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叛逆

基罗加在加伊·萨维尔协会

1893年，15岁的基罗加本应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但是在一张旧照片上我们看到，他的身材是那么瘦小，手臂和双腿倒还结实。他一身自行车运动员的服装：下穿短裤，上着汗衫，汗衫上别着几块奖章。他双手握着自行车把，俨然一副自行车赛冠军的派头。他这个自行车运动员，脖颈细长，面色健康，头发垂在额头上。看他的样子，好像随时都会跳到自行车上去。是的，他已经把脚踏在脚蹬上，像职业自行车运动员那样倾斜着身躯，跨上车子，猛一用力，自行车顿时飞驰起来，吓得正在横穿马路的居民们又是躲又是跑。路旁的树木像走马灯似的迅速闪过。还有房屋、风车、马车等，都一一被他抛在后面。他汗流满面，咬紧牙关，拼命向前，直感到头晕目眩。到了城郊，到了山下，他减慢了车速，不一会儿便下了车，向一幢破房子走去。那是一幢能产生回声的房子。在傍晚谛听那房子发出的一声声重复的回声很有意思，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激起一层层涟漪，也像观看忽隐忽现的星光。那回声沿着一座座山向远方传去。

后来，那幢破房子变成了“三个火枪手”的藏身之处。奥拉西奥·基罗加、阿尔贝托·J.布里格诺莱和何塞·阿斯达组成名为“加伊·萨维尔协会”的文学团体，他们没有斗篷，也没有剑，但是跟三个火枪手一样打打闹闹，十分快活。他们经常去那幢破房，朗诵他们的诗歌习作。他们说：“回声长时间回荡，听来像真正奇特的音乐。”这几个诗人放开声音朗读他们的诗歌。我们不难想象这“三个火枪手”在破房子里高声朗诵他们的诗篇的样子。几年后，到了1900年，基罗加去巴黎期间，想不到那幢破房子出现在他的梦幻中。这两种形象——真实的房子和梦中的房子——在基罗加的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像摄影师们说的，那是一种“叠印”。梦境出现在乌拉圭海岸边，在那幢破房子旁边。

在西面，在孔科尔迪亚山那么高的空中，有一道奇怪的光芒。我们都恐惧地望着那里，个个毛发直立，面色发黄，表情扭曲，焦急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地平线，那里的土地要下陷了。我们看到，在西面，在闪着紫色光芒的地方，大地还在下沉，还在慢慢地下沉，我们恐惧地观望着大地滑落，同时我们感到十分不安，感到我们的胃正伴随着波动的大海和大地静静地消失。那是一幅凶险的、世界末日般的画面，漆黑一团，我们站在岸上，只在远方有一道迷惑人的光芒，那里的大地还在下沉……

然而，大地并没有下沉。那幢破房子依然站在那里。三个形影不离的火枪手坐在城市某个广场的长凳上，望着漂亮姑娘们走过。大地没有下沉。夜晚，明亮的大厅，一支玛祖卡舞曲，一支华尔兹舞曲，和女人跳舞或谈情说爱的小伙子们……1895、1896、1897……日历一页又一页地翻过，少年诗人的细小的文字聚集在一起。必须教会人们梦想，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的生命在一起，和他们的死亡在一起，他们的岁月千篇一律，他们的日子一天接一天过去，他们的雄心壮志和失败，这一切令人难过。当你还年轻，还生活在一个资产者家庭里时，你可以为人们设想一种幸福，一种理想，哪怕它不能实现，是一个空想，或者你从诗歌里寻求一种巨大的补偿。现实是不能指望的。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障碍，是把梦想的人同空想隔开的高墙。年轻人寻找他的朋友。他的朋友都是像不幸的人那样写作的快乐孩子，是读《世纪病》的年轻人，是幻想家、诗人和大学生。对长辈的反叛、不满和不敬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是革命者(要想成为革命者，他们必须关注现实，关心周围的事情)，他们的目标是模糊的，不可能实现的。对他们来说，诗歌不过是一种逃避，是逃避可恨的现实的一条道路。在法国，象征主义用它的形象在浪漫主义者的巴罗克废墟中留下一股凄凉的香气，一种柔和的、软弱无力的、难以平息雨果的响亮声调的声音。按章法写的诗让位于了短小的散文诗，让位于了波德莱尔的低沉、嘶哑的声音。在法国的一个角落，出现了一位大量使用象征的晦涩费解的诗人马拉美。在这里，在新世界诞生、在欧洲流传的诗歌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传统掌握在研究院和“官方文化”的手里。年青的一代反对传统是理所当然的。本土主义是西班牙殖民文化的一种形式，它和西班牙主义一样危险。年青一代攻击它，或者不承认它，他们要寻求新的营养：爱伦·坡的诗、科学图书、俄国小说家的翻译作品和法国的杂志。入时的打扮就是表现这种叛逆的外部形式。这是一种夸张的装饰艺术，是它的漫画。它回过头来用那种优雅的、既有嘲弄又有指责的贵族态度反对资产阶级。它在诗人和被剥夺的资产阶级手里是一件可怕的武器。

奥拉西奥·基罗加就有点像这些青年。他的父母有钱有势。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基罗加不了解家中经济方面的困难，不了解那些常常留下难以消除的痕迹的悲惨事件。他自己的矛盾来自他过早地了解了死亡。但是他受到母亲的疼爱，精神上不孤单，他的智商比一般的孩子高，无论动手还是动脑，他都很灵活，可谓心灵手巧。他具有战胜生活的难题所必需的品质。但是随着广泛的阅读和知识的增长，他的不满情绪不断地加强。不难想象，一个孩子吃够了糖，他一定会拒绝再吃。基罗加可能跟兰波一样，对那些甜蜜的东西已经感到厌倦了。但是在这个方面，基罗加和世纪末的那些青年、那些诗人和花花公子们不同。他的反叛立场不仅仅是一种反对可憎的现实的态度，而且是人和世界之间的一种艰苦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原则。他就这样以坚强的意志开始了对人生的求索和对自身命运的探寻。在这方面，他的朋友们不能帮助他，他母亲的疼爱也无济于事。他应该明白，这只能靠自己。

诗歌也许能帮助他。诗歌可以充分表现人的幻想和梦幻，它就像童年一年，是一个喜欢神秘事物的地方。那里有背离家庭传统的人，有不信教的教士，有不对上帝抱希望的预言家。基罗加接近那个地方，他相信科学奇迹，相信科学分析，相信科学实验。但是基罗加缺乏诗人需要的献身精神和完全的信念。对他来说，诗歌不可能是一种神秘的东西，一种信仰，一种宗教。对他来说诗歌也许是一种经验，也许不是。因为经验是一种行为，一种现实(虽然是主观的)和一种许诺。在基罗加同诗歌的密切接触中，这种情形一无所见。他青年时代的那些尝试，那些诗歌习作，可能是他的精神状态的反映和对一种正在形成的人格的赞扬。它们表现了他对另一些诗篇的感受，表现了一时使年轻的诗人为之感动的文学性的悲剧和痛苦。对他来说，诗歌是一个藏身之处，而不是居所，对庇护他的生命来说是一个相当脆弱的藏身之处。

也许还有爱情。不，这位年轻的叛逆者并不想享受什么。如果他有什么奇遇的话，它也只可能发生在讨女人喜欢的范围内，这不会改变他这个叛逆者的情感世界。任何女人，任何伟大的爱情，都不会破坏他那种执拗的性格，不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有时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唱小夜曲，唱得很好，偶尔还用吉他伴奏。社会交际对他来说并非格格不入，他参加某些聚会不用费多大力气。有一次，有一位小姐用钢琴弹奏了肖邦的《即兴曲》，他听得津津有味。在这类活动中，有时还有诗人朗诵诗歌，或者远足、野游。在那些岁月，基罗加的生活需要安定，需要家庭和情感的稳定，需要朋友们的支持。在他的心中，爱情是次要的，强烈的激情必须抑制。

基罗加在1896年5月6日写的《阴影》一文这样写道：

我在读《世纪病》一书，它使我大受伤害。可怜的吉列尔莫！那种崇高的精神，由于他那种悲观情绪的重量而跌落下来。从而断送了本该在他的心中开花的希望和信仰。此外，在这个世界上，竟有那么多卢卢！我记得，有一天我像艾因哈特那样思考，分析我所认识的一些女人。她们太轻浮了！也太庸俗了！为了她们那种发颤的声音和美丽的衣着，竟然在喝彩声中牺牲她们那朴实而美好的爱情！我深入了解过许多人的心，它们都让我失望。我的疑问跟吉列尔莫一样大一样重：“她们爱我充分对她表露的柔情，我的面貌，我个人的存在，或者所有的人，背叛我的一切人吗？”……

他的自述虽然言过其实，但是无可置疑。无论轻浮的女人们还是他对那些女人不喜欢他的存在的想法，都没有背叛他；背叛他的是群体，是“所有的人”……他那种浪漫的和个人主义的态度与叛逆的心理完全一致。在此，我们不仅看到一种世纪末的悲观主义(这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通病)，而且还看到一种几乎被他的那段文字抑制但是在他的最后那个问题中不容置疑的叛逆精神。那些年，基罗加用他的名字的字头署名发表文章，用吉列尔莫·艾因哈特为笔名发表诗作。在1894～1897年间，他在笔记本上写散文和诗歌，然后拿给阿尔贝托·J.布里格诺莱和胡利奥·J.哈乌雷切看。这是伟大的小说家基罗加最早的文学作品。和朋友们一起开始文学活动，一起分享文学的乐趣，这种现象很有意思。性格截然不同的一些人通过一种爱好、一种热情结合在一起。多次交谈，没完没了地聊天，仅仅围绕一个难以实现的希望——成为作家，占据了19世纪末期那些年轻作家的夜晚。他们怀着美丽的梦想。对他们的向往来说，他们觉得世界变小了。何塞·玛丽亚·费尔南德斯·萨尔达尼亚和阿斯德鲁瓦尔·E.德尔加多(他们主编萨尔托的杂志《希尔·布拉斯》)加入了他们那个具有叛逆精神、充满热情的团体。他们向何处去？对他们每个人来说，成为作家是一种刻不容缓的需要。实际上，基罗加在很年轻时就意识到了他的未来应该非同一般。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他青年时代写的文章中看出来：

请问：悲观主义，那种可怕的心病，没有事先感受到觉醒、放纵和厌倦的后果便可以控制我们吗？看上去并不是这样。然而，确实是这样。我有一个很年轻的朋友，他几乎是个孩子，是个孩子就成了悲观主义者。他忍受过许多痛苦吗？从受苦的广义上讲，我以为他没有受过什么苦。他谨小慎微，感情十分丰富，几乎没有受过一点苦。他从小就喜欢看书，还不到12岁他就伏在《悲惨世界》上，为这部小说的最后一段，为瓦尔让的黄昏哭泣。我想，他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出生的，他的学校就是他母亲的哭声和给她的孩子的痛苦的吻。他是一个病人，精神紧张得致使神经衰弱。他不常笑。你们理解这个17岁的孩子吗？他比快乐更相信痛苦，他怀疑科学和爱情；他相信自己没有用，没有未来，被孤独地遗弃在他刚开始了解便使他感到可怕的世界上。你们也许认识他。你们也许会说：多么幸福的孩子啊！他什么也不缺乏！的确如此。人们常常看见他出入于社交场所，甚至有时看见他在愉快地散步，听到别人说一句什么傻话便微微一笑。他寻找他缺少的东西：快乐。他很年轻，他想愉快地生活……

是的，尽管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他的描写还是准确的。我们理解，一个17岁的孩子可以怀疑科学和爱情，虽然什么也不缺，虽然看上去在社交聚会上很愉快，但仍然可能忍受着痛苦。基罗加在青年时代有一种对自尊的失望感，有一种资产阶级青年的忧伤情绪。他没有多少人生经验，没有遭受过肉体上的痛苦，不曾染指卑劣行径和淫荡行为。绝对没有。相反的，他有一个好家庭，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教育和正派的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但是，还是这一点使他这个叛逆青年感到失望。也正是这种“秩序”和这个叛逆青年格格不入。一个他刚开始了解便使他感到恐惧的世界。

18岁那年，基罗加开始崇拜贝克尔、古铁雷斯·纳赫拉、海涅、魏尔兰、达里奥和卢贡内斯。若干年后，他丢开这一切，转而关注在米西翁内斯丛林的经历和同不关心文学的人的密切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期，他遇到一些充满热情和具有雄心大志的朋友。那是基罗加学艺的时代，培养最早的爱好的时期。事实上，他和当时的某些革新团体，和达里奥在智利和拉普拉塔河流域倡导的“形式革命”是息息相通的。在充满热情的年龄段，对立的东西在基罗加身上融合在了一起。不难想象，十八九岁的基罗加是多么喜欢爱伦·坡和左拉。

拉普拉塔河流域的两个城市——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文学上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在蒙得维的亚，埃雷拉·依·雷伊西格把他的《全景塔》向初步掌握深奥的诗的人开放；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卢贡内斯写了他的《裸体颂》，此作对基罗加影响巨大。在蒙得维的亚，何塞·恩里克·罗多创作着他的抒情哲学寓言故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何塞·因赫涅罗斯发现了卡尔·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在这两个城市里，产生了最早的现代主义诗人。鲁文·达里奥受到拉普拉塔河流域两代作家的模仿。罗贝特·派罗专门写关于阿根廷农村生活的报道，弗洛伦西奥·桑切斯把他的才气用在了表现民众情感的戏剧的创作上。德尔米拉·阿古斯丁开始用爱情和诗歌创作她的悲惨寓言故事。弗雷·莫乔描绘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俊的疯子”、委员会的帅哥和“士兵”。在蒙得维的亚，巴斯·费雷伊拉开始进行美洲哲学的研究工作。

1900年，美国确立了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南美洲诸国以“文化专制主义”为代价忍受着寡头专制统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人们在读《法国水星》报。1900年代的作家把托尔斯泰、雷南、尼采和叔本华视为自己的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却没有准备。阿根廷在做着庆祝独立百周年的准备工作。这时，1880年一代的作家的名字开始失去光彩。由德国和意大利的破旧印刷所印刷的最早的社会主义宣传小册子出现了。在巴黎，作为世界博览会纪念物的埃菲尔铁塔建成了。1900年，世人普遍崇拜个人主义和表现灵魂的文学。当时的现实——美洲的悲惨现实——和1900年一代作家格格不入。其时，基罗加离米西翁内斯丛林还很远，对人和丛林之间的悲惨对话尚一无所知。那个时候，基罗加一个又一个夜晚泡在咖啡馆里，靠打台球消磨时光。他不惜一切结交朋友，沉溺于谈情说爱。1898年，他认识了玛丽亚·埃斯特尔。他们的恋爱以激动人心的交往开始，却以少女的突然消失告终。玛丽亚·埃斯特尔后来被作为主人公写进了他的小说《爱情的季节》。

1899年，基罗加创办了《萨尔托杂志》。这是他的事业的开端，是他的行动的第一步。《萨尔托杂志》从1899年9月11日出版到1900年2月4日停刊，共出版了20期，基罗加在这20期上发表了30多篇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散文、散文诗、短篇小说、戏剧批评、文学评论和涉及各种题材的随笔。《萨尔托杂志》是乌拉圭第一份现代主义杂志。和他一起办杂志的同仁有阿斯德鲁瓦尔·E.德尔加多、阿尔贝托·J.布里格诺莱、何塞·玛丽亚·费尔南德斯·萨尔达尼亚和费德里科·费兰多。该杂志(跟所有的年轻杂志一样)以战斗的姿态开始，于1900年2月4日结束了它的生命。在最后一期上，刊登了基罗加写的一篇社论。他这样写道：“一个出版物，试图在广泛性和重要性方面做出最微不足道的努力，但是现在垮台了。对它，人们不争论，不赞扬，也不攻击：任凭它像一件不需要的东西一样消失，缓缓地窒息而死。”然而，在它存在的短暂的岁月里，《萨尔托杂志》却创造了一种争鸣的、桀骜不驯的氛围，向萨尔托可爱的资产阶级分子发起了挑战。由于它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基罗加的文学修养，所以它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就是在这本杂志上他发表了他的重要短篇小说《为了失眠之夜》。此作是在爱伦·坡的影响下创作的，文中还有波德莱尔的一篇碑文。在这篇尚不十分成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未来的短篇小说家正在崭露头角。如果说年轻的作家办的杂志是明天的文学的初稿，那么基罗加的初稿就是那几期《萨尔托杂志》。阿尔贝托·J.布里格诺莱、阿斯德鲁瓦尔·E.德尔加多、费德里科·费兰多和何塞·玛丽亚·费尔南德斯·萨尔达尼亚等作家都在《萨尔托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基罗加是这种文学活动的真正的中心。作为诗人、短篇小说家和文论家的基罗加，对工作精益求精，对写作技巧的学习坚持不懈。他的求索没有止境，他的文学之路刚刚开始。更何况他是个叛逆者，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他经常和朋友们交谈，切磋，不断汲取新的文学营养。那时，社会上的诱惑很多，有女人，有欢闹的夜晚，有比每天的工作计划还诱人的激情。但是这一切对基罗加这个叛逆青年来说毫不重要。什么逛大街，饮酒浇愁，世纪初城市里泛滥的悲观情绪，对他来说都不相干。在爱伦·坡的影响下，他早已习惯了地狱般的恶劣环境。有些时候，幻觉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让他停在一件不重要的东西或行为前。于是事物便呈现出另一副模样。描绘它……表现它……寻找确切的词语形容压迫着他的心灵的恐惧。有时，童年时代的形象突然出现。随后他又看见他的继父用脚趾扣动猎枪的扳机，见他满脸流血。又是一声枪响。形象再次出现，然后消失，像黄道图一样在那个夜晚旋转。他靠在床头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他可能想到了他真正失眠的夜晚。他迷迷糊糊地渴望离开，结束那一切，同时又渴望征服什么，占有什么。一个女人，一个世界。在他的周围，一个个影子在歇息。他母亲也是一个影子，她正在慢慢地离开孩子。他独自一人，嘟哝着他童年时的孤独境遇。他由此联想到，一个可爱的女人的手臂是那么无力。但是他的渴望不能实现，他只好又回到孤独中去，回到他那个失眠的夜晚。隔壁房间的灯亮了。他依然待在他的房间的四壁中间，依然是家庭和爱情的俘虏。动身……离去……只有一个念头在夜晚萦绕在他这个叛逆者的脑海里：忘记学会的一切，像蛇一样蜕皮，为了任何一种未来抛下这一切。这是他的决定吗？不是，他这样想，是出于冲动，是他的情绪左右的结果。他像一个夜游症患者一样走到窗前，把窗扇全打开。夜晚，一些灯光闪烁着，仿佛小小的萤火虫。……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满城的灯火和烟花，如梦如幻。动身、离去。几个女人的名字突然打断了基罗加的想象。玛丽亚·埃斯特尔……莎拉……但是灯火更密集了，像大火燃烧着夜晚。他想起一个孤单的小男孩，那个孩子走来走去寻找着他看见掉在地上的流星。他认出了那个孩子就是他自己。他忽然明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动身离去而做的尝试。什么也不能阻拦他。母亲……继父……玛丽亚·埃斯特尔……莎拉……杂志……这一切都伴随着一阵敲门声消失了。他也像一个幻影一样消失了。只剩下了那扇敞开的窗子，它像一只空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夜晚。

1. 这个梦是基罗加在《巴黎之行日记》中描述的。
2. 对拉丁美洲本土事物的爱好。
3. 阿尔蒂尔·兰波(1854～1891)，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
4. 《关于某事》，他在笔记本里写的文章。
5. 贝克尔(1836～1870)，西班牙诗人。
6. 古铁雷斯·纳赫拉(1858～1895)，墨西哥诗人。
7. 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
8. 魏尔兰(1844～1896)，法国诗人。
9. 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
10. 卢贡内斯(1874～1938)，阿根廷诗人。
11. 埃雷拉·依·雷伊西格(1875～1910)，乌拉圭现代主义诗人。
12. 何塞·恩里克·罗多(1871～1917)，乌拉圭作家、思想家。
13. 何塞·因赫涅罗斯(1877～1925)，阿根廷作家、社会学家。
14. 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革命家。
15. 罗贝特·派罗(1867～1928)，阿根廷作家。
16. 弗洛伦西奥·桑切斯(1875～1910)，乌拉圭戏剧家。
17. 德尔米拉·阿古斯丁(1886～1914)，乌拉圭女诗人。
18. 弗雷·莫乔(1858～1903)，阿根廷作家。
19. 巴斯·费雷伊拉(1873～1958)，乌拉圭哲学家。
20. 雷南(1823～1892)，法国作家、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