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九中生活

章学海薪水微薄，难以养活众多子女。幸好国民政府当时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沦陷区学生，可直接在学校获得贷款以维持学习与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等项费用，这对章开沅一家而言，简直是天赐福音。1938年秋，章开沅和姐姐、三哥被父亲送往国立九中就读。

国立九中位于四川江津德感坝，师生以皖籍为主。德感坝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乡村，章开沅先后就读的初一分部和高一分部均在偏远的山上。宿舍是两座破败的古老祠堂，教室是一大片临时搭建、聊蔽风雨的简易竹篱茅舍；上晚自习时，学生各用一个碟子或一个破碗，里面放上灯草和桐油照明；伙食谈不上营养且食不饱腹，米饭是掺杂着沙砾、稗子、米虫等杂物的“八宝饭”，难以下咽，菜也没什么油水。但是，尽管校舍简陋，生活清苦，九中师资力量却极其雄厚。许多老师原执教于安徽大学，知识丰富且潜心教学，他们精彩的授课给学生提供了足够的精神营养。章开沅很庆幸在九中结识了多位好老师，初知读书做人的道理。

章开沅曾经住宿与学习的云庄祠

姚述隐和朱彤两位老师分别教授高一分部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他们进一步激发了章开沅对文学的爱好和写作才能，把他引向文学青年的道路。姚老师教学深入浅出，严谨而又不失风趣，其元曲讲得特别出色，使得章开沅常常沉醉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优美意境中。姚老师平时与学生并无交谈，与学生交流主要是他每次在学生作业本上留下的简练而饱含深情的批语。有一次，章开沅练习用古文写李白小传，结尾一句是：“或曰白酒醉投江捞月而死，岂白之死亦须求一富有诗意之死欤！”姚老师非常欣赏此文，不仅用红笔又圈又点，还批上“天才横溢，出手不凡”的罕见批语。朱彤老师是所有老师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刚刚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但已显示惊人才华，曾把小说《红楼梦》改编成话剧《郁雷》，并且由著名的中国青年话剧团在重庆演出，轰动一时。但他对学生影响较深的，则是非常注意课外活动，曾带学生去过一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的煤矿。有的工人在长期暗无天日的劳作中已双眼失明，皮肤也被煤灰渗透成灰黑色，但仍勉强背煤，摸索爬行。这幕地狱般的场景刺痛了章开沅的内心，促使他更加同情和关心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朱老师不仅专心教学，还在课余勤奋写作。在他的启发下，章开沅经常在山林之间、清晨薄暮下仔细观察并琢磨，随时写简短日记。他曾模仿茅盾的《白杨礼赞》写了一篇《春的礼赞》。朱老师看后，赞赏之余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文章写得不错，词汇很丰富，可见你在遣词造句上下了功夫；但是有点过于追求华丽，语言应更贴近自然。”这番话对章开沅影响深远。朱老师也很关心学生的生活，常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些红薯，加点桂花糖煮熟，邀请学生共同品尝。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九中加强控制，性情耿直的朱老师毅然随同倾向学术自由的邓季宣校长离开九中，前往白沙女中就职。章开沅自己也被勒令退学离开九中，但在分别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朱老师仍经常与他通信，继续关心他的健康成长。

章开沅至今仍能运用英语，得益于英语老师赵宝初的启蒙教育。赵老师毕业于南开大学英语系，文化素养较高，经常选用莎士比亚名作片段作为辅助教材，教学方法也非常生动活泼。受赵老师的启发，章开沅热衷于阅读英、法近代文学作品，增强了对西方文学史的了解；同时还酷爱做英语语法图解练习，以此作为业余消遣，英语学习从此贯穿于他的一生。

教音乐的瞿安华老师多才多艺，充满活力，在他的带领下，全校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热火朝天。他还物色了一批有天分的学生组成合唱团，公演我国近代著名作曲家赵元任的经典合唱曲《海韵》，给战时艰苦而惶惶不安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瞿老师还擅长二胡，常在课余辅导学生学琴，章开沅就在这期间学会拉奏二胡宗师刘天华的名曲《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等，还学会利用天然竹筒、蛇皮、马尾自己制作二胡。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驱走了战争的阴霾，淡化了难民学生背井离乡的孤愁。多年以后，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章开沅曾应邀在校广播台演奏一曲《良宵》，令好多同学称羡不已。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初一分部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因口头禅“我是一匹老马呀，你们都是小马”而被学生习惯性地叫做“老马”，其真名实姓反倒被遗忘。“老马”对学生尤其是背井离乡的难民学生关怀备至，不仅管学习，还操心衣食住行乃至健康和娱乐游戏，常常喋喋不休地以自身生活经验劝勉学生。有一次高中部几个大同学与江边船户发生冲突，引得船户联合江津当地帮会和某些歧视外籍人的本地人士扬言要把外省人赶出去，而且聚众持械包围高一分部。“老马”非常担心会殃及自己的年幼学生，连忙关紧祠堂大门，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并告诫学生以后不要闯祸，以免吃亏。他那慈祥而凝重的面容，从那以后永远定格在章开沅的记忆里。

还有一位讲地理的老师，他精彩的授课让章开沅至今都回味无穷。这位老师讲课时就像带学生去神游，一会儿到古巴，一会儿到希腊。讲到古巴时，他就会联想到古巴的雪茄，而且深闭双眼，猛吸一口气，表现一副陶醉模样，引得学生们都托着腮帮跟着他沉醉其中；一讲到山河破碎，陆游的诗就从他嘴里脱口而出：“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接着，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令学生为之动容。

实际主持全盘工作的副校长邓季宣也让章开沅至今难忘。他是安庆大书法家邓石如的后裔、陈独秀的挚友，曾偕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去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专攻西方哲学，思想开明，主张自由学风。在他的领导下，九中学风严谨而又比较开放，教学和文体活动等都开展得有声有色。每逢校本部的总理纪念周全校集合，邓校长必定亲自主持，并且不拘一格邀请一些外地进步学者、左派作家来校作精彩报告，使学生眼界大开。邓校长的办学理念和崇尚自由的精神，使章开沅深受启发，他后来担任校长时，也效仿自己的老师，广泛延聘各界精英前来演讲，营造活泼生动的自由学风。

父母不在身边，老师亲如父母。章开沅在这些优秀老师身上获致了亲情和温暖。悠悠岁月，难忘师恩。如今，这些老师早已不在人世，但薪火相传，他们对学生的亲切关怀和言传身教，在一代又一代为师者身上传承下去。

在时局动荡、物质贫乏的年代，章开沅依然从阅读中汲取了大量精神食粮。九中藏书相当丰富，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最让章开沅迷恋。这套文库侧重介绍基础性知识，内容涵盖文、史、哲、经、天、地、生、化等各个方面。章开沅犹如徜徉于知识的海洋，一本接一本地看，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有所接触，虽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却增长不少见识。看到兴致之处，他会和同学们如同古希腊哲人一样激烈辩论，甚至乐此不疲地到大自然寻求印证：或者中午到田间观察小麦叶背的霉菌，或者晚上躺在山坡坟头寻找喜爱的星座，或者在远处水塘边捕捉“鬼火”(萤火虫)。

同学之间淳厚纯朴的友谊，使章开沅淡化了与家人隔绝的孤寂与乡愁。上高一时，章开沅在班上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位是周承超(后更名为周承昭)，一位是马肇新，三人曾长期同住一室。周承超比章开沅大两三岁，出身书香世家，旧学功底非常厚实，并且写得一手漂亮的颜体字，他为宿舍题名“爰居”(一种古代异鸟的名字)，这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引得同学一番热议。章开沅和他一起练习书法，临摹谭延闿的《庐山杂诗》，还跟着他一起系统阅读“四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稍增理解。周承超还带来《曾国藩家书》，章开沅也随他一起认真阅读，从中懂得一点做人处世的道理。马肇新是回族，出身教师家庭，擅长演讲和交际，且乐于助人，后来在章开沅落难时慷慨相助。闲暇时，章开沅还和同学一起在深山老林寻找桃花源，一起去险恶的黑龙潭游泳，一起在山上小溪中摸鱼虾……

将近五年的九中生活在章开沅的人生中留下许多深刻而鲜明的印迹，他把这段生活称为“田园牧歌式的中学生活”。多年后，他不无感慨地说：“九中在我心中依然保持着永恒的美好记忆。因为那里留下了我天真无邪的童年和少年的梦。”晚年的章开沅还偕妻子专程回到江津德感坝，回到梦魂萦绕的母校九中旧址，寻访故友和重温那段岁月。他对四川和四川人民同样具有深厚感情。2010年，他赴四川大学开会，演讲结束时饱含深情地说：“抗战八年，我一直生活在四川，喝的是川江水，吃的是四川米，所以我对这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一直怀有感恩和亲切之情，四川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不过，业已改为直辖市的重庆的友人略有微词，他们说：“其实章开沅当时学习与流浪所到之处都属于现今重庆范围，重庆才是他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