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世、童年与少年时代

19世纪上半叶，基罗加的先辈在阿根廷北部定居，当时正值一个新国家诞生。在他的先辈中，有一个人在造就这个新国家的屠杀、破坏、伟业和野蛮行为中获得荣耀和名声，他就是阿根廷历史上的著名大军阀法昆多·基罗加。与此同时，新的枝杈也从基罗加家族的大树上脱颖而出，其中之一便是阿根廷军队的上校迪奥尼西奥·基罗加。此外，还有基罗加的父亲普鲁登西奥·基罗加，他曾担任阿根廷驻乌拉圭东部共和国的副领事。

在基罗加的家族中，涌现过“英雄”和外交官这类名声显赫的角色，但也不乏文人墨客这类文质彬彬的人物。奥拉西奥·基罗加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虽然在文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生活上却很不幸，一生充满了坎坷和挫折。

1878年12月31日，基罗加生于乌拉圭萨尔托城，他的全名是奥拉西奥·西尔维斯特雷·基罗加，取此名是因为他出生在圣西尔维斯特雷节。他是普鲁登西奥·基罗加和帕斯托拉·福尔特莎的第四个孩子。他父母于1868年4月25日结婚，这对夫妻的爱情结晶是：大女儿帕斯托拉、二女儿玛丽亚、三儿子普鲁登西奥和四儿子奥拉西奥。这对夫妻组成的家庭高贵、富有、生活美满、有文化修养。

普鲁登西奥·基罗加是19世纪末乌拉圭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他有一颗勇于闯荡的心灵，一开始就是一个做生意的能手，在生意场上突飞猛进，控制了许多大企业。这些企业像赌博一样吸引着他，他像一个赌徒一样有输有赢，也像一位贵族一样冷漠无情。在他的眼中，金钱不算什么，可能在骨子里他就蔑视金钱。在花钱方面，他大手大脚，像个公子哥儿，过着奢侈的生活。他拥有豪华的车辆，他像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百万富翁们一样喜欢度假。此时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导致了一场悲剧：普鲁登西奥·基罗加的孩子们患了痉挛性的咳嗽，最小的孩子奥拉西奥·基罗加只有两个月大。当时一家人搬到了位于圣地亚哥·奇科的小庄园居住。那里的小动物非常多。普鲁登西奥·基罗加安排了一次郊游，像往常一样全家人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地要出发了。但是奥拉西奥·基罗加旧病复发，母亲不能随父亲去远游，她留在码头上抱着小儿子等待他归来。

普鲁登西奥·基罗加打猎归来，他坐的船在水中前行。他眯着双眼，似睡非睡，夕阳的余晖落在他的脸上。船一会儿就要靠岸了。但在他上岸的那一刻，猎枪走火了，子弹射入了他的胸膛。基罗加说，那是一瞬间，只是神秘的一瞬间。在远方，在记忆的深处，死亡留在了那里，一条空荡荡的船留在了那里，那条大河永远不变，永远神秘莫测。

在一个幼儿的生命中，一天、一小时意味着什么？成年人的时间不能作为参考。成年人靠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职责生活，靠他们的生命生活的人很少。幼儿却相反，他们只生活在他们自我中，生活在他们的小“我”中，他们很快就会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一种味道，一个表情，一种声音，足以使他们生活下去。语言、思想只属于成年人，但是孩子不了解这些，只能感觉手臂的热量和嘴巴在衣服或肌肤上的触及。幼儿是纯洁的，自由的。基罗加是一个英俊的小男孩，母亲的女友们频频地抚摸他，吻他。他很早就表现出让人难以接近的性格，很晚才讲话。他的本能似乎就表现在这些最早的感受中。

这个孩子总愿意独自待在房间里，在镜子里看月亮，听树叶的沙沙声和把杯子放在桌上的声音……不用他做什么，事情就发生、存在或消失……成年人的东西，成年人的生活迅速地进入了孩子的生活，但也很快就消失了。但是还有一种东西，一种混杂着恐怖的暗中的快乐，是成年人所没有的。奥拉西奥知道这一点，那便是“恐惧”，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感到心跳，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藏在一个角落里，听呼叫他的大人们的声音。奥拉西奥玩“感受恐惧”的游戏，游戏使他快乐也让他感到害怕。此外，大人们不理解恐惧，不知道恐惧。恐惧只属于他，是他的东西。

宗教游行在进行。骨瘦如柴的手举着圣母像。妇女们包着白色的三角头巾，低声地做着祷告。穿着黑衣的男人们响应着妇女们的祷告声。头戴法帽的神甫祝福着每一个人。妇女们跪在路边，让她们的孩子跪在她们身边。游行队伍经过科尔多瓦的街道，这个阿根廷城市嵌在群山间，像坐落在一口充满阳光的井中。基罗加家的人就在人群中(帕斯托拉·福尔特莎照看着她的一个女儿)，奥拉西奥也在那里，他沉默不语，神情阴郁。游行队伍在前进，一张张疲惫的面孔，每个人都低着头，队伍肃穆而悲哀。奥拉西奥背对着人群画着十字。是驱邪吗？还是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动作？帕斯托拉·福尔特莎随意地教育她的孩子们。不教他们做神甫，也不教他们做耶稣教徒，孩子们有选择的自由。不过，这可能吗？孩子们不能选择，不会选择。奥拉西奥认为上帝的世界就是这些穿黑衣服的男人，就是这些低声祈祷的女人。有一次他走进教堂，看见一排排条凳，祭台上摆着花朵，光线从天窗上照射进来，几座雕像(涂着黄色、紫罗兰色和金色)的肋部总是流着血。他又一次感到了恐惧，就像在他的房间和半夜里感到的一样，这是孩子们见到魔鬼时感到的那种恐惧。

帕斯托拉·福尔特莎是那种应该在母权制时代生活的女人，她有原始时代女人的聪明本能。她能够解除一个扒手的武装并开枪把他赶出家门，她能够无泪地承受丈夫的死亡。她是大地，真理，是伟大的孕育者。在她身边谁会感到软弱呢？她身上没有女英雄的影子，她的势力范围只是她应该管理的那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儿子身边翻阅一本西班牙杂志，大孩子们去上学了，这个小儿子感到安全(就像原始时代的孩子在篝火边一样)，感到在母亲身边既平静又快乐。世界在外面。但是在这里，在基罗加家的四壁中间只有母亲，没有别人。这便是一切。小儿子望着墙上的影子，听着从外面传来的声音。他不想听懂什么，而宁肯感觉迟钝，不声不响地待在那里，待在那种愉快、柔和的气氛中。

模糊不清的词句，难以解释的言语，孩子几乎让人不明白的眼泪或态度，使他感到惶惑和气愤。从他很小的时候起，陌生的东西的幻影就在这里，围绕着他的童年的生灵就在这里。孩子的好奇心停留在了他所演的戏剧的道具和形象上。他需要积极地参加。只有大人们才对环境让步。但是在孩子那里，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为他而发生。奥拉西奥·基罗加精辟地记述过这样的印象，他在《我们的第一支雪茄烟》中说：“但是现在，重大事件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当我把此事告诉站在街门口观望的第一个男孩时，我的眼睛里已经现出一个戴重孝的孩子第一次从他那些惊呆的、忌妒的小街坊们面前走过时的虚荣心。”对一个孩子(对基罗加笔下的多多少少带有自传色彩的人物)来说，葬礼、一位姑妈的死亡是一个稀罕的节日，在节日中他占据首屈一指的位置。“孩子们不幸的是，大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家里”，基罗加在文中写道。后来，他又在文章中详尽地讲述了一件可能具有自传性的事情：小男孩吸着第一支雪茄烟，躲起来假装出了什么事，结果成了全家注意的中心，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他。他的目的(有意或者无意地)达到了。“他”是作品中的人物，“我以一个孩子的全部力气和全部激情吸着烟，我相信，这是第四袋烟。我只记得，最后甘蔗田完全变成了蓝色，并且在我眼两指远的地方舞动起来。两三把槌子在头两侧打击着我，与此同时，升到嘴巴的胃口直接渴望着吸最后几口烟”。

……

“当我被人抱到家里后，我醒过来。尽管我患了可怕的病，仍然觉得在继续睡觉，不管会发生什么事。”

……

孩子吓唬大人，得到母亲抚爱的奖赏。他还能要求什么呢？此外，他也知道，这一切不是真实的，只是在玩游戏。孩子在世界上总是嘲弄大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是不可理解的。他的王国是寓言的。对孩子来说，钟表不是计时的器具，而是一种盒子里有音乐的玩具。一切就是这样。幻想是他唯一的、不可能的真理……

年幼的基罗加被送进学校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再也不是一个孤僻的、寡言少语的孩子。他的性格和肉体上，打着好斗的印记。在共济会的帮助下，他进了海拉姆学校，并取得了名列前茅的成绩。但是他并不是老师们喜欢的学生。他太不听话，太有“个性”了。从童年时代起，基罗加就是一个不守纪律的孩子。同学们都怕他，躲着他。小小的基罗加总是用拳头解决他和同学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一上学就丢掉了许多他喜欢做的事情。

“今天我不去上学了。”他对母亲说。

那一天他就没有去上学。他走遍了陶器作坊、刀剪作坊和木工作坊，他急切地学习手工行业。从那以后，他就喜欢对一切东西亲手加工。

后来，他从海拉姆学校进入多学科技术学院。他在学校重演着开始上学时的场景，只不过稍有不同罢了。基罗加不能忍受某一种方法、某一种课程的约束，他只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此外，他的看法不总是和老师的看法一致。所以他喜欢卡塔戈胜于罗马，喜欢埃斯塔帕胜于雅典。这是信念吗？不，这不过是反叛的兆头，不管所有的人怎么说。是的，在他的人格和性格中，已经冒出了与世界抗衡的萌芽。他的确是一个与环境、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将永远是这样的人，甚至在成功的时刻。当他离开多学科技术学院进入大学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拿到一张文凭，不是为了谋个什么职业。他学习历史、化学、哲学……当学生的基罗加的性格和他当作家、做垦荒者的性格一样：他始终是一个实验者，是一个扎不下根的旅行者，总是一个把信念或希望建立在旅行的变化上的人。

“我要去当海员。”

当他母亲问他到底想干什么时，他这样表示他的志愿。于是他办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航海学校学习的手续。但是这不过是做做样子。他照样去进行他那些不正规的学习，照样去闲逛，照样去手工艺人的作坊。他可以在一位名叫希奥尔达诺的手工艺人的机器修理作坊里待好几个小时。然后他去马西亚木工作坊，在那里和木匠师傅的儿子一起编写哲学对话。这是他第一次同有知识的人建立联系，也是他第一次练习写作。但是基罗加喜爱的事情不只这些，他还酷爱自行车运动。他的房间的四面墙上贴满了他崇拜的明星照片。他母亲已经丧失了对基罗加这个大学生的希望。他的爱好，他的倾向，表明他是一个“不务正业”、没有目标的年轻人。所以毫不奇怪，今天他拿着步枪参加派别斗争，明天又参加国民警备队，身着士兵服装出现。职业、级别，对青少年时代的基罗加来说，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非常喜欢摄影、化学。一天下午，突然响起一声爆炸声，这是基罗加的最后一次“实验”。但是实际上，最危险的实验不是他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一个迷失方向的年轻人的那些变化、那些改变难道不是更危险吗？基罗加总是濒临错误的边缘，距离悬崖只有一步。他的才智被引向了最无希望的方面，他不能脚踏实地。对萨尔托的一个资产阶级青年、一个出身名门的孩子来说，还能够干什么呢？有大学，有生意……但是基罗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那么他能干什么呢？生活需要做出决定。他做不了决定，他缺乏必要的准备，必要的修养。一个人面前的道路既多又陌生，他选择哪条路呢？基罗加走入了迷宫，转来转去，迷失在了里头，“走投无路”。

1891年，帕斯托拉·福尔特莎和阿斯森西奥·巴尔科斯结婚。基罗加明智地接受了母亲的再婚，和继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一对再婚的夫妻的生活并不顺心，并不幸福，因为5年后，基罗加的继父不幸发生脑出血，致使他肢体瘫痪，并患失语症。已经年满18岁的基罗加十分懂事，很爱他的继父，对继父尽心尽力，关怀备至。然而有一天，尽管行动不便，巴尔科斯还是凭借一条腿有限的活动能力，努力爬到放猎枪的地方，把枪口抵着下巴，用脚扣动了扳机。基罗加第一个听到枪声，迅速赶到继父的房间，发现继父已经面目全非，躺在地上死了。基罗加顿时目瞪口呆，悲痛之极。

这个悲惨事件无疑对基罗加的性格产生了深刻影响。三年后基罗加写了一篇小说，题为《失眠之夜》。他在小说中描写了死亡的恐怖情景、人死后的惨状、流血让人心中产生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痛苦。基罗加的研究者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在其著作《被流放的人：奥拉西奥·基罗加的生平与创作》中曾引用过基罗加年轻时写的创作笔记中的一页，那一页的题目是《阴影》，内容是：

悲观主义多么痛苦！当我听到我的朋友谈他的未来、谈论荣耀和年轻人的向往时，我就心情激动。我觉得自己不比他差，所以我想，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充满信心和快乐，特别是快乐！那有多么美好！……可是我不能够。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可避免的倾向席卷着我，使我没办法离开它。我在自己的痛苦和悲伤中感觉到一种快乐，我渴望再忍受些痛苦，以便在我的怀疑主义深处找到一种强有力的、具有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永恒痛苦的色彩的现实。

他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可避免的倾向”，毫无疑问是指他当时所读的作家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海涅、贝克尔、雨果、爱伦·坡、达里奥和波德莱尔等作家形成的倾向。尽管他有这种忧伤、痛苦和悲观主义情绪，一些朋友还是把他变成了一个相当乐于交际的人。那个时期，他学会了弹吉他，爱上了意大利歌剧，特别刻苦努力地练习剑术，并且无比喜爱自行车运动。

1. 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1921～1985)，乌拉圭文学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