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自己的房间

第一章

或许，各位会问，我们请你，是来谈女性与小说——这同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什么关系。请容我做些解释。得知大家请我来谈女性与小说后，我坐在河岸上，开始思索这几个字眼儿。它们可能意味着谈谈范伯尼；再谈谈简·奥斯丁；称颂一番勃朗特姐妹，连带勾勒一下雪中的霍沃斯寓所；说到米特福德小姐，不妨讲几句俏皮话，但对乔治·爱略特，就得抱有敬意；再提一提盖斯凯尔夫人，就算中规中矩了。但转念一想，这几个字眼儿，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所谓女性与小说，可能意味着、或者按你们的意思它应当意味着女性和她们的处境；或意味着女性和她们所写的小说；也许，它意味着女性和关于女性的小说；还有可能意味着三者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而你们是要我从这个角度做出考虑。最后这个角度似乎最有意思，但当我真的如此来考虑这个题目时，才发现它有一个绝大的麻烦。我将永远得不出结论。我将无法履行在我看来讲演者的首要义务——在一小时的讲演后，说出一点纯粹的道理，让大家可以裹在笔记本里，一辈子摆到壁炉上。我能做的，只是就一个小问题发表一点看法——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而如此这般，大家将会看到，女性的本质和小说的本质这个大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我逃避了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结论的义务，就我而言，女性与小说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了略加弥补，我想尽自己的能力向大家说明，我是如何得出关于房间和钱的这一种看法的。我将尽可能完整和随意地向在座各位阐明我的思路，而它又是如何引导我想到这一点。或许，一旦我将我的思想剖析清楚，大家就会发现，这一说法背后的成见，其实与女性有些关联，与小说也有些关联。无论如何，一个题目，如果众说纷纭——任何与两性有关问题都是如此——就难以指望能讲清楚道理。你只能说明，你是怎样得出你现在的这番道理。你只能让听众在看到你的局限、成见和倾向后，有机会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小说较之事实，很可能包含了更多道理。因此，我打算利用小说家拥有的全部自由和特权，向大家讲述一个我来此之前的两天中发生的故事——面对各位交待的这个让我不堪重负的题目，我是如何来思索，如何出入我的日常生活，对它加以演绎。不必说，我要讲述的事情并不存在；牛桥纯属杜撰，弗恩翰学院也是如此；所谓的“我”只是对什么人的方便称谓，并非实有其人。我难免信口开河，但兴许会有几分道理夹杂其中；需要大家去伪存真，决定哪些部分值得留存。如果我说的一无是处，大家尽可以把它整个丢到字纸篓里，再也不必多想。

那么，一两个星期之前，是气候和煦的十月，我（叫我玛丽·伯顿、玛丽·赛顿、玛丽·卡迈克尔或随便什么名字——这都无关紧要）坐在河岸上，陷入了沉思。我谈到的女性与小说像道紧箍咒，加上需要对一个引起了种种成见和情绪的题目作出某些结论，这些都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的两旁，不知名的灌木，或金黄，或绯红，流光溢彩，仿佛争抢着在热与火中燃烧。更远处的河岸上，垂柳似有绵绵的忧伤，披拂下柔弱的长条。河面由着性子，倒映出天空、红叶和小桥，学生荡桨穿出，劈开的倒影又合拢来，倒像是他从未出现过。这里，人可以整日坐下去，沉湎于思想中。思想——我这样来称呼它不免有些夸张——听任它的钓丝没入水流。时间一分分过去，钓丝随着倒影和水草，东游西荡，在水面上时起时伏，直到——大家知道那种突然的拽动，一种想法在钓丝的那一端咬钩了，于是，你小心翼翼地将它拖过来，慢慢拉出水面？好了，不妨把这个想法摊在草地上，不管它是多么细小，多么微不足道。是一尾小鱼，聪明的渔夫会把它放回水中，等它长得再大一些，有朝一日，成为盘中的一道美味。我不想拿这个想法来絮叨，不过，只要留心，大家还是可以从我下面要讲的话中听出一些端倪。

我的想法，虽然细微，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性质——将它重新收拾到脑海里，它立即变得不安分，膨胀起来；它奔突冲撞，这里闪现一下，那里闪现一下，激起思想的湍流和波浪，让人不得安宁。就这样，不觉中我已疾步穿过了一片草地。突然，一个男人的身形出现在我面前，拦截住我。男人穿了常礼服和笔挺衬衫，显得很滑稽，最初，我甚至没弄明白，他比比划划的是冲我而来。他的脸上，纯是一副惊恐而又恼怒的表情。此时，直觉而不是理性搭救了我，他是校役，我是女人。这里是大学的赛马场，脚下就是跑道。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方能来此驻足。我的位置是在沙砾路上。这些都是瞬间转过的念头。我转身回到路上，校役的双臂垂放下来，面部又恢复了以往的静漠，虽然跑道走起来要比沙砾路面舒服，但我也不能说受了很大委屈。对这所不管是什么学院的研究员和学者，我惟一能够抱怨的是，为了保护前后给碾压了三百年之久的赛马场，他们搅得我的小鱼躲得无影无踪。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想法，令我忘乎所以地擅闯禁地。心绪的平和，像天上飘下来一朵云，因为倘若真的有心绪的平和，它就在十月一个晴朗的上午，绕牛桥的庭院或方庭而生。漫步在校园里，穿过古老的回廊，现实中的粗鄙像是渐渐消退了；身体仿佛收缩在神奇的玻璃柜中，没有声音可以穿透，头脑与事实失去了一切联系（除非你想再次闯入赛马场），自由自在地沉溺在恰与此刻合拍的漫无边际的遐想中。不经意之间，飘忽的思绪牵扯出别人几篇旧日的随笔，讲的是在长长的假期里重访牛桥，引我回想起查尔斯·兰姆——萨克雷将他的一封信贴在前额上，无限景仰地说，圣人查尔斯啊。确实，遍数作古的前人（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兰姆当是最和蔼可亲的一位；人们必定乐于对他这种人说，好吧，告诉我，你是怎样写随笔的？在我看来，他的随笔甚至超过了马克斯·比尔博姆，尽管后者的随笔可谓完美，他的文章，充满恣肆的想象力，行文中时时爆发出天才的灵感，虽然因此出现瑕疵，不够精湛，却处处点缀着诗意。兰姆或许是一百年前来牛桥的。他当然写下一篇随笔——篇名我却忘记了——记叙他看到的弥尔顿一首诗的手稿。那诗的篇名好像叫《利西达斯》，兰姆写道，诗中的每一个字，本来都有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一念至此，他不免深深感到震惊。想想弥尔顿还须改动诗中的字句，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亵渎。这倒引得我去搜寻记忆中《利西达斯》的断片，自得其乐地揣摩弥尔顿会改动哪些字句，又是为了什么。我忽然想到，兰姆看的那份手稿距我只有几百码之遥，何不追随兰姆的足迹，穿过四方庭院，到那座保存了弥尔顿手稿的图书馆去。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又想起，萨克雷的《埃斯蒙德》的手稿也保存在这座著名的图书馆里。批评家经常说，《埃斯蒙德》是萨克雷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但就我的记忆所及，他在文体上模仿十八世纪，矫揉造作，不免限制了自己；除非十八世纪的文体对萨克雷来得自然而然——对此，只须阅读他的手稿，看看文字的改动是为了迁就文体，还是为了合乎道理，就可以得到证实。但这样一来，你就得决定什么是文体，什么是含义，这个问题——不过，此刻，我已经来到了图书馆的门口，我一定是打开了那扇门，因为门口立即出现了一位和善的绅士，满头银发，像守护天使一样，但却不是以洁白的翅膀、而是以一袭黑袍，不以为然地挡住了我的去路，他在挥退我的同时，低声抱歉说，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或持有引荐信，才能获准进入。

这座闻名遐迩的图书馆，毫不在意它会遭受一位女性的诅咒。它庄严、沉静，将它的所有财富牢牢锁定在自己的怀抱中，心满意足地酣睡不醒，对我来说，它将从此永远酣睡下去。我愤愤地从台阶上退下时发誓说，我将永远不会唤醒它的鼾声，永远不会再请求它的款待。距午餐还有一个小时，我该做些什么呢？在草地上漫步，还是到河边小憩？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秋日上午，红叶飘飘，落到地面上；或行或坐，都没有大碍。但耳边传来音乐声。前面正在做礼拜或是举行宗教仪礼。我经过小教堂门口时，听管风琴庄严地呜呜奏响。在那种安详静谧的气氛中，即使是基督教的哀伤，听来也像是对哀伤的回想，而不是哀伤本身；甚至古老乐器的呜咽声，也融入了一片恬静。我已经无意进入，即使我有此权利，没准儿这回教堂司事会迎面拦住我，要我出示洗礼证明，或学监的引荐信。这些巍峨建筑物外面的景致，往往与里面一样耐看。而且，看着教区会众聚到一起，出出进进，像蜂巢前的蜜蜂一样在教堂门口忙碌，也是件怪有趣儿的事。许多人方帽长袍；一些人肩上缀了毛皮；一些人坐在轮椅上；还有一些人仍在中年，已经皮肉松弛，给岁月压迫成一副奇特模样，让人想起水族馆沙地上蹒跚而行的巨蟹和龙虾。我倚在身后的墙上，眼前的大学真像一处庇护所，保存下各种稀罕物种，将他们丢到斯特兰德大街的人行道上，只怕他们立时百无一用。这让我回想起一些流传已久的故事，讲的是那些老迈的教书先生，但我还来不及打个呼哨（据说，听到呼哨声，老教授就会拔足狂奔），这批德高望重的教徒已经隐入教堂中。小教堂的外观依旧。大家知道，它的穹顶和尖塔历历在目，像一艘持续航行却永远不能抵达的航船，夜里亮起灯火，几英里之外都可以看见，山峦也遮不住它。或许，这所四方庭院，连同齐整的草坪、宏伟的建筑，乃至小教堂本身，早先不过是一片沼泽，荒草萋萋，猪也来刨食。我想，必有马队和牛群，从遥远的乡间拖来一车车石头，经过无休无止的劳作，替我遮荫的这些灰色的大方石料，才得以一个叠一个地安放妥当，画匠携来镶嵌玻璃，泥瓦匠几百年来不断地在它的屋顶上摆弄油灰、水泥、铁铲、抹子。每逢星期六，就有什么人，从皮制的钱囊里倒出金币、银币付给工匠，让他们攥在手里，换取一夜的欢乐，喝啤酒，打九柱戏。我想，源源不断的金子、银子，必是流入了这所庭院，让石头一车车运来，泥瓦匠穷年累月地施工；平地、刨土、挖沟、排水。但那是信仰的年代，金钱大把大把涌来，帮助在深稳的地基上垒起了这些石头，石头垒起后，又有更多的金钱来自国王、女王和王公贵族的金库，保证在这里圣歌也有人唱，学子也有人教。土地授予了，什一税付清了。信仰的年代结束后，理性的年代接踵而来，金子和银子仍然源源不断地涌来；研究员制度设立了，还有人赞助讲师制；只不过现在，金银不是来自国王的金库，而是来自商人和制造商的钱柜，来自比如靠实业发了财的那些人的钱囊，他们在遗嘱中，将财富的一部分慷慨回馈给让他们学到本事的大学，以便设立更多的教授、讲师和研究员职位。于是，学校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有了天文台；有了配备完善的、昂贵的精密仪器，现在就摆放在玻璃架上，这里，几百年前，荒草萋萋，猪也来刨食。当然，此时我绕着方庭闲逛，金银财宝已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铺砌的路面严严实实地遮盖了荒草。头顶盘子的男仆，匆匆忙忙地上下楼梯。窗口悬挂的花匣开满艳丽的花朵。室内传出留声机播放的刺耳旋律。这不能不让人沉思——不管想些什么吧，随即又给打断。大钟报时了。该是去吃午餐的时候了。

奇怪的是，小说家总有办法让我们相信，午餐会令人难忘，从来都是因为席间谈吐风雅，举止洒脱。他们很少多废口舌，谈谈吃了些什么。小说家通常不提鲜汤、鲑鱼和乳鸭，好像汤啦、鱼啦、鸭啦，都无关紧要，没人吸烟，也没人饮酒。不过，这里，我要冒昧地打破惯例，告诉大家，那次午餐会的头道菜是鳎鱼，盛在深盘里，学院的厨师又给它浇上一层雪白的奶油，只在浮面零零散散拓出一些棕色的斑点，像雌鹿两肋的花斑。接着端上的是山鸠，但有谁以为是盘中摆了几只褪了毛的飞禽，那就想错了。五花八门的山鸠，待客时配上调料和生菜，有辣有甜，各有各的顺序。土豆片切得钱币般薄厚，当然没有那么硬；菜心好像玫瑰花蕾，吃起来却鲜美得多。烤肉和配菜刚刚用罢，默默侍立一旁的男仆，或许就是校役本人，不过表情温和多了，立刻奉上一道甜点，四周以餐巾环绕，糖霜波浪般涌起。说它是布丁，将它与稻米和木薯联系到一起，不免唐突。与此同时，漫溢金黄和绯红的酒杯，满上又空了，空了又满上。渐渐地，灵魂赖以安身的胸椎处，有什么东西点燃了，不是我们称之为才华的那种微细的电火，它只能在我们的口舌间吞吐，而是一种更为深刻、微妙的潜在，是理性交流激发的灼热的火焰。不必太急切。不必太张扬。无须装腔作势，自由自在就好。我们飘飘欲仙，还有凡·戴克的画陪着我们——换句话说，点上一支沁人心肺的香烟，倚在窗前座椅的靠垫上，你会觉得，生活多么美好，生活的回报多么甜蜜，种种嫌隙和怨怼又是多么无聊，而友谊和我们的酬酢真是让人陶醉。

如果碰巧手边有一只烟灰碟，如果不必随意将烟灰弹到窗外，如果当时事情稍稍有些不同，你或许不会看到那只没有尾巴的猫。那只突兀的、短去了一截的小动物悄没声儿地蹀躞在庭院中，它的出现，蓦然触动了我心底的什么东西，情绪也为之一转。就像有人铺洒下一片阴影。也许，是美味的霍克酒渐渐发挥了效力。当然，我的目光所及，这只马恩岛家猫停在了草坪中央，好像也在审视这个世界，你会感到，像是缺了些什么，又像是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我听着周遭的谈话，对自己问道，究竟缺了什么，有什么不对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得想象自己神游物外，回到了从前，具体说来是回到了大战之前，让眼前浮现出另一次午餐会的情景，用餐的屋子距此处不远，但各有不同。一切都不相同。此刻，谈话正在宾客间进行，客人很多，又都年轻，有男人，也有女子；谈话进行得很顺畅，轻松自在、妙趣横生。谈话者尽管谈话，我已将它推到另一场谈话的背景中，对比之下，我相信一方是另一方的后裔，另一方的合法继承人。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在这里，我全神贯注地听到的，不是人们在说些什么，而是衬托话语的杂音或氛围。是了，一点不错——变化就在这里。大战之前，每逢这样的午餐会，人们聊的正是同样的一些事情，但听起来却有不同，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伴随谈话的，是某种嘤嘤嗡嗡的嘈杂声，不很清晰，但听来悦耳，令人兴奋，改变了话语本身的含义。难道人能把嗡嗡的嘈杂声安排到话语中吗？或许靠诗人的帮助是能够做到的。我身边有一本书，信手翻开，是丁尼生的一页。这里，我听到丁尼生在吟唱：

是晶莹剔透的泪珠一颗

坠下门前西番莲的莲台。

她来了，我的鸽子，我的爱人；

她来了，我的生命，我的天籁；

红玫瑰惊呼，“走近了，走近了”；

白玫瑰悲泣，“她却迟来”；

翠雀花凝神，“听到了，听到了”；

百合花呢喃，“我在等待”。

这可是战前午餐会上男人们的嘈杂声？女人呢？

我的心像啾啁的小鸟

筑巢在青翠的林梢；

我的心像丰腴的果树

枝杈给累累硕果坠倒；

我的心像五彩的贝壳

漂浮在平静的海波间；

我的欢愉胜过这一切

只因恋人来到面前。

这可是战前午餐会上女人们的嘈杂声？

想到大战前人们在午餐会上喃喃低语，说的竟会是这些事情，我禁不住笑出声来，不得不指指窗外的家猫掩饰我的失态。这只没有尾巴的小生灵，立在草坪中央，确实有点儿滑稽，可怜巴巴的。它是生来如此，还是因为一场意外失去了尾巴？没有尾巴的猫，听说马恩岛上有一些，但究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它是一种异常的动物，不是漂亮，是奇特。怪就怪在，一条尾巴也能造成这么大的不同——大家知道午餐结束、人们起身取衣帽时都会说些什么。

这次午餐会，由于主人好客，结束时已近黄昏。十月里晴好的一天渐渐没去，我行走在林阴道中，树叶摇落，坠到地面上。身后，似乎有一扇又一扇门徐缓而又坚定地关闭了。无数校役将无数把钥匙插入滑润的锁孔里；宝库又将度过安然无恙的一夜。走过林阴道，来到大路上——我忘了它的名字——只要别走错路口，就是弗恩翰学院的方向了。但时间还早。晚餐要到七点半才开始。而刚刚用过这样一顿午餐，就不吃晚餐也罢。奇妙的是，脑海中浮现出诗的断片，双腿不觉合着诗的节奏走在大路上。我疾步走向海丁勒，那些诗句——

是晶莹剔透的泪珠一颗

坠下门前西番莲的莲台。

她来了，我的鸽子，我的爱人……

在我的心中唱响。脚下，浪花拍击水堰，心随意转，我吟道：

我的心像啾啁的小鸟

筑巢在青翠的林梢；

我的心像丰腴的果树……

多好的诗人，像人们在薄暮中时常做的，我高声呼喊，他们是多好的诗人啊！

或许，我的赞美声中掺杂了一些妒嫉，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时代，虽然这样来比较显得愚蠢和荒唐，我接着又想，平心而论，可有人能够指出两位在世的诗人，一如当年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那般了不起。望着回环杂沓的河水，我想，他们是不可比拟的。诗所以让人痴迷，忘乎所以，完全是因为它宣泄了人们的日常情感（比如战前的午餐会上），人们自然而然就作出反应，不必深入内心去求证，也不必观照此时此刻的情感。而当代诗人表达的情感，实际上是生造出来，它把我们与当下分隔开。你首先感到陌生，往往还会产生莫名的畏惧；你急切地注视它，拿它与自己熟悉的旧日情怀做比较，心中充满妒嫉和疑虑。现代诗难就难在这里；由于这一层困难，即使是当行出色的现代诗人，人们也无法记住他两行以上的诗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记忆缺损，我拿不出材料来证明我的这一番说词。我朝着海丁勒的方向，边走边想，为什么耳边不再响起午餐会上嗡嗡的嘈杂声？为什么艾尔弗雷德不再吟唱——

她来了，我的鸽子，我的爱人？

为什么克里斯蒂娜不再回应——

我的欢愉胜过这一切

只因恋人来到面前？

我们是否应当责备战争？一九一四年八月枪声响起时，男人和女人眼中，对方的面孔是否已变得如此呆板，扼杀了他们的浪漫情感？看到炮火映照下我们的统治者的面孔，当然让人吃惊（那些对教育等等抱有幻觉的女人，尤其受到震撼）。他们看上去如此丑陋——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如此愚蠢。但是，不管该怪罪什么事情，怪罪谁，还能像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那样，为恋人的到来忘情歌唱的人，现在比以前少多了。可为什么要说到“怪罪”呢？如果那是一种幻觉、为什么不去赞美这场灾难，无论如何，它毕竟摧毁了以往的幻觉，给人们以真实？因为真实……这些删节号表示，为了探寻真实，我是在哪里错过了转向弗恩翰学院的路口。不过，我问自己，究竟何谓真实，何谓幻象。比如，暮色中这些红窗格的房屋，朦胧、喧闹，待到上午九点，这些暗红的房屋，连同房中散的糖果，门前晾的鞋带，又显出粗糙和肮脏，哪一个倒是更真实呢？垂柳、河流和沿河岸蜿蜒排布的一处处花园，都因为雾霭的潜入变得模糊起来，但在阳光下，它们又会呈现出金色和红色，哪个是真，哪个是幻？我不再啰嗦我的情感上的种种起伏变化，毕竟在前往海丁勒的途中，我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大家只须设想，我很快发觉走错了路，重新折向弗恩翰学院。

我前面说过，这是十月的一天，我不敢随意变幻季节，渲染园中的百合垂到墙外，还有番红花、郁金香和春季里别的花草，弄得失去大家的好感，还玷污了小说的名声。小说必须忠于事实，越是真实，小说便越好——据说是这样的。因此，仍然是秋天，树叶仍然是黄色的，飘飘坠落，如果真有不同，不过是落得更快些，因为已经是晚上了（准确地说是七点二十三分），秋风细细（是西南风）。尽管如此，感觉上总有些个怪异：

我的心像啾啁的小鸟

筑巢在青翠的林梢；

我的心像丰腴的果树

枝杈给累累硕果坠倒——

或许，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句，在一定程度上勾起了我的荒唐幻觉——也不过是幻觉罢了——似乎百合探到花园的墙外摇荡它的花瓣，彩蝶翩翩，飞来飞去，空中有花粉的飘尘。起风了，不知它来自何处，只管卷起半枯的秋叶，让空中旋动一抹银灰。正是暮色四合、灯火昏黄时分，各种色彩渐趋浓重，绯红、金黄，重重叠叠，烙在窗玻璃上，像心在不安分地跳荡；世间的美，自有理由呈现出来，但很快又会凋败（此时，我径直走入园中，想是有人大意了，门敞开着，没有校役巡视），转瞬即逝的美，像刀锋的两面，一面惹人笑，一面惹人恼，将心切成数块。春日的暮色中，弗恩翰学院的花园一览无余，荒芜，空旷，茂草之中，星星点点的黄水仙和蓝铃花随意伸展，即使在景致最好的时候，恐怕也一样没有条理，现在，更止不住随风俯仰，一顿一顿地摇曳。房屋的窗子，高低错落，像海船上的窗子，浮在红砖的波涛中，随着春日翻飞疾走的云朵，由柠檬色转向银灰。有人躺在吊床上，有人（但在苍茫暮色中，他们都像是幻影，说是有人，半靠猜测，半靠观察）在草地上奔跑，难道没人拦住她？这时在平台上，蓦地探出一个弯身的人影，好像是为了透一口气，或者瞥一眼花园，她前额饱满，衣衫简朴，威严而又谦卑——莫非她就是那位著名学者，莫非她就是J——H——本人？一切都是朦胧的，又是强烈的，像薄暮把一方纱巾抛在花园里，给星光或刀剑割成断片——从春的心田中，突然闪现出某种可怕的现实。因为青春……

我的汤端上来了。晚餐摆在大餐厅。时节哪里就是春天，是十月的一个夜晚。大家聚在巨大的饭堂里。晚餐准备就绪。请用汤吧。是一种素净的肉汁汤。里面没有什么内容能搅起人的想象。如果汤盘上绘有图案，透过稀薄的汤汁，自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汤盘上没有图案。汤盘也很素净。接下来是牛肉，配了绿菜和土豆——家常的三合一，让人想起泥泞市场肉案上的牛的后臀尖，边缘卷曲泛黄的菜叶，交易双方的讨价还价，星期一早晨拎着网线袋的女人。没有理由抱怨人类的日常饭菜，供应很充足，而煤矿工人显然还吃不到这些。随后上桌的是李子干和蛋奶糕。或许有人抱怨，这些李子干，即使给蛋奶糕煨软，也是一种拿不出手的青菜（它们当然算不上水果），像吝啬鬼的心一样瘪缩，渗出的汁液也像来自一辈子不喝酒、不取暖的吝啬鬼的血管，周济穷人，也不至于拿它来应付。不过，抱怨者应当想想，总还有人，心地宽厚，可以欣然接受这些东西。接着又送上饼干和奶酪，水罐传来传去，因为饼干原本干硬，我们吃的又是地道的饼干。一切都齐全了。晚餐结束了。人们吱吱嘎嘎地推开椅子，弹簧门开开关关，动荡个不停。下面的走廊，上面的楼梯，都有英国的年轻人走动，打打闹闹，哼着歌儿。一个生客，外来人（我在弗恩翰学院，如同在三一学院或萨默维尔学院或戈廷学院或纽纳姆学院或基督堂学院一样，并无权利可言）难道可以说出“晚餐不可口”，或是（我们，玛丽·西顿和我，现在坐在她的起居室里）“我们不能在这里单独用餐吗？”对陌生人来说，这所房子表面看去，充满了欢乐和勇气，我如果说出这类的话，只怕像是在窥探和查询这所房子的隐秘家底。不，这类话是说不出口的。实际上，谈话一时间索然无趣。人的构造本来如此，身、心、脑浑然一体，没办法隔成几截，再过一百万年也变不了。美食对愉快的交谈至关重要。吃的不好，就难以好好思索，好好爱恋，好好睡眠。心中的光明不是靠牛肉和李子干点燃的。我们都飘飘欲仙，凡·戴克的画就在天堂拐角处悬着——一天的忙碌之后，牛肉和李子干会让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暧昧的、有条件限制的情绪。幸运的是，我的讲授科学的朋友有一个碗橱，里面放了一樽矮而扁的酒瓶，有几盏小酒杯——（但本该有鳎鱼和山鹑下酒）——因此，我们可以靠近炉火，弥补一日中生活的缺憾。不大一会儿，我们就开始随意闲聊起来，独自一人时，脑子里生出种种奇奇怪怪的念想，朋友见面，免不了议论一番——某某人结婚了，某某人还没有；某某人这么想，某某人那么想；某某人意想不到地发达起来，某某人令人吃惊地每况愈下——话头一扯开，关于世道人心的种种想法就自然而然地涌到嘴边。谈话中间，我不觉羞愧地意识到自己的漫不经心，任话头自生而自灭。你可能在谈西班牙或葡萄牙，图书或赛马，但不管说些什么，兴趣并不在这些事情上，吸引你的是大约五个世纪之前，工匠们在高耸的屋顶上忙碌的场景。国王和贵族携来大袋大袋财富，倾入地下。这个场景不断在我的脑际萦回，与另一个场景适成对照。在后一个场景中，有羸弱的牛，泥泞的市场，枯黄的干草，老人的瘪缩的心——两幅画面毫无关联，互不搭界，看上去很有点荒谬，但却时时交织在一起，发生冲突，让我不能自已。除非听任话语失真，最好的办法，还是讲出我心中的想法，运气好的话，它会像在温莎堡开棺后死去国王的头颅一样萎缩、崩解。于是，我三言两语向西顿小姐讲述了那些个年月在小教堂屋顶上忙碌的工匠，还有掮了口袋，将金子和银子倾入地下的国王、女王和贵族；乃至我的想象中，在前人留下金锭和粗金块的地方，当代的金融巨子又如何留下了他们的支票和证券。我说，这些都埋在各个学院的地底下；但我们当下置身的这所学院，在它俗艳的红砖下和花园的萋萋荒草中，又埋了些什么呢？在我们用来进餐的素净的汤盘，还有（此刻，我的话脱口而出，想闭嘴已办不到）牛肉、蛋奶糕和李子干背后，是怎样的一股力量？

这个，玛丽·西顿说，大约是一八六〇年——噢，你知道这段故事，她言道，多说无益，我想你已经听烦了。但她还是讲述起来——房间租借了。委员会成立了。信函发出了。公告起草了。召开会议；研究回函；某某人答允捐助多少多少；相反的，某某先生一分钱不肯掏；《星期六评论》更是粗鲁。我们如何筹一笔钱办公？该不该搞一场义卖？我们不能拉个漂亮姑娘来装装门面吗？看看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说的。有没有人能说动某某报的总编刊登一封信？能不能设法让某某夫人签名？某某夫人出城了。六十年前，事情大约就是这副样子，要花费很大力气，还得搭上不知多少时间。几经艰难，她们总共筹到了三万英镑。因此，她说，我们显然没有能力备办美酒和山鸠，支使头顶锡盘的仆役。我们没有沙发和单独的房间。“种种铺排，”她引用不知哪本书上的话说，“只有推到将来。”

想到那些女人，年复一年，积攒两千镑也难，却尽力而为，筹到三万英镑，我们禁不住大大奚落了一番女性活该受人指摘的贫穷。那时，我们的母亲都做了些什么，竟然不给我们留下一点财富？忙着涂脂抹粉？浏览橱窗？在蒙特卡洛的艳阳下招摇？壁炉上有几帧照片。玛丽的妈妈——如果这些是她的照片——闲暇时或曾挥霍无度（她为教会牧师生养了十三个孩子），倘若果真如此，在她脸上，美好生活却没有留下多少欢快和骄奢的痕迹。她的身材平常，一条花格披巾，给一个大大的雕饰扣牢；她坐在藤椅上，哄一只小狗面向照相机的镜头，表情欢快，又有些紧张，深知快门按动时，小狗一定会纵身扑过去。如果她投身实业，成为人造丝制造商，或是证券交易所的富豪；如果她为弗恩翰学院留下二十或是三十万英镑，我们今晚就能从容坐下来，畅谈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原子的性质、数学、天文学、相对论、地理学等等。只要西顿太太和她的母亲和她的母亲的母亲深谙致富之道，像她们的父亲和祖父一样，身后有所遗施，也为她们这一性别设立研究员制和讲座制，颁发各种奖项和奖学金，我们完全有可能在这里促膝对坐，惬意地享受珍禽美酒；我们的一生，自然会舒适而体面，这也算不上奢望，因为可以托庇于某个靠慷慨捐资衍生的职业。我们或许正在从事研究或写作；在世界各地朝圣；坐在帕特农神庙的石阶上沉思，或上午十点去办公室，下午四点半悠闲地回家，写一首小诗。不过，如果西顿太太那些人十五岁时进入商界，那么——麻烦就在这里——就不会有玛丽了。我问玛丽对此有何想法？窗帷间现出十月的夜晚，沉静而美好，黄叶枝头缀着一两颗星星。她可肯为了有人大笔一挥，给弗恩翰学院带来五万英镑的进项，就让出对此夜的一份享有，抹去对生活在苏格兰时嬉戏吵闹的记忆？要知道，苏格兰空气的清新和燕麦饼的香软，从来都让她赞不绝口。因为，向大学捐资，必然无法顾及家庭。发一笔大财和生养十三个孩子——没有哪个人能够同时兼顾二者。想想看吧，我们说。孩子出生前，先有九个月的妊娠期。随后，孩子出生了。接下来有三到四个月的哺乳期。在此之后，显然还须付出五年的时间陪孩子玩耍。总不能让他们到大街上疯跑。到过俄罗斯见识了孩子们呼啸街头的人说，那可不是什么动人景象。还有人说，人的性格是在一到五岁之间形成。我问道，倘若西顿太太忙于赚钱，留在你记忆中的，会是怎样的一些嬉戏吵闹？你对苏格兰，它的清新的空气和香软的燕麦饼，凡此种种，会有怎样的体验？但这些问题，问了也没用处，因为你根本就不会来到世间。而且，凭空设想西顿太太和她的母亲和她的母亲的母亲果真聚敛了大笔财富，拨入大学或图书馆的基金会，同样也没用处，须知，首先，赚钱对她们来说就不可能，法律禁止她们拥有自己赚来的钱财。直到晚近，过去四十八年来，西顿太太才有了自己的一点点钱。此前的多少个世纪里，钱财归她的丈夫所有——也许正是这个想法，妨碍了西顿太太和她的母辈出入证券交易所。她们可能会说，我挣的每一个便士，都会从我这里拿走，交由我的丈夫随意处置——或许是设立讲学金，或许是捐作巴利奥尔学院或国王学院的研究金，如此一来，即使能够挣钱，我也提不起什么兴趣。这种事情，还是交给男人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