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故事：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 - 绪论

绪论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及意义

在世界文学史上，旅行不但是“最古老和最普遍的情节之一”，而且是个“永远写不完的题目”。西谚有云：“每个旅行者都有故事可讲。”漫长的旅途充满了无止无休的冒险与传奇，不断激发着小说家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导致了旅行故事传统在中西叙事文学中的形成。本书计划以明清通俗小说为中心，利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旅行故事的源流与特征加以考察：首先，梳理旅行主题的历史形态，探讨其与主人公身份的关系；其次，以旅行程式为切入点，考察若干重要的旅行因素对小说情节安排的影响；最后，探讨旅行场景在历史语境中的含义以及空间结构在小说中的作用方式。

要界定什么是旅行故事，自然需要先说明什么是旅行。“旅行”一词在《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是“去外地办事、谋生或游览”。“外地”是相对于“本地”而言的——这个定义告诉我们：旅行是出于某种目的(可以是严肃的：办事、谋生；也可以是娱乐的：游览)，离开本地、前往外地的人类行为。由此可见，与强调娱乐性的“旅游”相比，“旅行”的含义更加广阔，也更加中性，一切前往异乡的行为都可称之为“旅行”。

在此基础上，本书将旅行进一步界定为：通过对日常空间的出离而获得的非日常的空间经验。每个人都有一个日常的空间，即所谓的“本地”。在日常空间里，人有着固定的身份和地位。而从离开日常空间、进入非日常空间的瞬间起，固有的身份便退居次要位置，“旅行者”成为人的第一身份。对旅行者来说，非日常空间是陌生的、危机四伏的，又是新奇的、诱惑重重的。对非日常空间来说，旅行者是游离于正常秩序之外的异己力量，又是代表另外一种生活可能的变革力量。因此，旅行者和非日常空间之间互相对立、互相提防，同时又互相吸引、互相融合。这便是旅行故事之中最基本的矛盾冲突。

那么，什么是旅行故事呢？旅行故事，简言之，就是以旅行作为表现对象或发生背景的故事。在旅行故事中，至少有一个角色是旅行者，那么旅行故事实际上也就是关于旅行者的故事。本书之所以选择“旅行故事”而不是“旅行小说”的提法，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从叙事学角度说，故事(story)和文本(text)指的是不同的层面。某些小说从文本层面看，旅行并不占有特别突出的位置，但是从故事层面看，旅行则是一个关键因素。以商人家庭的离合故事为例：此类故事或以出门在外的商人为中心人物，如《古今小说》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或以留守在家的商人妇为中心人物，如《警世通言》卷三十三《乔彦杰一妾破家》。后者虽然未将商人的旅行放在叙述的焦点位置上，但是却是理解情节发展和矛盾冲突的重要前提，称为“旅行小说”略嫌勉强，称为“旅行故事”则比较妥当。因此，“旅行故事”要比“旅行小说”拥有更广阔的涵盖性，涉及更丰富的文学话题。

《汉语大词典》将旅行定义为“去外地”，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多远算是“外地”？另一个村庄？另一个城镇？另一个行省？另一个国家？笔者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距离的远近来衡量旅行的发生，重要的是是否获得了非日常的空间经验。比如，到隔壁的杂货铺买米，到街对面的饭馆吃饭，自然不能算是旅行，因为人仍然是在自己的日常空间中活动，没有获得非日常的空间经验。但是，清明节去郊外踏青，观音菩萨成道日去著名的寺庙烧香，虽然郊外和寺庙距离都不远，对于主体来说甚至毫不陌生，但是特殊的节日和心情可以使日常的空间也变得“非日常”起来。按照本书的定义，旅行也由此发生了。不过，旅行故事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不是一个本质性概念，所以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其找到一个绝对严格的定义。最好的办法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实际操作中对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和调整。

对小说研究来说，旅行故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却又体多性殊。如今所谓的“古代小说”实际上是一些产生背景不同、文体性质各异的作品的集合。换言之，不存在一个先天的、清晰的、一以贯之的“小说本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为小说史的写作找到一个具有天然合法性的逻辑基础——无论是时间上的承接性还是题材上的相似性。不过，如果我们从某一侧面切入，深入到故事生成的历史语境当中，从文体、题材、情节、结构、人物、主题、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或许可以把握到这一复杂能指的某些历史面相。旅行正是本书选择的切入点。在本书的实际操作中，旅行视角有着三重含义。

首先，旅行视角即审美视角。旅行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主题。从《诗经》的“杨柳依依”到楚辞的“上下求索”，从《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到唐诗的“西出阳关无故人”，旅行中的感受与见闻在诗人笔下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题材层面，成为人生境遇和真理追求的隐喻。古典诗文作为代表士大夫阶层之思想趣味的文体，在文学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某些固定的写作模式和关注焦点，因此，无论从题材上，还是从主题上，对旅行经验的表达都有着某些天然的局限。与之相比，作为一直保持着鲜明的民间趣味和底层视角的虚构叙事文体，通俗小说对旅行经验的反映更加全面和具体，构成了与旅行诗文迥异的文学景观；在诗文美学范式的基础上，小说家开始了对小说美学之独特范式的探索。

第二，旅行视角即空间视角。空间视角从宏观上关注的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从微观上关注的是某一具体空间的文化含义和结构特点。既然小说情节只有通过空间场景才能得到展现，那么空间的特点就不能不对小说叙事造成影响，空间的结构特点决定着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方式。因此，在古代小说中，空间场景是一种独立、灵活、积极的力量，影响着、有时甚至决定着小说的情节演进与叙事展开。当前，从空间角度研究古代小说是学界的一个热点。既然旅行故事的定义本身便决定了空间因素在其中的中心位置，那么旅行故事自然是探讨古代小说中的空间问题的理想案例。

第三，旅行视角即意识形态视角。研究古代小说中的旅行，无法回避中国社会“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在很多旅行故事中，人们围绕孰“居”孰“游”争论不休，二者似乎成为一对互相对立的价值因素。实际上，“居”与“游”本身并不是对立的，因为二者都可以在传统意识形态中找到支撑。二者互相协作、互相补充，维系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架构。人们的“居”与“游”都不是自由的，都要受到人在权力关系网络中的地位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旅行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动，而是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行为。因此，旅行故事是剖析文学之意识形态本质的有效案例。

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本书拟以明清通俗小说为考察的中心。明清通俗小说是中国小说史的高峰，因此，研究古代小说中的旅行故事，自然需要将重点放在对明清通俗小说的考察之上。更重要的是，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流动日益剧烈，旅行文化之发展达到巅峰，对通俗小说的题材、创作与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原因有四。第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发达。作为平民进入社会上层的正途，科举在明代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信念。为了获取功名，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奔波在赶考的道路上。即使获得了功名，也只是意味着更加漫长的宦游生涯的开始而已。通俗小说家大多是沉沦社会下层的文人，科考之旅的经历很可能对他们的构思和创作发生直接的影响。另外，社会大众(通俗文学的接受主体)对科举制度的关注也推动了科考之旅题材在通俗小说中的流行。

第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崛起。从明代中叶开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太祖苦心经营的以“重农抑商”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模式趋于瓦解，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商人阶层日益壮大，商业流通频繁密集，逐渐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为了追逐利润，大量商人利用明代发达的交通线路，日复一日地奔波在中国大地上。北到辽东，南到安南，西到川陕，东到苏杭，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作为通俗文学的消费者，他们的文化诉求、文化品位和旅行经验对通俗文学的题材、趣味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三，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流民问题。明清时期，传统社会的高度发展并不能掩盖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明史·食货志》云：“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由于战乱、自然灾害和赋役剥削，大量民众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成为明清时期引人注目又始终无法根除的社会问题。由于民间性的文体特质和底层视角的写作传统，逃户和流民的旅行经历一直是通俗小说中的热门题材。明清通俗小说家们不但在对前代乱离故事的书写中寄寓了现实关怀，而且也敢于直面当代题材，描写里役、赋税、兵役、战乱所导致的流亡与苦难。

此外，明代中后期的旅游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晚明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社会范围内出现了一股旅游热潮。文人们不再以好游为耻，反而乐于标榜自己的山水之癖，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和成熟的旅游服务系统也为他们的旅行提供了方便。他们走出书斋，走向自然，走入社会，在旅行中记录自己的感受，产生了大量的、超越前人的精彩游记和山水诗，甚至出现了以壮游为事业的职业旅行家。士大夫阶层之外，普通民众和妇女阶层也对旅游表现出了强烈的热情，他们一方面热衷于模仿士大夫的风雅游道，一方面也呈现出不同于士大夫阶层的独特趣味。民间百姓的节日旅游故事是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常见题材，值得从文学、文化学等多种角度加以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论述中将根据需要对明代以前的旅行故事——尤其是先秦至唐代文言小说中的旅行故事——加以关注，与明清通俗小说中的旅行故事进行对照研究。文言小说虽然在文体特征、文化特性等方面与明清通俗小说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在题材、趣味等方面却又一脉相承。只有将先秦至唐代的小说作品纳入研究视野，才能实现对旅行故事之历史形态的更为翔实的描述，才能使本书的小说史观照获得完整性。

二、研究综述

与本书相关的研究成果包括三类，首先是交通史和旅游史研究。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历史学和旅游学专业。他们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绘制古代交通路线图；整理出版明代商人编写的各种路程书籍，提供研究古代旅行文化的一手材料；对古代旅游进行通史研究和断代研究，描绘古代旅游事业的方方面面。以上成果为本书提供了展开论述的事实基础。第二是旅行文化和旅行文学研究。此类研究或者运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学的方法，研究旅行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意义；或者从作者经历、主题、文体角度出发，研究旅行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或者从对旅行故事的分析出发，引出某种文化问题。第三是空间叙事研究。此类研究运用空间诗学理论，分析古代小说中空间场景的叙事意义以及叙事中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从事第二类、第三类研究的学者大多出身文学专业，他们的研究与本书的关系最为密切，是本书主要的参考和对话对象。

1.交通史和旅游史研究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此书以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为依据，完整体现了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城市、重要村镇和自然地貌，为旅行故事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地理信息。严耕望的巨著《唐代交通图考》是唐代交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详尽考辨了唐代绝大部分地区的交通路线，是本书考察唐代旅行故事时的重要参照。明代交通史的代表著作是杨正泰的《明代驿站考》。作者参照文献记载和古今地图，确定了两千多个明代驿站在今天的地理位置，按照年代绘制了二十幅驿路图，力求准确还原明代的驿站配备和驿路分布。实际上，驿路即当时的交通干线，所以明代出版的路程书籍才会将驿站作为商人旅行路线的主要指示标志。

杨正泰还致力于明代路程书籍的校勘出版，如《明代驿站考》书后所附的《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寰宇通衢》，以及《天下水陆路程》(附《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这些路程书籍在记录当时的交通路线之外，往往还包含大量旅行常识和历史文化知识。与路程书籍性质接近的还有明代日用类书的相关部分，如万历年间所刊的《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鼎锲龙头一览学海不求人》《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等书，卷二均为《地舆门》，收有大量交通路程信息，有的还配有地图。《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卷二十一为《商旅门》，在评点各地商品优劣之外，还介绍了旅途所需的各类知识：气象观察、旅途保健、各地风俗等。路程书籍与日用类书对研究明清通俗小说中的旅行故事极为有益，不但提供了路线、里程、花费时间的对比依据，还提供了与旅行生活、旅行文化有关的大量历史细节。

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也涉及明代交通问题。此书附录二“各地著名市镇简表”记录了明代著名市镇的名称和工商业情况，为我们勾画出当时的商业网络概况；附录三“各地水陆交通干线简表”是作者综合各种路程书籍和地理书籍的研究成果，可以和《明代驿站考》参照使用。

近年来，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兴起，一方面由于国内旅游风气的高涨，历史学界和旅游学界都对旅游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0年，沈祖祥在《旅游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构想》中第一次提出了旅游史学的概念，并构想了旅游史学的学科框架。之后，很多学者致力于旅游通史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代表作为郑焱的《中国旅游发展史》，此书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既突出了从远古到近代旅游活动发生、发展的纵向历史，又对每一时代旅游思想和旅游理论进行了系统分析，总结了很多规律性命题。

进入二十一世纪，旅游史研究进一步细化，出现了多篇研究旅游断代史和区域史的学位论文。规模最大的是王福鑫的博士论文《宋代旅游研究》。作者从旅游者、旅游资源、旅游业、旅游的社会影响四个方面勾勒了宋代旅游的宏观面貌，同时也探讨了很多细节问题，诸如旅游者的支付能力、闲暇时间、旅游商品、旅游服务等等，丰富了我们对宋代旅游史乃至中国古代旅游史的认识，有很大的启发性。此外还有李松《唐代旅游研究》、陈素平《北宋东京都市旅游研究》、惠哲《南宋临安都市旅游研究》、张勇《明代西南地区文人旅游研究》、丰湘《明清时期泰山旅游活动探析》等。

明代旅游研究中较有特点的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张嘉昕的硕士论文《明人的旅游生活》。此文从社会生活史角度出发，将研究重点放在明代文人之旅游生活的诸多细节上，例如第三章《旅游的一般模式》，探讨了旅游时间的约定、旅游的装备、食宿的解决等问题；第四章《旅游的活动主题》，探讨了以“寻泉品茗”“岩洞探幽”“千山飞瀑”“赏花观竹”等为主题的旅游活动；第五章《旅游的交通方式》，探讨了乘船、步行、乘车、乘轿等不同的交通方式对旅游生活的影响。最后还附有“明人游具功能简表”“明人旅游生活图像”。作者从明人文集中勾稽出大量材料，丰富了我们对明人旅游生活和心态的认识。

在专著和学位论文以外，近年来还出现了很多较有深度的明代旅游史研究的单篇论文。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和滕新才《明朝中后期旅游文化论》从宏观上探讨了明代的旅游风气问题。前者通过对明人文集中旅游文章的全面清理，论证了晚明旅游风气的形成过程；后者论述了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旅游热兴起的原因和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陈宝良《从旅游观念看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暇生活》通过对明代士大夫旅游观念的系统梳理，辨析了文人与道学家在旅游观念上的差异，对士大夫的旅游体验作了详细的分析；另外，作者还从旅游主体角度将明代的旅游归为贵人之游、豪士之游、布衣之游与民众之游四类，同时分析了“梦游”和“卧游”的概念。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巫仁恕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对晚明的旅游活动进行了研究。《晚明的旅游活动与消费文化——以江南为讨论中心》探讨了晚明旅游活动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旅游风气的兴盛与普及、关于旅游消费观的论争和晚明旅游风尚与身份认同问题。作者研究明代消费文化的专著《品味奢华》第四章《消费品味与身份区分——以旅游文化为例》继续探讨了旅游消费与身份认同问题，论述了在旅游风气普及化的背景下，庶民旅游对士人旅游的效仿和士人的应对方式。

在明代的旅游研究中，节日旅游和宗教旅游是一个热点。陈宝良《明代民间的节日旅游》从岁时节日旅游、宗教节日旅游、烧香之旅三个方面对明代民间的节日旅游作了系统的探讨，论述了明代民间大众“好游”之习的形成原因和民间节日旅游所反映的士人阶层与民间大众之间文化传统的雅俗之别；而《明代的宗教旅游》一文则通过对明代僧道、耶稣会士、文人士大夫在宗教之名下所进行的旅游闲暇活动的分析，论述了明代的休闲文化与宗教世俗化的关系。陈建勤《明清节令游俗与江南社会》论述了节令游俗对江南传统社会的冲击和对商品经济的推动。魏向东《时间禁忌与旅游空间——晚明旅游时间分析与研究》通过对明代旅游的季节性、择日之俗、反季节旅游行为的探讨，证明了旅游时间的选择方式导致了晚明旅游北轻南重的不平衡格局。

实际上，旅游只是旅行的一个分支，是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旅行。然而，目前中国学界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旅游史上面，旅行史研究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是王子今《中国古代行旅生活》。此书篇幅虽短，内容却很丰富。作者从社会生活史角度出发，勾勒了行旅生活中的风俗、方式、工具等方面，并且对行旅生活的文学表现亦有关注。国外学界对旅行史研究着力较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第六章第三节探讨了明代士商和外国使团在运河上的旅行情况，提供了很多有趣的材料。加拿大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第十章《交通通信和商业》中将明代旅行分为商业旅行、士绅旅行和朝圣三类，同时介绍了路程书籍和路程知识的历史意义。《纵乐的困惑》是卜正民参与《剑桥中国明代史》写作的副产品。该书第三章对版画材料的运用和对女性旅行者的论述都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直接影响了本书相关部分的构思。

2、旅行文化和旅行文学研究

旅行研究是当代西方学界的热门课题，其渊源可以追溯至近代欧洲的殖民时代，因此，西方旅行研究有着很强的人类学和后殖民理论色彩，处理的也主要是西方视角的旅行经验。一些中国学者不满于此，他们以中国文化中的旅行经验为依托，试图与西方学者展开跨文化对话，代表著作有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和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龚鹏程从对“乡土中国”观念的质疑出发，提出了“居与游互动的社会”的概念；又从旅行者心理、旅行者性别、游乐场域、作为旅游客体的自然、游历者的记录等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进行阐发，探讨“游”的观念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意义。郭少棠将旅行分成“旅游”“行游”“神游”三个层次，循序加以阐释，强调对前现代文化传统的跨文化、跨学科分析。不过，龚鹏程与郭少棠都将旅行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来使用，实际上将旅行形而上化了，有时已经脱离了旅行的现实意义。本书的研究虽然不排斥从隐喻意义上对旅行加以理解和阐发，但是更偏重的仍是旅行的现实层面。

从旅行角度对诗文加以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数量极多，主要集中在旅行主题、创作主体的旅行经历、旅行文体研究(如题壁诗、游记)等方面。对笔者启发较大的是李德辉的博士论文《唐代交通与文学》。此书绪论说：“从交通的角度研究文学，也就是以创作主体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行旅生活为考察对象。”作者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探讨唐代文人在七条主要陆上驿道及运河上旅行时的诗歌创作；研究行旅生活对唐诗形式、内容、主题及创作方式的影响；考察唐代交通对唐代的文学传播、文学风格的变化及落后地区文学发展的作用。此文虽然以唐诗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也涉及部分唐代小说；角度新颖，文献扎实，是从交通角度研究文学的成功范例。

目前虽然还没有对旅行故事的系统研究，但是已有不少学者从各自感兴趣的角度进入这一领域，出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成果。刘勇强《幻想的魅力》一书探讨了非现实题材小说中的“游历见闻系列”，将此类作品分为游仙境、游冥界、游殊方三类，分别分析其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以“水贼占妻(女)型”和“万里寻亲型”为中心》处理的是现实题材作品中的两种旅行故事类型，探讨了白话小说及戏曲创作中本事、情节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研究的是异国旅行故事，探讨了明清小说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反映的文化心理，并对明清小说的异国想象中最为突出的朝鲜、日本、安南、暹逻分别做了说明。

特定人群的旅行故事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系统论述了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密切关系。作者以《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为例，探讨了游民文化对通俗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论证了通俗文学在游民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杜德桥《17世纪小说中的一次进香之旅：泰山与〈醒世姻缘传〉》探讨的是《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八、六十九回所写的一次妇女的宗教之旅。作者将此故事解读为隐藏在社会批判话语下的一系列不同倾向的叙事，揭示了小说家的道德洁癖与对邪恶行径的病态兴趣之间的张力。与杜德桥的看法相反，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中认为，《醒世姻缘传》的讽刺性叙事针对的并非出门旅行的妇女，而是那些对妇女出行持保守态度的男子。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讨论了赶考书生的旅行故事。作者认为，不同类别的科举之旅不仅仅是小说叙事的背景，而且是小说情节建构中的积极因素。

旅行故事中的关键场景也吸引了一些学者的兴趣。罗高河《酒店描写和性格、情节、结构——谈〈水浒〉中酒店描写的艺术处理》探讨了酒店在《水浒传》中的三种艺术功能：展示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小说结构需要。王彬《〈水浒〉的酒店》梳理了《水浒传》中酒店的规模、经营、服务、种类，同时指出，酒店不但是《水浒传》中事件发生的重要场所，而且也起到气氛营造的艺术功能。此书在酒店之外，还简单涉及了茶酒店、食店、素面店、茶坊、客店等旅行场景。李萍萍《〈太平广记〉里的舟船意象》以《太平广记》前七十卷为研究对象，从舟船的神异功能、民间信仰背景以及叙事功能几个方面，探讨舟船作为沟通神人的媒介所体现出来的意义。

中国小说中的旅行故事在晚清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根源是小说家对“旅行者眼光”的自觉。较早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作者在此书第八章《旅行者的叙事功能》中提出：“纪游笔法的大量渗入小说，使得各类有意无意的‘旅行者’，对新小说结构的整体感、叙事角度的转变，以及新的价值判断方式的确立，起了决定作用。”作者同时也指出，这种转变是中国小说在域外小说的刺激下主动进行的自身调整，因而，“随时可见并未真正脱落的传统的‘脐带’”。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看到，虽然已有一些论著从各个角度对小说中的旅行进行了探讨，但是对于旅行故事的众多主题还缺乏系统的探讨，对于旅行中的诸多因素对情节建构的意义、旅行中的空间场景对小说叙事的作用等重要论题，还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因此，本书将从文学与文化的互动角度出发，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全方位挖掘旅行视角在小说研究中的意义。

3、空间叙事研究

二十世纪末以来，国际学界对空间问题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在叙事学领域内出现了所谓的“空间叙事学”。空间化倾向正是中国叙事文学传统的一个基本特征，从空间叙事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因而成为当前学界的一大焦点。

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空间问题进行全面探讨的有韩晓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小说空间论》。此文试图立足于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搭建中国古代小说空间理论的体系。作者认为，小说空间指的是包含着人物与故事的地域片段，包含了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静态空间主要指小说中具体可感的空间风貌，动态空间主要指小说的空间叙事，即小说是如何通过空间的转换来完成故事情节以及小说在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共时性与画面感。通过对静态、动态空间的分别考察，作者系统阐述了小说空间与场景、叙事及思想内蕴的关系。张世君《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则试图从明清小说评点概念中，寻找本土化的空间叙事理论资源。通过对“间架”“一线穿”“脱卸”等小说评点概念的解析，作者发现，明清小说评点理论具有鲜明的空间叙事理论色彩，亟待整理研究。

在空间叙事理论的影响下，当前出现了大量从空间叙事角度对明清小说进行研究的论著。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提出，《红楼梦》的叙事包括三个空间层次：实体的场景空间、虚化的香气空间和虚拟的梦幻空间，并分别分析了“门”“香气”和“梦”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此书论述精到，自成体系，开拓了空间叙事理论和小说研究的新视角。王梦《〈绿牡丹〉的空间叙事》从开放的空间(亭子)、宗教的空间(寺庙、道观)、秩序空间(座次)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了空间叙事在小说情节发展、人物个性塑造等方面的作用。孙福轩《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空间的文化论析》认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空间是一种观念化的空间，根源在于哲学传统中的自然观念，并指出，空间营造“不是单纯向度上的地理概念，而是赋予一种象征与隐喻的精神内涵，是小说作者心中理念的诗意化、意象化生成”。乔光辉《传统民居与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的时空叙事》探讨了民宅大院在元明中篇传奇叙事中的作用。作者指出，爱情的两种实现方式都与民居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打破传统民居的空间秩序，二是利用深宅大院中合法的空间位移。

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某些具体的地理空间在小说中的叙事意义和文化意义，比较突出的有关于西湖、江南、长安、东京、临安的研究。刘勇强在《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中探讨了西湖场景的叙事意义，并对场景与小说的关系做出了理论阐释：“真实的场景与虚构的故事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逻辑关系，这不只是为了给人一种历史般的真实感，……对于地域性极强的作品来说，这也是为了唤起受众的亲切感和现场感。实际上，场景有时就是地域文化最集中的体现。而同一场景在近似的描写中反复运用，不但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也为小说的情节安排提供了一个具有叙事学意义的环境。”李桂奎《话本小说时空构架的“江南”特征及其叙事意义》探讨了话本小说与江南的地理特征和文化习俗的关系，同时论述了“桥”“船”“岸”等江南水乡场景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在《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中分析了《李娃传》的情节展开与长安的坊名、街道名的关系，指出：“故事情节之所以能够展开，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利用了当时长安的街衢所代表的含义。”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以“地理空间观”的阅读方法，从长安坊里各个地理单元的文化意蕴来解释文学人物在坊里空间的活动，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小说作者的真实匠心。宋元话本的特定空间背景往往是北宋的东京和南宋的临安，时间背景多为清明节、元宵灯节、端阳节等民俗节日，纪德君《宋元话本小说的时空设置及其文化意蕴》指出，这种时空设置的叙事功能和文化意义在于，它既可以为故事情节的生发、开展等创设有利的条件，又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随着空间叙事研究的细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了小说中的某些微观场景。如王苗《“舟遇”故事中的空间研究》一方面探讨了船的内部空间特性对人物身份、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的影响，一方面也探讨了船与外部的地域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关系。

虽然古代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从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上都有所突破，但是，由于刚刚起步，仍然存在不少关键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某些研究对空间叙事理论还没有充分地消化吸收，对中国古代小说之独特性还缺乏成熟的认识，未能实现理论和问题意识的本土化。第二，在具体论述过程中脱离了文本，用故事分析代替文本细读，用叙事分析代替价值判断，导致理论和作品的脱节、叙事和审美的脱节。本书拟从文本细读出发，结合中国文化语境，对旅行故事中的空间问题进行思考。

三、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古代小说中的旅行故事浩如烟海，本书仅能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角度和问题，以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绪论之外，本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是对小说传统中的旅行故事的回溯。虽然本书的研究中心是通俗小说中的旅行故事，但是，通俗小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文言小说共享着从先秦至唐代的小说传统。因此，欲讨论通俗小说中的旅行故事，需对小说传统中的旅行故事加以系统梳理。本章并非以时间为序对小说传统中的旅行故事进行简单罗列，而是对旅行故事三要素(旅行者、非日常空间、故事)在小说传统中的生成和发展进行探讨。第一节论旅行故事三要素与“稗官”职能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第二节论旅行者的情节功能和叙事功能：在旅行故事中，旅行者或为参与者，或为观察者，或为隐形的推动力，执行着情节建构的任务；旅行者的参与还对旅行故事的叙述视角发生影响，推动了限知叙事的发展。第三节梳理了旅行故事对自然空间之发现的过程，并分析了以空间化的方式表达时间主题的意义。

第二章讨论的是旅行者身份和故事主题之间的关系。旅行者在旅行故事三要素中处于中心地位。无论空间还是事件，都必须与旅行者建立联系，方能在小说中产生意义。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探讨了书生和官员的旅行故事。虽然二者均为士人，但是由于身份的差异，以二者为主人公的旅行故事也呈现出不同的主题倾向。第三节探讨妇人旅行故事。在绝大多数旅行故事中，主人公都是男性。因为对妇女来说，旅行——尤其是独自旅行——是一件不合法、不得体、不得已方为之的事情。通俗小说中有很多对妇女旅行的警诫性叙事，宣扬着旅行与贞节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小说家对故事主题的设定并非完全从现实出发——综合了创作主体因素和接受主体因素而形成的“小说趣味”，才是主题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章将旅行故事分解为若干情节因素，分别考察其在情节建构中的作用。在小说家运用想象力和生活经验塑造出形形色色的旅行主题的同时，旅行本身的诸种特点也影响着旅行故事的情节安排与叙述方式。第一节讨论旅行故事的基本环节(离别、思念与归乡)：一方面，考察旅行程式在情节安排中的作用及发生方式；另一方面，以旅行诗歌作为参照对象，分析小说家从通俗文化立场出发所进行的题材开拓和艺术创新。第二节以天气和疾病为例，讨论旅行故事中的阻碍因素对情节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影响。天气因素具有频发性、突然性和不可抗拒性的特点，较易导致戏剧化情节的产生。疾病因素与旅行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关系：旅行生活的各种遭际中包含着致病因素，疾病发生后又会对旅行生活造成不可预知的影响。

第四章集中探讨旅行故事中的空间场景。第一节从历史语境出发，探讨客店故事的源流与演变，总结客店场景之文化含义的积淀过程；然后，结合客店空间的结构特点，从分割和复合两个角度，阐述客店场景与小说叙事的关系。第二节探析舟船空间的结构特点与等级秩序的对应关系。与客店相比，所有舟船故事共享着同样的空间结构，各组成部分的文化含义相对稳定，情节冲突鲜明地昭示于舟船本身的空间结构之中。以此为基础，发生在船头、船舱、船艄故事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馀论强调了文化因素在小说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引入比较文学和晚清文学视野，继续追问旅行故事这一课题的更多可能：旅行小说这一概念在中国小说研究中的适用性；旅行故事传统在中西叙事文学中的异同；旅行故事在晚清小说中的新变；新变背后的思想史和文学史背景……这些问题都值得在将来加以进一步研究。

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243页。
诺思罗普·弗莱著，陈慧等译：《批评的解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84页。
原文为：Every traveler has a tale to tell.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879页。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全8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87年。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沈祖祥：《旅游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构想》，《社会科学》，1990年第7期，76—79页。
郑焱：《中国旅游发展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王福鑫：《宋代旅游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
李松：《唐代旅游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陈素平：《北宋东京都市旅游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惠哲：《南宋临安都市旅游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张勇：《明代西南地区文人旅游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丰湘：《明清时期泰山旅游活动探析》，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张嘉昕：《明人的旅游生活》，宜兰：明史研究小组，2004年。
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72—78页。
滕新才：《明朝中后期旅游文化论》，《旅游学刊》，2001年第6期，64—69页。
陈宝良：《从旅游观念看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暇生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45—50页。
巫仁恕：《晚明的旅游活动与消费文化——以江南为讨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卷，2003年9月，87—143页。
巫仁恕：《品味奢华》，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陈宝良：《明代民间的节日旅游》，《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100—105页。
陈宝良：《明代的宗教旅游》，《中州学刊》，2006年第5期，199—203页。
陈建勤：《明清节令游俗与江南社会》，《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100—105页。
魏向东：《时间禁忌与旅游空间——晚明旅游时间分析与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174—179页。
王子今：《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黄仁宇著，张皓、张升译：《明代的漕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卜正民著，方骏等译：《纵乐的困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2页。
刘勇强：《幻想的魅力》，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刘勇强：《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以“水贼占妻(女)型”和“万里寻亲型”为中心》，《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85—99页。
刘勇强：《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133—143页。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年。
杜德桥著，吴晓黎译：《17世纪小说中的一次进香之旅：泰山与〈醒世姻缘传〉》，《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84—309页。
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
罗高河：《酒店描写和性格、情节、结构——谈〈水浒〉中酒店描写的艺术处理》，《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107—111页。
王彬：《〈水浒〉的酒店》，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
李萍萍：《〈太平广记〉里的舟船意象》，《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96—98页。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36—237页。
如浦安迪曾反复强调中国叙事传统中的空间化思维方式，参见《中国叙事学》第二章《中国叙事传统中的神话与原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4—54页。
韩晓：《中国古代小说空间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后收入《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张世君：《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王梦：《〈绿牡丹〉的空间叙事》，《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增刊，196—197页。
孙福轩：《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空间的文化论析》，《广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69—74页。
乔光辉：《传统民居与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的时空叙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127—132页。
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60—72页。
李桂奎：《话本小说时空构架的“江南”特征及其叙事意义》，《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135—141页。
妹尾达彦著，宋金文译：《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509—553页。
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5—128页。
纪德君：《宋元话本小说的时空设置及其文化意蕴》，《学术研究》，2003年第4期。
王苗：《“舟遇”故事中的空间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年论文，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