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在唐代中后期登上历史舞台，与文言小说并肩发展且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史的主流。不过，通俗小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文言小说共享着从先秦至唐代的小说传统。因此，欲讨论通俗小说中的旅行故事，首先需要对小说传统中的旅行故事加以系统梳理。从先秦至唐代，小说中的旅行故事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两汉的地理博物体小说以及杂传小说中的旅行故事，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汉武故事》等作品，其馀音延续至六朝的《博物志》《拾遗记》；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中的旅行故事，散见于《列异传》《搜神记》《世说新语》等小说集；第三阶段是唐代小说中的旅行故事，包括《游仙窟》《柳毅传》《李娃传》等单篇传奇和《传奇》《玄怪录》《博异志》等小说集中的一些作品。在这一章中，笔者将首先论述旅行故事三要素的出现过程，然后从旅行者和空间两个方面探讨早期旅行故事中的情节建构与小说叙事等问题。笔者希望本章的工作可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

第一节　旅行故事三要素

笔者将旅行定义为旅行者通过对日常空间的出离而获得的非日常的空间经验，旅行故事则是以旅行为表现对象或发生背景的故事。一个典型的旅行故事需要包括三个要素：非日常空间、旅行者、故事。回顾中国小说传统中的旅行故事，这三个要素并不是同时出现的——最早出现的是非日常空间。

一、非日常空间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出现与“王官之学”时代对非日常空间的记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仍然要先回到对《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小序的解释：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段文字为治小说学者所必引，然而其含义却一直众说纷纭。关键在于，“稗官”一职到底应作何解？历来通行的解释有颜师古的“小官”说和余嘉锡、周楞伽的“士”说。对这两种说法，潘建国在《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中一一进行了质疑。首先，他统计了先秦两汉文献中出现的“稗”字并指出，“稗”字在当时并无“小”的引申义，那么“小官”说自然不能成立；之后，他又引用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指出，“士”说立论的基础在于“士传言”的职能，但是《汉志》所载小说十五家中却没有一家是士传谤言的内容。在批判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潘建国提出：“按照诸子学术源于西周‘王官之学’的说法，‘稗官’应该可以在周官系统中找到相对应的职官，……欲找到周官系统中的‘稗官’，关键还得紧紧扣住‘稗官’的若干特征。”他认为，“稗官”应该符合三个特征，其一是具有“说”的职能，其二是所说的内容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的鄙野俚俗之言，其三是时常要伴驾出游，随时待“说”。综合这三个特征，他提出，《周礼·地官》的“土训”“诵训”和《周礼·夏官》的“训方氏”是《汉志》所说的“稗官”；而在汉代，“稗官”的具体承担者变成了方士和文学之士。此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志》小说家从内容、功能乃至文体上，都与对非日常空间的讲说和记录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土训、诵训、训方氏三官中，与非日常空间有着密切关系的是土训、诵训二官。《周礼·地官》云：

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王巡守，则夹王车。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

土训所谓“道地图，以诏地事”，郑玄注云：“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所谓“地慝”，郑玄注云：“若障蛊然也。”郑司农注云：“地所生恶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属。”诵训所谓“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云：“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谓“方慝”，郑玄注云：“四方言语所恶也。不避其忌，则其方以为苟于言语也。”所谓“知地俗”，郑司农注云：“以诏避俗，不违其俗也。”从内容上看，土训、诵训所道皆是对殊方异域——即非日常空间——的叙述，不过二者在职能上有所分工。如果将非日常空间分为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话，那么土训掌管的是对非日常空间的自然一面——山川形势、障蛊恶物等——的叙述，而诵训则掌管对非日常空间的社会一面——地方史、禁忌、风俗等——的叙述。从功能上看，土训、诵训均需在帝王出巡时“夹王车”，贾疏云：“夹王车者，从行备顾问。”也就是说，稗官(小说家)的职能是在帝王外出旅行的时候为帝王提供对非日常空间的解说。从文体上看，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和书写技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对非日常空间的书面记录，作为稗官(小说家)讲说时的参考。东汉张衡《西京赋》记帝王出巡云：

华盖承辰，天毕前驱。千乘雷动，万骑龙趋。属车之簉，载猃猲獢。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寔俟寔储。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螭魅魍魉，莫能逢旃。

所谓“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很可能指《汉志》小说家中的《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帝王出巡时会携带《虞初周说》一类的“秘书”，虽然不太可能被帝王直接阅读，但却可以通过稗官(小说家)的讲述，达到辨别神奸的目的。这些对非日常空间的文字记录，便是旅行故事的雏形，也即古代小说的雏形。《吕氏春秋·本味》中有一段文字被学者们认为渊源于《汉志》所载之《伊尹说》。此段文字以汤与伊尹问对的方式展开，其核心正是对殊方异物的描绘：

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隽觾之翠，述荡之踏，旄象之约。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鱼之美者：洞庭之鱄，东海之鲕。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指姑之东，中容之国，有赤木玄木之叶焉。余瞀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鳣鲔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岛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汉上石耳。

若此文果即《伊尹说》遗文，那么便可以证明，《汉志》小说家确有“备顾问”“道地慝”之功能，同时意味着对非日常空间的记录是导致古代小说文体产生的一个可能性因素。

当前学界认为，《周礼》的确是以西周官制为基础的，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但是绝非向壁虚造。由此，《周礼》可以成为推断稗官与非日常空间之关系的文献依据。此外，后世文献亦提供了一些旁证。即使我们对土训、诵训的存在保持疑问，与其功能相同的文学之士和方士则可以代替它们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宋玉是楚襄王时著名的文学之士，其《高唐赋》云：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此段文字描述的是作为文学之士的宋玉在楚襄王巡游云梦台时“夹王车”“备顾问”的情形；他对于朝云的叙述，正属于“道方志，以诏观事”。虽然此赋是否宋玉原作还有争议，内容也可能为假托，但是其中反映出来的对文学之士之职能的认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东方朔是武帝时最著名的方士，在两汉和六朝小说中，可以找到很多东方朔“夹王车”“备顾问”“道地图”“道地慝”的故事。旧题西汉东方朔《十洲记》云：

汉武帝既闻王母说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迹所稀绝处。又始知东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亲问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书记之。

东方朔谈“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无异于“道地图”“道地慝”。晋干宝《搜神记》云：

汉武帝东游，未出函谷关，有物当道。其身长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动而不徙。百官惊惧，东方朔乃请以酒灌之，灌之数十斛而怪物始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为‘患’，忧气之所生也。此必是秦家之狱地；不然，则是罪人徒作之所聚也。夫酒是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于此乎！”

这则故事写的是东方朔在武帝东游时“夹王车”“备顾问”“道地慝”的情形。虽然关于东方朔的故事皆为伪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当时人对方士之职能的一般理解，“博物之士”的称呼可以看成是稗官的同义词。以上三则材料还为我们提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对稗官与帝王对答的记录本身也是早期旅行故事的一个重要文体来源。

二、旅行者

从《山海经》到《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地理博物体小说构成了先秦两汉小说的主流。潘建国指出：“地理博物类小说乃体现着稗官的‘道地图’‘辨地物’职能。”这类小说实际上是土训、诵训职能的延续，重点在于对非日常空间的叙述。如果仅有对非日常空间的叙述，而没有旅行者的出现和故事的发生的话，还不能算是成熟的旅行故事；然而，即使是《山海经》这样纯粹的空间记录，旅行者因素已经通过接受者的阅读期待隐含于文本当中了。

《汉志》并未将《山海经》列入小说家，而是列入数术略形法类。事实上，《山海经》的性质与《汉志》小说家十分相近。从内容上说，《山海经》记山川形势、殊方异物、远古传说，符合稗官“道地图”“道地慝”“道方志”的传统。从功能上说，《汉志》小说家有“夹王车”“备顾问”的职能，而西汉刘秀《上〈山海经〉表》强调的也是《山海经》“备顾问”的作用：

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

从文体上说，对比《山海经》和《伊尹说》遗文的行文方式，不难看到二者的相似性；《伊尹说》中的一些地名和人名亦见于《山海经》，更表明二者共享着同样的文化资源。因此，无怪乎四库馆臣将《山海经》称为“小说之最古者也”。虽说《山海经》一名出现较晚，其所收文献实早有流传。《吕氏春秋·求人》云：

禹东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攒树之所，抿天之山，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南至交阯、孙朴、续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积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乡；北至人正之国，夏海之穷，衡山之上，犬戎之国，夸父之野，禺强之所，积水、积石之山。

此段文字与《山海经》有着密切的关系——“榑木”“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饮露、吸气之民”“共肱、一臂、三面之乡”“夸父之野”“禺强之所”“积石之山”皆可在《山海经》中找到对应。我们注意到，这些地名、国名之所以被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作者相信，它们皆是大禹的足迹所至。这位不知名的作者很可能是“山海经”类文献的早期读者之一。我们有理由推测，在他看来，“山海经”并非对殊方异物的单纯记录，其背后隐含着一个伟大英雄的旅行故事。将禹、益与《山海经》的关系固定下来的是刘秀，《上〈山海经〉表》云：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

在刘秀的叙述中，《山海经》是禹和益的旅行记录，他们通过对非日常空间的勘察和记录，为陌生的世界去魅，为事物命名，为天下立法。因此，在他看来，《山海经》实际上是一部具有启蒙色彩和现实政治功用的国家典籍。刘秀的论断深刻影响了汉人对《山海经》的认识，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和王充《论衡》中都有禹、益作《山海经》的说法：

(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论衡·别通篇》)

笔者认为，只有考虑到隐藏的旅行者因素，我们才能更加充分地理解《山海经》在先秦两汉时代作为旅行故事的意义。汉代士人是站在禹和益的视角来阅读《山海经》的。《山海经》不只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超出日常经验的世界图式，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确立了一种从圣贤(禹、益)角度看待异域、看待他者的眼光。作为圣贤的旅行者不只是观察者和记录者，而且是命名者、立法者和启蒙者，在面对异域和他者的时候，既不乏适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又保有明显的理性色彩和文化优越感。这种眼光在古代士人的记忆中代代传承，影响直至清末。另外，在两汉时期《山海经》的一些模仿之作当中也存在隐藏的旅行者因素，如《神异经》和《十洲记》。此二书均托名东方朔，实际上预设了东方朔是书中内容的见证人和讲述者。不同之处在于，《神异经》恪守《山海经》的模式，旅行者只是存在于阅读预设层面，并未真正出场；而《十洲记》却为全书加上了一个君臣问对的结构，在开头甚至有一段东方朔的旅行者自白：

方朔云：“臣，学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国家之盛美，将招名儒墨于文教之内，抑绝俗之道于虚诡之迹。臣故韬隐逸而赴王庭，藏养生而侍朱阙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复欲抑绝其威仪也。曾随师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纯阳之陵，始青之下，月宫之间，内游七丘，中旋十洲。践赤县而遨五岳，行陂泽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广陟天光，极于是矣。未若凌虚之子，飞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视百万。北极勾陈而并华盖，南翔太册而栖大夏。东之通阳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汉所不与。其上无复物，其下无复底。臣所识乃及于是，愧不足以酬广访矣。”

虽然此段自白尚未与正文中对非日常空间的记录结合在一起，但是就小说整体来说，旅行者其实已经悄然登场。

关于旅行者要素的正式出现，可以追溯至对帝王与稗官问答的记录。上文提到，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和书写技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供稗官参考的对非日常空间的书面记录。这类书面记录应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记录殊方异域的知识，如《山海经》之类；一种是记录帝王与稗官的问答。《汉志》小说十五家中，有五家书名带“说”字：《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吕氏春秋·本味》记汤与伊尹的问对，由此推断，《伊尹说》或为汤与伊尹的问答集，其他四书可能与之形式相近。另有《务成子》，注云：“称尧问。”可知，此书为尧与务成子的问答集。《师旷》，注云：“见《春秋》。”《春秋左氏传》载多条师旷与晋侯的问答，由此推断，《师旷》亦可能是问答形式。我们知道，稗官的职能之一是在帝王出巡时“夹王车”“备顾问”，那么，如果两者的问答发生于旅行中且被记录下来，无疑可以被看成是早期的旅行故事，问答的双方因而成为最早的旅行者形象。

虽然由于文献的散佚，我们无法直接从《汉志》小说诸家中求证，但却可以从其嫡系后裔——两汉的地理博物体小说中找到一些间接证明。首先，无论是隐藏的旅行者还是正式登场的旅行者，先秦两汉地理博物体小说中的旅行者皆为帝王(禹、汉武帝)或方士(东方朔)。其次，在现存汉代小说中，可以找到一些旅途君臣问答故事，如东汉郭宪《洞冥记》载：

帝好微行，于长安城西，夜见一螭游于路。董谒曰：“昔桀媚末喜于膝上，以金簪贯玉螭腹为戏。今螭腹馀金簪穿痕，安非此耶？”曰：“白龙鱼麟，网者食之。”帝曰：“试我也。”

东方朔游吉云之地，得神马一匹，高九尺。帝问朔：“是何兽也？”朔曰：“昔西王母乘灵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税此马游于芝田，乃食芝田之草。东王公怒，弃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坛，因骑马返，绕日三匝，然入汉关，关犹未掩。臣于马上睡，不觉而玉至。”帝曰：“其名云何？”对曰：“因疾，为名步景。”朔当乘之时，如驽蹇之驴耳。东方朔曰：“臣有吉云草十顷，种于九景山东。二千岁一花，明年应生，臣走请刈之。得以秣马，马终不饥也。”朔曰：“臣至东极，过吉云之泽，多生此草，移于九景之山，全不如吉云之地。”帝曰：“何谓吉云？”朔曰：“其国俗以云气占吉凶，若乐事，则满室云起，五色照人，著于草树，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云露可得乎？”朔乃东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青露，盛青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献帝。遍赐群臣，群臣得尝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尝露：董谒、李充、孟岐、郭琼、黄安也。

这两则故事均以旅行为背景，以君臣问答的形式展开，故事的核心则是方士对殊方异物的介绍。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虽然早期的旅行故事中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旅行者的形象，但是故事的中心并非人物的塑造或情节的展开，而是对殊方异物的说明，旅行者只是承担讲说任务的工具。这个传统在先秦两汉的地理博物体小说中得到延续。

三、故事

旅行故事的第三个要素——故事是伴随着旅行者形象而出现的，因为，旅行者的言语和行动都属于故事范畴。但是，一个成熟的旅行故事不但要求有故事的发生，而且必须是有一定趣味的故事。通过上文论述我们看到，地理博物体小说的重心在于对殊方异物的说明，而不在于对故事的记录。因此，即使有着大量的精彩的对非日常空间的记录，即使出现了隐藏的旅行者甚至正式的旅行者，由于故事性的缺乏，它们仍然只能算是旅行故事的雏形阶段。

先秦两汉时期，在地理博物体小说之外，还有一类被学界称为杂传体的小说，包括《穆天子传》《汉武故事》等。与地理博物体着眼于空间不同，这类小说以人物为中心，记录帝王的生活和经历。旅行是帝王生活的重要内容，在这类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成熟的旅行故事的出现。《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被人们重新发现却晚至晋代，因此，我们很难考察它在先秦两汉小说传统中的文体渊源。单就文本来看，此书完整包含了非日常空间、旅行者、故事三个要素，可谓旅行故事的正式开端。现存六卷，前四卷叙述穆王西行的故事，后两卷叙述穆王东行和途中爱妃盛姬的死亡和葬礼。晋郭璞《注〈山海经〉叙》在谈到《穆天子传》时说：

穆王西征见西王母，执璧帛之好，献锦组之属，穆王享王母于瑶池之上，赋诗往来，辞义可观。遂袭昆仑之丘，游轩辕之宫，眺锺山之岭，玩帝者之宝，勒石王母之山，纪迹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艳草奇鸟怪兽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烛银之宝，归而殖养之于中国。穆王驾八骏之乘，右服盗骊，左骖耳，造父为御，奔戎为右，万里长鹜，以周历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济。东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庐，南轹鼋鼍之梁，北蹑积羽之衢。穷欢极娱，然后旋归。

我们看到，此书给郭璞留下了三点深刻印象。首先是穆王与西王母瑶池相会，赋诗往来。这也是《穆天子传》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情节。穆王见西王母时虽然也“执璧帛之好，献锦组之属”，但是对物的描写已经不是叙述的焦点，而是服务于人物关系的展开。其次是对非日常空间的叙述。以穆王的旅行为线索，《穆天子传》详细描绘了华夏周边的山川物产和异族异俗。实际上，此类描写与地理博物体小说对殊方异物的描写性质相同，由此亦可见稗官传统之影响的广泛和深远。最后是一个“穷欢极娱”的旅行者形象。在《穆天子传》被发现以前，穆王的故事在典籍中也有流传。《左传·昭公十二年》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史记·赵世家》云：“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无论“欲肆其心”“乐之忘归”还是“穷欢极娱”，强调的都是穆王旅行中“乐”的一面，但是，《穆天子传》同时也写出了穆王“悲”的一面，这一点其实更具有小说史意义：

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隥，而降休于两柏之下。天子永念伤心，乃思淑人盛姬，于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谏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岂独淑人。天子不乐，出于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天子哀之，乃又流涕，是日辍。

相对于“乐”来说，“悲”是更具有个人色彩的情感表达。《穆天子传》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写出了旅行者的个人情感。穆王的“永念伤心”可以看成是生命意识的显露，而将此场景安排在动荡的旅行途中，则为故事笼上了一层世事无常的感伤情怀，也隐约暗示出旅行与生命之间的象征关系。

与《穆天子传》类似，《汉武故事》的作者同样延续了稗官传统中的恋物情怀，此书虽然以武帝生平的诸多逸事为叙述中心，其中却仍夹杂着很多对奇异事物的详细描写。值得注意的是武帝微行的故事：

上微行至于柏谷，夜投亭长宿，亭长不内，乃宿于逆旅。逆旅翁谓上曰：“汝长大多力，当勤稼穑；何忽带剑群聚，夜行动众，此不欲为盗则淫耳。”上默然不应，因乞浆饮，翁答曰：“吾止有溺，无浆也。”有顷，还内。上使人觇之，见翁方要少年十馀人，皆持弓矢刀剑，令主人妪出安过客。妪归，谓其翁曰：“吾观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备，不可图也。不如因礼之。”其夫曰：“此易与耳！鸣鼓会众，讨此群盗，何忧不克。”妪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图也。”翁从之。时上从者十馀人，既闻其谋，皆惧，劝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祸，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顷，妪出，谓上曰：“诸公子不闻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饮酒，狂悖不足计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无他。”妪自还内。时天寒，妪酌酒多与其夫及诸少年，皆醉。妪自缚其夫，诸少年皆走。妪出谢客，杀鸡作食。平明，上去。是日还宫，乃召逆旅夫妻见之，赐姬金千斤，擢其夫为羽林郎。自是惩戒，希复微行。

无论地理博物体小说还是杂史杂传体小说，都渊源于所谓“王官之学”，其中的旅行故事在视角上和趣味上都十分正统，即使《汉武故事》中的其他作品也不例外。但是，这则故事无关乎殊方异物，亦不写君臣问答，而是将帝王旅行者放到现实生活场景当中，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视角和底层趣味。现实关怀和民间视角暗示着旅行故事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也是两汉之后中国小说的演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