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文学刊：困境与发展——“大学中文学刊与大学当代文化使命”研讨会综述

张广海

随着近年来学术评价体系的日益标准化和体制化，中文学术刊物的发展开始面临不断增强的外部力量的规约。刊物的等级差别虽若天壤，但也都面临相同的困境。中文学术刊物该如何应对新的标准和要求，以促成刊物与学术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另一方面，伴随各高校中文学科的建设，以中文系或文学院为单位的中文学刊纷纷创办，但由于多未能进入被体制认可的学术评价系统，一时更是步履维艰。

有感于这种形势，浙江大学中文系2012年11月10日在杭州百合花饭店召开“大学中文学刊与大学当代文化使命”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著名高校中文系或文学院的中文学刊和多家中文知名刊物的主编，以及相关中文学科专家等共40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就当今学术评价体制与中文学刊、中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大学的文化使命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提出许多前瞻性规划。会议集中讨论的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下中文学术期刊的共同困境

本次会议的核心主题是大学中文系或文学院所创办的中文学刊的建设与发展，与会专家也多半是各中文学刊负责人。目前中国知名大学的中文学科普遍创办了自己的系刊或院刊，浙大中文系也创办了系刊，至今已历时两年刊行五辑。与兄弟院校及其他非高校系统的学术刊物交流切磋办刊经验，共同思考中文学科的未来发展，是举办会议之初衷。

会议由浙江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汪维辉教授主持。研讨会伊始，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系刊主编吴秀明教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系刊的发展情况及面临的处境，并以此为引子，提出了如何发展中文学术刊物和如何回归学术本身的问题。《学术月刊》主编田卫平研究员等多位与会专家，结合自己丰富的办刊经验给浙大中文系系刊提出了诸多具体建议。与会专家更在刊物发展及学术评价体制等宏观方面，展开深入反思。讨论最热烈的，莫过于在当今的学术评价体制下，中文学术期刊所面临的共同处境。

吴秀明教授在开场白中指出，现在学者多忙于跑课题，学术评价机制也更看重课题和研究的过程，而不注重质量和结果，情况似乎已经积重难返，越陷越深。而新办的中文学刊，由于多数尚未被学术评价体制认可，处境尤其艰难，组到好稿十分不易。《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也指出，目前的刊物等级分类体制对各刊物造成了重大影响，在分类的背后，有许多利益因素的介入。他质问：人文学科是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日益制度化和统一的评价标准，是否抹杀了人文学科的独特性？他进而提出了学术标准化的要求如何与人文学术的个性化寻找到结合点的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主编谢天振教授同样指出，对刊物和学术的评估体系是一把双刃剑，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如果唯CSSCI刊物（以下简称“C刊”）是瞻，则必然毒化我们现在的学术空气，年轻学者更容易被毒害。他举例说：有些年轻学者发表在C刊上的文章，连同摘要、注释只占一页篇幅，而他们据之以为荣。但他也指出，这种学术腐败的主要责任并不在年轻学者，学界应该达成共识，并非C刊上的都是好文章，要引导和推动青年学者真正做好自己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吴义勤教授则重点提出了C刊的转引率作假问题，并指出甚至有人专门印制核心期刊的假刊，而这些无疑都是刊物评价体系的副作用。《明清小说研究》常务副主编徐永斌研究员重点批判了当下学术考核机制的畸形化，同样指出了转引率作假等严峻问题。《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董之林研究员则指出，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驱使许多学者为了职称而写作论文，而不是从问题出发，对方法的兴趣常常超过对解决问题的兴趣。《文学评论》一直处在焦虑的状态，因为虽然来稿很多，但好稿子一直缺乏。华东师范大学《文艺理论研究》主编谭帆教授、已进入A＆HCI目录的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主编聂珍钊教授等其他多位权威期刊主编均有此叹。而这或许说明了，不管什么级别的刊物，其繁荣与否在根本上都取决于学术共同体是否繁荣，而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并未能为此做出明显贡献。

具体到如何面对CSSCI等评价体系，田卫平研究员指出，不进入评价系统，路可能会越走越窄，所以应该探讨如何正视之。聂珍钊教授指出，C刊评价体系虽有其合理性，但C刊也有其问题，比如对学科的分类，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但CSSCI并没有一个区分，导致学科的评价标准不科学，这和我国的学科分类不明确也有关。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陈子善教授则指出，C刊一直是悬在编者头上的一把剑，但如果进了C刊，也有麻烦，将会难以避免人情稿。与会学者对此也普遍表示认同。

中文学术期刊发展的另一困境是缺乏经费支持。谭帆教授指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所创办的诸多刊物，几乎都在亏本，办刊物的一个突出感受就是钱太紧、人很累，为了争取经费支持，费尽心力。湖南师范大学《古汉语研究》编辑部郑贤章教授也指出，该刊经费也极其紧张，所有编务都是义务劳动，办公场所、网站均无着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副主编杨洪承教授则指出，该刊虽有充裕经费支持，但经费使用的规矩极其苛刻，常让人望钱兴叹。

二、大学中文学刊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策略

对于以中文一级学科为基础创办的大学中文学刊，其功能定位和发展策略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认为，大学中文学科的特色在于整合整个中文学科群，这既内含局限，也可转换成优势。对于如何让刊物做好整合学科群的工作，达到1＋1大于2的效果，吴秀明教授提出，大学作为科研和教学的统一体，可以尝试把教学方面的内容引入学刊。比如教学理念的问题，中文学科在纵向上的本硕博培养问题、横向上的大学中文教育和中学语文教育及社会需求的对接问题，都值得从中文一级学科的视野上进行探讨。《浙江大学学报》副主编楼含松教授指出，中文学刊还不同于同人刊物，它有单位角色在其中，当然也并不能局限于本单位，它既需要借助与大刊的合作，同时还需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楼含松教授特别提出了扩充学术批评的内容以增强中文学刊活力的建议。

对于中文学刊的单位视角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副主编杨洪承教授特别介绍了自己刊物的经验。他指出，以中文一级学科为平台创办的刊物，必须打品牌。最初他们要求少用本单位的稿子，但发现好稿都外流了，于是又要求本学科优势专业支持学报发展，学报给学院的优势二级学科开辟专栏，取得很好的效果。

与会专家重点强调的另一主题，便是刊物需要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中国比较文学》主编谢天振教授倡议：我们应该有个平台，一起讨论人文学科的刊物该如何突显个性和独立性，对现实也要有清晰的批判意识。南京大学《文学评论丛刊》编委、《中国现代文学论丛》主编胡星亮教授指出，中文学刊的定位，就是要充分利用大学的文化资源，承担起大学的文化使命，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追求，还是不必办刊。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主编杨亦鸣教授也指出，中文学刊的创办，其意义一是为了单位水平的提高，二是为了推进整个学科的发展。

新近创办的中文学刊，多非CSSCI体系内刊物，这使得它们的稿源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与会相关学刊负责人均反复强调了稿源的缺乏问题。但他们也在探索并寻求到了若干解决之道。胡星亮教授以自己的经验指出，一是征集C刊难以发表的大块头文章；二是到退休教授中组稿；三是拉创作力旺盛的副教授的“余稿”；四是征集优秀的博士生稿件。《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陈子善教授有类似的方法，一是征集境外稿件，因境外学者无发C刊的任务；二是征集青年学者的稿件，他们反正很难发C刊，正好还可以借此推出新人。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主编李伟昉教授亦指出，求得稿源的一个重要方法，便是扩大在青年学者和博士生中的影响，从中寻求优质稿件。浙江大学吴笛教授也强调了稿源紧张的问题，但也指出，系刊对于本院系的教师还是有着很强的感召力，他们都愿意把自己最好的文章交给刊物发表。这也凸显出单位角色在刊物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不处于C刊系统之内，也给中文学刊的发展带来了若干便利。胡星亮教授以自己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的经验指出，第一是可以做一些比较尖锐的学术研究；第二是可以发挥专业优势，集中组织专题探讨某一个问题；第三是可以发表3万—4万字的长文从事深入研究。陈子善教授也举例指出，身处体制之外，可以给刊物设置自由灵活的栏目。但C刊评价体系的存在，还是给刊物发展造成严重制约。武汉大学《长江学术》主编赵世举教授对此感叹道，办中文学刊需要面对很严重的非学术的影响问题，现实目标是挤进C刊，按其规则办刊，但这样难以保持学术质量；如果洁身自好，评价标准又要求那一套，到底该怎么办？华中科技大学《语言研究》主编黄树先教授同样感叹：做梦都想办一个不受任何标准影响的刊物。不过他也指出，非体系内刊物也有优势，少人情稿，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倡导学术风格、流派和个性。

对于非C刊系统中文学刊，诸位专家还提出了努力扩大其影响力的建议。吉林大学《华夏文化论坛》副主编徐正考教授对中文学刊提高发行量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他指出，中文学刊的综合性定位往往使读者的阅读和订阅欲望降低，应该尝试改革。黄树先教授则提议，可以争取和CNKI合作上网，同时不妨尝试语言学科和文学学科分期交替出版，适当区隔以吸引读者。

三、中文学术期刊与中文学科如何良性互动？

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指出，以往的中文学术会议多在二级学科层面展开，如何从中文一级学科层面，从汉语言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中，提炼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探讨，共同发出声音，以改善中文学科目前多少有些尴尬的困境，是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如何办好中文学术期刊，并促成其与中文学科良性互动，是与会专家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便涉及如何定位刊物姿态、如何处理刊物与作者的关系等问题。

办刊物，必须既要有尊严也要有谦卑和责任之心，是与会专家的共识。《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特别强调了在追求国际化的大潮中，必须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和本土坚守，而这便是刊物的自信与尊严所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集刊》编委戴耀晶教授对比表示赞同，并进一步指出，刊物同时还要对作者谦卑，许多刊物只对给自己钱的人谦卑，这是不好的风气。《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董之林研究员以切身经验指出，好的刊物必须是永远求着作者的，80年代就是这种情形，现在变成了作者求刊物；好稿子和作者永远是刊物的上帝，按照这个标准，浙大中文系系刊等中文院系学刊应该距离上帝更近。她同时介绍了该刊所尝试的系列改革方案，如拒绝文章联合署名、筹划取消论文的项目资助信息等，其目的在于保持刊物学术内容的纯粹。《外国文学研究》主编聂珍钊教授也提出，刊物对投稿者要宽容友好，投稿人也不容易，刊物不能简单粗暴。另外，众多刊物均表示，正在努力提供给作者一定或更高的稿费，拒绝版面费。《古汉语研究》编辑部郑贤章教授同时还介绍说，该刊坚持退稿回复的制度，并尽量附上退稿意见。浙江大学《汉语史学报》主编王云路教授特别强调了办刊物责任心的必要，并提议创办一个刊物平台，互通稿源，以便寻求到最适合自己刊物的文章，不使好稿流失，这同时也是培养人才的一个好办法。

推出好作者尤其是好的年轻学者，不仅是非C刊系统期刊自我设定的一大目标，其他权威期刊对此也有强烈意识。此举自然也是为了学术薪传，更好地促进中文学科的发展。《中国语文》编辑王冬梅副研究员以自己的经验介绍说，对编辑部来说，发现有闪光点但还不太成熟的青年学者的稿子更重要，拉他们一把，让他们多修改几遍，而不是简单拒稿，特别有利于年轻人成长，也有利于拉近他们和刊物的心理距离。《中国语文》编辑部经常召集青年学者开会交流，使他们凝聚在刊物周围，十分有利于刊物长远发展。她同时介绍说，该刊要求编辑要带着论文去参加学术会议，直接参与学术活动本身，这既提高了编辑的素质，也提升了找稿子的水准。

刊物质量的提升同时依赖审稿规范的完善。台湾大学《台大中文学报》编委张蓓蓓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冯胜利教授、澳门大学《南国人文学刊》编委龚刚教授，都重点介绍了境外刊物严格的匿名评审制度及其必要性，同时也深入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对尚在追求匿名评审严格落实的大陆刊物，颇多启迪。《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详细介绍了该刊在审稿制度上所做的不断探索，其结果是不断推进了审稿过程的客观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吴义勤教授同样介绍了该刊在匿名审稿制度上的探索，并重点强调了刊物对张蓓蓓教授提出的该制度也容易“误杀忠良”的一面所做的改革。《语言科学》主编杨亦鸣教授则更多强调了在中国推行匿名审稿制度的难度。他指出，对匿名审稿结果的坚持使得刊物时常得罪人，但他表达了顶住压力的决心。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黄笑山教授则从更实际的角度指出，匿名审稿制度固然是大势所趋，但财力维艰的中文学刊能真正落实这一制度尚需时日。南开大学《文学与文化》编辑任增霞也对该刊的编辑经验做了细致介绍。上述探讨对中文学刊的具体经营及如何与中文学科互动等均颇多启发。

诚如刘跃进研究员所说，许多问题并非纯粹是刊物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学术体制及整个学科的问题，目前与会同仁应该努力去做的，是让刊物引领健康的学术风气。

四、如何协调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

中文学科及中文学术期刊的发展都越来越依赖日益国际化的大环境，目前的学术评价制度也日益强调国际化的必要。然而本土色彩最浓厚的中文学科和中文学术期刊，是否也应该勇做国际化潮流中的弄潮儿？国际化是否会剥夺中文学科自身的独特性？该如何应对国际化的大势、协调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是与会专家探讨的重要议题。

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特别强调了地方性和国际化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每个中文系都有其独特性和“绝活”，如何面向世界，从狭隘的纯中文走向开放、开阔的“大中文”，是目前紧迫的任务。所谓“大中文”，除了跨学科，便是跨地域的国际化。而目前我们与西方对话还很薄弱，主要限定在少数海外汉学家，观点也较旧，很难代表西方的学术主流。这值得深思。当然，能否真正国际化，关键还在于我们自身能否提供原创性的东西，即中国式的学术话语。否则即使“走出去”，也会“退回来”。《台大中文学报》张蓓蓓教授，描述了台湾地区与大陆相似的学术境况，表现为项目指标对学术生态的渗透和管控、在国际化追求中对西方学术的盲目崇拜等，揭示出中文学科的普遍困境。《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提问道：国际化固然是大势所趋，但该如何保持本土特色？国际化的标准到底在哪里？《文艺理论研究》主编谭帆教授则讲述了该刊的国际化经验，并指出，国际化的成功固然得益于文艺理论的学科特性，同时缘于契合了体制的诉求。《中国语文》编辑王冬梅副研究员也重点讲述了该刊编辑的国际化经验，指出该刊编委和外审专家遍布世界，促进了刊物和学界保持世界性的联系。《南国人文学刊》龚刚教授则指出，中文学科研究的文化使命在于学衡派曾经提倡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如今都在讲国际化，学校也要求老师用英文发表论文，但我们应该牢记：汉语是中国文化研究的“母语”。有些国际化实无必要。他质问道：在中文学科研究上，是否要让世界走向中国？

《外国文学研究》主编聂珍钊教授则以该刊进入A＆HCI系统后的切身经验指出，国际化对于刊物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有重要作用。他指出，现在国内有观点认为，只有民族化的才是国际化的，这种观点必须颠倒过来，只有国际化的才是民族化的。国际化是大趋势，只有顺应才能获得发展。《中国比较文学》主编谢天振教授以实例指出，体制为了国际化花费了大量钱财，但其中存在许多资源浪费，效果并不见佳。香港中文大学冯胜利教授则以海外经验，重点讲述了国际化匿名评价体制在发达国家的成熟运作，并指出这一制度对于刊物论文和职称晋升评审的积极意义。冯胜利教授并且在对科学与技术、事实与现象、知识与问题、学者与科学家、归纳与演绎等一系列概念的区分比较中，对中西学术观念的差异与汇通做了精辟概括。他举例指出，中国乾嘉学术就有很好的科学思想，传统的风雅颂概念对语言研究也颇多启发，在信息革命的时代，我们只有从传统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学术发展的资源，才可能走到世界前列。以上均足资中文学刊及学界借鉴。

与会专家还热烈探讨了联合起来以应对目前学术评价体制弊端的可能性，并决定继续加强交流和合作，为我们共同身处其中的学术共同体的良性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吴秀明教授、杨亦鸣教授、徐正考教授、黄树先教授等均对中文学术刊物建立制度性的交流和合作机制、并对外发出声音提出倡议，李伟昉教授并且请缨承担下次研讨的主办之责。

浙江大学汪维辉教授在会议最后对诸位专家的精彩发言表示了感谢，并将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归纳为稿源、人手、体制和经费等方面。他引用前辈出版家由“人办刊物”到“刊物办人”的心得体会，对与会专家的苦衷深表同情，并联想到西汉末年民间经学家的兴起，对现今非体制化中文学刊的发展给予热切期待。

综览整个研讨会，与会学者的忧思意识并未随着会议的结束而有丝毫的消散。学者们普遍表示，其实并没有很好的方法能够扭转目前学术评价制度的发展趋势。在他们那里，疑问多于肯定，无奈多于信心。但我们或许也不该过分悲观，毕竟，已经有这么多学者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并决定尽可能地着手改变。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