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强

萌昀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承他好意，先后购得两本拙著，一本是《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记新说》，一本是《幻想的魅力》。他拿来请我题字。记得我在前者扉页上抄了《西游记》中我很喜欢的两句诗：

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

那本《幻想的魅力》原是我送给一个老同学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处理掉了，居然被萌昀在旧书网上买到了。当时我对萌昀开玩笑说，你可别再卖了哈！并化用苏轼名言，在上面戏题：

行所当行，止所当止。

说是戏题，也不完全是没来由的。在我心目中，人生也好，旅行也好，乃至于做学问也好，真谛其实也就是这两句话。单说做学问，立志于学，必当有“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的理想；而力行于学，又需有“行所当行，止所当止”的自觉。既能视野无疆，又能行止有度，这也许是值得一切学问中人追求的学术境界。我和萌昀相识十馀年，欣喜地看到他正是这样循序渐进、不断努力的。

萌昀喜爱旅游，他的学术之旅也始于对小说中旅行书写的关心。我相信他在做出这一选择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是一条风光无限却也坎坷不平的道路。说它风光无限，当然是指它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个富矿。由于运动感、时间感和目的性兼而有之的特点，旅行与人生的历程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古代诗歌中，纪游诗词数不胜数；羁旅行役既是一种生活状况的实写，也是一个思乡情感的抒发，同时还可能是人生境遇的隐喻。苏轼《临江仙》“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式的感慨，便是这一隐喻的典型体现。在散文中，游记也是一种重要的题材类型，其中的旅行书写更为具体，寄寓的人生体验也更为丰富。这方面的作品或许可以袁中道的《游居杮录》为代表。而小说的叙事性使得它在旅行书写方面又别具优势，通过旅行展示人物经历、命运与性格的作品也渊源有自。《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巡游之事，可能是最早的以旅行为主体结构的小说；而到了明代，则诞生了《西游记》这样经典性的旅行小说。可以说，古代文学家对旅行的文学意义作了全方位的开拓，已经使它成为了人生体验与社会生活的一种内涵深厚的象征符号和同构性叙事模式。因此，对旅行书写进行系统研究，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

当然，旅行书写研究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明清小说研究而言，长期以来主要是围绕名著展开的，这虽然有其学术合理性，但拘于某一单一作品，有时不能清晰发现和充分阐发具有普遍性的小说史现象，也导致了学术命题的陈陈相因。比如《西游记》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似乎各个角度都已得到了较充分的阐释，不过，它所采用的旅行叙事模式却很少被置于小说史的发展脉络中讨论，部分的原因正是学界对旅行叙事模式本身还缺乏清晰定位与整体把握。而萌昀通过“旅行故事”这一独特的视角，审视明清小说的创作实践，正是力图突破特定文本和以往常见题材类型研究的局限；同时，他又以所谓“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为中心，也拓展了“文学性”研究的新领域；至于书中所涉及的众多作品，则为综合考察不同水平的小说提供了一个借鉴，为从细节描述小说史发展揭示了一条新的线索。

显然，这一探讨对研究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从本书来看，也确有诸多不俗表现。以我的阅读体会，大约有以下三点较为突出。

首先，从大量琐细的旅行描写中概括具有理论深度的学术命题需要良好的思辨能力，这也是本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从总体上看，萌昀通过对“旅行故事”的界定，超越了小说题材类型如“旅行小说”的局限，将更多的研究对象有效的纳入。同时，他认为旅行视角有审美视角、空间视角、意识形态视角三重含义，这一理论思维，又进一步拓展了“旅行故事”的学术内涵。在具体论述中，他从旅行故事的三要素(旅行者、非日常空间、故事)出发，探讨其产生源头，进而对旅行者的情节建构功能、对旅行故事的叙述视角的影响以及旅行故事对自然空间之发现和时间主题之空间化的方式与意义等，作了精彩的分析。这些见解，少所依傍，是富有创新意识的学术探索，为全书的论述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萌昀对旅行者身份和故事主题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也较好地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方法上和观点上都具有启发性。

其次，本书也表现出萌昀敏锐的文艺感悟能力，这在各章均有所表现，第三、四章尤为突出。比如他在探讨妇人旅行故事时指出，对于古代妇女来说，旅行——尤其是独自旅行——是一件不合法、不得体、不得已方为之的事情。通俗小说中有很多对妇女旅行的警诫性叙事，宣扬着旅行与贞节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小说家对故事主题的设定并非完全从现实出发——综合了创作主体因素和接受主体因素而形成的“小说趣味”，才是主题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这样的论断，就是从小说叙事出发的精辟概括。书中将旅行故事分解为若干因素，分别考察其在情节建构中的作用，其中对小说家在离别场景和思念场景中的艺术创新的分析、对旅行故事中天气和疾病等阻碍因素对情节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影响的论述、对旅行故事中的客店、舟船等空间场景的解读等等，也多有精解胜识，这在古代小说的“文学性”研究日益淡化或僵化的学术背景下，显得十分可贵。

复次，明清小说中有关旅行的描写散见于群书，萌昀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搜寻，这一努力既证明了课题本身的学术意义，是重新权衡明清小说价值的有益思考，也为具体论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材料的实际运用，能够收放自如，非徒以博饰虚，又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学风。

我还想补充说明的是，萌昀对西方汉学、文化研究等都有浓厚的兴趣，但力求对本土文化的熟稔与原初问题的发掘。因此，他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时，不是简单地套用西学来曲解中国古代小说或以后者为西学作印证，毋宁说，他更多的是尝试将依托于基本文献的分析与对新理论方法的思考作一种相互生发的碰撞。不妨举一段书中的论述为例，萌昀在讨论旅行者对旅行故事叙述视角的影响时，分析了南朝宋刘敬叔《异苑·獭化》，指出：

旅行故事与限知视角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旅行故事处理的是旅行者和非日常空间的关系，对于旅行者来说，非日常空间是完全陌生的，真相随着他旅行的脚步的推进方能一点点的展开。因此，只要作者选择从旅行者角度叙述，那么，无论旅行者是故事的中心人物还是观察者，作者都时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限知视角。

我们知道，叙事学传入中国以后，以其不同于其他理论方法(如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的对小说诸要素的全覆盖性，久行不衰，影响巨大。其间利弊得失，难以概论，但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历史悠久、体多性殊，西方叙事学无法穷尽其理、诠释其妙者亦往往有之。因而，探寻适合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命题，对古代小说和叙事学而言，皆属必要。萌昀上述观点，虽袭用了叙事学的视角术语，但将其与自己独立建构的旅行故事阐释系统如“非日常空间”等命题相结合，而具体见解又得自文本细读，读来毫无牵强之弊，却有相得益彰之功。书中这样的阐释很多，是我特别赞赏并有所期待的。我相信，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新一代学者的前沿性研究，应当有一种基于传统和当下双重学术背景的创新气度。

这自然并不容易。本书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果仍以旅行作比，一部好的著作之于研究对象，不能只停留在“到此一游”的层次，而应该尽可能深入地揭示所到之处隐秘及对这种隐秘富有个性的体认。萌昀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不过，就对象的丰富性而言，这样的努力可能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拓展，比如书中有关旅行者身份的个案研究虽然已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如果论及更多不同身份的旅行者，可能不仅是拾遗补阙的工作，还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学术命题的内涵。另外，虽然本书以日常生活中的旅行故事为中心，但如果我们承认《西游记》是旅行小说的经典之作，没有对它的专门讨论，多少是个遗憾。我知道萌昀曾有意弥补这一遗憾，可惜到底没有完成。“行所当行，止所当止”，除了主观的原因，有时还有客观的原因，只能量力、尽力而行吧。

事实上，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难免有缺失与遗憾。何况正如萌昀指出的那样：“旅行是一个难以穷尽的课题，不只是由于材料浩繁，更是由于其本身的开放性。”所以，回到前面我所说的，重要的可能还是要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好在萌昀的学术之旅才刚刚起步，还有许多机会去探寻神奇的天下无名水、人间不到山。

清人张书绅《新说西游记》中有一段话也是我极喜欢的：“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

我们都在旅行、都在路上。如果还有旅行故事、路上风景能够分享，这样的人生就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了。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阅读萌昀《旅行故事：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的，并愿与同好分享上面的体会。

2014年12月12日于奇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