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亲情散忆

童年掠影

我出生在江苏海门市。海门是一个县级市，南濒长江，东临黄海，人杰地灵。改革开放后，海门被称为上海的后花园，金三角上的小浦东。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里却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地方。1935年，我就出生在这个标准的农民之家。之所以称为“标准”，是因为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侯家的祖先有什么发迹或值得“宣扬”的成绩。而且，对我父亲生父陆家的情况，我也毫无了解。据说早先陆姓在海门是望族，但我对此已毫无兴趣了。我出生在1935年农历四月的一个下午（酉时），也就是下午五六点钟太阳下山时。我的属相为猪，太阳要下山了，猪吃饱了要回圈了，命相认为是富贵命，当然这是迷信。

父亲是从陆家过继来的。家里头胎生了一个男孩，我当然很得宠，这在农村中尤其明显。祖母特别珍爱孙子，外祖父母也很喜欢我这个长外孙，还有舅舅、娘姨甚至东西南北的邻居都表示祝贺，于是我一下子迎来了很多干爹干娘。母亲辈的亲戚，父亲辈的亲戚，凡是能称干爹干娘的都列于名下。甚至我家西宅、后宅的邻居也分别认我为干儿子，可想而知，我小时候是非常风光的，也可以想象有这么多人逗玩的婴儿，其智商开发也必然早些。据说我一岁时就很会说话，这似乎比一般男孩子要早些。在我一岁时母亲得了一场大病，家里已把母亲放到外屋去了，意为已到了病危状态，当然我也就不能由母亲怀抱和喂乳了，其可怜相可想而知。还好，母亲后来转危为安。

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加上祖母的教导，懂得了不少道理，而且极爱劳动，比如挑羊草总是我的事，不管炎炎夏日还是北风呼啸，我都不怕到野地里挑羊草，用今天的话说是去接受大自然的熏陶。实际上有时也热得很难受，或冻得耳朵痛，并不是太“享受”，但我却乐意去做，似乎要表示一下男子汉的气概。

稍大，我喜欢玩水。在我们那个地方，沟渠很多，而且，水都很深，经常有人（尤其是孩子）溺水而亡。而我在童年就偏偏喜爱水中游戏，尤其是夏天常在外婆家的宅沟内和表弟们一起泡在水里嬉戏，因此经常遭到外婆的责骂，甚至用竹竿像赶鸭子一样将我们赶上岸。在自己宅上，我却不敢一个人下水，因我家的宅沟水很深，且我的同院邻居不久前就在沟内淹死了，我害怕“落水鬼”，祖母也最担心我下水。但谁都知道，身在水乡不学会游泳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千方百计要懂得水性。我的水性还可以，可以踩水，可以仰泳，游泳姿势很不标准，游速也不高，但能在水中憋气好长时间。我曾想过，如遇敌人追击，我可以脱下衣裤，一手托衣服，一手划水，游过一条沟，到了对面再穿上衣裤逃走。甚至还想，万一敌人追来，来不及逃走，我可以沉入水中，或者潜水逃走，躲避敌人。所以我在游泳时都存心锻炼这些泳技。应该说，游泳不仅在对敌斗争方面，而且对锻炼身体都很有用，而且更实在的，用于捞鱼摸蟹也很有效。我在水里经常可捉到各种鱼类。有趣的是，当人们在河中打闹时，鱼儿会躲在岸边或河底；当你用脚踩到鱼时，你不要使劲踩，此时鱼是不动的，然后你就能轻轻地沉入水中将鱼捉住。我就经常在游泳中捉到鱼。还有，河蟹的洞在很深的沟岸上，当你用脚找到洞时，沉入水中，将手伸入洞中，就能将蟹逮出。由此，我成了摸蟹的高手。那时家里总有鱼蟹囤着，慢慢吃。

我尤其喜欢钓鱼。那时沟里鱼很多，既有五颜六色的“旁皮郎”，还有奸诈难钓的“麦格郎”以及鲫鱼、白条鱼等。其中最有收获的是钓鲫鱼，有时我一次就能钓到十多条，甚至好几斤，自己吃不掉这么多，还到市上去卖过。游泳、捞鱼、摸蟹、钓鱼等这些玩意我一直没有放弃过，甚至上了中学，假期回家时也照玩不误。

但是我不喜欢吃鱼，基本上连肉类都不吃，更不要说野味了。对这种怪癖大家都很好奇，说我前世是和尚。实际上我到现在还如此，猪肉吃一些，虾、蟹、贝类海鲜吃一些，其他肉一概不吃。

我虚岁八岁上小学，小学堂是由村里大户徐家办的，名为正养小学。徐家有一个老先生叫徐月如，是前清秀才，在乡里很有名望。他有两个孙子，大概初中毕业，两人在家长支持下办了一个私立小学，共两间教室。一间在堂屋，是徐老先生教大孩子的地方，采取的方法是古典式的，四五个学生跟着老先生摇头摆脑地诵读经书；另一间教室内坐了好几个年级的学生，分头上课。我对读书感到非常有趣，有许多小同伴在一起学习，一起走路，好不开心。我学习一点也不努力，却也不感到困难，考试时成绩还一直很好，有鹤立鸡群的意味，所以深受老师赏识，邻居中也广为传说“某某家的孩子很会识字”云云。大概在三年级或四年级，我捡到一张传单，上面有“打倒日本”“打日本人”等字样。我就在大字本上写了这两句口号，老师看到后，立即把我叫去，叫我赶快撕掉。我是第一次受到老师那严峻的责问，现在想起来当时真不懂事，如果给日伪汉奸知道了，学校不知要受多少摧残，而我将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也未可知。

初小毕业后，正养初小改为县立完小了，我也就顺利地在那个小学上了高小。实际上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高小上了什么课我都没有印象了，而且是否上完我也记不得了。反正我没有拿到小学的毕业证书，就“毕业”了，那年是1946年。

我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进高一级的学校了，不仅父母，就是我自己也从未有此奢望。但父母却不甘心我和他们一样在黄土地上匍匐终生，故千方百计地联系，希望我去学一门手艺，如木匠、药店会计、商店营业员等，希望通过这种劳动，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虽经多方联系，均未办成。而我也不甘寂寞，试图当小贩。曾和表弟去贩“慈菇”，又和同学贩腐乳，均因年幼体弱，也不能胜任。于是，我就无可奈何地当了三年实实在在的小农民，卖力地“修理地球”。

直到1950年春节，天降“大饼”于我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首任海门县县长沈计达推荐，插班考入了海门中学读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从此我就摆脱了农民角色，开始了求学生涯，也告别了我多彩的童年。那年，我十五虚岁。

（2007年8月12日—13日）

“蓝宝石”杂叙

序诗

月老牵线结秦晋，西出阳关惦亲人；

上帝馈赠精灵猴，曲折艰险孕妇行；

可怜天下慈母心，乱世巧遇好事情；

阖家团聚清华园，育儿生女事业勤；

夕阳艳照无限好，人间最贵是亲情。

今天是农历正月初二，我和老伴结婚整整45周年，按西方的说法是“蓝宝石”婚姻纪念日。没有45年前的今日，就没有我们的儿女。所以，我有些感想不能不写下来。序诗也是本文的部分目录，现在我按此目录的前8项撰写《“蓝宝石”杂叙》。

一、月老牵线结秦晋

那还要回到45年前。1964年我大学毕业已有4年了，在清华大学核反应堆上工作的日日夜夜，很少有机会考虑自己的婚事。1964年的春节，我回家探望父母，期间遇到了在南通市工作的堂姐樊美英，她的厂里有个职工的女儿在天津市工作，还没有对象。他们说天津离北京很近，是否可以见见面。这种偶然性的机会，是不确定的，所以大家也都不放在心上。回到北京后，我们通过信息联系，交换了相片，彼此也没有多少感觉，所以也没有很快见面。

某一个星期天，不知为什么，我心血来潮，想去天津瞧瞧她的“真面目”。联系好后，我就乘火车去了天津。那天中午，我好不容易摸到了她在和平路的单位，她好像刚刚吃完中饭。我们第一次见面，似乎并不太陌生，她当时留着小辫子，人不高，面貌还比较清秀，我对她的印象还不错，好像她对我的印象也可以，所以我当天就没有回北京。她为我预订了旅馆，当天晚上我们两人在海河边聊了很长时间，感觉很投缘，也许这就叫作“一见钟情”。反正我没有多少恋爱经历，也许她的恋爱经历也不多的缘故，所以这一次见面大家比较有意。第二天她送我上火车时还有些依依惜别之情。

1966年2月与妻子在上海的合影

我们都是理工科出身，思想也比较传统，那时候工作很忙，所以在对待婚姻问题上比较简单，既然双方认为可以交谈下去，那就依照传统，听从“媒妁之言”，绝不会三心二意，更不会“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或是互相猜疑。

大概不到一年之后的1965年上半年，她的单位要整编制支援新疆，显然这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面对这个事实，她特地来到我工作的位于昌平的清华大学核研院，征求我的意见。老实说，这时我也有思想斗争，新疆那么远，交通极其不便，路远夜长，其梦如何，很难估计。但是，我也十分清醒，无论对国家的支边，还是对她的精神打击，如果我作出相反的决定，其后果都是很严重的，所以，我认真地表态：支持她去！我的承诺为巩固我们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后，我们依靠鸿雁传书。由于邮路很长，一封信要走半个月以上。更由于双方工作很忙，无暇多写信件，所以有时候很长时间收不到一封信，这种思念的痛苦是旁人难以理解的。

1966年春节，大年初二，我们回到我的老家海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汽车迎接，也没有披婚纱。摆几桌酒，请亲戚朋友吃一顿饭，就完成了我们的终身大事。过程虽然如此简朴，结果却又如此庄严。从此以后，她就成了我的结发妻子，而我也立下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决心。

2006年5月22日，在黄河壶口合影

二、西出阳关惦亲人

探亲假加上婚假也只有十多天，很快我们就要分离了。在路过上海时，我们重新补照了一张结婚照，这就是现在挂在我们卧室的那一张照片。上海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分别的地方，她去吐鲁番的火车是在傍晚出发的，那天晚饭谁也吃不下，她的心情非常不好，而我也非常难过。主要因为她一个人乘四天三夜火车到吐鲁番（硬座），再在吐鲁番转乘卡车，三天两夜才到库车，这一路上的安全是非常叫人担心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她说有一次在路上上厕所时，一个男人要闯进来，经她大喝一声，此人才没有得逞。最令她难受的是长途的寂寞和思念，她说一路上不断地看我们在上海照相的样片（正式照片还没有来得及取）。她还想念她的父母，尤其是她的母亲，她临走时老太太哭得很伤心，场面令人感到无限辛酸。

1966年中，“文化大革命”开始，这种思念和担心更甚了。天下大乱，处于南疆库车的她，面对的情况尤其复杂，书信来往越来越困难，谁也不知道谁的情况，反正也顾不了许多了，听天由命吧。“文革”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考验，思想上的、工作上的、生活上的，甚至是身体上。是年年底，我到西南地区“串联”回京后，发现肺结核复发，而且非常严重，校医院大夫认为应该立即住院休息，我不能回老家探亲了，因此她也就没有回老家，而是到北京来探望她的丈夫了，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并不是所谓“讨了丈夫（老婆）忘了娘”。

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无政府主义，她单位的生产也停顿了，所以她在北京昌平我的单位住了较长时间，我们过了一段像样的二人生活。由于我身体原因以及她在这里探亲，影响了“运动”，因而引起造反派不满，受到了一个有趣的“警告”。

时不我待，她总归要回单位，我也不能耽误治病，1967年3月底，我们决定要暂时终止这一阶段的美好生活，我给她买好去吐鲁番的火车票（还是坐票，卧铺票太贵，买不起），从吐鲁番到库车的汽车票是托她单位在吐鲁番的中转站预订的。一切准备好以后，在她离京的前一天，她先送我去北京西山八大处工人疗养院办好住院手续，次日我送她去北京火车站。火车开动了，她携着对生病丈夫的揪心，离开了北京。“西出阳关无故人”，而她是“西出阳关惦亲人”。是的，迎接她的不是莺歌燕舞，而是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漠！西去，西去！离亲人越来越遥远了。

三、上帝馈赠精灵猴

1968年年初，我的肺结核病基本治好了，大夫建议可以回家休养。春节也快到了，我们商议一起回老家探亲。此时，她很激动，说要在长途电话中听听我的声音，因而不惜破费到电话局给我打长途电话。那天，医院的电话室说我有长途电话，我立即赶去接电话，我听到了她的声音，而她却听不见我的声音，也许线路太长，尽管我大声叫喊，她却始终没有听见，我听见她失望地怏怏而去。

好歹我们分别回到了江苏，在南通“会师”，两人一起轮流在她家南通和我家海门居住，一起度过了三个多月。就是在这三个多月里，她不经意地怀上了宇新这个宝贝儿子。

时间过得真快，分别仍然不可避免。我们再一次从上海分别，不过这一次我没有回北京，我把她送走后重新回到海门，继续我的休养生活。我等待着她平安到达库车的消息。一个晴朗的春日中午，邮递员送来了“万金家书”，信中她自豪地报告已有我们的结晶，这年她虚岁已经33岁了。我比她还大一岁半，可谓中年得子，当然非常高兴。又可想而知，双方父母是如何的欢欣鼓舞！这个生肖属猴子的精灵鬼，就是我的儿子宇新，后面将介绍其来到这个世界的曲折历程。

四、曲折艰险孕妇行

我在家休息，实在不可忍受。长期生活在北京清华大学这个集体的我，哪里忍受得了如此枯燥的生活呢？我迫切希望回到学校，但是，学校在武斗，清华之大，已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无聊，无聊。远方的妻子也同样无聊，生产停止了，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好。

物极必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终于走到了反面。1968年7月27日，北京工人、解放军进驻清华园，解除了两派武斗的武装，并号召师生回校复课、生产。在收音机内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即启程回京，并且以愉快的心情告诉妻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了，她不可能在新疆生产，她必须回到南通她母亲身边分娩，但是她又不可能临近生产时离开新疆。从新疆库车到南通，路途那么遥远，交通那么不便，乘火车四天三夜、汽车三天两夜，还有轮船，整整一个星期的旅程，风险实在太大了。于是我们决定在她预产期前两个月先到北京，然后在预产期前一个月从北京去南通。也就是说分两步走，在北京做一次缓冲，以确保万无一失。

那时候南疆还没有铁路，也没有像样的公路，旅客从吐鲁番去库车，乘的是大卡车，要走三天两夜的“搓板”公路，一路上许多旅客都被卡车摇得呕吐不止。吐鲁番不是火车的起点站，如果从吐鲁番上火车，是不可能有座位的，她以前从吐鲁番乘火车回上海或北京，都持站票，只能在两节车厢之间挤一挤。显然将要临盆的她，不可能走这条路线。我们讨论后决定先乘飞机从库车飞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去北京。这是她第一次乘飞机，虽然是小飞机，但是比大卡车舒服多了，而且时间也节省了许多。

那天，她乘飞机到达乌鲁木齐的时候已近傍晚，“文革”期间，社会比较混乱，所以许多饭店、小卖部都关门了。她踩着雪，走了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吃的，肚子实在饿得不行，因为不仅她自己要吃东西，肚子里的孩子也需要营养。一个老太太看到这种情况，对她说：“姑娘，如果你实在饿得不行，我这里有一个窝窝头。”她毫不客气地接受了这个老太太的好意。在乌鲁木齐上火车，座位是有的，但是为了节省路费，没有买卧铺票，在车上坐得实在累，列车员看不下去，让她躺到列车员室，但是到了晚上，列车员室还是要让给列车员的。就这样，经过四天三夜的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来到了北京，我到北京火车站把她接到清华大学六公寓。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她挺着大肚子以十分自豪的心情，享受着即将做母亲的幸福。次日，我们乘火车去昌平区南口镇，然后两人搀扶着步行约一个小时山路去清华大学核研究院——我工作的单位。就这样，她在我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还有一个月就是预产期了，她应该提前去南通。于是，我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还是坐票，不过，北京到上海，毕竟旅途时间比新疆到上海少多了。所以，对她来说已经不是那么困难的事了。那时，工宣队给我们办学习班，不准请假，因此我不能陪她回南通。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到了上海，她还要乘轮船去南通。我委托上海的表弟购买船票并到火车站接她，傍晚送她去十六铺码头乘轮船。上船后她还是一个人回家。在轮船上一个晚上后，她的弟弟在南通轮船码头把她接到家里。至此，一个“伟大”而艰难的孕妇旅行画上了句号。

五、可怜天下慈母心

回到父母身边是无限幸福的。凭良心说，她的父母亲对她的爱是无可挑剔的，真可以说对她百依百顺。吃的用的都非常优越，兄弟对她也很好。而我的母亲也不知道如何爱护这个儿媳妇呢。

待产一个月后，1969年2月的一个晚上，她感觉到生产预兆，她的父母、弟弟赶快把她送到了市人民医院。也许她年龄比较大了，折腾到第二天早上才产下一个6.9斤重的男婴。孩子架子很大，但并不肥胖，脸较长，据说和我的小弟十分相像，也就是说婴儿并不漂亮。但就是这个男孩却引起了双方老人的欣喜若狂，他的外公特地给我写信，为我妻子“报功”。而在另一方面，我的父母更是喜笑颜开，据说我的母亲，这个大字不识的老太太，居然和我的弟媳妇一起去南通并摸到了她的家，还捎去了上好的滋补农产品。而我的弟弟们经常轮番骑自行车从海门去南通看望嫂子和侄子，送去东西。在坐月子的日子里，产妇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在清晨，正是十分困倦的时候，孩子醒了，要吃奶，她说这是最难忍的。作为孩子的外公外婆，对产妇和孩子承担了全部的护理工作，对此，我是难以忘怀的。半个多月后，春节就要到了，我也可以回家探亲了，我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十分可爱。我深切体会到母亲对孩子的感情，更领略了孩子母亲的父母的艰辛！

产假已经过去了，作为工作在企业的她，单位是严格按工作日发工资的，那个时候我们经济比较紧张，她是不可能过多休假的，离开婴儿走向遥远的新疆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和她在头天晚上已经和她父母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孩子太小，还在襁褓之中，他不可能知道父母都将离开他，尤其是不知道他的母亲，要去的地方在万里之遥！

次日，我们还没有走，孩子的姥姥已在不断流泪了。她在可怜自己的女儿，更在可怜三个多月大的外孙子！时间已到，我们要赶往南通轮船码头。可是，初为人母的她怎么能挪得动脚步呢？不断痛苦地流着眼泪。要走了，她一步三回头。她曾三次转回来再看看孩子、亲亲孩子，迟迟不愿离开，还是我坚定地把她拉开，才离开了家门。可怜天下慈母心！

宇新3个月时和我们的合影

我们走后，孩子的外公外婆承担了极大的责任和全部的爱心，舅舅舅妈也非常喜欢孩子。老人对孩子抚育的艰辛和至爱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无论春夏秋冬，他们都担惊受怕，唯恐有什么不测，每天晚上都由姥姥搂在怀里睡觉。夏天很热，孩子的外公光着膀子，抱着赤条条的外孙子；冬天，又怕孩子冻着。吃的、穿的都精心准备。他们加倍地爱孩子，以弥补不在身边的父母对孩子的爱。是的，孩子是他们女儿的骨肉。对孩子的爱也就是对自己女儿的爱。天下父母如出一辙！

他们把宇新抚养得又白又胖，又机灵又可爱，邻居们都很喜欢他。孩子的健康成长，使我们减少了对孩子的思念，可以安心工作，对此，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六、乱世巧遇好事情

这个题目有点奇怪，乱世怎么能有好事情呢？也许命运给了我们这个机会。事情是这样的。1969年12月，我和清华大学的教师一起去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年后春节期间，我和她一起回到家乡，孩子正好一周岁了，聪明又漂亮。也许是天性使然，或者是外公外婆对他灌输爸爸妈妈的概念，孩子对我们一点也不陌生，而且还很亲近，这使我们第一次感到有了一个小家庭的氛围。可这是暂时的，而且是在老人的家里。春节不到一个月的团聚，我们强烈地感到不能长期三个人各处一方了，我们一定要调在一起！于是我们讨论了工作调动的方案。那时北京的户口控制很严，而且我自己也在江西农场，我的去向都不明确，所以她调京的希望微乎其微；而我去新疆的方案，双方家长也不太同意。于是只有另两个方案可以考虑：一是她调到江西农场，在农场建立家庭；另一是我们一起调到苏北某一农村（苏北是我们的老家），在苏北建立家庭。这后一方案也不太现实，而且我们也不太愿意一辈子当农民。于是我们唯一的办法是把她调到江西农场，而且我也不相信我们一辈子就在农场。

春节后，我回到农场，抓紧和农场领导沟通，同时打书面报告给我所属单位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正式要求调她去江西农场。自动化系主管人事的沈梁和肖田元同志积极联系她在新疆的单位。这是1970年上半年的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事情竟如此的顺利：下半年，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就向她单位发了调令；年底，她的单位也答应次年春季就放人。一个天大的喜讯传给了我们以及双方父母，大家的心情非常激动。于是，我们就立即着手准备调动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和节省开支，当年春节她都没有回家，因为开春后她就要调回来，那时就可以团聚了。

1971年5月，她先回了一次家，然后来到了江西农场我的连队。她刚来时不会干农活，被安排在副食班。我们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共同从事农业劳动，倒也怡然自得。是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清华江西农场解散，全体教职工回校工作，她这个三个月的“农场职工”突然也成了清华的教师。

乱世让我去农场，她才能调到农场，解决了我们的两地分居问题。乱世有“林彪事件”，才撤销农场，她才能进北京并在清华工作。我们一起在清华，又使孩子能在清华的中小学受到良好教育。这不是乱世给了我们一个好机会吗？

乱世本身是不好的，谁也不希望有乱世。乱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我们个人在这个乱世时期解决了两地分居，纯属巧合。我们当然为幸运而高兴，但是我们决不沾沾自喜，而是更加认真努力地工作，以报答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的帮助，报答冥冥之中的命运！

七、阖家团聚清华园

既然我们都回到了北京，理所当然地要把孩子接到父母身边。10月中，她撤出江西农场后先回到南通，筹备接孩子来北京。由外婆陪着，他们三个人一起乘火车来京。孩子离开南通时，很少流泪的外公居然痛哭流涕，他舍不得朝夕相处两年半的外孙子，而外婆不放心孩子，非要再照顾半年，等孩子习惯在北京生活后才离开。孩子来到清华大学后首先报户口，然后才能进清华大学托儿所。学校租给了我们一间房子，虽然我们什么像样的家具也没有，但是，毕竟一个真实完整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庭在清华园建立了。孩子可以在清华的幼儿园、附小、附中上学，而我们也可安定、勤恳地继续我们的教学、科研工作了。

1971年年底是在“文革”中期，出了“林彪事件”，国内外局势非常紧张。学校继续在挖防空洞，我刚刚回到北京，还没有具体的教学任务，修防空洞成了我的工作。我刚从江西农场回来，对干体力活、铺砖砌墙还稍有兴趣，故也不觉无聊。而她回京后还要补足清华六个月的劳动锻炼，所以去了大兴县团河农场劳动三个月。也就是说，开始的三个多月中，我们还没有天天在一起，但她每两周可以回家一次，这与新疆每年回来一次有天壤之别，所以十分满足。

1972年秋季，她从大兴县回到了学校，分配到化学系分析中心实验室，从事仪器分析工作，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挑战。为了胜任这个全新的工作，她不得不恶补物理、化学和外语。同时，我在自动化系也分配了教学工作。同样，我和全校知识分子一样，长期脱离业务，也要恶补外语和新知识，所以虽然我们在清华园团聚了，但工作十分紧张，尤其是老人回家后，照顾孩子完全由我们自己承担，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很大。所以，还谈不上也轮不到享受所谓天伦之乐呢！

八、育儿生女事业勤

1972年秋季，她又一次怀孕了，此时她已是36周岁的孕妇了。那时我国还没有实行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我们也很希望有一个女儿，虽然我们工作和学习很紧张，经济条件也不好，但我们是很欣慰的，双方父母也表示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了，从我们的住处四公寓到她工作的东主楼要走很长一段路，为了上班不迟到，每天我都顺便用自行车带她，反正我工作的地方就在中央主楼，并不影响我的工作。她这次分娩时，我能够在她身边了，也就是说可以在北京生产了。在预产期前一个月，我的母亲来帮助我们。她从未出过远门，从江苏海门乘轮船到上海，然后一个人乘火车硬座来到北京。我的父亲身体不好，但是和南通的老人们一样，他们都全力支持我们。在这段时间内，“四人帮”特别猖獗，极“左”思潮泛滥，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工作和生活，一天也不敢迟到早退，她分娩的当天白天还照常上班。

1973年7月的一个晚上，她的肚子开始疼痛，显然有了分娩的预兆。我赶快用自行车将她送到清华大学校医院，当天晚上12点钟过后，一个重7斤的女婴呱呱坠地，声音清脆而洪亮。当助产护士告诉我们如愿以偿地有了女儿的时候，我们说不出的高兴。只见女儿两只大眼睛像桂圆一样圆睁着，头发多而黑亮，红润的小脸胖乎乎的。从此我们不仅有儿子，还有了女儿，所谓“儿女双全”。我立即回家告诉母亲母女平安的消息，并写信告诉南通她的父母。

产妇连续两天在医院观察后，第三天我用自行车带产妇，老太太抱着小孙女把她们母女俩接回家。于是，在四公寓这个筒子楼的三楼，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住了5个人！产妇一个人住单人床。在双人床上，老太太带着婴儿，同时住着她的儿子和孙子，也就是说一张双人床住了四个人，利用率罕见的高！

1973年年底前的三个月，全国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在清华大学内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我本人也未能幸免。当时的经济情况也非常不好。在各种压力下，我们常感到无能为力。当我们焦头烂额的时候，我的母亲，这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却发扬了最伟大的包容和耐心，她不声不响地和我们一起承受了经济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她精心安排好生活，照顾好产妇和孙子、孙女。她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庭事务。她是我最可靠的港湾和精神支柱。写及此里，我深深地怀念在天那边的母亲大人。我要再重复一次：“可怜天下慈母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日子逐步得到了好转，工作也有所进展，1974年我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1975年还下厂开门办学，住在厂里达半年多。后来就是不住在厂里，也经常早出晚归，到厂里做实验。家里的事，全归她和母亲管了。

1976年上半年，女儿已经两岁半了，可以进幼儿园了。老人必须回去了，因为我的小弟弟要结婚了。在这两年多中，我的母亲已深深地和我们融合在了一起，她亲自带大的小孙女，就像她的女儿一样，须臾不能分离了。但是，事物总是难以双全，正像我的儿子离开南通时，他姥爷痛哭流涕那样，我的母亲离开她亲自带大、朝夕相处的小孙女时，其心情如何难以描述。据后来我的弟弟来信说，母亲经常在梦中喊着我女儿宇燕的名字。

本部分我不想再写下去了，所谓育儿生女的过程太富情绪性。而所谓事业有勤，也只能说，事是有的，业可不大；勤是有的，序却不够。如此而已，毕竟环境使然，那是在改革开放以前。

九、尾声

《“蓝宝石”杂叙》暂到此结束，序诗中的后两句不再写下去了，因为后面的日子相对比较平静，而且时间也很长，事情又很多，不是“蓝宝石”纪念的主题。

现在，我们夫妻二人都年逾古稀，生活安定和谐，子女也较有成。“人间最贵是亲情”“夕阳艳照无限好”。我们两位不算老的老人实现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诺言。

（2011年2月9日）

我的阳历生日接近寒食节

按阳历计算，我将虚岁79岁了。1935年一个接近寒食节的下午6点多钟（酉时），我来到了这个世界，诞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的茅屋里。按照传统，寒食节是不能生火的，要吃冷食，即我命中注定我不会有“大”食的。我的妹妹说，在我们家乡，要过阴历的生日，表示对母亲的尊重。不过近几年我的生日没有固定是阴历的还是阳历的，有时候干脆就忘记了过生日这一茬儿。今年是我的逢“9”生日，而且是79“大”生日。按家乡海门习惯，到了79岁就要认真庆祝一下，而不是80岁庆祝，所以家乡的弟弟妹妹和下一辈的人早就嚷嚷要给我过这个“大”生日了，南通的小舅子卢为平去年就说要到北京来给我过生日。为了这个生日，我还真作了一番思考，最后我和家里商定，要绝对低调、简单朴素地过生日，不办“生日大典”，办一个不能再小的“生日小典”，也即参加生日宴的只有家里5个人，外加一个妹妹的孙女茅川媛，并定于4月7日星期日在家里过。海门人说提前过是可以的，南通人说不能提前过，可以延后过，我也就管不得这些了。星期天过不影响上班和上学。但是，以后我也确实不愿意在寒食节附近这一天作为生日日子，因为这一天是春秋时代晋文公为了纪念被他烧死的臣子介子推的日子，所以叫“寒食节”，听起来不太吉利。

关于寒食节的来龙去脉，我今年才了解一些。相传2640年前的春秋时代，晋献公的妻子骊姬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逼死太子申生，申生的弟弟重耳（后为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逃亡列国19年，所有大臣都散去，唯有介子推不走。重耳在路上没有吃的，吃野菜咽不下去，介子推在自己的大腿上割了一块肉蒸野菜，重耳狼吞虎咽吃了。后文公复国，分封功臣，忘了封介子推，有人提醒了，文公很惭愧，要封子推，子推不就，归隐山西介休绵山，文公让他出来，介子推就是不肯，文公焚山，逼介子推出山，可介子推和其母亲却抱柳而烧死，文公到绵山，凭吊子推，并在烧焦的柳树上取下一段木料，回去做了一双木屐，每天望着脚上的木屐，叹道“悲哉足下”。文公下令，将介子推被烧死那天列为寒食节，不许百姓生火。第二年，文公去绵山凭吊，发现柳树复活，文公恭恭敬敬地掐了一些柳枝，编成一个圈，套在头上，并赐此柳为“清明柳”。据说当时介子推离家时，他还留下血诗一首：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做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好了，既然我已经了解了寒食节如此悲壮的来历，无论如何我不能把接近这一天作为我的生日了。

之前，我本人根本就不把生日当作一回事，今年的特殊就是因为有这个“9”字，我给宇新的电子邮件中说：“也许我只有这一个逢9的生日了，为了不至于使你们以后感到遗憾，所以我也就予以适当重视。”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像我这么大的年纪，难道还有多少个逢8、逢7的生日吗？都是不多的了。所以不仅是对我，还应当对我的老伴也如此，需要适当珍惜。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在每一个逢十的生日都要写一篇随感性文章，表示他的抒怀之情，文章情真意切，十分动人。我在2007年9月3日，根据2004年的日记也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我在火车上过70岁生日》。那一年生日当天，我受公安部推荐去内蒙古公安厅做关于信息化的报告，是日早晨抵达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吃早饭时我顺便说了一句“昨天是我生日”，陪同我吃饭的内蒙古公安厅厅长和两个处长立刻嘱咐下属买蛋糕、做寿面，还一起唱“Happy Birthday”，给我补生日。2009年3月9日，我虚岁75岁时还写了一首诗《七五抒怀》，在这一首诗里，我强烈表达了“老骥未伏枥，怎甘无蹄响”的情怀，也就是说不甘就老。这两篇东西收集在我的文集《曲径偶拾》中。现在，4年过去了，我难道服老了吗？从我本心来说，仍然不愿意老去。实际上，我无论从思维、精力、行动等诸方面没有明显表示已经到了耄耋之年的状态。当然，我也没有必要自以为是，或者说“冒险”，毕竟人在自然规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就应该有一个打算，或者讲得宏伟一些，就是有一个“战略”。纵观我现在的状态，是继续“扩张”呢还是“收缩”呢？所谓扩张，是指在某一领域开拓的意思。看来，这已经没有必要了，倒不是力不从心，而是自觉而为。自我收缩，似乎也不甘心，但是客观规律是逼你逐步收缩的，那就等着吧！我将保持现在的状态，该干的、能干的决不推辞，决不主动后退。如在下列方面继续承担工作：企业信息管理师的培训、自学考试的命题、ITAT专家组长工作、博士研究生的指导、交通部交通科技信息共享平台项目的咨询以及社会上的来往等。同时，不忘记写作，这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2013年4月7日，79虚岁生日宴留影

在对待家庭和本人的健康方面，不能掉以轻心！家庭是后院，是港湾，是后盾！单位的关心和支持是重要的，实在遇到困难时，可求助单位，单位会帮助的。实际上，单位一直在关心着我们。今天我就接到了学院工会的生日贺卡，感到十分温馨。

（2013年4月3日）

母亲助我度过最困难的日子

母亲已94岁（虚岁）了，只剩下很可怜的听力，但脑子还极清楚，记忆力很好。今天上午她催促妹妹致电我们，说宇燕今天生日，要给她买些好吃的。她是记阴历生日的，宇燕的阴历生日日子我们都忘了，而她却记住了。当我托妹妹告诉她我们已为宇燕买了蛋糕，过了生日，她才满意了。

2008年5月母亲和宇燕合影

宇燕是母亲亲自带大的唯一的第三代。1973年夏天宇燕出世前一个多月母亲就来到了北京，是一个人坐硬座火车来的。那时父亲身体不好，正需要她照应，可父亲为了我们，也慷慨地舍弃了他的需求。1973年是国家的多事之秋，“文化大革命”处于胶着状态，“四人帮”正蠢蠢欲动，猖狂地指向早就身心疲惫的周恩来总理，政治上正酝酿着一场大的较量。而此时清华园的知识分子，也都惘惘不知所以然，“抓革命、促生产”紧张却动力不足，目标不明确。

在工作上，那时我们根本没有轻松和愉悦。我在自动化系单独教一个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工人大学生”。他是矿工，中共九大代表，近40岁了被“选拔”到清华大学。出于感情，我力图尽责教好他，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生，但事实证明即使再努力也不可能。显然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系领导如此，他本人也如此。在此背景下我感到迷茫和失望。大家都在浪费青春，浪费生命，可谁也不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各种矛盾必然就慢慢积累起来。最后由谁来背这个黑锅呢？领导向来是正确的，他——“进入上层建筑的工人阶级优秀代表”只能是优秀的，那位唯一的失败者当然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我，这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教师。1973年下半年的“三个月”运动表明，我在政治上遇到了莫大的困难。在生活上，由于妻子刚从新疆调回不久，并完全转行搞化学分析，这等于要新修一个专业，不得不补读大学物理和化学，还要熟悉一系列复杂得要命的分析仪器，业务压力可想而知。盛夏的七月，她挺着大肚子，天天上班，甚至分娩的前一日还在实验室工作。

在经济上我和妻子的工资之和刚过100元，需要负担双方家庭以及北京四个人的生活。好在那时物资奇缺，粮油肉蛋以及日用品都是定量供应的，且数量十分有限，故也花不了多少钱。孩子出生后，我们全家有五口人了，母亲、妻子和我以及四岁的儿子和襁褓中的女儿，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筒子楼内。五个人住一个房间，坐月子的妻子一个人住一张单人床，还有蚊帐，老人说坐月子不能开窗户，这样五个人闷在一间房子内，又在顶楼（三层），夏天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我现在想都不敢想。

那时我们的生活费用必须精打细算，大概是如下分配工资的：

（1）寄给双方老人各15元，共30元。

（2）交儿子的托儿费，10元左右。

（3）交女儿的牛奶费（每天2瓶）；买1斤鸡蛋（定量）。

（4）买好粮食、油、盐、酱、醋等。

（5）余下的适当改善生活，如买1元钱小带鱼（0.2元一斤），吃一个星期，买些肥肉炼油……这样一到月底就十分紧张了，经常买0.1元肉末吃两顿，用以和着素菜吃。

1973年10月1日全家在主楼前合影

1974年5月1日全家在主楼前合影

就这样，母亲和我一起度过了最困难的1973年、1974年、1975年这三年的艰苦岁月。女儿两岁半后，她于1975年年底回老家。20世纪80年代初，母亲又来到北京，帮助我们料理家务。总之，只要我遇到什么难关时，都是母亲帮助我渡过的，这也和父亲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每忆及此景，我总深深地感谢母亲。她老人家94岁了，仍一如当年，关心着我们以及她的宝贝孙女。谨以此文深深地遥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2007年7月25日—28日）

与“小老乡”交谈

每年新学期初，国庆之后，考进清华的江苏省海门中学的学生都会有一次聚会宴会，曰“学生同乡会”宴会。按规定，每次宴会由当年的本科三年级学生主办。这个会的宗旨，首先是欢迎本年考入清华的海中新生，同时还邀请部分在清华工作的海门中学毕业的老师。除特殊情况外，一般我都参加，今年也不例外。昨天下午五点半，照例进行了这次同乡会，地点在学生公寓旁边的“玉树园食堂”。今年考上清华大学的海中学生有10人，是海中历史上最多的一年。由于3位新生有课，故今天出席的新生仅7人，到会学生总共有30多人，包括一部分在读的海中来的清华研究生。我和王锡清、姜新建三位教师参加。

宴会开始前，首先请新生介绍自己在海中高中某班毕业、家庭地址、在清华的某系读什么专业。然后，其他学生也分别报告自己的家庭地址、年级、系别等。老师也要介绍自己海中毕业年限、从事工作等。现在我是“双校友（海中和清华）”中年龄最大的，属“30后”人（我1935年出生），王锡清次之，是“40后”的，姜新建是“60后”的。而学生都是“80后”“90后”的。宴会很热闹、轻松，一片欢声笑语。在交谈中，他们比较集兴趣于专业前途、未来工作等实际问题。

作为“最老资格”的我，当然他们要“恭听”我的故事和意见的。我当然也既要和他们以“双校友”身份平等交谈，又要以长辈身份提供一些人生经验或寄予的希望，毕竟我的年龄比他们的父母甚至爷爷还要大，至少看起来他们是认真听的。

纵观海门民风，老百姓的特点是忠厚而聪明，勤劳而本分，谨慎而心细，好守望于“一亩三分地”。但海门也不缺巨商大儒。敝邻前清状元张謇老先生，近代名儒施蛰存、陆侃如、卞之琳等都是海门人。如若民族存亡之时，海门也不乏悲歌慷慨之士。海门人的性格是典型的吴地乡民性格。这种民风也必然要影响和反映到下一代人身上。我和他们讨论说，能学习在首都北京，在清华大学，一方面要开阔视野，视向未来和世界，胸怀祖国，心系天下；另一方面，也要脚踏实地，打好基础。现在，海中在清华在读学生所学的专业很多。据不完全统计，有读物理的、化学的、电子的、电机的、自动化的、宇航的、计算机的、土木的、材料的、化工的、环保的、精密仪器的、水利的、医学的（在协和医院上课）、经管的、文学的、体育的（有一个身高2米的排球运动员新生）等，真是全面铺开，样样都有。凭我的经验，不管学什么专业，包括那些偏文、偏经管的专业都要重视数学、物理等所谓的“硬课”。我和他们说，有了“硬课”基础，再学“软课”就比只有“软课”知识再学“硬课”要容易得多。我想，对于全面发展的清华人来说，强调打好基础尤其是理工基础是很有必要的。

和这些小老乡的会面特别亲切，我好像回到了家乡，见到了自己的子弟。回忆我1955年进清华时只我一个人，只身离开故地，举目无亲。现在，海中在清华读书的学生有“一个排”以上了。他们是多么幸福！今非昔比，令人感慨，令人欣慰。

2011年6月1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北京海中校友会（2排左3为作者，左4为海中校长石鑫）

（2012年10月9日）

“80后”述怀

北京大学的季羡林老先生每个逢十的生日都要写一篇散文，他的文笔好，又是文化名人，所以，他所写的散文都能发表，并收入文集中。而像我们这些小人物一般没有这样的经历。

谁也没有想到，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小人物家庭，或者说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居然有我这样的今天：在清华大学上了学，留校当了教师，升了教授，还居然在这个皇家园林里生活了整整59个年头，荣幸地过了80岁生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造化，难道真正有命运使然吗？

所以，我特别珍惜我的现在。更感到幸福的是，我今年的生日还和往年不同，我的两个亲兄弟居然也参加了我的生日宴。三弟炳军从2008年后就离开了天津塘沽，今年怎么又想起来到塘沽去公司的办公室值班呢？他是今年农历正月十六去塘沽的，恰恰是一个月之前又到北方来了。塘沽离北京有200多公里，乘高铁半个小时就到北京南站了，所以，他到塘沽后就说到我生日时要来北京看我，昨天，他实现了诺言。炳军是我三个弟弟中的长者，他是和我感情最好的一个弟弟，他最明理，有主见，办事牢靠，所以，我有什么家庭难事时总首先和他商量。2008年年底，他和公司的几个领导去东南亚旅游，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把左腿摔坏了，我和小弟、儿子去首都机场接机，他回到海门后动了手术，就这样离开公司整整5年。他已经办了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又请他回去工作。否则，炳军是决不会专门从老家海门来参加我的生日宴的。炳军虚岁也71岁了，他的左腿还没有完全恢复，走路有些不方便，尤其是下楼，左脚使不上劲。他来时还从塘沽买了不少海鲜，包括交通费等，他是花了不少钱的。

小弟炳祥今年春节没有回老家，也没有去徐州儿子家，除夕他是在营口市过的。节后，他也来到了北京。小弟在北京，不光是他依靠我们，他对我们也是一种依靠，如果我有什么困难，小弟是全力帮助的。小弟也多年不在北京了，今年他在东北的项目已经完结了，所以到北京来另找机会，这样，我的生日宴上就又有一个兄弟。再加上，外甥国荣的女儿媛媛也在北京上学。她是我妹妹唯一的孙女，也是我女儿的干女儿，她的到来，弥补了我生日宴上第三代的空缺。再加上妻子、儿子、女儿、儿媳，我的生日宴已有7位亲人。所以说，这个80岁生日过得很有意义。

自左至右：媛媛、孟培、宇新、为琴、作者、炳军、炳祥、宇燕

以上谈的尽是琐事，似乎没有一点人生感悟的东西，其实不然，活了80岁了怎么会没有一些感悟呢，这不白活了？我的人生体悟如下：

第一是珍惜生命，即爱护生命。这里我所谓的“生命”，有两个含义：一是自然意义的生命，或者称为生理意义的生命。生理意义的生命对任何人都是一次，绝大多数人只能享受不及百年的生理生命，所以要倍加爱护，不要随随便便浪费生命，更不要有意或无意地破坏生命。例如，不知所以地混日子，白白地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例如，有人吸毒或犯罪，这是严重地破坏生命；有人酗酒或纵欲，这也是在破坏生命；有人不善于生活，也可能破坏生命；等等。另一种生命是社会生命，或者说“伦理生命”，如有人参加了某个党派，他就被称为有了政治生命，如果此人被开除了这个党的党籍，就说他丢了政治生命。政治生命是社会生命之一，我觉得人的另一种生命称为“伦理生命”更宽广一些，无论你有什么宗教的或政治的信仰，人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人的本质”，我称之为“伦理生命”。换言之，如果这个人已经“不是人”的时候，那么他的“伦理生命”也就完结了，尽管他的生理生命还存在。

第二是勤俭有为。人的本质是劳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进化的物质基础是劳动，社会关系是在劳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人的精神生活更是劳动的产物”（吴振峰：《马克思“人是类存在物”思想及其超越》，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8月）。人活在世界上和能够活在世界上的唯一意义就是劳动。人不参加体力或脑力劳动能生活下去吗？以前，我们老说剥削阶级不劳而获，实际上，他们也在绞尽脑汁地“劳动”呢！无数事例证明，哪一个真正不劳而获的纨绔子弟能有好结果？我们说，勤俭是传家宝，只要勤俭（脑力或体力）就能立足于社会，就算再艰巨也能活下去。当然，勤俭中的“勤”意味着肯吃苦。人只有吃过苦，才知道甜，没有吃过苦的人，甚至于把甜也认为是苦。当然，勤，尤其是在农村进行田间劳动时，确实是非常苦的。冬天特别冷，夏天又特别热，没有经过劳动的人是绝对没有体会的。实际上，无论是农业劳动，还是工厂里的劳动，甚至是其他岗位上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勤奋的人都是非常辛苦的。俭，就是浪费和奢侈的反义。勤是创造财富，俭是节约开支，有了这两个宝贝，人就能自立于社会，可以不求于人。当然，人们之间是需要互相帮助的，但是真正能帮助自己的是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也就是勤和俭。寄托于别人是靠不住的，也缺乏尊严。

当然，我们不仅要提倡能安身立命的勤俭，还要有所作为，要活得有意义、有成就。虽然人的能力、智力有别，家庭、社会关系不同，机会也不是平等地给所有人的，所以一个人能有多大出息，自己是很难掌控的。这就是所谓的命运之说。但是，人决不能在这些约束下无所作为、妄自菲薄。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属于人自己的，只要“自强不息”地奋斗，就一定能做出一些成就，只是成就的大小不同而已。我主张人应该给社会、给后人留下一些东西。让或多或少的人能记得你，甚至在一段时间或者相当长的时间内能留下你的印记。当然，这里的“印记”是有是非概念的，有些人确实很有名，但他们留下的是恶名、坏名。例如，杀人犯、汉奸、卖国贼。我们要的是留下为国为民的英雄、模范的名，当然，不可能都成为英雄、模范，那么，你也可以为家庭、国家、社会多做些好事、善事。如果可能，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下一些物质的或精神的财富，这样，即使不能留下“大名”，至少能在家庭、亲戚、邻居、朋友中留下印记。

第三是诚信善良。人之所以称为人，因为人和别的动物不同。人和动物的根本不同是人有理性，或者说人是有“良心”的，儒家说人人有“恻隐之心”。当然，人也和动物一样，要生存。要生存就要占有资源，占有资源就会有竞争。但是，人的生存经验表明，你死我活的竞争不可能持续，不仅从道德上不应该，而且从实际利害上也不允许。于是，人们就立下了一些道德规范，以及用于规矩行为的法律、法规。诚信是属于道德范畴的，是人们积累的经验。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答应了的事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不欺不骗。人确实有善恶之分，历史上一直在争论人的性本善还是性本恶问题，不过，也有种种例子证明，善人也有办坏事的，只是他无意中或者是迷信愚昧，听信了坏人。作恶犯了法的人，通过教育也可能成为好人。这样说起来，就没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恶人，但是，人应该自觉地行善，做好人。

第四是乐观向上。心胸要开阔，没有必要愁眉苦脸的，要对得起自己。不要被某些不如意的事情左右情绪，要学会“忍耐”和“淡定”，现在看来能做到这两样不容易，是需要较长时间修养而成的。

上述所谓“感悟”是不全面的，正是有这些感悟或体会，我又燃起出版文集的热情，因为在这本集子中，记载着我的许多思想、感情和事迹，留下它至少对我的后辈有意义，也许对更多的人也有意义呢。该书说明了我没有白来这个世界，是做了一些事的，以此来激励后辈。如果能这样，我想，出版这本书就是值得的。

后记：这是半个月之前写的东西，当时认为没有写完，希望过些时间再补充，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似乎才思已尽。昨天是我的农历生日，老家认为，人应当过农历生日。妹妹前天特地打电话嘱咐，“不要忘了明天是你的生日，要吃面条”，她说，这表示对母亲的尊重。所以，我昨天真的又过了一次生日，那仅是我和妻子、女儿三个人过的小生日，外面也仅有小舅子卢为平夫妇给我打了祝贺电。现在，我的所谓“八十大寿”的节目顺利“落幕”了。所以，这篇文章也就到此为止了。

（2014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