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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午，D的朋友便来了电话，让我们下周二到肿瘤医院去加E的号。当我从侄女的男朋友口中听到E的名字时，仿佛早有预感，又惊奇得说不出话来!D的朋友怎么知道我选择了E，我们的想法怎么会这么吻合？!侄女的男朋友怎么就偏偏找到了D，我为什么只因一个黄牛党就轻易放弃了协和？难道上帝早就在冥冥中将一切都安排好了吗？它引我千里迢迢地来到北京，然后让侄女他们找到了D， D又找了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又……喜悦与神秘感在心里一寸寸地飘着长，好像薄纱般的春雾，在静静的山岙里摇曳、升腾，令人猜想幸运的光环是否再一次笼罩了我。

我这五十多年的生活里不是没有过与幸运相遇的时候，单只说人身安全吧，就不是一次两次。比如少年时不可思议地躲过了一场滚滚而来的山洪的魔爪；青年时奇迹般地躲过了一场很难避免的车祸；更小的时候还躲过了一群黄蜂的追赶；对了，还有一条黄狗，祖父说，那是疯狗，让它咬了，人就没命了。可是后来，幸运就对我敬而远之了。我从不寻找个中的原因，既然是命运，就不是因果关系所能解释的，最好的方法是坦然面对。

其实见E之前的那几天我并没有多么悲观，虽然也不安，也烦躁，心里却也有垫底的，就是此前给我看病的医生们的诊断。他们也是当地有名的专家啊，也不是白吃饭的。即使一个人看错了，也不至于两个三个都错。信心已经又悄悄地回到了我的体内，我仍然相信肿物是良性的，与癌症不搭界，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以防万一而已。万一是恶性的，就涉及很多事，聪明人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

周二一早，我便和侄女的男朋友一起去了中科院肿瘤医院。那天的天气格外好，天空也分外明朗，我在车里都感觉到一股清新了。一路都是绿灯，一路都是顺利，就连交款、加号也没费一点儿事，正属于我认为可能吉祥的那一种。我在心里感激着苍天，祈祷它保佑我，让我平安地渡过这一关。

患者被一个个地叫进去，决定命运的时刻越来越近，坐在诊室外椅子上的我突然间紧张起来了。没有任何来头，仿佛从天而降。现在，我和E只隔着身后的那堵墙。再过一会儿，E的眼睛就会把瘤子看穿了，我的病也就有了结论。到底是什么呢？良性？还是恶性？一瞬间，我感觉脑袋发木，浑身绷紧，手稍都有些发冷了，于是便不停地与侄女的男朋友说话，心里安慰自己说：没事儿，放松点儿，肯定没事……

诊室里很普通，普通到后来脑海中竟然寻不出任何特殊的记忆；可是又分明有一种压迫感，一种来自空气中的无形的压迫!一个脊梁笔直的中年人面无表情地背窗坐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是E，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肿瘤专家。侄女的男朋友把我在当地的检查资料递过去，E抽出钼靶片子，啪地甩在旁边一个类似电脑屏幕般的东西上，看了一眼，然后示意我把衣服掀起来，摸了摸我左乳上的肿块、腋窝，指头又沿着乳房周围按了一遍，轻声说：“做去吧。”

我紧紧地盯着对面那张脸，E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看不出一点儿渴求的信息。我想问一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怕他吐出那个恐怖的字眼儿。算了，反正很快就知道结果了，问有何用？良性恶性不都得承受着？!接下来，E开了住院单子，我道了谢，我们就这么出来了。整个过程E只说了一句话，“做去吧。”简单含糊、模棱两可，让我感觉既有希望也有失望。

我怀着忐忑而又有些轻松的心情走出了医院，心想或许E也没看出来吧，或许看出来了不说，抑或许根本就是良性的，良性的不也得做去吗？我问侄女的男朋友:“你刚才看出他的倾向性了吗？”侄女的男朋友一边开车一边说：“没有，肯定是良性的，恶性的他早就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