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浪迹川江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加强对各级学校的控制，九中校园也横遭宪兵、特务、三青团的监视，学生中不满情绪高涨，多次掀起学潮，一股紧张、喧嚷的气氛驱走了往日的宁静与平和。新任校长邵华的到来更是加剧了校园的骚动与不安。邵华原任八中校长，是国民党中委，与地方军队、警察、宪兵和特务均有联系。为树立威信，他经常大白天身着睡衣，带着随从在校园里耀武扬威。邵华还在暑期办学习班，教官可以随便殴打学生，特别是极端仇视多次掀起学潮的高一分部学生。章开沅一直循规蹈矩地用心读书，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并无多少了解，但却未能幸免于难。

1943年春，章开沅正读高三上。有一天，教授世界近代史课程的高一分部训育主任魏老师一反常态，没有正式讲课，而是拖长腔调大声宣读章开沅的一篇周记。这个魏老师非常崇拜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经常出其不意地对学生使用一些“铁血手腕”。宣读完毕后，他“铁腕”一挥，对章开沅厉声呵斥道：“你认为这里不自由吗？你要自由，什么地方自由？到莫斯科去！”章开沅惶然不知其意，因为他的周记无非是模仿鲁迅的某篇散文，描写了一群白鸽不顾某些人的驱赶仍旧快乐遨游于晴空，把悠扬的鸽铃声洒布人间，丝毫没有触及时政之意，况且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国共之争。他刚为自己辩护了几句，班长就起来揭发他对党国不忠不满的“罪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章开沅愤极以致语塞，这更使得闹事者认为他已“伏罪”。学期末，章开沅被勒令退学。原来，学校早就开始注意他。高一分部的一些进步学生不满学校现状和时政，开辟了一个墙报专栏，常借用文字或漫画来宣泄心中的愤慨。章开沅因文笔冷峭，在同学中享有“小鲁迅”的美名，常受邀为他们写点杂文，画点漫画。他曾经画过两幅漫画，一幅为一个戴着眼镜的教务主任，凶神恶煞地抱着很多书，书堆下是一个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瘦小学生，意在批评学校教务处施加于学生的课业之重；另外，针对当时粮食紧张，学生经常吃不饱而出现抢饭的情形，他画了一幅学生蜂拥而上抢稀饭的场景。在当时的政治高压气氛下，这种对校方的讽喻自然逃不过特务们的怀疑。此外，章开沅经过冷静分析而恍然大悟：原来此乃班长一手“炒作”，他是刚发展的三青团员，因急于立功而把自己当成牺牲品。

就这样，美好的中学生活戛然而止，连一纸肄业证书都没有。衣食住完全无着落的章开沅，不知何去何从。父母早已迫于生计而远离重庆，到江西再就业以后，由于战争阻隔，已经与子女失去书信联系。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投奔正在重庆读药专的大哥开平，但开平也是靠“贷金”度日，难以供养衣食无着的弟弟。幸得开平的一个同学热心相助，不仅把宿舍床铺让给了章开沅，还和开平想方设法让他在大食堂“蹭饭”。白天，开平和同学都去上课，章开沅无所事事，就翻阅大哥书架上的书籍。让他获益最大的是大哥珍藏的多卷本中国绘画史，每一幅画不仅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还体现了画家崇高的品格与意境。这些作品及其解说深深感染了章开沅，他后来回忆说：“正是这些书填补了我精神上的空虚，使我从一个浮躁浅薄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开始用较为深沉的理性眼光来观察人生与社会。”

1943年9月，为解决弟弟的生计问题，大哥设法帮章开沅进入重庆乡间一所专门收容沦陷区难民学生的两年制计政人员专修班学会计。期间，除了听课，大部分时间靠自学。章开沅在课余认真阅读了一些会计学、统计学、货币学、银行学的书籍，但更感兴趣的还是阅读19世纪俄国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文学名著。其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使他对人道主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高尔基的三部曲给予他应付困苦、排除迷茫的精神力量。最幸运的是，他在这里竟然遇到了后来的哲学家杨荣国，当时杨老师主讲的却是世界经济史，章开沅认真听课记笔记，收益颇丰。却不料，无妄之灾第二次来临。有一天军训时，素有恶名的教官对学生训话说：“我只要下口令‘齐步走’，你们就是走到水坑掉下去也得服从命令！”从小就继承了母亲批判精神的章开沅当面顶撞了他。不久一次做早操时，教官故意找茬，粗暴地踢了章开沅一脚，章开沅不堪其辱，在全校学生面前批评教官对女生作风不正，对男生管制蛮横。教官颜面扫地，气愤至极，厉斥章开沅思想不纯，并趁第二天其他同学上课时偷偷堵住他，严令他立刻离开学校。就这样，就读未满一年的章开沅再次被学校开除。事发突然，他什么都没来得及带，连一套换洗衣服都没有，书籍和纸笔都留在学校。为了不再次连累大哥，他独自浪迹川江。

九中同学马肇新知悉章开沅走投无路，千方百计联络到一个木船老板，让章开沅到他船上打工。木船老板本不另需帮手，而且章开沅从未干过苦力活，并不是一个得力的船工。但经过马肇新多番解释后，心地善良且同为逃难“下江人”的老板迅速对章开沅产生同情，不但收留了他，还劝慰他说：“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困难只是暂时的。你放心，到我这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你能做多少，就算多少。”章开沅深受感动，决心以勤苦劳作回报老板。

这条船主要是在重庆、泸县之间运送大米，所经过的那一段川江水路多有险滩、暗礁，还有很多汹涌弯曲的涡流，船工随时面临葬身江底的危险。但迫于生计，同时也为了完成保证战时粮食供应的紧急任务，船工们每天清晨都准时迎风劈浪出船，而且在艰险的劳动中精诚团结，结下生死友情。有一次船逆流而上，遇到大风，帆桅折断，眼看就要翻沉，领唱川江号子的船工高声唱起来，全船人顿时精神振奋，奋力与命运抗争，最终化险为夷。船工的精神激励着章开沅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他什么都做，悬崖陡壁上拉纤绳、赤身露体下寒水推船、帮伙夫生火做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逆水逆风拉纤前行，肩上每每会留下绳子勒过的深深印迹，但划破长空的嘹亮川江号子、悲喜交集的民间歌谣，还有众多船工的粗犷豪放，都缓解了劳累之苦与思乡之情。章开沅最敬重那位老舵手，船上人员称他为“驾长”。老人在江上掌舵几十年，技能娴熟，经验丰富，无须借助任何仪器，仅凭船在川江险滩中逆流而上观察江面的水花，就能判断出江底的深浅，而且谙熟河床所有的地形和江上的拐角及险滩，每遇涡流暗礁时能沉着冷静地避开，确保全船人员和货物的安全到达。闷热的夏夜，章开沅会露天卧在船尾，听老舵手讲自己的人生阅历，他从这位善良长者身上领悟到另一种做人和做事的道理：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兢兢业业；对乘上自己这艘船的人，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和运输安全。多年以后回忆这段川江航行，从来没有攻读博士学位的章开沅，总是说自己读的是“长江大学”，老舵手就是自己的“人生博导”。

在艰苦的流浪岁月里，让章开沅稍得宽慰的是所学会计技能派上了用场。有一次，木船运粮到泸县，当地粮食仓库主任请章开沅帮忙制作账务报表，要求他一天之内完成。殊不知，这点活对学过会计的章开沅来说倒是轻而易举，不到半天就完成了。主任也是从江浙一带逃难到四川的，所以对章开沅特别亲切，中午炒了几盘好菜，邀请他喝酒，这是章开沅第一次独自享受尊贵客人的礼遇。但这段时间最大的痛苦是无书可读，而且也并不具备读书的时间与条件。船上仅有的读物是别人抛弃的两张旧报，他每天得空就看，从头版头条读到末版末条，连每则广告也逐字逐句琢磨，以致有的船工以为他得了神经病。峥嵘岁月稠，章开沅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倒是颇为欣慰：“我是较早利用广告来研究历史的，在撰写《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一文时，我充分利用了若干广告，说不定正得益于川江浪迹。”

1944年秋冬之间，章开沅随船回到重庆，停泊朝天门码头时，被焦急万分的三哥开诚寻获。原来，远在江西的父母已经得知他失学流浪之事，唯恐他消极沉沦或寻短见，要求兄长多方寻觅。其实，章开沅早已继承了母亲的刚毅，被开除时不愿委曲求全，更不愿连累家人，独自默默承受着折辱和凄楚。正如他后来回忆这些经历所说：“我就像鲁迅著作里描述的森林里的狼，受伤之后，独自到森林里舔吮自己的伤口。”现今已93岁的大哥开平每每忆起弟弟的这段流浪生活，不无慨叹地夸奖弟弟的坚强。

1944年兄弟团聚后合影(前排左起为三哥开诚和小叔祖父，后排左起为大哥开平和章开沅)

社会犹如一本大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泉源，章开沅从这段浪迹社会底层的经历收获不少社会阅历，也使得他后来成为历史学者后更具社会真实感。大哥的同学、马肇新、木船老板的慷慨相助，使他感受到人性的善良和人间的真情；船工们的忠于职守以及对艰难险阻的克服，促使他此后更为勇敢地承受人生中的各种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