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饿乡”之行

转眼，瞿秋白已在俄文专修馆学习了三年。1920年9月，他未毕业就找到了一份差事，不过并不是去做某某大员的翻译，也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舞文弄墨，而是以北京《晨报》、《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被称为“饿乡”的莫斯科去“啃黑面包”。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北京《晨报》、《时事新报》社，为了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的时事新闻，决定派一批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等国考察。为此，两报还在《晨报》上刊登了一则《共同启事》：

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

朋友们知道瞿秋白在俄专三年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优等，就推荐了他。流利的俄语、广博的社会知识，成为秋白应聘的有利条件。事情办得顺利，他被聘用了，并且很快就要启程。由于当时年轻的苏维埃俄国正处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非常艰苦。敌人百般造谣诬蔑，使许多人不明真相，称它为“饿乡”。这对年轻的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的考验。

秋白在俄文专修馆念书期间，一直住在堂兄瞿纯白的家里，当他把要去苏俄的消息告诉纯白后，兄嫂都劝他不要去，特别是嫂嫂更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还流下了眼泪：你妈死得早，你爸又不在身边，我们都希望你在北京做学问，将来好有个立身之本。嫂嫂的话又勾起了他对许多往事的回忆：秋白十八岁那年的春节，母亲因还不起债务，服毒自杀了；父亲带着弟弟去了山东；秋白离开家乡常州投奔了在武昌京汉铁路局任通译的堂兄瞿纯白。

纯白生于1889年，比秋白大10岁。他是京师大学堂法文毕业生，曾做过上海南洋大学、南洋方言学堂、北京民国大学、清河陆军大学教员。瞿秋白投奔他，是想得到一个求学深造的机会，同时也求得解决“饭碗问题”。他在纯白的帮助下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谁知道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条件太差，根本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而且“饭碗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秋白只好退学，他又不愿闲散下去，于是就往黄陂去找姑父周福孙。周福孙曾作过清朝翰林院的编修，家中有许多藏书。秋白经常坐在书橱前阅读《老子》、《庄子》、《资治通鉴》等古籍，有时还画山水画，篆刻印章。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依旧没能解决求学与“饭碗问题”。

瞿秋白抱着上大学的目的，从黄陂回到武昌，正碰上堂兄调到北京做事，于是便随堂兄纯白北上，来到北京。

现在回想起来，四年来一直住在兄嫂家中，堂兄依靠一点微薄的工资供养自己读书，实在不容易。现在要走了，心里也确实不是个滋味。但他主意已定，决心去闯一闯，为中国人去寻找出一条光明的路来。这想法又不便在兄嫂面前直言，于是只能默默无语，低下了头。纯白是知道秋白的性格的，一旦定下来，就很难改变。于是就对他说：“既然已定，也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你到俄国后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辍。”

决定赴苏俄后，秋白想这一走，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应该去一趟山东济南，看一看年已半百的父亲瞿稚彬。此时，瞿稚彬也是寄人篱下，住在济南城内娘娘庙街（今岱宗街）十五号路北王璞生家里，以授人画画为生。长期穷困的生活使他显得很苍老，父子见面，望着老人家那凄惨的面容，秋白不禁一阵心酸。二人整整谈了半夜，第二天分手时，父亲又叮嘱说：“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己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

几句话说得秋白心头一热，为了不让父亲看到自己的泪水，他答应了一声，随后转身上车，列车开动了，秋白在窗口依然望见父亲呆呆地站立在那里……

在回京的途中，秋白去天津探望了二表姐夫。回京后，又向少年时代的恋人表妹纤纤告别。做完这些既琐碎又令人伤心的事后，行期也就近了。

1920年10月15日晚，瞿秋白到位于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去找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Urin）办理出国护照。分手时优林的秘书告诉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将赴任，如果能与他同行，专车可由哈尔滨直达苏联赤塔。瞿秋白听后，自然很高兴。

办完护照后，秋白又匆匆赶往好友耿济之家中，去参加朋友们为他举行的送别聚会。一进门，见郑振铎、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等一些在“五四”时期结识的朋友都聚集在那里等他。瞿秋白不好意思地向大家致歉，说明了迟到的原因。随后大家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有的朋友劝他放弃赴俄的打算，有的则关心他的身体，怕他经受不住俄国冬天的寒冷，对朋友们的好意，秋白都心领了。最后他向大家告别说：“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大家都被秋白的情绪所鼓舞，聚会是热烈的，没有丝毫颓唐、悲凉的气氛。

秋天的北京是多风的季节，到了夜晚已有冰冷的感觉。回家的路上，秋白心想，清代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胜过了食“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既然已经决定，就不退缩……宁死亦当一行。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告别了亲友，在北京东车站和两位同伴登上北上的列车。

车过天津时，他去看望了在家乡常州读中学时的同学好朋友张太雷，老同学相见，分外亲热，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午夜，秋白又换乘京奉列车，去沈阳，在那里再换乘中东铁路客车去哈尔滨。

到哈尔滨以后，由于谢苗诺夫的白匪在满洲里和赤塔之间活动，有时战事非常激烈，列车受阻，瞿秋白一行被滞留在哈尔滨五十多天。黯黯的天色，满地积雪，映着黄昏时的淡云。瞿秋白在到处是马粪的街道上行走着，街道两旁的小贩不停地叫卖着，年轻的俄国女郎嘻嘻哈哈地从他身旁走过。一位俄国乞丐向他乞讨，秋白给了他一角钱，那老乞丐画着十字说：“谢谢，谢谢，上帝保佑你！……上帝呵！中国人比俄国人好多着呢……”秋白显得很焦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达他梦寐以求的赤都。”他买了一份报纸，希望从上面得到一些有关战事的消息。电灯光从小饭馆的玻璃窗里射了出来，瞿秋白走到里面胡乱吃了点东西，然后匆匆走回旅馆。

哈尔滨的旅馆生活转眼间已有一个多月了，天气一天天冷起来，冷酷陈死的社会空气，虽然使秋白感到烦闷，但一想到那美好的将来，他的心里就充满了蓬蓬勃勃的春意。

在哈尔滨期间，正好赶上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11月7日这天，瞿秋白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在纪念会上，他第一次听到苏联朋友唱《国际歌》，这声调雄壮、浑厚的歌声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2月初，谢苗诺夫匪帮被击溃了，列车又能通行了。瞿秋白就和同伴一起去拜访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希望能搭乘他的专列一同前往，陈广平虽然同意，但一定要收取车费，标准是每人1000元，伙食费另计。后来，又索取了他们每人100斤面粉作为旅途中的伙食费。秋白初次尝到了现实生活的滋味——不懂得世故人情，没有经验就该受骗。

1920年12月18日，瞿秋白抵达苏俄境内的赤塔。一个月以后才结束了漫长的旅途抵达向往已久的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的第三天，瞿秋白就到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联系工作。在克里姆林宫的对面有一幢六层大楼，这是旧时莫斯科最大的旅馆，现时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四层楼上，一间办公室里，窗帘华丽而破旧。司长杨松（Yan Son）微微含笑对着远来的新客道：“我们这里怎样……可是很冷啊，你瞧我穿着皮大氅办公……中国的劳动人民自然是对我们表示很亲密的厚意，可惜协约国封锁以来，谣言四布，他们未必知道实情，或多误会。诸位到此，正可为正直的中国人民一开耳目，为中俄互相了解的先声。”客气一番后，他为瞿秋白一行安排了食宿和工作。

初到莫斯科的秋白感到很兴奋，一切都是既新鲜又陌生。为了能尽快开展工作，他决定先从研究俄罗斯文化艺术入手。为此，他参观了特列嘉柯夫美术馆。在那里他看到了俄国著名美术大师的作品，站在现实主义大师列宾的画前，他久久不愿离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使他想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劳动人民，他称列宾的画为“旧文化沙砾中的精品”。在莫斯科大剧院，他第一次欣赏了“花露润融、高吟沉抑”的歌剧。1921年2月14日，他会见了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诗人幽默的谈吐使会见显得轻松活泼。分手时诗人把一本诗集《人》送给他。

2月上旬，苏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病故于莫斯科，瞿秋白参加了送殡仪式并结识了克鲁泡特金夫人。对这位文质彬彬的青年人，克鲁泡特金夫人非常热情，秋白从她那里还得到了一份礼物——一袋面粉。这在苏联内战时期称得上是一份厚礼了。

旅苏期间，瞿秋白在考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同时，还经常参加“无产文化”的活动。到莫斯科不久，他带着“东方文化意趣”问题，走访了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苏联著名作家卢那察尔斯基。

苏俄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克里姆林宫内。13世纪的宫墙，700年前的教堂——古老神奇的建筑，富丽堂皇的大厅与北京红墙黄顶的皇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瞿秋白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卢那察尔斯基，这位苏俄当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评论家，热情接待了他。因为是事先约好，所以双方谈话都非常有针对性，秋白就苏俄教育状况，东方文化等问题作了采访。

1921年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期间，他写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发回国内，在北京《晨报》上连载，向中国人民报道了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

7月6日这天，对于瞿秋白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安得莱厅召开。瞿秋白见到了列宁，他把当时的情景作了真实、生动的描述：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

散会后，列宁在人们的簇拥下，走出会场。在克里姆林宫的长廊里，列宁走来了，秋白急忙迎上前去，并用俄语向他问好，由于公事匆忙，列宁一边走一边要他认真读一读有关东方的两份材料。

列宁那光秃秃的头顶和矮矮的身影，在长廊的拐角处消失了。瞿秋白也跟随着人流走出克里姆林宫。共产国际“三大”闭幕了，苏维埃为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举行了饯行宴会，瞿秋白应邀出席。席间一位莫斯科苏维埃的议员，某工厂的工人，幽默地对他说：“你原来是中国的新闻记者，你们报上列宁死了几回了！哈哈哈。”瞿秋白机智地回答道：“中国造谣机关的机器还太简陋，自己还不配制造此种世界新闻的谣言，大概中国市场外货充盈，‘舶来货的谣言’自然不少，不过我的报还算是有些左的，大约决不让此等谣言随便乱载。”他的话博得了一阵掌声，大家欢呼着：“中国人，中国人”，并把他举起，抛向天空。

1921年9月，瞿秋白除了完成记者的任务外，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东方大学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名斯大林大学，成立于1921年5月，是一所专门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东方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印度、阿富汗、土耳其、越南等一些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革命理论。当时，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等人都在这里学习。瞿秋白在中国班教授俄语，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

在苏俄考察期间的生活是艰苦的，瞿秋白需要自己烧饭和料理生活，伙食很不好，而且吃不饱，糖和一些食品都是定量供应的。由于紧张的采访、写作、教学，再加上物质生活的困难，秋白病倒了，呼吸困难，经常吐血，医生和朋友都劝他回国休养，秋白谢绝了大家的好意，仍然坚持学习和工作。直到1921年年底，终因病情沉重，被送进高山疗养院。医生说他有一叶肺已经烂了，至多再坚持三年。在死神面前，瞿秋白毫不畏惧，就是在病床上，他也还是坚持看书和写作。在苏俄的两年考察中，他先后完成了四本书：《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俄罗斯革命论》。其中的许多散文都是在高山疗养院的病榻上完成的。

经过苏俄实际生活的锻炼，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1921年5月，经过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11月到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会议。此时在苏俄考察的瞿秋白以代表团译员的身份，为陈独秀担任翻译。大会期间两人朝夕相处，秋白给总书记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

1922年年底，瞿秋白结束了在苏俄的工作和学习，12月21日与陈独秀同车回国。

列车上，陈独秀告诉瞿秋白，党中央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已于10月由上海北迁到北京，并希望他能参加工作。秋白在总书记的指引下，对革命前途充满希望。后来，秋白在陈独秀的引荐下直接参加了党中央机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