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做最高领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的一个标志。政变之后，在北伐战争中被打败或投诚过来的小军阀，一个个地投入到蒋介石的门下。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1月，归附到国民革命军方面来的军阀将领有56人，其中51人是拥有土地500亩以上的大地主，政变以后，他们大都归附了蒋介石。蒋介石的叛变，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四·一二”以后，瞿秋白的心情非常沉痛，一次晚饭后，他对好友羊牧之说：“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我们对不起上海工人阶级，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血的教训太沉痛了。”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小学礼堂秘密召开，开幕后又迁到汉口黄陂会馆继续开会。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等人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及职工国际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陈独秀致开幕词后，作党的工作报告。会议休息时，绰号“大口”的罗亦农对瞿秋白叹息着说了“糟糕”两字，表示对陈独秀报告的不满。瞿秋白一边抽烟，一边沉思着。

瞿秋白和陈独秀可以说是老相识。早在1917年，秋白因生活所迫，从湖北到北京时，就曾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过陈独秀的课，他称陈独秀是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在莫斯科期间又为他担任翻译，1923年，瞿秋白结束了三年的考察工作后，又和陈独秀一起同车回国。秋白就是在陈独秀的引荐下直接参加党中央机关工作，使他能迅速接触到中央领导层。

陈独秀非常欣赏瞿秋白的理论才华和政治工作能力，为了表示对他的器重，将自己主持的《新青年》交给瞿秋白筹办和主编，后来另外两份党的机关刊物《前锋》和《向导》也都归瞿秋白主编或编辑。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三大”召开，陈独秀又把起草党纲的任务交给了年仅24岁的瞿秋白。这样，从1923年回国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他一直在陈独秀指导下工作，所以对陈独秀的思想、为人还是了解的。

第二天，会上散发了瞿秋白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阐述了五大问题，并点了彭述之的名，但矛头是冲着陈独秀的，陈独秀并没有把秋白的意见放在眼里，继续实行他家长式的工作作风。

“合作高于一切”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毛泽东因为农民的“过激”行为受到严重的指责。陈独秀还批评周恩来没有让上海工人自动解除武装，而招来了一系列的大屠杀。

中共“五大”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陈独秀的错误。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继续任总书记。

瞿秋白在武汉期间和茅盾、郭沫若过从甚密。茅盾是《民国日报》总主笔，有事常向瞿秋白请教。瞿秋白和郭沫若两人还一起游过黄鹤楼。面对不断恶化的时局，瞿秋白感到苦闷，一天傍晚，天快要下雨了，瞿秋白同郭沫若来到江边，面对大江东去，吟诵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并对郭沫若说：“在这种形势下，大家在未被淘汰去的时候，还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成败且不去计较。”两人谈得很投机。天边的乌云在翻滚，不一会儿雨点便落了下来，二人也不躲避，默默地站立在江边任凭狂风和暴雨的吹打，直到很晚才归。

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改组国民党；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与五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竟将这一密电交给了汪精卫，使汪找到了分共的借口，加速了反革命的步伐。

北伐军占领郑州后，武汉政府的汪精卫、谭延訚、孙科等人与冯玉祥于6月10日至11日举行郑州会议，冯玉祥提出了宁、汉协调一致的主张。之后，又与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反苏反共。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的计划，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分裂。以后在武汉地区开始了大屠杀，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大批共产党人、工农群众被杀害，所有革命团体都被关闭。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白色恐怖使不少不坚定分子纷纷离开革命，在短时间内，从基层的领导机关到党员群众都处在一种溃散状态中，一些同志悲观失望。

在这期间，瞿秋白经常找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任弼时、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等同志谈话，商讨如何挽救革命。当时主要讨论三件事：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策划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

共产国际7月12日指示成立五人临时常委会，建议派陈独秀去莫斯科，实际上解除了他党的总书记的职务。13日，秋白与鲍罗廷上了庐山，名为养病，实际上是进一步商讨有关中国共产党转变政策、发动农民暴动等问题。与此同时，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先后去九江研究起义的准备工作。20日，邓中夏和李立三从九江赶到庐山，向秋白和鲍罗廷报告了南昌起义的计划，秋白完全赞成。

24日，秋白回到武汉之后，他就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报告了南昌起义的计划，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27日，鲍罗廷带着满腔的遗憾告别了被鲜血染红了的中国，经内蒙古返回苏联，在国境线的大沙漠里，他最后望一眼曾寄予无限希望的国家，悲凉地说了一句：“中国完了！”鲍罗廷离华之后，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带着他的德国助手纽曼来到武汉，秋白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与共产国际代表开始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8月1日，南昌起义一声枪响，揭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

1927年七八月间，正是我党处于艰难困苦的时期，外部有国民党的镇压与屠杀，内部陈独秀撒手不干，蔡和森突然病重卧床不起，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在南昌组织发动起义，李维汉、张太雷又是新进入党中央的最高领导层。在这一危急关头，瞿秋白感到肩头的担子很重，自己有责任带领同志们去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他必须力挽狂澜。

8月7日，他和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一起召集主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七”紧急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会议匆匆忙忙地开了一天，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政治报告，结束了陈独秀时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阐明了新情况下党的任务，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决策方针。会议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样，年仅29岁的瞿秋白便取代了陈独秀总书记的位置，一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达到了他投身革命以来最辉煌的时期。

“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找到毛泽东，向他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于是，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组织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夫妇住在汉口英租界的一座三层楼的公寓里。此时，以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整顿、重建了党的各级组织，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许多被国民党破坏了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关也都开始恢复工作。党中央决定暂留在武汉，指导两湖秋收暴动。

在国共合作期间，瞿秋白积累了许多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在新的形势下，瞿秋白却显得经验不足。在国际上，由于受斯大林、罗明纳兹的影响，急于在“短期”内取得“苏维埃”革命的胜利，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

1927年10月15日，秋白给福建省委写信，指示他们应马上开始暴动，对国民党反动派“尽量施行红色恐怖”，没收地主土地，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派，尽情地抒发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当他得知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改变了计划，立即提出批评，认为是“临阵脱逃”。

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革命”，否认革命形势已处低潮，认为“现时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会议增补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中央又与张太雷一起讨论了广州暴动问题，决定了广东总暴动计划。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

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春天，瞿秋白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总暴动计划，其结果都在反动派的镇压下失败了。1927年年底，浙江奉化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了农民暴动，结果遭到惨败。省委书记卓兰芳在暴动中牺牲，沙文汉同志1929年在莫斯科见到秋白时，讲了奉化暴动的简况，秋白听后诚恳而痛心地说：“这是典型的盲动主义，是错误的，我要负责。”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秘密潜入上海，秋白得知后，告诉贺龙不要怕挫折，回到湘西去再干一番。在中央派人掩护下，贺龙回到桑植，果然又干了起来。

武装起义接连失败，使瞿秋白非常痛心。一次他对杨之华说：“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我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小学生，虽然力求这样做，自己知道是难以胜任的……”“八七”会议以后，他经常想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对以前的工作加以回顾和总结，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