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教书和写文章

如前文所述，瞿秋白在1920年至1927年间，做了几件大事，可以说是他投身革命后的顶峰时期。那么，在这几年里鲁迅又做了些什么呢？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没有瞿秋白那样轰轰烈烈，但也同样发挥着巨大战斗作用。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鲁迅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教书和写文章。他用口传授知识，教育学生；用笔作匕首和投枪同军阀政府、封建势力作斗争。

鲁迅自从1912年5月初到北京后，一直在教育部任职。先是任第二科科长，后又任佥事，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工资不高，而且时常欠发。一个人生活还可应付，二弟周作人一家搬进八道湾之后，经济马上紧张起来。原因是弟媳羽太信子挥金如土，雇了若干佣人不说，就连买东西也要上日本商店，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鲁迅和周作人的薪水加到一起约有800元，但还是月月亏空，搞得鲁迅到处借贷。一天，鲁迅借到一点钱后，连忙坐黄包车送回家，可在门口却见日本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过去，鲁迅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他感叹道：“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过用汽车带走的呢？”所以，为了维持自己和二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鲁迅不得不四处兼课。从1920年8月起，直到1926年离开北京，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一些中学或专科学校任教。按鲁迅的学问，在大学当教授是不成问题的，其时周作人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但因鲁迅在教育部有专职，所以只能作兼职讲师，月薪也比较少。

在北大，鲁迅讲的是中国小说史，讲义是自己编的《中国小说史大略》，后来经补充修改定名为《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12月、1924年6月由新潮社分上下册出版。这部书，鲁迅倾注了许多心血在里头，他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沉闷局面，为小说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由于鲁迅知识丰富，思维敏锐，所以讲课时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根据讲义的论点加以发挥、补充。语言也很风趣，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就连不是学文学的学生也跑来旁听，教室里常常是挤满了人，两个人的座位竟坐了三四个人，没有座位的一些同学就坐到窗台上去听课。人虽多，秩序却非常好。有时鲁迅还把课堂搬到社会上去，许广平曾回忆道：

有一天，趁新的讲义还没有印出来，先生正准备讲书时，姑且和他闹一下罢，如果成功，就有得玩了。课室前排的几个人最爱捣乱：“周先生，天气真好哪！”先生不理。“周先生，树枝吐芽哪！”还是不理。“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哪！”先生笑了笑。“书听不下去哪！”“那么下课！”“不要下课，要去参观。”“还没有到快毕业的时候呢，不可以的。”“提前办理不可以吗？”“到什么地方去？”“随先生指点罢！”“那你们是不是全体都去？”测验是否少数人捣乱，全体起立，大家都笑了：“先生一致通过。”先生想了想，在黑板上写出“历史博物馆”几个字，又告诉我们在午门——皇宫的一部——聚齐……大家都去了。原来这个博物馆是教育部直辖的，不大能够走进去。那时先生在教育部当事，所以那里的管事人都很客气地招待我们参观各种陈列……平常看不到的东西真不少，胜过我们读多少书，因为有先生随处给我们简明的指示。

鲁迅教学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鲜明对照。

鲁迅除了在高等学校讲课外，每周还到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小说史一次。世界语是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创造的，简单易学。传入中国后，一些有为青年利用世界语进行文学创作和革命活动。鲁迅认为，学习世界语可以促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因此赞成世界语运动。世界语学校成立后，便接受邀请，担任讲师。他每次都准时去上课，从不缺课，如果病了，也总是事先请假。为了支持这所学校，他多次退还学校发给的薪金，无偿为学生上课。

1924年七八月间，鲁迅接受了西北大学和陕西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的邀请去西安讲学。7月7日晚10时，乘火车出北京赴西安。同行的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桐龄、南开大学教授陈定谟、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轨、北京政法大学教授柴春霖、《晨报》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等。列车上，鲁迅想这次西行，除了向西北传播新文化、新教育外，还可以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收集一些感性材料，作好创作准备。那时，从北京到西安交通非常不便，需要水陆交替才能到达，往返要用十几天的时间。鲁迅在列车的轰鸣声中渐渐地睡着了。

清晨，鲁迅被一群苍蝇的嗡嗡声吵醒。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随口念道：“‘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于今朝验之矣。”车过洛阳，同行的夏教授去拜访了吴佩孚，回来后向大家讲起会见时的情景：吴佩孚问他在北大教什么课？他说：“担任新物理中电子研究。”吴指着墙壁上挂着的八卦图问道：“此中亦有阴阳变化的奥妙，能为我阐述否？”夏教授怕说不好得罪了他，招来杀身之祸。于是说：“此旧物理，与新物理非一事。”吴却说：“旧有旧的奥妙，新有新的道理。”大家听了大笑不止，鲁迅也笑着对大家说：“这也是苍蝇之声呀？”

7月14日，鲁迅一行人抵达西安，住在西北大学教员宿舍。休整期间，他游览碑林、孔庙，观赏了荐福寺小雁塔、慈恩寺大雁塔、曲江灞桥和昭陵石刻等名胜古迹。后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鲁迅从这些古迹中得到了许多历史的启发。他还几次到易俗社观剧，和导演、演员们一起交谈戏剧改革。易俗社是1912年创办的，设有一个秦腔剧团和一个戏曲学校，鲁迅因在教育部工作，对该社编演新剧早有所知。这次又特别观看了他们演出的《双锦衣》、《大孝传》和《人月圆》。看后很满意，他想：“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为了支持戏校，他拿出50元捐给他们。后来，离开西安时又亲笔题写了“古调独弹”四个字，制成匾额，与别人联名赠给剧社作纪念。

从21日开始，鲁迅为暑期学校演讲，到二十九日结束，共讲了十一次，计十二小时。题目是《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内容是根据《中国小说史略》浓缩、补充而成的。如关于文艺起源于劳动就是以前没有讲过的内容。鲁迅说：“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并就这一问题作了具体的分析、阐述。他的文艺理论观点，为后来的文艺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暑期学校演讲结束后，还有几天就要返京了。山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突然托人请鲁迅给讲武堂的学生讲演。本意是想让鲁迅替他歌功颂德，但他知道鲁迅不比别人，一定不肯，于是就提出让鲁迅把演讲的题目换一换，给士兵们打打气。鲁迅当然不会随着军阀的指挥棒转，他回答说：“给士兵讲可以，我还是讲小说史，因为就只会讲小说史。”刘镇华碰了个软钉子，差点就撕下“礼贤下士”的假面具，加害鲁迅，经人劝阻才没有下手。这件事被西安《新秦日报》的记者透露了出去，立即被停刊好几天。

在西安，鲁迅对西北大学的工友，却非常关切。

演讲期间，鲁迅一直住在西北大学教员宿舍，当他看到工友们整日忙碌，很辛苦，又想到这次赴西安演讲，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花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把我们请来，所以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于是，他向同来的先生们提议多给工友一些钱。大多数人都对鲁迅的提议表示赞同，但有位先生却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听了很反感，他对同来的朋友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8月4日，鲁迅一行人告别了古都西安，早晨乘骡车出城由渭水东行，踏上返京的归程。12日半夜抵京。至此，为期36天的西安之行才算结束。

回到北京后，鲁迅还惦念着几位西北大学的先生。他把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呐喊》各五部寄给他们留念。

鲁迅在教学工作中，不仅学识丰富，而且从不摆先生的架子。他对学生和蔼可亲，以朋友相待。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居住时，经常有学生三五成群地光顾他的“老虎尾巴”。

“老虎尾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因为是在堂屋的后面接出的一间平顶灰棚，拖在三间北房的后面，很像一条尾巴，所以被人称为“老虎尾巴”。鲁迅自嘲地称它为“绿林书屋”，并且说：“这是房子中最便宜的一种。”

鲁迅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有些青年一大早就去拜访，他也不介意，照样热情接待。有的青年是初次见面，显得拘谨，鲁迅就拿出糖果和小花生招待他们，于是气氛马上活跃起来。青年们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鲁迅一一作答，谈得晚了，鲁迅还亲自端着高脚煤油灯送他们出门，直到他们走出胡同口才回房继续工作。

北京的冬天是寒冷的，鲁迅身穿爱国布棉袍坐在“老虎尾巴”里，觉得手脚冰凉，望一眼快要熄灭了的炉火，他走出屋外，顶着刺骨的寒风去砸煤。

购买西三条这处房产时，鲁迅分别向好友许寿裳和齐寿山各借了400元，经济一直很紧张。一条裤子，膝盖处已有两个膏药般的补丁，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已是“破帽遮颜”的鲁迅必须亲自动手砸煤，不小心手也碰破了。回到屋后，他往小火炉里添一些碎煤，不一会儿，火苗蹿上来，屋里渐渐暖和了。在黑沉沉的夜里，鲁迅望着炉火沉思着。不一会儿，一个“疯子”的形象在眼前浮现。他快步走到三屉桌前坐下，取过“金不换”毛笔，在纸上写下“长明灯”三个字作为标题，然后飞快地写起来，不知不觉写了个通宵。晨光透过窗户射了进来，鲁迅吹熄了灯，把稿子装进一个大信封，封好，准备寄给《民国日报》。此时炉火已经熄了，鲁迅蜷缩着躺在床上睡着了。1932年3月5日，《长明灯》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作品描写吉光屯的一个“疯子”，坚持要吹熄庙里的长明灯，而遭到封建势力的迫害的故事，表现了觉醒者的坚韧的反封建精神，对地主豪绅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给予猛烈的抨击。这篇小说含有深刻的象征意味，它说明旧社会的反动势力是如何残酷暴虐地禁止一切改革。而小说主人公的“我要放火！”的喊声，较之《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呼声也更富有反抗性了，李大钊读后兴奋地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而出来了！”除《长明灯》之外，鲁迅还创作了《离婚》等七篇作品，后来收入小说集《彷徨》。这些作品深刻反映了鲁迅的探索与追求，在艺术上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老虎尾巴”这间小小的斗室里，鲁迅写出了著名的散文诗集《野草》，小说集《彷徨》中的大部分作品，杂文集《华盖集续编》以及《朝花夕拾》、《坟》中的大部分文章，共计二百多篇。

1925年和1926年是鲁迅在北京工作最紧张、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时间。他不仅创作繁忙，而且经历了“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的疾风暴雨，参与并领导了女师大进步师生同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的正义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它的前身是1909年清学部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校址在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1912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改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8月22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武装接收，改组为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

鲁迅于1923年7月被聘为该校讲师，开设小说史和文艺理论课，直至1926年8月离京南行。在鲁迅任教的三年里，正是北洋政府段祺瑞执政时期，社会政治动荡不安，革命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反动政府对革命人民采取高压手段，对革命活动残酷镇压。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闻名全国的“女师大风潮”。

1925年年初，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日趋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女师大学生掀起了一场以驱逐推行封建奴化教育的校长杨荫榆为目标的学潮——“驱羊运动”。

杨荫榆自1924年2月28日当上校长之后，对学生实行封建教育，禁止学生参加政治运动。5月7日，女师大学生要求参加国耻纪念日的游行示威，她也不允许，愤怒的学生要求教育部更换校长。11月，国文预科二年级学生三人，因江浙战争期间道路被阻，未能按时返校，杨荫榆以违章为由勒令他们退学，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持公道，要求杨荫榆收回成命，被杨厉声责骂，酝酿已久的女师大风潮从此爆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女师大自治会决定参加，杨跳出来说：“孙中山是共产共妻的，你们学了他没有好处，不准去。”

此波未平，又起波澜。1925年5月7日这天，学校邀请校外知名人士讲演，杨荫榆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结果学生们发出一片嘘声，把她轰下台去。杨恼羞成怒，作出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职员的决定。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于5月11日在校门口张贴“行矣杨荫榆”的启事，写上“杨荫榆先生注意！同人等早已否认先生为校长，请以人格为重，幸勿擅入校门。”

在女师大学生斗争最激烈、最困难的时候，鲁迅挺身而出，以同仇敌忾的精神和学生们共同作战。早在北洋军阀政府武装接收女师大之前，鲁迅就为学生代拟了两篇“呈教育部文”，他历数杨荫榆“尸位素餐，贻害学子”的行径，要求教育当局迅速撤换其校长职务。当得知杨荫榆无理开除学生后，又同其他教授一起，联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为学生们伸张正义。杨气急败坏，8月1日，她率打手包围学校，截断电话线，停止伙食。但女师大被困学生坚持斗争并得到北京、上海等地学生界的声援。无奈，北洋政府被迫撤去包围女师大的军警，恢复水电，批准杨荫榆辞职，同时又阴险地下达了停办女师大的命令。鲁迅坚决站在学生一边，公然违抗命令，毅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教育总长章士钊利用职权于8月12日呈请段祺瑞免去了鲁迅在教育部“佥事”的职务，“以示惩戒”。鲁迅上诉干政院控诉章士钊。因为他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是8月13日，而章士钊呈请免职是在8月12日，鲁迅抓住他“倒填日期”的漏洞不放，终于告倒了章士钊，取得了这场诉讼的胜利。女师大被强行解散之后，鲁迅又和学生们在宗帽胡同另觅校舍，坚持复课。他带病前往校务维持会，不仅给女师大学生义务上课，而且主动提出将课时增加一倍。他还不断写文章抨击反动势力，揭露“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的教育界的害群之马。

11月28日，北京各界群众为要求关税自主，而反对段祺瑞政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段祺瑞之流在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中暂时避匿时，鲁迅基于对敌人反动本性的清醒认识，号召革命群众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以免重演“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历史悲剧。30日，章士钊去职。段祺瑞迫于群众运动的威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发布命令，恢复女师大。教育部也于1926年1月17日决定恢复鲁迅“佥事”的职务。至此，历时一年半的女师风潮，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势力获得胜利而告结束。

20世纪初的中国，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对中国弱肉强食。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炮击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国民军被迫自卫还击。16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纠集英、美、意、法、荷、比、西等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北京各界群众为了抗议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于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等同志置身于斗争的最前列。大会由共产党员王一飞主持，会后，群众高呼口号，去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请愿，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出境。在执政府门前竟遭到卫队的枪击，当场打死47人，伤150多人，女师大的刘和珍、杨得群也惨遭杀害，酿成全国为之震惊的“三·一八”惨案。

3月18日这天下午，鲁迅正坐在“老虎尾巴”里写《无花的蔷薇》。当听到“三·一八”惨案和刘和珍遇害的消息后，他感到“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而必须拍案而起，投入战斗。他悲愤地写道：“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的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并把3月18日这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的文章痛斥了北洋军阀政府对革命青年的摧残，因此遭到反动政府的忌恨和通缉。

1926年8月，北方的环境一天比一天险恶，再加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决定南下，去厦门大学任教。临行前，他在女子师范大学发表了告别演讲。他满怀信心地说：“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会永久……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1926年8月，鲁迅离开了生活和战斗了15年之久的北京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