理学大学的思想都从不同的方面经过三先生通向了朱熹。在禅学上，三先生都好援佛入儒，但刘子翚专学佛教传统的止观，而刘勉之、胡宪信守禅宗新派的参悟。这种不同的入道修养方法，在后来朱熹思想演变的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的作用。甚至在诗学上，三先生虽都主张以陶柳为学诗门庭，但刘子翚专攻五古，取法《选》诗的简淡；而刘勉之擅长辞赋，取法汉赋的繁丽，李处全称他“祖笔摩空有赋声，长杨羽猎旧齐名”（《崧庵集》卷五《简刘致中兄弟》）。三先生又共同造就了朱熹兼精诗赋的根柢。他们这种精粗纯杂、纷然并呈的理学教育，却为朱熹后来建立集大成的理学体系准备了丰厚思想土壤。

武夷三先生首先是程门理学家，而不是传统的经学家，他们对朱熹在注重直接用二程及其门人的著作来灌输理学思想时，把重点从五经学转移到了四书学上。十四岁的少年朱熹已怀着异乎寻常的虔诚崇拜开始潜心研读起二程和张载的著作，他自己说：“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横渠张先生……熹自十四五时，得两家之书读之，至今四十余年，但觉其义之深，指之远，而近世纷纷所谓文章议论者，殆不足复过眼。信乎，孟氏以来一人而已！”（《文集》卷五十八《答宋深之》书一）二程理学对朱熹的直接决定影响集中渗透在三先生对他的《四书》教育上，最初又是在《大学》与《中庸》上。朱松对朱熹没有来得及进行《大学》的系统启蒙教育，朱熹在三先生指导下才开始读《大学》，研究二程的格物说，但受禅说影响极深的三先生并没有能把二程格物说的精髓教给他，他后来说：“格物之说，程子论之详矣……盖自十五六时知读是书（《大学》），而不晓格物之义，往来于心三十余年。”（《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书二）在《中庸》上，三先生选择了程颐兼张载的高足吕大临的《中庸解》传授给朱熹。朱熹不止一次地提起自己读到这本书的人性说留下的最初印象：

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大临）解得此段痛快，读之未尝不悚然警厉奋发。

（《语类》卷四）

臣闻《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而元祐馆职吕大临为之说曰：“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德胜气质，则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强；不能胜之，则虽有志于学，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强而已矣。……今以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以求变其不美之质，及不能变，则曰：天质不美，非学所能变。是果于自弃，其为不仁甚矣。”臣少时读书，偶于此语深有省焉，奋厉感慨，不能自已。自此为学，方有寸进。

（《文集》卷十四《乞进德札子》）

吕大临的人性论直接本自程颐和张载。他们认为性无不善，但因气禀的不同而有善有不善。变化气质之性复归天地之性，人人可得为圣人。程、张这种人性论使沋郎这个自卑的寄人篱下的孤儿豁然领悟到不应自暴自弃，从此他更加奋厉努力，为学大进。后来他模仿着教训子弟成材的口气写了一篇《不自弃文》，发挥吕大临这种不自弃的思想说：

夫天下之物皆物也，而物有一节之可取，且不为世之所弃，可谓人而不如物乎？盖顽如石而有攻玉之用，毒如蝮而有和药之需。粪其秽矣，施之发田，则五谷赖之以秀实；灰既冷矣，俾之洗浣，则衣裳赖之以精洁。食龟之肉，甲可遗也，南人用之以占年；食鹅之肉，毛可弃也，峒民缝之以御腊。推而举之，类而推之，则天下无弃物矣。今人而见弃矣，特其自弃耳。

（《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庭训》）⁽⁶⁾

这篇文章，也许是朱熹生平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篇作品，可以看到师事三先生时期朱熹的文风笔力和思想高度。文章虽然不过是训诫子弟应务正业，从事士农工商，万不可游手好闲，自暴自弃，还历数破家败业的贵胄世家子弟为例，说他们就是因为四业不居，一无本事，一旦世变运衰，只好饿死沟壑。这都是一些封建治家训子的老生常谈，但是这种“不自弃”的哲学基础却是孟子的人性论，并且还糅合了横渠《西铭》中“民吾同胞物吾与”的说教，同释家的自弃的佛性论相对。对儒家符合人性的用世不自弃的执着，也就是对佛家反人性的自我暴弃、人性异化为佛性的否定。在少年朱熹出入佛老的虔诚而幼稚的世外追求底下，始终有一个不自弃的现世儒家灵魂在。吕大临投给了他一个永恒的儒家微笑：张载的性论通过吕大临传给了朱熹，而吕大临的主静说与中和说也给延平李侗以直接的启示，促成了朱熹后来弃佛崇儒的思想演变。因此，吕大临在朱熹理学思想形成发展上是朱熹通向程颐的一个“中介环节”，在他受学三先生的思想历程中留下了摆脱三先生而通向李侗的潜在动力。

然而三先生又都是好佛老的理学家，他们又把渗透浓重佛老气的理学思想传授给了朱熹。五代北宋以来古典经学的衰微没落，给佛教和道教的复兴繁盛提供了广大的文化空间；中原沦陷、山河破碎的惊天巨变，又使士大夫们转向佛教和道教的天国寻求精神的慰藉和麻醉，给佛教和道教的滋长泛滥提供了广大的心理空间，佛、道文化作为儒文化的两翼对士大夫的心理结构产生巨大的冲击，社会政治的危机造成思想上的危机和心理上的危机，从公开宣扬佛、道玄说高于孔孟之道的儒家叛逆，到声色俱厉辟佛排道的圣学卫道士，都在士大夫心理结构的深层积淀着浓厚的佛教和道教的文化因子。在儒、佛、道三大文化形态由对立、碰撞到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孕育出了五光十色的理学体系和士大夫们千奇百怪的文化心理。他们有的以佛道作为立身处世的精神支柱，稳定失却平衡的儒家灵魂，也有的以佛道作为安邦经世的治术，疗救世风日下的封建衰世；有的抛弃六道轮回、天堂地狱的说教，进行佛道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超世玄思，也有的抓住禅定参悟、修身养性，进行伦理道德的自我解脱；有的带着儒家故我削发披缁遁入空门，也有的在高唱复兴儒学的口号下剽窃禅老……朱熹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历史环境下来到潭溪师事三先生，而三先生本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历史环境下造就出来的一代理学家。他们在理智上信奉着修齐治平、积极济世的传统儒家，但在感情上、趣味上、心理上却更同佛道神妙莫测的玄说相投，不肯寂寞自弃，却又想超世解脱。尤其是这时佛教、道教也在调整着自己的文化方位：玄思的佛教转向世俗化、大众化，灯录、语录、公案纷纷应运而生，孕育出新派禅宗宗杲径山的“昭昭灵灵底禅”；粗俗的道教转向玄思化、士大夫化，从希夷陈抟老祖到紫阳真人张伯端都以宇宙生化的太极说和炼丹修行的无极说，使士大夫理学家们心醉神迷，这就更对三先生和朱熹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了。朱熹后来主要依据《易》、《大学》、《中庸》建立自己生平学问的大旨和理学体系的逻辑构架，但三先生的经学恰正是《易》、《大学》、《中庸》三学最具释老气息。生平最重《易》学的刘子翚，专好以佛老虚寂之说解《易》，自称“晚而窥大《易》，稍解寂然意”（《屏山集》卷十四《刘道祖江程万丘顺甫讲易孟子拾其意为二十韵》）。传授《易》学给刘勉之、胡宪的谯定，隐居蜀中道教胜地青城山，专爱同羽流以老说《易》。在《大学》上，朱熹说自己在接受三先生的格物致知说后三十余年无所适从，不能从佛老中自拔，就因为他在格物说上接受的是打上禅说烙印的“以心会理”，还不是程氏和李侗的“即物穷理”，“分殊体认”，这种“以心会理”实际仍是“释氏之学为主于中，而外欲强为儒者之正论”（《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书二）。它在稍后朱熹从游道谦禅师时更得到极大的膨胀，到师事李侗才得到初步的扫荡。在《中庸》上，程门众多弟子本来以在《中庸》学上的禅气最重，朱熹就说：“程门诸子在当时亲见二程，至于释氏，却多看不破，是不中晓，观《中庸》说中可见。”（《语类》卷一百零一）三先生推重的吕大临，朱熹也说：“吕与叔后来亦看佛书，朋友以书责之，吕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杂记亦多不纯。”（《语类》卷一百零一）三先生们自己也都没有能把儒佛老三道统一起来，他们的儒家自我与佛老自我始终分裂为二，并把这种道学人格二极对立的分裂传给了年轻的朱熹，朱熹师事武夷三先生也就同时开始了他十余年出入佛老的心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