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第1辑） - 唐宋赠序文风演变论——以韩欧等唐宋大家作品为例

唐宋赠序文风演变论——以韩欧等唐宋大家作品为例

熊礼汇

摘要：赠序是唐宋古文家常用的文体，也是唐宋古文中实用性强、文学性强而美感特质突出的文体之一。比较韩、柳、欧、苏等人的作品，不难看出唐宋赠序文风演变的特点。唐人以古文为赠序始于韩愈。韩愈赠序，有以送别诗序为赠序者，有以摆脱诗序影响、自成一体者为赠序者。最重要的修辞策略是以诗为文，写法则因事因人而异。风格走向一为雄直奇崛，一为平实自然。其美感特质首先显现为赠序内容对读者引发的感兴作用，其次显现为赠序写人、叙事、体物的形象美、境界美；最后显现为运用多种文学手段所创造的艺术美。和韩愈极其变化有异，柳宗元赠序显得质实，无伸缩吞咽之美。欧阳修基本上坚持的是韩愈以诗为文的修辞策略，写法则多用其以旁说引入正题，以及驰骤跌宕、寄意言外的手法；风格属于平易、清淡、柔婉一路。其美感特质，引人注目的是与其独特表现方式密切相关的情韵美、风神美、深婉屈曲之美和淡宕夷犹之美。王安石赠序，以议论为主，说理多于抒怀，语句挺拔而少有枝叶，婉转达意而难掩其峭。“简峭”，可谓王安石赠序风格走向、书写方法、艺术风貌、美感特征之总称。曾巩亦以说理为主，且说理持公理共识和一般见解者多，说自得之见和独特人生体会者少。言之谨密，细意熨帖，少有疏爽之气。苏轼赠序除有韩愈两种赠序体制外，另增一类以杂说内容为题的赠序。其文显出赠序以说为中心内容、正题内容逐渐淡化以致省略的文体特征，同时出现了藉赠人以言而以自抒情怀为主的书写策略。唐宋赠序文风演变特点有五：一即作为唐宋士大夫或士人重要文化生活内容，赠序创作从未停止过，而且有愈来愈增强其功用的趋势。二即赠序的两种体制在韩愈手中已然定型，宋人只是沿用而已。三即北宋古文家作赠序，皆有意学韩，欲得其一体，或能及或不能及而自有特色。四即宋人学韩，选择性强，受唐宋文化雅俗之变和个人艺术趣味影响，往往一位作家能得韩一体。大抵韩愈两种风格都为宋人所继承，而以平易为大宗，成为北宋赠序文风发展的主流倾向。五即宋人学韩，都会保持自己的古文本色，这也是唐宋赠序有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唐宋赠序　韩柳欧苏　文风演变　以诗为文

赠序创自唐人。用古文写作赠序，则始自韩、柳，而韩愈贡献最大。用钱穆先生的话说，韩柳倡复古文，一不刻意于子史著述，二不偏重诏令奏议，“实际用心努力者，主要仅亦沿袭东汉乃及建安以下社会流行之诸体。……如碑志与书牍”。而“韩柳之大贡献，乃在于短篇散文中再创新体，如赠序，如杂记，如杂说”。韩、柳赠序创作量大(韩愈今存赠序34首，占今存韩文的十分之一，数量之多，仅次于碑志、书牍；柳宗元今存赠序46首，占今存柳文十分之一强，数量居众体之冠)，而且写法皆独具匠心。尤其是韩愈，其赠序因人因事而变，概不犹人，斯文之美，人所难及。姚鼐即谓“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韩、柳以后，赠序成为古文中一种常见的文体，代有名家名篇。不过堪称优秀者，多集中在唐宋(北宋)时期。和唐、宋古文同中有异一样，唐宋赠序在发展中也有不小的变化。关注这种变化，探寻其演变特点，对深入把握唐宋古文发展脉络，厘清其风格走向，认识各家赠序之文学性及美感特质，当不无意义。林纾说“韩集赠送之序，美不胜收。……其余欧、曾、临川、三苏亦各有佳处”，本文即从观察韩、柳赠序之“美”与欧、曾等人赠序之“佳处”入手，揭示各人之艺术趣味和习惯性的书写手法，以见唐宋赠序演变之特点。

一　韩、柳赠序的文体性质、修辞策略和风格取向

韩、柳并无赠序写作的专门论述。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序》言：“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序事理为上。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当须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意，而无枉己徇人之失也。”吴讷所言，无论是引述东莱(南宋吕祖谦)的话，还是自己所说的话，都嫌笼统，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赠序写作要符合“古人赠言之意”的原则。所谓“古人赠言之意”，即姚鼐说的“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致敬爱、陈忠告”，当为赠序这一文体的实用功能。至于韩、柳赠序的长处，远不啻“有得古人之意”，而且“美不胜收”。这里重点说说韩愈的赠序。

首先说文体性质。赠序的产生，与赠答诗的流行有关。赠答诗当始于西汉，之后赠诗成为临别赠言最常见的形式。唐代公私宴集、饯别之会少不了赋诗抒怀，篇什既多，诗序自然就应运而生。饯别诗序本是为饯别诗作的序，之所以称为序，或如钱穆所说：“所以谓之序者，《诗经》三百首，本各有序，婢作夫人，乃径以序名篇也。”既以诗赠别，连带以饯别诗序送别，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以饯别诗送别，实际上仍是以诗送别，而由于诗序的加入，表达的意思可能会更充分、更显豁。故唐人临别赠言，固然视赠诗为不可或缺的形式，但逐渐有以饯别(或并非作于祖饯之时)诗序充当者，有以赠诗、序辞(李白称其序为“辞”)合而为之者，有纯以序辞为之者。钱穆即谓李白《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实仍是赋诗赠别，……乃径以序名篇也”，是以诗序送别。谓李白《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此特群子为诗而己为之辞，仍不以其辞为所以序群子之诗也”。是以诗、以辞合而送别。谓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乃曰：‘诗可赠远，无乃阙乎？’”《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曰：‘情以送远，诗能阙乎？’”《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曰：‘诗以宠别，赋而赠之。’”“此等皆明以序代诗送别也”。“此为唐人赠序新体，其原起乃由诗转来之明证”。只是韩愈以前如李白所为诸序，“寻其气体所归，仍不脱辞赋之类。其事必至韩公，乃纯以散文笔法为之。此又韩公一创格也”。而“韩公此一创格，寻其渊源，可谓自李集而来”。韩愈虽以散文笔法为序，但其序之文体特征、性质与李白所为序并无大的变化。像《送陆歙州诗序》《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题目即明言是以送别诗之序为赠序。《送湖南李正字序》有谓“重李生之还者皆为诗，愈最故，故又为序云”，钱穆说是“公亦为诗，是序，即序其当时之送行诗集也”。《送窦从事序》有谓“合东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赋诗以赠之，……作《送窦从事少府平序》”；《送张道士序》有谓“京师士大夫多为诗以赠，而属愈为序”；《送殷员外序》有谓“于是相属为诗以道其行”；《送权秀才序》有谓“于是咸赋诗以赠之”；《送湖南李正字序》有谓“重李生之还者皆为诗，愈最故，故又为序云”；《送石处士序》有谓“遂各为歌诗六韵，退，愈为之序云”；《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有谓“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送郑尚书序》有谓“公卿大夫士苟能诗者，咸相率为诗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韵必以‘来’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来归疾也”；《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有谓“皆相勉为诗以推大之，而属余为序”；《送郑十校理序》有谓“各为诗五韵，且属愈为序”；《送浮屠令纵西游序》有谓“盍赋诗以道其行乎”；这些都是以送行诗(集)之序作为赠序。此类序作数量，约占全部赠序三分之一强，另外将近三分之二者，皆为自具面目、独立文体之赠序。即使序中言及赠别诗的写作，也是叙事使然，并非诗序之作。要说明的是，诗(集)序作为赠序，除保留其序诗(集)的文体属性外，其功用仍与作为独立文体的赠序相同，都是效法“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而于被送者“致敬爱，陈忠告”，写法亦与赠序大同小异。

其次说修辞策略和书写手法。钱穆有云：“赠别有诗，公宴亦有诗，至于唐，皆变而有序，此等序，其实皆诗之变体。惟韩公深于文，明于体类，故能以神理韵味化入散文中，遂成为旷古绝妙之至文焉。……其他诸家，尚多以评诗语评韩公赠序诸篇，皆可谓妙得神理，惜无一人能明白言之曰：是乃韩公之以诗为文耳。章实斋《文史通义》有云：‘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咏之文，皆本于诗教。’其言是矣，然亦未能明论唐宋诸家之以诗为文也。”又云：“韩集赠序一体，其中佳构，实皆无韵之诗也。今人慕求为诗体之解放，欲创为散文诗，其实韩公先已为之。其集中赠序一类，皆可谓之是散文诗，由其皆从诗之解放来，而仍不失为诗之神理意味也。”韩愈倡复古文，创意多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千方百计增强古文的文学性、艺术美，充分吸纳包括诗、赋、骈文、传奇等在内的多种文体的文学质素和表现手法，为古文所用。钱穆讲的“以诗为文”，应该是韩愈写作赠序最常用的修辞策略。

所谓“以诗为文”，主要是指以诗之神理、韵味化入赠序中，使之具备诗的质素，即渗透诗的情味，蕴涵诗的意境；呈现诗的审美特征，即寄兴无端，委婉不尽，深有言外之意。而能做到以诗为文，显然离不开恰当的表现手法。

韩愈赠序写法因事而异，而以诗为文者，总与命意幽洁、不落俗套有关。其表现手法常用者有：一是借山川、人事、物理起兴，用旁说引入正论。韩愈赠序，赞颂或是规劝、勉励对方，虽有开门见山，不作过渡，直截说到赠别之事、赠别之言的，但较多的是借山川、人事、物理起兴，用旁说引入正论。其旁说有为正论预设话题、开拓局面、生发议论的作用，有的甚至藏希冀之意、惜别之情。《送齐暤下第序》《送高闲上人序》《送窦从事序》《送孟东野序》《送王秀才(埙)序》《送杨支使序》《送王秀才(含)序》《送区册序》《送陈秀才彤序》《送浮屠文畅师序》《送廖道士序》等，都是用旁说引入正论者。像《送湖南李正字序》从叙交游聚散之感入手，亦可视为借人事以起兴。

二是开篇陡然起笔，横空而来，所说之事或所说之理耸人听闻。《送孟东野序》首句出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董邵南序》入手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喝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开篇径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皆为其例。

三是避实击虚，或谓多用虚写之笔。如《送杨少尹序》以二疏美少尹，专于虚景簸弄，而用己“遇病不能出”所得大段想象之词；《送李愿归盘谷序》通篇举李愿说话，自说只数语；《送石处士序》前半从大夫两问答、后半送行者四祝词送之、美之、戒之，无所不有，而自己总不实写一笔，皆能收意在言外之效。

四是化议为叙，或纳议论于叙事中。韩愈赠序有丰富多彩的美感形象，与作者抒怀达意、臧否人物，惯于借叙写自然物象、日常生活、现实场景等形下之物完成分不开。像《送李愿归盘谷序》，借李愿口说得意和不得意小人之可恶及隐者之美，就是化作者之议为李愿之叙，不明作议论而美恶倾向自见。《送石处士序》，对石洪的议论则包含在以对话为主的叙事文字中，储欣谓此“正是以叙事行议论耳。此法自韩而创”。

五是立言抑扬跌宕，避免径遂直陈。《送王秀才(含)序》首段说读《醉乡记》终至“悲醉乡之徒不遇”的感受，即用抑扬跌宕手法写出。其他如《送董邵南序》《送杨少尹序》，皆为抑扬跌宕。

六是反复咏叹。《送董邵南序》，两用“董生勉乎哉”；《送杨少尹序》，“予忝在公卿后”一段文字，即为反复咏叹之典型例子。

七是用犹疑语气行文，用带有慨叹意味的问话语气行文。《送董邵南序》《送杨少尹序》《送何坚序》《送廖道士序》皆有其例。

八是用双关语说双关事，言在此而意在彼，深婉屈曲。《送董邵南序》“吾知其必有合也”，一再说“董生勉乎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云云；《送王秀才(含)序》“于其行，姑与之饮酒”；《送廖道士序》“廖师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以游，访之而不吾告，何也”，皆言外有意。

再次风格走向。韩愈赠序风格走向不外两种。一为雄直奇崛，不掩锋芒。如《送窦从事序》奇崛，开篇起得雄直。《送齐暤下第序》说“古之所谓公与私者”，雄直如《左》《国》之文。《送牛堪序》意格异常，出语皆含讥讽。《送孟东野序》“文以‘天’字为主，而用‘鸣’字、‘善鸣’字纵横组织其间，奇绝变化”，“雄奇创变，横绝古今”。或谓其“最岸异。然可谓之格奇而调变”。《送何坚序》“节短而情长，固已奇幻无比矣。结处忽以凤鸣宕出异致，尤为极奇极幻之笔”。《送浮屠文畅师序》横空而入，开口分出儒墨是非，而以名行之异转入文畅身上。硬说他喜文章，慕圣道，不当以浮屠之说送他，当以圣人之道开示，然后铺张胪列，尽说圣人好处。《送高闲上人序》诙诡放荡，学《庄子》。上述赠序皆可归入雄直、奇崛一类。

二为平实自然，深婉含蓄。前者如《送陆歙州诗序》行文洒然而来，《送陈密序》以师生对话为文，简淡有体；《送陈秀才彤序》论古文之学，质实无华，《送孟秀才序》叙事、赠言，简洁平实；等等，皆是。后者则以《送董邵南序》的反复抑扬，微情妙旨寄于笔墨之外，《送王含秀才序》的深微屈曲，夷犹淡宕，《送杨少尹序》的唱叹抑扬，言婉意深，最为突出。像《送石处士序》前含讥讽，后寓箴规，皆不著痕迹，《送许郢州序》讽谏于頔，讽刺之辞却语语平恕蔼如，《赠崔复州序》“与《送许郢州序》同义，而规讽于公处最含蓄”，《送李愿归盘谷序》，既有写隐者之高而行文藏蓄不露，又有“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之含蕴不尽，可见深婉含蓄，这不单是韩愈赠序的一种风格走向，还是他遣词造句的一种修辞手法。当然，韩愈赠序风格多样，如《送殷员外序》即“庄严简重，另是一种，与《杨少尹》等序正相反”，《送王秀才(埙)序》则以渊雅古厚，朴老简峻著称。但总的来看，其风格走向仍以上述二种最为突出。

最后说美感特质。韩愈赠序既用多种文学表现手法组织文章，酿造其文学意味，自有其美感特质。其美感特质一则显现为赠序内容对读者(包括时人和今人)所能引发的感兴作用。韩愈赠序虽多就一人(《送石处士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送许郢州序》《送崔复州序》涉及二人)而言，或颂扬，或安慰，或规劝，或讥讽，或勉励，或鸣不平，议题则多出于对个人、集体、国家、人类命运的关心，对人生际遇、人性善恶的关注，对个体生命、人文精神的关怀，作者的叙说、慨叹，所表达的离情别意、所展现的人间荣衰冷暖，往往能引发读者深沉的反思和音声相应的回响，产生强烈的美感效应。

二则表现为赠序所写之人以其言行、性情动人，所叙之事以其生动、风趣动人，所述之景以其形象、境界动人，这种美感缘写人、叙事、体物而生，根本原因是韩愈赠序和其他古文一样，都坚持一共同的修辞策略，即明道、言志、抒怀，皆不离“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不离人类社会的“相生养之道”，亦即明道、言志、抒怀，皆借生动具体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历史经验、现实境况来完成，因而文中不乏天地万物的描绘、人物个性的再现、故事场景的描述，加上作者表述方式和语言运用技巧的不同一般，往往能给人触目难忘、身临其境的感受。像《送区册序》《送廖道士序》所描写的广东阳山及湘南一带的自然景象，像《送李愿归盘谷序》所描写的三类人物的生活场景及为人特征，像《送杨少尹序》所写的汉代士大夫送别二疏的场面和作者想象中时人送别杨侯的场面，都能使人进入一种境界，产生种种联想。《送殷员外序》写时人“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刺刺不能休”，更是语带夸张，引人发笑。

三则表现为变通使用辞赋、骈文表现手法所带来的艺术风貌之美。韩愈倡复古文，虽然反对当时骈文写作的不良倾向，却将骈文、辞赋等文学要素和合理的表现形式拿来为古文所用。比如，辞赋的体物言志和铺陈形容的手法，骈文的诗意美、音韵美和句式的偶对、声韵的和谐等，只是根据古文的特点做了一些改造，如在以奇句单行为主的前提下，将句必偶对改变为句式大体整齐或大量使用排比句式，将音韵和谐改变为声之高下随气之强弱自然而生。故其赠序表现形式亦有诉诸感官的形相美感，如《送孟东野序》“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数句，《送高闲上人序》“尧舜禹汤治天下”“不治他伎”“观于物”三长句中的数短句，《送权秀才序》写“其文辞”一长句所用众短句，均为排比、铺陈，既给人大体整齐的美感，又因意象迭出使人应接不暇。《送李愿归盘谷序》兼取偶俪之体，却非偶俪之文；大量运用骈偶句，写人铺陈形容，情态尽致，还带出一种似有若无的臧否氛围。

四则表现为采用多种修辞手法所带来的艺术美。如用特起手法开篇，或谓空中起步，或谓山崖崩石，而言无枝叶，说得简捷肯定，能带来一种令人惊悚的气势美。像《送孟东野序》开篇出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开篇出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即为显例。又赠序中常用长句和时用顶针句以营造行文的气势美。如《送浮屠文畅师序》“如吾徒者，宜当告之以……”一长句，以及“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数句，即是。又有用博喻手法描述人物特长，而显现作者诙诡情趣及逞性作论之真率者。如《送石处士序》连用三比喻形容石洪“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之特点即是。有以交游离合之情为文，不胜慨叹而生情韵之美者，《送湖南李正字序》即是。有寄兴无端，含蓄不露，抑扬往复，低回婉转，曲尽吞吐之妙；或反复咏叹，驰骤跌宕，以虚写实，于空中摩荡；或顿挫慨叹，意在言外，深微屈曲，淡宕夷犹，而尽显作者风神之美者，《送董邵南序》《送杨少尹序》《送李秀才序》即是。

柳宗元赠序文体性质与韩愈赠序相同，既有以赠别诗序为赠序者，也有完全摆脱诗序因素而独成一体之赠序者。其写法虽各有特色，如《送薛存义之任序》前规后颂，颂不忘规；笔笔跳跃，句句变化；有擒有纵，伸缩如意。《送许从事北游序》从虚处幻出四种原因，且用问句形式言之，澜回波折，荡漾无穷。《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末段“黄鹤一去”云云，缥缈之致，使人意远，可谓风致不俗。但多以说理胜，且立论兼用佛、老之言，与韩愈持论大异。其大概，或如林纾所言：“赠序一门，昌黎极其变化，柳州不能逮也。集中赠送序……语皆质实，无伸缩吞咽之能。唯《送薛存义之任序》，真朴有理解，……文虽直起直落，无回旋渟蓄之工，但一段名言，实汉、唐、宋、明诸老所未能跂及者。”

二　欧阳修、王安石对韩愈赠序文法、文风的扬弃

林纾说：“愚尝谓验人文字之有意境与机轴，当先读其赠送序。序不是论，却句句是论，不惟造句宜敛，即制局亦宜变。赠送序是昌黎绝技。欧、王二家，王得其骨，欧得其神。”钱基博亦云：“阅《昌黎集》送人序。其中有端凝简峭而如史笔者，如《送幽州李端公序》……是也；有婀娜摇曳以为多姿者，如……《送杨少尹序》，是也。大抵端凝简峭，斯见劲，王安石以之；婀娜摇曳，则余妍，欧阳修以之。”

先说欧阳修。

欧阳修在唐宋赠序文风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他在整个唐宋古文变化所起的作用一样，一是创造性地继承唐宋赠序特别是韩愈赠序的艺术传统，二是所作赠序本身又与韩愈等人的赠序一道成为宋人学习的对象。欧阳修《居士集》及《居士外集》各收赠序7篇，数量不大，但特色显著。

就文体性质言，欧阳修的赠序，没有一篇是以送别诗序充当的，也没有一篇言及送别诗的写作背景、送别诗的内容。可以说，其赠序完全摆脱了送别诗序的影响，其文体特征已经跟序跋类中的序体特征大不一样。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这既可以说是欧阳修对韩愈赠序中一类不受送别诗序影响的赠序文体的沿袭和发展，也可以说是赠序文体在发展过程中文体要素不断选择、不断优化、不断突出个性特征的结果。纵然北宋以降还会出现以诗序代替赠序的情形，但赠序从文体中的序跋类独立出来，自成一类文体，却是不可逆转的了。

就修辞策略和书写方法而言，欧阳修基本上坚持的是韩愈以诗为文的策略，写法则多用韩愈赠序以旁说引入正题，以及驰骤跌宕、唱叹抑扬、簸弄虚景、寄意言外的手法。欧阳修赠序除《送曾巩秀才序》《送陈子履赴绛州翼城序》，系开篇直接切入主题外，其他皆借旁说引入正题。所谓旁说，即魏禧说的“欧文入手多配说”的“配说”。“配说”之“配”相对于古文正题而言，有“陪衬”之意。欧公赠序，有的旁说文字占全文大半以上，如《送杨寘序》以“琴说”为旁说，《送王陶序》以“刚说”为旁说，《送徐无党南归序》以如何修身立行为旁说，《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以田氏家世事为旁说，《送张唐民归青州序》以圣贤穷达祸福之说为旁说，《送陈经秀才序》以龙门之游为旁说，《送杨子聪户曹序》以河南大府参军“才能之非有异乎众”而“能自以头角颀然而出者”为旁说，即是。《送梅圣俞归河阳序》也是近半文字为旁说。有些赠序旁说文字较少，像《送秘书丞宋君归太学序》，其旁说文字不及全篇三分之一；《送方希则序》仅有六句，而《送孙屯田序》仅为两长句，《送廖倚归衡山序》实为一长句。

旁说虽长短不一，但其话语来由和对赠序布局所起的作用却大体相同。一般来说，旁说话题看似与正题相距甚远，实则息息相关。简单地说，一则旁说对正题言说有预做布置的作用。大抵正题作论所持之理、抒怀感兴之事，皆从旁说中来。故旁说可以空中起步，但立足点稳落在正题上。由于正题所言紧承旁说延伸，旁说说得切题，说得充分，正题作论、抒怀就会十分顺畅、自然，且文字简略而说服力强。二则旁说往往对正题叙说有起兴的作用，篇幅较短的旁说，此种功效尤为明显。试读《送廖倚归衡山序》《送秘书丞宋君归太学序》《送方希则序》《送梅圣俞归河阳序》《送孙屯田序》之旁说，即可感知。三则欧阳修习惯于用舒缓语调叙说旁说内容，慢慢引入正题，行文纡徐，显得逶迤不穷。又言之详细，或形容尽致，或条分缕析，从容不迫，和气外溢。像《送杨寘序》作“琴说”，以实写虚，用“崩崖裂石”等三个比喻形容琴声之“急”，用“怨夫寡妇之叹息”等两个比喻形容琴声之“缓”；用“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形容琴声所达到的“忧深思远”的境界，用“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形容琴声所抒发的“悲愁感愤”，用“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形容琴声所达到的“纯古淡泊”境界，不单穷尽琴声的形相之美，还揭示琴声蕴涵的美学境界。《送徐无党南归序》几举全力于旁说，成一篇大议论。“先以三不朽并提，后说言、事为轻，修身独重，后更说言为尤轻，直向文章家下一针砭”。《送张唐民归青州序》说何以“后世”“凡所谓贤者，其可贵于三代之士远矣”，实拿古今政治、教化、风俗比较作论，分析“贤者岂必困且艰欤”，亦从“人事修”“废”两方面着手立论。《送王陶序》更是借谈《易》象而成“刚说”，以明“君子动以进而用事之方”。这些都是叙事详尽，说理透彻，行文曲折，层转层深，主义自然显现。

由此可见欧阳修写作赠序，对旁说的构思和行文方式是很用心的。之所以如此，似与其藏赠别之意于旁说有些关系。由此也带来他赠序的又一书写手法，即无论旁说还是正题，其叙事、写人、说理，总是笔带感情，以至于抑扬顿挫，反复感叹。大抵作者旁说所言，皆以针对被送者境遇、个性的赠言要义(包括赞美、讽谕、勉励、规劝之态度)为预案，故行文必带正题叙说所具有的情感倾向。像《送方希则序》旁说对君子为人境界的赞叹，《送秘书丞宋君归太学序》对士人行为高洁的反复慨叹，《送徐无党南归序》对秦汉以来著书之士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的悲叹，都无不与正题叙议同一情致。至于正题叙议不掩情性，发露无隐，且低回婉转，反复致意，则与其序跋之序以情韵胜者如《苏氏文集序》《梅圣俞诗集序》颇为相近。而其赠序情致充溢，自然流露，无疑得益于行文常常言及作者和被送者交往、聚散之事，以及言事说理，自我介入，设身处地作心腹语。故出言字字有情，说得亲切。像《送秘书丞宋君归太学序》《送梅圣俞归河阳序》《送廖倚归衡山序》甚至《送徐无党南归序》所蕴含的情韵美，亦因此而来。

寄意言外，既是修辞策略，也是书写方法，欧阳修于此用得娴熟。这从前人的阅读体会即可看出。如过珙说《送杨寘序》：“通篇只说琴，而送友意已在其中。文致曲折，古秀雅淡，言有尽而情味无穷。”孙琮说《送徐无党南归序》：“通篇大旨，只是劝勉徐生修身立行，却不一语说破，……全在言外得之。”尚节之说《送徐无党南归序》：“须知此文句句言文之不可恃，实则句句叹文之难工，而虞传世之不易，……乃欧文之最诙诡者，细细涵咏，自得其意。”孙琮说《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欧公一起，述其祖先勋业，不是颂扬先世，正是动其仁孝之思；一结指其王师用武之地，亦不是吊凭往事，正是动其仁孝之思。”爱新觉罗·弘历谓：“此篇与《丰乐亭记》同义。俯仰百年间，想创业之艰难，……期全孝于抒忠，畏失义而离道，种种俱流露于意言之表。”沈德潜则云：“从宋祖平蜀说入，似闲闲叙事，后忽借作收拾，于宁亲意在隐跃间。布置高绝。”林纾亦云：“田画……亦不得志于时。”“夷陵，公之贬所也，颇有牢骚，故借田画之行，稍稍发泄。”“用‘彼此一时，各遭其势’语，不敢怨望朝廷之无恩，则怨而不怒之旨也。‘览其山川，可慨而赋’，不是吊古，正是引其式微之感。不怨朝廷，而朝廷之薄待功臣，已形诸笔墨之外。文之含蓄处，是欧公长技。”他如王惟夏说《送曾巩秀才序》云：“朝廷取才，一凭有司之法去取之，自有得而有失也。永叔细细拈出感叹之意，虽若送秀才，而讥刺直在朝廷矣。”孙琮说《送陈经秀才序》云：“看他闲闲然似不欲作送人文字者，然已写尽送人文字之妙。……只此二段，便见得自己与陈生朝夕览胜，实为庆幸，今一旦远去，能不赠言？将两人情绪曲曲写出，却无一笔落相，真是古人中高手。”此类使人深感言外有意的审美效应，说明欧公赠序寄意言外的手法多种多样且极富表现力。

就风格走向言，欧阳修赠序应属于平易、清淡、柔婉一路。所谓淡宕夷犹，一唱三叹；语气优柔，情闲致逸；风华掩映，神韵缥缈，当为其主要的艺术风貌。

就其赠序与韩愈赠序的关系而言，他是有所取、有所弃。取韩愈赠序跌宕往复、深微屈曲的一面，弃其雄奇廉悍、简古奥峭的一面。前人言及欧公赠序似韩文者，毛庆蕃谓《送杨寘序》云：“诸序皆本昌黎，此篇风韵尤绝，几疑青出于蓝、冰寒于水矣。盖其中有永叔独到处故也。”茅坤云：“此文当肩视昌黎而直上之。”金圣叹云：“此文全然学韩昌黎《送王含秀才序》，看其结法便知。”何焯则云：“此似学《送王秀才序》而不如者，不独笔力简古为难，韩乃简古中旨趣深远。”又谓《送徐无党南归序》云：“用立德、立功、立言之语而稍变之，其意盖在言不能以徒立，必附于德与功而后能必具不朽。然转至要处，却不能说出师古圣贤之实，于此见欧之本领、规模去韩甚远也。”茅坤说《送廖倚归衡山序》“类昌黎”，归有光云：“宛似昌黎公笔，非欧阳公本色。”汪婉云：“古人为文，未有一无所本者，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即退之《送廖道士序》也。”对《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则有两种看法，何焯《义门读书记》既引长史曰：“极似昌黎《送王秀才序》，本其先世立说也。”又反驳说：“大抵欧公文从修五代史处有得力，其中无味，与昌黎绝远，发端语亦太冗。”日本赖山阳亦云：“古今称昌黎送序，如此等，亦昌黎所无。”陈曾则却说：“欧公此文绝似昌黎，非可以形貌论也。”总的来看，欧公赠序文风、文法的形成，虽与他学习《史记》、修《五代史》的经历有关，但论其由来，并不能否定他对韩愈赠序的效仿或借鉴。不但取用其文风走向，借用其表现手法，而且题材的选择(如学韩语赠序的“无篇不道及身世之感”)、行文的思维方式、所用语词都曾受到过影响。不过欧公所取法的，主要是韩愈赠序深微婉转、平易自然的一面，而且取法韩愈而能保持自己的本色，或谓自有创造。所谓“风韵尤绝，盖其中有永叔独到处故也”。“文情高旷、卓越，则固欧公所独擅也”(孙琮语)。“文之含蓄处，是欧公长技”(林纾语)。“神韵之美，冠绝百代，盖公之得于天者，非可仿效而袭似也”(吴闿生语)。“欧公文最善唱叹”(唐文治语)。读此类评语，当于欧公本色、独到处或学韩之创新点有所领悟。

至于欧公赠序的美感特质，除源于思想内容所产生的文学感兴、情感共鸣、理趣之美，以及叙事写景、体物记人所提供的可观可赏的形相之美以外，格外引人注目的，是文学表现方式的以虚写实，纡徐往复，唱叹抑扬，寄意言外，及由此带来的情韵美、风神美、深婉屈曲之美和淡宕夷犹之美。

再说王安石。

王安石今存赠序6篇。受序之人，低级官员3人，落第秀才2人，友人1人。书写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借旁说引入正题，一是入手即言及被送者其人其事；而行文叙事、议论、慨叹兼具，终以炼意说理取胜。

首先，以旁说引入者有3篇，如《送陈升之序》，旁说文字竟占全文八成。旁说实为一人才论，讨论用人者如何识别人才和士大夫如何避免名溢于实的方法。言说层次分明。先说“今世所谓良士大夫”有一种情况，即皆以为“宜任大臣之事者”，真起用其任大臣之事，“则上下一失望”。继而分析其令人失望的原因，并谓其事不只是当事人个人令人失望，严重的是以后“诚有堪大臣之事”者，上下皆疑而不敢用，用之亦难免小人之“惩”。最后说明解决“圣人”知人之难的办法在于“精”，解决“君子”恶名溢于实的办法在于“充”。由于旁说详明，要义突出，故正题向被送者致称颂、祝祷、希冀之意，三言两语，却能显出作者的用意之深。此文的廉悍、峭折，既表现在立意对煦煦之仁、孑孑之义的断然否定，流露作者对政治上敢作敢为风格的向往和对为官为人小仁小义、拘谨守成者的鄙视；也表现在语气的决然和句式的特殊，如全文用“矣”字12处，用“而已矣”7处，皆语意肯定。该赠序首尾二句皆以倒叙句式达意，可谓句法拗折。《送孙正之序》用旁说引入正题，期勉正之行以圣人之道，而用“予未之信也”“予亦未之信也”的否定式说法加以表达，也是精炼句法以达意。旁说以“已然而然”立论，貌似拗执，而以“圣人之道在焉”释己见，且叙说往复其言，比喻形容，因而显得“骨力坚凝”(林纾语)。《送丘秀才序》，可谓以旁说为正题。几乎全篇都在说欲行古婚礼于今世的愿望，点示的话仅一二句：“南丘子学于金陵，以亲之命归逆妇，吾望其能然，以是谂之。”

其次，开篇直接言及被送者的赠序也有3篇。一是《送李著作之官高邮序》，此文于李氏为宦“不试于剧而沦于卑冗”无怨无悔，尽心而为，备加称赞，兼为其致不平之意。篇幅短而文风廉悍，首句“君之才，搢绅多闻之”，尾句“今岂不若古邪？奚遂君请而弗拔也”，一正面肯定，一反问致疑，赠序立意明显。而中言“所以高君”理由，拿他与“今之公卿大夫”对比，且言公卿大夫之不足道，描述形容，言之凿凿，而以短语为长句，干净利落，气力不弱。二是《送陈兴之序》，从叙述父辈关系入手，言作者与兴之“相好”“相好加焉”的经历。继而说陈兴之应礼部试，因伯父为相，为避嫌而为晋江主簿。然后就其人其事一番议论、慨叹，谓“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贤者，任而进之无嫌也”，“今兴之去，知者皆怜其才之可以进焉而不得”，“独以悲大公之道不行也”云云。叙事、慨叹，曲折婉转，实则藏峭于婉，愈婉愈峭。三是《送胡叔才序》，乃“书其所以为父母寿者送之”。而“书其所以”，则从叔才故乡铜陵重财贱儒之民俗说起，继而叙事以言“叔才之父母不然”，再说叔才复试于有司而不得，因“惭其邑人，不能归”，然后记作者劝归之言。而劝归之理，全从分析上述叔才父母之“贤”生出，至谓“今而舍道德而荣禄位，殆不其然”。显然，此文婉转达意，并无峻峭之风。吕留良谓其“从昌黎《欧阳生哀辞》脱胎，而炼意炼辞，句法字法，无不精湛”，“脱胎”云云，当兼指其“炼意炼辞”而言。“炼意”受到过《欧阳生哀辞》的启发，“炼辞”亦然。而赠序“炼辞”，又离不开“句法字法”之运用。其用字之省、之准，造句句式之变化，叙事、达意之明白、生动，读“邑豪……遇儒冠者，皆指目远去，若将浼己然，虽胡氏亦然”，“邑人之訾者半，窃笑者半，其父母愈笃，不悔，复资而遣之”，“子之亲，矫群庸而置子于圣贤之途，可谓不贤乎？或訾或笑而终不悔，不贤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荣禄与位，殆不其然”，当会心有得。

讨论王安石赠序，应顾及《同学一首别子固》。此文作于王安石庆历三年(1043)回临川后与曾巩离别时，其末谓“会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故其名为留别之作，实可视为赠言者、受言者皆为自己的赠序。“同学”，不单指曾、孙二人“学圣人”之“学”同，还指作者与二人之“学”相同。书写策略，如孙琮所谓“有见于二子之学，而因以自明所学”。具体写法，则是拉正之陪说子固，交互映发，而将自己穿插其中，用“予”导引其说。好处是既能自然叙说子固、正之之“学”而带出称颂之意，又能自道愿望以“明所学”。言别却“略朋友别离之情，而叙道义契合之雅”，出语朴淡而寄托高远，亦如孙琮所谓“笔情高寄，淡而弥远，自令人寻味无穷”。

总而言之，王安石的赠序，无论以旁说引入正题者，还是直接切入正题者，都有以议论为主、说理多于抒怀的特点。语句挺拔而少有枝叶，婉转达意而难掩其峭，骨力廉悍、坚凝，即使深有感慨，亦无唱叹抑扬、屈曲往复、凌虚摩荡之致。其风格走向，明显偏于简明劲健、廉悍峭折一路。而持论有见，且固执其说；行文自占地步，长驱直入而少有纡徐往复。美在炼意炼辞，美在字法、句法。此即所谓得韩之“骨”，即所谓用韩之“端凝简峭”。“简峭”，可谓王安石赠序风格走向、书写方法、艺术风貌、美感特征之总称。

三　曾巩、苏洵、苏轼赠序“佳处”之所在

先说曾巩。一般来说，曾巩为文远师刘向，近学欧阳，文风走向趋于阴柔一路。不过就赠序而言，亦有取法韩文、文风近于韩文者。曾巩赠序较多，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就选了9篇。从这9篇赠序，亦可见出曾巩赠序之大概。其中有一篇《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序》，是以为别者、送别者互赠之诗所写之序为赠序，这在北宋是很少见的。虽然姚鼐《古文辞类纂》卷九将其列入序跋类，但刘大魁仍称其为赠序，且谓“子固赠序之序，当以此为第一，敷陈畅足而蔼然温厚”。此文特点有三：一是兼具诗序、赠序两种文体功能和写作要求，并将两者融合在一起。说具体点，就是通过叙说送别者作诗(或诗作)之意，表达赠言之意，即所谓“赋诗之所称引况谕，莫不道去者之美，祝其归仕于王朝，而欲其无久于外”。二是藉说诗作由来，娓娓道出太平年代“士君子之风流习尚”，亦即馆阁僚友因应“有出使于外者”而出现的饯饮赋诗以送别的一种重要文化活动形式。这一叙说对我们深入了解唐宋赠序文体由来、演变、发展，自有难得的文献价值。就赠序文风而言，则因内容的表述而带有馆阁文化雍容尔雅的特点。三是赠序对被送者的赞颂和期待，皆为送者之共识和馆阁饯别诗作之共同主题；亦即诗序之作，不过“发明士大夫之公论”，故其立论中正，无偏执之嫌，亦少了韩、欧、王等赠序所具有的自得之见和独具个性色彩的人生感受。行文则“敷陈畅足”，说得详细清楚。林纾称其“无激烈语”，实则既见于用语，又见于持论，且为曾巩赠序常用的书写手法。

曾巩赠序亦以议论、说理为主，议论、说理皆因被送者而发。基本写法仍可分为用旁说引入正题和直接切入正题两种，而以前者为多。像《送丁琰序》《送周屯田序》《送江任序》《送蔡元振序》《送李材叔知柳州序》，皆为以旁说引入正题者。而其旁说，大都文字较长，讨论某一问题或分析某一社会现象，可谓专题专论。如《送丁琰序》之旁说，讨论“今之守令，有道而闻四方者”极少的原因，将其归结为“今也庠序、师友、赏罚之法，非古也”。《送周屯田序》之旁说，就士大夫年七十致仕之待遇做古今对比，一方面慨叹待遇的今不如古，一方面又说冷遇给“士之倦而归者”或“士之老于其家者”带来的“好处”。《送江任序》之旁说，论如何任命官吏事，拿异地用人和“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对比，极言异地用人之弊和“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之利。《送蔡元振序》之旁说，论“州从事”为吏之道。谓“守之治，从事无为可也；守之不治，从事举其政，亦势然也”。而对今“四方之从事，惟其守之同”，或见其政事之失只是慨叹议论，完全不把公事当作己事；或见其失误即与之激烈冲突，以减轻自己的责任，都表示反对。《送李材叔知柳州序》之旁说，针对为官者因越地偏远、风气与中州异，而不愿久居其地，且皆嫌其官小，故千余年来仅数人“名能抚循其民者”，详说入越交通安全，风气不甚异于中州，物产、食物丰美，且人少斗讼，喜嬉乐，吏者宜有久居之心。又说古人为一乡一县之长，尚以其德义惠爱熏蒸渐泽其民，“今大者专一州，岂当小其官而不事邪”。

这些专论式的旁说，既因被送者而发，立论自然就切合其现状(行动上的、思想上的)。就写作言，则要求一要旁说隐含赠言之意，二要正题伸论与旁说衔接自然，这些都处理得好。突出特点是：旁说虽以理为主，但多就生活中事作论，故叙事成分居多，且言之琐碎，多堆砌铺陈形容之语。如《送江任序》说“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之利，谓“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冲冒之虞，无有接于其形，动于其虑。至则耳目口鼻百体之所养，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亲故旧之人，朝夕相见，如不出乎其里。土田市井风谣习俗辞说之变，利害得失善恶之条贯，非其童子之所闻，则其少长之所游览；非其自得，则其乡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议论亦反复言之，真所谓“敷陈畅足”。如《送蔡元振序》驳“从事举其政，则为立异，为侵官”，谓“噫！从事可否其州事，职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则舍己之是而求与之同，可乎？不可也。州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责，己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则举其政，其孰为立异邪？其孰为侵官邪？议者未之思也”。如此，自难免冗沓、纡蹇之病。正题作论，虽承旁说而来，但往往仅取其一端，见得旁说过于“旁骛”，与赠言之意不是非常一致。

直接切入正题的赠序，行文以“简”“淡”胜者，此当推《送傅向老令瑞安序》。其言向老种种长处(仅谓“读书知道理，其所为文辞可喜”，贫而能“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及作者对向老的赏爱(“爱其自处之重，而见其进而未止也”)和期望(“予谓向老学古，其为令当知所先后”)，皆简而明；寄慨、抒怀(“然古之道盖无所用于今，则向老之所守亦难合矣”，“庶夫有知予为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则笔轻语淡，貌似无所用心，实则大有深意。

为文兼学韩、欧，自嘲自解以赠人，而以言不着实处、使自求诸言外取胜者，当推《赠黎安二生序》。此文结构形式，前人多注意其起、中、结皆言及苏轼，而以为文之纽带为“苏君”。实则首段前后言及苏轼，不过引出黎、安二生来由及其文章、才力之佳而已，末段末句带出“苏君”，“以苏之不为俗人也”(孙琮语)，有借苏强调己说之意，与首段首句“赵郡苏轼”前后照应，倒在其次。赠序主体结构，其实是用对话形式完成的。读者尽知文中次段叙说“余曰”“黎生曰”是以对话为文，却往往忽视“夫世之迂阔”至“必能择而取之”一大段议论，实为“余”就“黎生曰”之答词。这段答词，出语之妙有四：一是不直接否定黎生之说，而是用“余之迂”启迪对方。二是说“余之迂大”，乃“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而非“文不近俗”而已；实暗示对方“学斯文”不单要“文不近俗”，而且要“信乎古”“志乎道”。三是不明言对方当如何确定人生取向，而是列举“余之迂”的“善”与“不善”，谓对方“必能择而取之”。四是行文慨叹有声(两谓“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抑扬往复(既言“谓余之迂为善”，又言“谓为不善”)，寄意言外(谓“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者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作者持论本于韩、欧，借题自叹自解以赠人似韩、欧，严中带婉，感叹抑扬，不着实处，内含逸致遥情，亦似韩、欧。

以文势曲折、峻洁有力取胜的赠序，是《送赵宏序》。赵宏领兵驰援潭州守臣灭“寇”，而其“固喜事者(即爱征剿动武者)”，故曾巩劝其施行“致吾义信”招而抚之的谋略，不得不曲折道来。而所谓曲折道来，实从史书所载历史经验道来。谓史载如潭之事多矣，或以数万之兵征剿而官兵败，或单车独行而“寇”乱平，关键在于“义信”能否“足以致之”。用兵不能“致平”，而“致平在太守身也”。继而又就“今之言古书，往往曰迂”作论，谓历史经验远胜“时人之自用”云云。说此文峻洁，则一见于文章简洁，句少意多；二见于直言其事，不掩锋芒，如谓赵宏“固喜事者”，谓“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及对“前之守者不能此”和今之守者“乞益兵”的指责，皆是。

总的说来，曾巩赠序，说理者多，抒怀者少；而且说理持公理共识和一般见解者多，说自得之见和独特人生体会者少。其议论，无论是形同专论之旁说，还是直接切入正题议论其人其事，都多平叙直说，少有描叙生动之语、波澜迭起之势。其用语或于字法、句法刻意求新(如《送蔡元振序》谓“不过室于叹、途于议而已”，“为从事乃尔，……不尔者其几邪”)，用字求简，但总有语重意复之处。或言之谨密，细意熨帖，却少有疏爽之气。其佳处似在持论稳实、不偏不倚及出语柔婉、惬适处。若论全篇内外兼具美感特质者，非《赠黎安二生序》莫属，余则美在或内或外之一端，或内、外之某一局部上。

再说所谓“三苏”赠序。林纾提到“三苏”赠序，其实苏辙《栾城集》《栾城后集》并无赠序。如说“三苏”赠序，值得注意的，只有苏洵的《送石昌言为北使引》和苏轼的几类作品。

苏洵之父名序，故避其讳称序为“引”。此文写法，虽然不是以旁说引入正题，却是从旁事(作者自小及大与昌言交往事)引入正事(昌言出使契丹)，以致称美之意；又用史事(本朝近事和汉代故事)作论表述赠言大意(面对强敌，当以无畏之心，折冲口舌，不辱君命)。文以叙事胜，简明而有层次，且描述、形容，善于展现场面，凸显细节。

苏轼赠序则有三类文字可言。一是以送别诗之序为赠序者。有《送章子平诗序》、《送杭州进士诗序》和《送通教钱大师还杭诗序》。后者仅记作者与通教说表忠观“卒工”与否之对话为内容，并未涉及作者赠诗之意。中者为送杭州九进士于礼部作，内容主要是阐说太守陈公所作燕别诗《登彼公堂》及勉励之词，诗序文体特征明显。前者则以旁说引入正题，旁说从观《进士登科录》说起，谓从天圣初年到嘉祐末年科考得士每届前三名者贵且贤者极多，仁宗所得“未有不硕大光明秀杰者”实乃“天相之也”。入题再说章子平虽名列仁宗第十届科考之首，却十年“困踬而不信”，“意者”以为其“任重道远，必老而后大成”，不然，所谓“天相之”，岂非“徒然”？今乃“出牧郑州”，“士大夫知其将用也”。显然，此文旁说之事于子平长期困踬不信有衬托作用，“意者”云云实为不平语，“知其将用”云云实为带有安慰性质的祝祷语。

二是摆脱诗序影响，自成一体的赠序。其中以旁说引入正题的有二篇。一为《送人序》。此文仅存部分旁说原文。有谓“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于俗学”，且点名斥责“王氏之学”，言其“正如脱椠，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至于赠送何人，不得而知。一为《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旁说罗列诸家之言，以推理胜；正题就思聪博学多艺作论，谓“聪若得道，琴与书皆与有力”。并言将观其书、诗，“以为聪得道浅深之候”，似于聪“自闻思修以至于道”深致意焉。

直接从叙说送别其人其事入手的赠序，亦有二篇。一是《送水丘秀才序》。此文叙事写人，显得俊爽、遒劲。几句话就勾勒出一位有学有才有个性、出词吐气惊俗、自适其适而行止由己的士人形象。作者以“古君子”“其心常足”，“在穷也能知舍”“在通也能知用”勉励对方，也是立论高远而能超越俗流“归绳”之说。末谓“若夫习而不试，………则仙夫之屐可以南矣”，出语洒脱，亦与仙夫为人相肖。又文中前云“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后云“予以是卜仙夫之还也，仙夫勉乎哉”，分明是学韩愈《送董邵南序》前言“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后言“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只是韩愈慨叹有声，语意含蓄，耐人寻味，而苏轼说得平实、直白。于此亦可见出唐宋文风的异同。一是《送张道士序》。赠序本为送别者写给行者的赠言，此文内容，却是大写作者请求行者赠之以言，把赠序由论人变成了言己的抒怀文字。可见其构思之巧。赠序主体有两层意思：一说对方何以“别去”而不“发药”赠我，一说作者“所望吾友”施“教”于吾的种种问题。两者皆用铺叙手法，出语则略叙其事即连用疑问句式言之，以至于全文语句以“乎”为语气词者多达19处。其实叙事致疑并非真有疑问，而是藉以抒发牢骚而已。自然行文致疑愈多，“所望吾友”“发药”愈切，愈显得牢骚之盛，抒怀也就愈为充分。

三是以杂说内容为题的赠序。计有《稼说》(小标题“送张琥”)、《明正》(小标题“送于伋失官东归”)、《太息》(小标题“送秦少章”)和《日喻》(无小标题，篇末谓“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四篇。这四篇的写法，都是学欧阳修《送杨寘序》的“作《琴说》以赠其行”，标题方式则学欧文《送王陶序》另一篇名《“刚说”送王先辈之岳阳》。具体说来，《日喻》主要用两个比喻说“求(作意揣解)道”、“学(作身习解)道”的区别，批评“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鼓励吴君的“有志于学”。《稼说》以稼为喻，说做学问当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道理勉励张琥。《明正》借为于伋辨明失官当以“惑而悲”为“正(正确、正当)”，还是以“不惑”“不悲”为“正”；是“以自知之深者为正”，还是以“以知我之粗者为正”，愿其“终身乐而不悲”。《太息》借说读孔融《论盛孝章书》“今之少年喜谤前辈”云云的感慨，而抒发作者晚年文风还受到狃于旧习者攻击的牢骚。叙事抒慨，实以“太息”起兴，以诗为文特点明显。

苏轼赠序写法多样，有集唐宋人之大成的趋势，但并无大的突破。唯以杂说为题者有些新的气象，显出赠序以说为中心内容、“正题”内容逐渐淡化以至于省略的文体特征，同时出现了藉赠人以言而以自抒情怀为主的书写策略。爱用譬喻说理则为其主要的修辞手法，铺陈形容亦在在有之。其美感特质，一在于他对事理特别是对学理的阐释、论述，所提出的一些观念(包括具体学术观点和为人为学的原则、方法)使读者因为得到点拨而在心理上产生愉悦感；或因应其说而在思想上产生共鸣，或有更多更深更完备更合理的想法。二在于出于说理的需要，叙事展示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以及现实生活和各种自然现象、幻设之物能以其形象、境界给人以美感。三在于描叙对方为人特征和处世经历所带来的个性美，以及说理使用譬喻带来的形象美、故事美和论理取证所涉及的日常生活所蕴含的审美意趣。四在于语言的特别自然平易、句式的排比或大体整齐以及虚字的灵活运用所带来的形式美感、音韵美感和疏爽朗畅的美感。

四　唐宋赠序文风演变的特点

唐宋赠序不过是唐宋古文中的一种文体，总的来说，其文风演变的特点、原因和意义，与唐宋古文文风演变的特点、原因和意义应该是一致的。检阅唐宋大家的赠序，我们看到唐宋赠序文风演变的几个特点。

一是作为唐宋士大夫或士人的一种重要文化生活方式，赠序写作从未终止过，而且赠序的产生离不开两个活动场所，一即群体性的筵别场所，一即个别性的私人场所。韩愈《送石处士序》《送郑尚书序》《送郑十校理序》《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即为筵别产物，群体活动特色显著。《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高闲上人序》即为私下而作，个人色彩浓厚。宋代曾巩《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有谓“有出使于外者，则其僚必相告语。择都城之中广宇丰堂游观之胜，约日皆会，饮酒赋诗，以叙去处之情，而致绸缪之意。历世浸久，以为故常”。曾巩当日即和“三馆秘阁同舍之士，相与饮饯于城东佛舍之观音院”。后来苏轼作《送章子平诗序》，也是缘于“士大夫知其(指子平)将用”，“会于观音之佛舍，相与赋诗以饯之”。

二是赠序的两种文体体制，即以为送别诗所作诗序为赠序的文体体制和完全摆脱诗序影响、独立成体的赠序体制，在唐代，具体说在韩愈手中已经定型，宋代只是沿用而已。要说区别，宋代以诗序为赠序者似乎数量越来越少。两种文体体制没有什么变化。即前者赠人以言，主要通过阐说作者作诗之意的方式完成，文体体制符合序跋之序的文体要求；后者或如林纾所言“序不是论，却句句是论。不惟造句宜敛，制局亦宜变”，“诸体中，唯赠送序最无着实之体例，可以凭空自成楼阁”。其体制之灵活构建，大抵原则就是达意便可、明心即是。

三是北宋古文家作赠序，皆有意学韩，欲得其一体，或能及或不能及而自有特色。前引林纾即谓“赠送序是昌黎绝技，欧、王二家，王得其骨，欧得其神”。欧、王、曾学韩之例甚多，如茅坤谓韩愈《送廖道士序》“文体如贯珠，只此一篇开永叔门户”。唐顺之评韩愈《送杨少尹序》谓“前后照应，而错综变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苏、曾、王集内无之”。曾国藩则谓“唱叹抑扬，与《送王秀才(含)序》略相类，欧公多似此种”。茅坤谓欧《送杨寘序》“此文肩视昌黎而直上之”。金圣叹谓“此文全然学韩昌黎《送王含秀才序》，看其结法便知”。何焯则谓欧文“此似学《送王秀才序》而不如者，不独笔力简古为难，韩乃简古中旨趣深远”。毛庆蕃则谓“诸序皆本昌黎，此篇风韵尤绝，几疑青出于蓝、冰寒于水矣。盖其中有永叔独到处故也”。孙琮谓韩愈《送王秀才(含)序》“欧、苏即臻其神韵，终逊其奇肆也”。何焯谓韩愈《送郑尚书序》“前半盛称其任之重，以戒勉之，而以两语反复微讽使知所自处，知其为讽，愈觉有味，犹《诗》之有《楚茨(辞)》篇也。宋人自欧公而外，无复得其意也”。茅坤谓欧《送廖倚归衡山序》“类昌黎”，归有光则谓“宛似昌黎公笔，非欧阳公本色”。刘大魁评欧《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谓“欧公序文唯此篇有苍古雄迈之气，不易得也”，陈曾则谓“欧公此文绝似昌黎，非可以形貌论也”。方苞论韩愈《送王秀才(埙)序》谓“北宋诸家皆得退之一体，如此文支流，盖与子固为近”；又谓“此子固文体所自出”；再谓“渊雅古厚”。张裕钊则谓“其渊厚，子固能得之；其朴老简峻，则不及也”。何焯谓曾巩《赠黎安二生序》“曾公本欲规而进之，正言若反，使自求诸言外。此文最善学韩，结处暗用范滂语，翻案文势，抑扬反覆，可谓圆健”。茅坤谓曾巩《送周屯田序》“议论似属典刑，而文章烟波驰骤不足，读昌黎所《送杨少尹序》，天壤矣”。吕留良则谓“但无此(指韩序)轻妙生动耳，如南丰《送周屯田》亦有斯意，然极重矣”。林纾亦谓“文近昌黎，唯层次少简，不及昌黎之能作千波万澜也”。可见，宋代古文家对唐人尤其是对韩愈赠序，从文体体制到文章风格，从书写策略到修辞手法，从题材选择到结构安排，从起结呼应到遣词造句，乃至文字布设之妙、出语之巧，都曾细心揣摩，深入领会，为其所用。

四是宋人学韩，选择性强。受唐宋文化雅俗之变和个人艺术趣味的影响，往往一位作家能得韩一体，即学到韩愈赠序一种风格；而且所谓学到也只是大体相似，总有不及或胜出韩愈处。总而言之，韩愈赠序文风的奇崛、平易，或谓端凝简峭、婀娜摇曳，或谓雄奇、惬适都为宋人所承继，而以平易或谓婀娜摇曳或谓惬适为大宗，成为北宋赠序文风发展的主流倾向，代表人物则为欧、曾。韩愈赠序以儒学为本的艺术精神，无篇不道及身世之感的个性特征，因事设权、机轴各异的构思方法，以叙事为议论或谓博引事实以助其说的本事，以诗为文兼取辞赋、骈文长处为用的文学表现形式；空中起步、专于虚景簸弄和唱叹抑扬、驰骤跌宕的行文技巧；句奇语重或轻灵飘忽和出语机智巧妙、余味曲包的语言艺术，皆为宋人所学。

五是宋人学韩，都会保持自己的古文本色，这也是唐宋赠序有变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宋人学韩的文风取向就是基于自家本色而确定的，反过来，由于学韩的某种文风及其表现艺术又进一步使本色大增。欧、曾、王、苏，莫不如此。所以考察唐宋赠序的演变，不能置整个唐宋古文发展变化的大趋势于不顾，要充分注意到赠序之作只是古文的一部分，其演变现象不过是古文演变的投影而已。当然，关注此一投影对深入认识唐宋古文之变是有帮助的。拿唐宋赠序对比，有几点明显不同。一即赠序立意关涉时政、思想斗争和干预现实、讥讽丑恶现象，且出语尖锐的趋向减弱；讨论为人为学之道，关注现实人生际遇，既劝勉他人又用于自勉，既慰藉他人又聊以自慰的多起来了。一即赠序说理成分愈来愈重，以致出现了以杂说为题的现象。写法亦随之有变，由早先的从旁说或配说或冒头引入正题，到以杂说为中心内容，所谓正题渐次淡化或省略。一即赠序功能由“致敬爱，陈忠告”或谓称颂、安慰、勉励、规劝对方，变为自明其志、自我勉励、自抒情怀(包括自发牢骚)。写法亦由赠人以言变为借题自寓，赠人而以自赠(如曾巩《赠黎安二生序》)，由留者赠言与行者变为行者赠言与留者(如王安石《同学一首别子固》)，由留者赠言与行者变为留者请行者赠言与自己(如苏轼《送张道士叙》)。

熊礼汇，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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