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帮助孙中山

回到北京后，瞿秋白依旧住在堂兄瞿纯白的家里。堂兄希望秋白在北京供职，并在北京政府外交部为他谋得了一份差事，月薪200元。秋白拒绝了，这使堂兄非常不解。因为他不知道秋白已参加了共产党，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二七”惨案以后，北方工人运动转入低潮，瞿秋白跟随党中央一起迂回上海。

到上海后，瞿秋白很快就参与了党的领导工作，投身到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等工作中去。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受党中央的委托起草党纲等会议文件。“三大”的主要议题是国共合作和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在会议讨论期间，曾发生了尖锐的争论。张国焘怀疑国共合作，陈独秀等人则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但多数代表认为共产党必须坚持在政治上的独立性。

在“三大”会议上，瞿秋白对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及改造国民党等问题上，都表达了自己的正确主张。最后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有关国共合作的决议，为统一战线的建立作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三大”会议，选出了以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

1923年10月，瞿秋白从上海到广州，实际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被任命为孙中山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参与起草改组的一系列文件。10月6日，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协助国民党改组。鲍罗廷是俄国人，全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3年5月，被苏联政府派遣来华，任国民党首席政府顾问。25日，孙中山主持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鲍罗廷又被聘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为国民党起草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重要文件。此时，瞿秋白担任了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经常与他在东山春园分馆研究讨论关于国民党改组以及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内容的重新解释等问题。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后就和鲍罗廷一起去同孙中山商谈，他们的许多提议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和采纳，坚定了孙中山联合共产党、学习苏联的决心。在鲍罗廷那里，瞿秋白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一起起草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瞿秋白把用俄文写成的宣言草案译成汉语，提交宣言草案小组审定。1923年年底，李大钊由北京到上海，在会见了陈独秀之后，也来到广州，与谭平山等人组成了一个中共指导小组，专门指导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瞿秋白也是指导小组成员。

置身于革命洪流中的瞿秋白，虽然工作非常繁忙，身体也不好，但在精神上却非常振奋。12月底，他在给上海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王剑虹的信中附了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他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感到欢欣鼓舞，对置身其间也感到很自豪。

1924年1月20日这天，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张国焘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大会宣言规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此后，他经常奔波于上海和广州之间处理两党事务。1924年7月11日，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辅助孙中山筹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任，瞿秋白成为六个委员之一。8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四次会议，孙中山、胡汉民、瞿秋白、鲍罗廷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设立统一训练处，将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陆军部讲武堂、西江陆军讲武堂、警卫军学兵营及航运局，统归训练处管理。9月3日和7日，瞿秋白又出席了第七次和第八次会议，讨论了组织北伐等有关问题，会后孙中山亲率北伐部队离开广州，移师韶关。后来，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主张，回师平定了广东商团叛乱，稳定了广东局势。

这一时期，瞿秋白除了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外，还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担任了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工作。

瞿秋白对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制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大”时曾这样说：“……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的‘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就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俄国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瞿秋白在国共合作的政治活动中得到了锻炼，为后来从事更重要的领导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四大”。1924年12月，在一条由天津开往上海的轮船上，瞿秋白身穿长袍，脖子上围一条雪白的围巾，头上戴一顶灰礼帽，从船舱走到甲板上，望着翻滚的海浪，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并担任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大会通过政治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决议还指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族革命时代的重要性，批评了党内存在统一战线上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五人成员、兼中央宣传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