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通》的文章观

阮忠

摘要：刘知几的《史通》论史亦论文，文章受时世易移的影响，自然有体式、质文乃至风格的变化；叙事之文应力戒文辞“烦富”，达到文约事丰、言近旨远的境界；语言则需“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而非“鼓其雄辞”，“竞为绮艳”。

关键词：刘知几　史通　文章观

稍晚于“初唐四杰”，刘知几走上了文坛，因《史通》为人称道。作为史家，其要求为史者当具“才、学、识”的基本素养，主张为史当求真去伪、彰善贬恶、求法有则、秉笔直书等，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文章观通过《史通》得到体现。这里的“文章”，不仅指叙史的、有散文特质的文章，而且也包括了诗歌和辞赋。如他说：“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这是他对“文章”最本色的理解。如是者不单有文，而且有诗有辞赋，他曾说“盖山有木，工则度之。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此“文章”之后，他列举了韦孟《讽谏赋》、赵壹《刺世嫉邪赋》、贾谊《过秦论》、班彪《王命论》、张华《女史箴》、张载《剑阁铭》、诸葛亮《出师表》等，可见他“文章”概念的含混，或说他承袭自魏晋以来的“文章”说而没做具体的分解。本文侧重就其叙事文章论。

一　时世左右的文章体式与质文之变

刘知几深好史学且身为史官，其《史通》的定名受《白虎通义》和司马迁外孙杨恽曾在王莽时期求封司马迁为“史通子”的影响，有以“通”观史与自以为“通”的思想取向。刘知几在《自叙》中说，《史通》以述史为主，却不限于史，“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刘知几自诩自得，其《史通》的无不包罗自然是超出历史之外的，但所论历史，不出王道、人伦的范畴，说明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并以之贯穿历史。他把自己与西汉的扬雄相比，说自己与扬雄有“四似”，其中说扬雄老来自悔创作辞赋，认为不过是童子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而他“幼喜诗赋，而壮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就此而论，当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的“文史星历，倡优蓄之”，表明为文者与为史者的地位相当。刘知几不太看得起文士，但仍不能不承认史者还是文士，只说不是他心目中的诗赋之士。这不妨碍他借《史通》对文章有自己的看法。

刘知几出于自己的好尚与职业，对前代史官与史书多有批评。他在《六家》里说：“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这番话是有所指的。司马迁曾答上大夫壶遂问，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他对《春秋》极尽推崇之词，进而以自撰的《史记》比拟《春秋》。刘知几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比不上《春秋》，《春秋》在历史的记叙中有褒讳黜陟，即有史家的思想及社会立场的表达，而不是《史记》单纯地“整齐故事”。殊不知司马迁的“整齐故事”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社会立场。不过，他在这里说的“时移世异，体式不同”是很重要的历史观，贯穿其中的是社会“变易”。诚然，社会的发展无时不在，政治家的思考诸如韩非说的事异备变姑且不论，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历史观及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写作用心，其核心思想就是“变”。刘知几所言，视野比司马迁要小得多，他在同篇中更多地关注史书之体，说道：“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这六部书出自不同的时代，《左传》以《春秋》为纲并运用“春秋笔法”，但《左传》的“以事传经”，把浓缩的“春秋故事”变为舒展的“左传故事”，使其自然与《春秋》有了全然不同的风貌；而《汉书》虽然变《史记》的五体为四体，亦用纪传体，但与《史记》的叙事风格有所不同，故刘知几将《汉书》与其他五家并称。

史书文体的变化就文来说，根本是文章文体的变化，因为他所提到的这些史书同时被后人认为是历史散文著作，文体变化相应就有了文风变化，从《尚书》的记言到《春秋》的记事，相沿至《史记》《汉书》的记人与记事，终究是在人与事的记叙格局里呈现自己的曼妙舞姿，然记叙风格在因革中不断产生变化。刘知几最称赞孔子所修《春秋》，说它“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不过，这里的“微婉”说、“志晦”说出自《左传·成公十四年》的“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刘知几的认同，固然是因《左传》而肯定《春秋》，但也是肯定这样的记叙风格，认为这种记叙风格使《春秋》得以独行千载。这样说有点片面，《春秋》的价值首先还是它的历史记叙在那个时代独领风骚，记叙的文章风格是其次的事。

刘知几不仅关注记述文体之变，而且关注记述文章语言的变化。他在《言语》的开篇中说：“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这一句话多有出处。所谓“枢机之发，荣辱之主”用《周易·系辞上》语，以“枢机”喻口舌，说人的语言事关荣辱；“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的孔子语，说语言需要文采才能流传广泛且长久。而“专对”说亦是孔子语，《论语·子路》记载，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他认为诵诗三百应能出使专对，不然的话，诵诗三百有什么用处呢？这话是有指向的，春秋时期诸侯士大夫赋诗言志是常态，“出使专对”亦在于此。刘知几在这里借引用来强调语言表述一则应慎重，二则应修饰，三则应有功用。这三者对文章写作来说，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随之，他梳理了上古之后史书语言的发展变异，说道：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雎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他如是评说针对的都是历史著述，表明了语言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史书语言从最初的朴略难晓至微婉多切、流靡不淫，再到以谲诳为宗、以寓言为主，变异所体现的文章语言的发展历程，显然时代与社会环境的不同，历史著述者与被著述者的变化，从而使记述语言有不同的风格，贯穿其中的就是变异。因此刘知几不赞同模仿前人的语言，模仿之下的今语犹古语，会导致“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也不赞同今人对不同民族语言的改造，即所谓的“讳彼夷音，变成华语”，伴随它的是适应这种改造而“妄益文彩，虚加风物”，“华而不实”。他是求实求真的述史者，对文学的文采、虚构的渗入不以为然。同时，刘知几也注意到认识者的审美感受，他在《言语》里举了“江羋骂商臣”“乐广叹卫玠”的例子，反对世人崇古贱今，并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语言雅俗与质文屡变。语言的雅与俗，在文学领域极难分辨，俗语俗词可入雅文篇章，从而化俗为雅；俗语俗词可以在某一时期为俗，在另一时期为雅。刘知几在这里说的是后一种情况。他说江羋、汉王刘邦之语与单固、乐广之语同为“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但世人对此的审美感受却不一样，江羋、汉王之语清雅而单固、乐广之语鲁朴。刘知几认为这是因为岁月远近、风俗不同所致。古之俗俚，今之清雅；今之鲁朴，后之清雅，即所谓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当是历史与人们认知的必然，但他其实是崇尚叙史之雅的，曾说：“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雅言”说，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曰”里提到过，他说自己面临百家说黄帝，其文多不雅驯时，“择其言尤雅者”以成黄帝本纪。不过，这里的“雅言”当是文雅之言，与粗鄙之言相对。刘知几评价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人，说他们撰史所采集的史料“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是因为这些材料来自其他的历史著作，他强调事无邪僻，不仅指思想纯正，而且指写作剪裁也是纯正的。

刘知几从语言雅俗的变化与对其的体认，推论出“质文之屡变”。如是说，除了世人的审美感觉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之外，语言的质与文本身也会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而就“质文”或“文质”言，孔子的“文质彬彬”说入汉即是很热门的话题，文与质总是充满了变化。这从上述提及的上古至战国时语言的发展可以得到印证。其后，南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等篇章里，对文学质文的变化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不过，刘知几据此表达的是今人不可在历史著述中效古而弃今。他不主张语言复古，认为语言一旦复古就会丧失其当下的个性，也就失去了历史著述之真。

刘知几关于历史著述质文屡变的思想，还有深入的论述。他说：“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他说到的因俗随时，一方面存在一定环境、人群及历史过程中人性与文化的惯性；另一方面是礼乐的因俗而变，随时而动，存在变动的必然性。于是，方有三王异礼、五帝异乐的情形发生。刘知几多强调的“变”，是历史过程客观存在变异。作为史官来说，既然所叙之事变了，为什么叙事的语言不变？他称不变者为胶柱调瑟、刻舟求剑，思想与方法都僵化了。同时，刘知几还说：“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晋者，齿便从黄。”这本来是说历史著述中人物的氏族即今言的籍贯和邑里问题，说到氏族易明而邑里难详，或因天下动荡而变，或因地名改动而变，或因自誉虚冒而变。这些历史问题自当别论，刘知几主要说人受地域或说环境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这一思想在战国时就流行，如晏婴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荀子说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但经刘知几道出，强化了他的“质文屡变”说。既然人性都随地域(包括地域风俗)易移，那么历史记叙的质文屡变就是自然的事了。

刘知几这一思想还在《模拟》中有间接的印证。所谓“模拟”，谈的是貌同心异或貌异心同的拟古，他吸取韩非子《五蠹》“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辩证思想，并引用韩非子“守株待兔”的寓言说明用先王政策方略治理今世之民的荒谬。不过，刘知几并不是特意讲一个政治故事或者重温这一政治理论，而是借此批评“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刘知几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他死了47年后韩愈才出生。显然这里说的“古文”不是韩愈载道的散体之文的含义，而是古代之文或说古代文章。但这古代文章按韩愈的说法，又归属于韩愈崇尚的“三代两汉之文”。刘知几批评这些仿佛是古文重出之文，是批评这些“喜编次古文”编述者的好古而无识。他不赞成思想陷于前人窠臼，“无识”而有《五经》再生、《三史》重出，是没有意义的。而有识也应是前人识见的弘扬，有思想的一贯性。但他不反对学习历史或历史人物，曾说扬雄学孔子而著《太玄》、范晔学贾谊而著《后汉书》序论，凡此等等，都是因“仰范前哲”而扬名于后世。

历史不能割裂，前终后继。刘知几在《模拟》里反对“貌同而心异”，将之斥为“有类效颦，弥益其丑”；主张模拟的“貌异而心同”，即“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图画写真、镕铸象物式的模拟，求其形似，亦步亦趋是不可取的，刘知几要求的是“道术相会，义理玄同”的“心同”，即学习前人及其著述的内在精神、品格。他同样也举了一些例子，如说：“《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而心同也。”这个例子先说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事，当时，齐襄公派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结果鲁桓公不明不白死在车上。对此《左传》语焉不详。然后写晋愍帝为汉王刘聪所掳，在大宴群臣时，刘聪下令羞辱晋愍帝，要他行酒洗爵，在座的晋臣目睹，伤悲流涕，刘聪恐有后患，杀晋愍帝于平阳。《晋纪》对这一事件的记叙，风格类似《左传》，但语言没有机械地模拟。从上可让人从“貌异而心同”的模拟论中，看到他的历史继承观，这于古文亦然。

二　叙事戒文辞“烦富”而宜文约事丰

刘知几的文章观很在意叙事力戒文辞“烦富”，而主张文约事丰。他赞赏《春秋》历史记叙的完备，认为与《春秋》运用编年体有关。因为编年，《春秋》才会“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但他希望这种完备是粗细适中的，其中有叙史者主观的标准与选择，并不容易与刘知几的想法相吻合，所以他在《二体》里对《春秋》也有批评，说《春秋》“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即在历史记叙上或详或略，导致记叙的风格不一。但他在同篇中又说《春秋》的长处在于“理尽一言，语无重出”。这是记叙历史在语言精练简洁上的功夫，所以刘知几不喜欢记叙语言之“烦”，多次批评叙史的重复。司马迁《史记》所用的纪传体、沿用其纪传体的班固《汉书》，都成了刘知几批评的对象：“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

司马迁在先秦史书的编年体与国别体之后，将编年史的诸侯国与历史人物的分散记叙，以及国别史的片断、不够连贯的记叙，改变为集中记叙朝代、诸侯国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一生，开创了纪传体，并影响到其后官修的二十四史(含《清史稿》)都用纪传体。司马迁、班固在纪传体中，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同年共世”的问题，并不忌讳“纪传互出，表志相重”。在不可回避的情况下，司马迁采用的方法是“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互见法”，如楚汉相争之际发生的“鸿门宴”具体记叙在《项羽本纪》中，而汉高祖刘邦、留侯张良都是这一重要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且司马迁又有《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故在《高祖本纪》《留侯世家》说到“鸿门宴”时，只是简单地交代“鸿门宴”，“语在项羽事中”，表明他们是同一事件的亲历者，这一事件已见于前面的《项羽本纪》，其后不再详叙自然减省了全书的文字，但出现了刘知几批评的“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

司马迁这样做并无不可，但不为刘知几认同。他在《二体》里还批评司马迁“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司马迁将同时共处且关系交织的人物如廉颇、蔺相如同传，魏其侯、武安侯同传是自然的，但他更多的是同类立传，不仅是这里提到的《刺客列传》如此，还有《游侠列传》《滑稽列传》亦然。再则贾谊与屈原同传、韩非与老子同传等，于是在时间上有了前后顺序的不一。这是纪传体必然会导致的叙事现象，也是司马迁为便于读者对纪传人物的认识采用的述史策略。两人或多人合传，如人物之间不存在事件交织的状态，其传还是各自独立的。但刘知几重叙史的时序，以此为准则审视《史记》的记叙，有这样的批评也很正常。不仅如此，刘知几还在《六家》中对《史记》用纪传体很不以为然，觉得此体把同一时期的国家政治和君臣分开记叙，少了叙事的完整，并又一次提到《史记》的“撰录之烦”，主要指的还是“语饶重出”，这倒不是《史记》中是否有旧记、是否有杂言所致。刘知几称道：“《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史记》无“志”，这里的“志”当为“书”。在这番评说中，刘知几肯定《史记》各体的特点与互为辅佐的功能，“委曲细事”“洪纤靡失”的完备的确最易导致为文之“烦”，可见其所批评的既是记叙风格，又是内容剪裁和语言表现。刘知几还在《表历》中认为司马迁十表所载，已见于本纪、世家、列传，犯不着叠床架屋的，何况读者先读本纪，越过十表而读世家，轻忽了十表的存在，也因为表真的无用。按他所说，倒是十表成为《史记》“烦费”的依据了。司马迁《史记》的五体，纪传贯穿于本纪、世家和列传三体中，表与书有各自的功能，如表的简洁明快，有其他诸体不及的优长。刘知几的批评只是仁智之见。

刘知几曾在《六家》里评价《汉书》：“《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这与他评说《史记》相较，颇有点扬班固抑史迁的味道。《史记》记叙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年的历史，计52万余字；班固记叙西汉二百年的历史，却比《史记》多30万字，相形之下，记叙历史的繁与简自不待言。但他这里评说《汉书》的重心是“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显然是反对文风之“烦费”即记叙的重复及语言的累赘。如果以此与《史记》对比，《史记》叙事疏朗，虽不及《汉书》的精炼该密，但自是一种风格，并非刘知几所说的“烦费”或繁。再来看他在《书事》篇说到史家的叙事“四繁”：一为祥瑞“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二为记载仅为常理的“臣谒其君，子觐其父”；三为有名无实，有其号而无其位；四为记载家史，而不是记载国史。他对这些历史记载都不以为然，主要是作者文章剪裁和写作的态度，导致一些不当进入史册的言论、事件和人物进了史册。

刘知几主张叙事的简省，除了上述之外，还有两点：一曰省句，二曰省字。何为省字？何为省句？他举例做了说明：“《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从这里来看，其省句之法，在修辞上是反语，正话反说省去了对人物或事件的完整交代，而让读者自己去领悟其中的含义。而省字则是语言上的不能增减，他说得很绝对，增一字则太详，减一字则太略，那就不单纯是省字了，省字中蕴含了用字的精当。相应的，还有叙事之“烦”，他也举了两个例子：“若《穀梁》称郤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偻者逆偻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繁字也。”从语义上说，上述的文字确可简省。刘知几的修改意见对于简省确实有道理，但对于叙事舒缓，《穀梁》与《汉书·张苍传》所叙也可成立。它们都不合符刘知几为文当简省的审美原则。作为史官和历史学家，在文学诸体众法中，他最崇尚的是叙事，还是基于述史，他在《叙事》里强调“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进而说：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蚁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在这里，均言国史之美者，但“以叙事为先”与“以叙事为工”的语义有所不同，“为先”者称其首要，“为工”者言其美妙，而简要又是其美的核心。而欲简要，省句省字是基本途径，刘知几又统称为“省文”，以求文约事丰，虽然省句易而省字难，但不能不力求简要，以抵叙事的最高境界。他审视历代史册，秦无史不论，秦前《春秋》是楷模，他说是“此述作之尤美者”；秦后，两汉、三国、两晋之史，都伤于“烦富”。刘知几用了文学的笔法，说文辞“烦富”者甚至是“聚蚁成雷，群轻折轴”即损害了文章的基本精神，实在是不可取的。而《春秋》叙事只求再现史之脉络、事之纲要，不具体展开所叙之事，的确是省字又省句的。正因为这样，方有“春秋三传”在叙事空间和叙事方法上的拓展。

刘知几力主叙事文辞的简省，其中还有“务却浮词”，这也是先秦史册的启示。他在谈到“务却浮词”时，以《尚书》为例，说《虞书》的“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夏书》的“启呱呱而泣，予不子”，《周书》的“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等都不用浮词，“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这也是为史者应该取法的。但在秦以后，“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他斥责浮词之处，可见其好简省的叙事立场。但秦以后语言、文辞的发展从单音节至双音节，从奇句至偶句，是语言和文人好尚发展的必然，不宜厚非。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有时说的“烦”并非指文辞之“烦”，如说《左传》：“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这里的“烦省合理”之“烦”与“省”相对，所言则是叙事的详略，是记言与记事的适当结合，他称为“合理”，殊不知这正是为文的极高境界，至此，“烦”者会不觉其“烦”，省者则会不觉其省。

刘知几这里的“寻绎不倦，览讽忘疲”与前面提到的“微婉”说、“志晦”说相应，让人感受到历史记叙之文不是只取直白，应委婉含蓄与直白并存。而其委婉含蓄虽然有比拟、夸张之类的艺术表现相辅，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语言的简省，话不说尽而造就深长回味。他这样评价《左传》的叙事：“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至如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云：‘上、中、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在这里，刘知几举了两个例子，就此而论简省，所简省的是事件过程，让叙事从起始跨到结局，读者依结局想知过程，或说以想象补足叙事者本当叙说之事。如前者不仅是将士争舟时的攀舟混乱和以刃断指的残酷无情，还有被断指者落水后的苦苦挣扎都历历在目，读者即景想到“自睹其事”。后者亦然，从那“槊血满袖”真能想见刘知几说的“奋槊深入，击刺甚多”。

刘知几称这种表现风格为“晦”，而如是的表现为“用晦”。他说：“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为文的省字约文而事溢句外，与诗歌运用意象、典故而造就的意在言外不同，意在言外，读者的领悟可以见仁见智，而史书中溢于句外之事有发展的必然性或说必然场景，大体上不存在歧义，刘知几讲述的春秋晋败于邲这个例子可以为证。同时，他还说：“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从这些来看，刘知几叙事的简省追求，既有语言表现的明快，如“陨石于宋五”之类，又有表现的含蓄，如“舟中之指可掬”之类。虽然历史著述以叙事为主要方法，宜彰显所叙之事而不必含蓄，但他有点钟情于含蓄，认为如是方能文约事丰、言近旨远。

三　叙事应“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而非“鼓其雄辞”，“竞为绮艳”

司马迁曾说：“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而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司马迁言及身为太史令，肩负着记叙历史特别是当朝史的职责。刘知几亦然，他在《史通》外篇的《史官建置》里说了一段“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的话，表达人知生命短暂而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的追求，这在春秋时期就很明确，但书于竹帛有两种情形：一是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的善文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自为著述以传声名，从而不朽；二是刘知几这里说的由史官载于史册，善恶之人、善恶之事赖史册而流播。因此，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史鉴作用于是乎生。人生的代代相传、朝代的世世相继，劝善惩恶，终究不能失却史鉴，这就必然产生对历史著述的要求。刘知几说得很急切，认为撰史“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他也以此自重，常把叙史与文学家之文相比较，意在说明历史记叙应当是怎样的状态，但在客观上涉及了他对文章的具体看法。

刘知几曾就刘祥在《宋书·序录》里批评诸家晋史时说的“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空华”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关于“史之叙事”，“当辩而不华”一说出自班固：“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知几只是没有提到叙史的“不虚美，不隐恶”而已。他认为历史记叙像这样就可以了，其中最核心的是“实录”或说真实地再现历史。他曾在《模拟》中批评谯周的《古史考》不当拟《春秋》而将秦赵高杀丞相李斯改为“秦杀其大夫李斯”；批评李百药在《北齐书》里将王劭《齐志》里的胡人脱帽改为“免冠”，殊不知胡俗不施冠冕。刘知几的批评看似苛求，其实是视真实为历史记叙的生命，这也是历史记叙者的职责所在。

刘知几所言涉及的历史著述的风格，其意为历史著述之类的文章当条理分明、略有文采而不华丽，朴素却不俚俗。不像文举即孔融之文的好奇、公干即刘桢之文的奔放、子云即扬雄之文的内美、长卿即司马相如之文的辞藻飞动。他说这些人的文章“绮扬绣合，雕章缛彩”，其实过于抽象，像孔融、刘桢的文章之美远不及司马相如、扬雄的文章——辞赋之美。相形之下，刘知几表明历史著述的风格与散文、辞赋的风格是不同的，不宜以散文、辞赋的笔法撰述历史。类似的意思，他在《叙事》中也有表达：“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前者说的“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这里说的是“文而不丽，质而非野”，意同而词异。不过，他强调了历史著述最重要的是叙事，所有的艺术特质都建立在叙事的基础上，而叙事是应当有味的，能够让读者反复体悟。

因为重历史记叙的实录，刘知几考察过汉以后的文学，认为魏晋之后文有“五失”，即虚设、厚颜、假手、自戾和一概，并对“五失”有具体解说。他认为以虚言求形似，殊不知“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更可悲的是后人以这些虚言入史，导致虚实相混，史书更像是文集。不过，这里刘知几引用班固所论，突出了他主张语言表现的朴素而不赞同文辞的华美。他在《载文》中批评“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主张“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让人感到他受前人的影响很深。墨子恐文害质故言多不辩是开端，进而有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之论，以及刘勰的“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对丽辞的批评。刘知几提到秦后文体的变化，主要是古文之外，又生出了辞赋一体。他这里提到的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作品均为辞赋。辞赋本也叙事，但文学叙事难免有虚构的渗入或对叙事的创作，使辞赋与古文迥然不同。他以“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来权衡文章，所谓谠切之于理的正直恳切在于真实，简要之于文的简明扼要在于明快。如果文辞过于华美，以文害义是不妥当的。

刘知几深谙文学，曾创作《思慎赋》《韦弦赋》《京兆试慎所好赋》等，以质朴而具思想情韵见长。他认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不应收入《史记》，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不该收入《汉书》，班固的《两都赋》、马融《广成颂》不该收入《后汉书》，这出自其对历史纯洁及求真的理解和追求，虽然后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文史哲不分家，历史、哲学著作同时也是文学著作，但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之后，文与史的分野渐明。虽然《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的人物纪传很有文学性，但仍多被人们认为是史学而不是文学。刘知几认为这些赋颂不当入史，其原因是它们“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这一批评与东汉王充对文学比拟、夸张的批评有些相近，文学的非虚构与虚构往往交织在一起，从而以其生动、形象形成独特的魅力，表现作者对社会与人生的诸多思考，使读者在享受审美愉悦的同时获得教益，与历史的直接鉴诫作用是不同的。文学表现的特殊性以及作者曲折婉转的表现，导致劝百讽一的文学效果亦不足为奇。这些文学作品当然不是真正的历史著述，但以之构成某一作家的历史过程或思想是可以的。它们入史在不同程度上彰显了史家好文的倾向，对史家的著述没有根本的影响。刘知几指责它们“无裨劝奖，有长奸诈”，是值得深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