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圣人、狼人、骑士和被诅咒的诗人：中世纪的忠诚和品格

中世纪文本中的主角告诉我们聚焦于其上的那个时期的世界观。在11世纪，当文学以不同于拉丁语的白话，即古法语出现时，被称为法兰西的领土有着不一样的边界线，并且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国家身份或组织毫无关系。我们会将其描述为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高度非中心化（“非—中心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我们根据法国应有一个“中心”的假设逆推而来的）且社会组织个性化。在封建体系中，权力、身份、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甚至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时间感，都取决于既定时间内既定地点的执政者。忠诚转移，权力和财富，根据个人的手腕和运气，随着统治家族一代又一代地变化。贯穿整个社会的是一个国际化的体制框架，教会，它提供了一种勾画欧洲南部和西部边界的元—认同。在这种语境中，无怪乎文学作品中的主角们（这些文学作品几近千篇一律地以诗歌的形式出现），主要展现的是他们的忠诚，这是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

圣人的生活

通常被认为是法国第一部实质性文学作品的文本，讲的是主人公决心尽忠于哪位领主。《亚勒叔一生的意义》（1050）讲述的是5世纪时罗马的一位富有贵族的独生子的故事，他年少成婚，于新婚当夜逃走，并告诉他的新娘，“现世没有完美的爱情”。他漂洋过海去往叙利亚，在那里隐姓埋名生活了十七年，进行精神上的苦修。但是由于他开始被人尊敬，所以又从居住的地方逃走，开始远航，结果天不遂人愿，又漂回了罗马。他回到家乡，无人识破，在他父亲府邸的台阶下当了超过十七年的乞丐。他的身份直到去世才通过他临终时对自己一生的记录被发现，但是我们读到的以他的视角写的《亚勒叔一生的意义》肯定与他自己的记录有显著不同。记叙体的《一生》在他去世后仍在继续，包括他的母亲、父亲和处女遗孀对他的哀悼，并指出神圣英雄主义计划，即圣洁本身的复杂性。他的母亲放声大哭，对死去的儿子说：“哦孩子，你是多么恨我！”这里，对于她是否猜测亚勒叔因为从国外来时她没有认出他而憎恨她（他没有：记叙体的《一生》向读者，而没有向他的家人，交代得很清楚，亚勒叔曾决心终其一生不被人认出）或者她是否猜测这种仇恨造成了他最初的离开，并促使他完全脱离家庭，仍存在一种模糊性。

无论如何，这首诗清楚地表明，这种类型的英雄主义需要付出代价。爱圣人的那些人的情感代价要大于圣人本身，因为毕竟圣人选择了自己的优先事项。然而当家人痛苦时，整个群体却因圣人的出现而受益，圣人的灵魂直接升上天堂，与主同在：“圣亚勒叔的灵魂与肉体分离；/它径直升入天堂。”罗马的人民、皇帝，以及教皇都在庆祝拥有了一名圣人的肉身，它从今往后将作为他们拥护主的证明。《亚勒叔一生的意义》像其他时代的很多文本一样，对多种解读，对支持和反对英雄所代表的价值的不同论据，呈开放姿态。但这并不代表《一生》的作者自己态度模糊。很明显，对作者和11世纪的绝大多数读者而言，亚勒叔代表了基督徒的胜利，超验的价值。相比大型社会单位，比如教会、城市以及帝国，家族野心和性爱是次要的。另一方面，启发性的阅读并没有阻止我们在后来的作品中看到类似的价值冲突，其主角为了对他们而言更为强烈的感召，牺牲了自己的家庭，比如高乃依《贺拉斯》（1640）中的主人公或福楼拜《包法利夫人》（1856）中的女主人公。

狼人——源自凯尔特人的无名英雄

狼人像圣人一样，很难有同伴，然而对狼人的忠诚是故事（也许要唱出来）的关键，出现在《亚勒叔一生的意义》之后一个多世纪的一系列叙事诗中。玛丽·德·弗朗斯（1160—1180）的《短歌故事集》借鉴了法兰西承袭至今的两种文学传统：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和布列塔尼的凯尔特人口头叙事诗。它们可能是在英国宫廷为说法语的诺曼听众创作的。《短歌故事集》里的很多篇目都与婚姻不幸的女性有关（在先后成为法国王后和英格兰王后的阿基坦女公爵埃莉诺的宫闱中，对爱情的讨论不乏诡辩），但其中有一篇脱颖而出，既因为其标题文字的独特性，《狼人之诗》（《毕斯克拉弗莱》），也因为它表现了对遭妻子背叛的丈夫的同情。

玛丽特别将《狼人之诗》这个故事的起源指向凯尔特人，同时又认识到她的听众是法国人：“我不愿忘记毕斯克拉弗莱：/毕斯克拉弗莱是他的布列塔尼名字/但是诺曼人叫他狼人。”主人公（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领主”，因此他真的无名至斯）与其他人别无二致，除了他每个星期都有几天需要摆脱人类的身份。这种变形无疑表现出凯尔特文学对于魔法，以及人类与其他生物或幻想造物之间的渗透性边界的喜爱。不过，人们时常注意到，玛丽在她复述的传统故事中将超自然的因素降至最低，在《狼人之诗》这个例子中，主人公向非人类形态的转变，可能仅仅以暴力的普通爆发，或一个人不是“他自己”的时刻的方式表现。简单地说，丈夫的反常行为就是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在树林里到处奔跑。叙述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在过去，很多人曾变成狼人”，因此，这种特征本身并没有被表述为邪恶的或必然使人惊恐的。真正的问题，在许多其他时期的文本中（比如让·德·拉封丹的《普赛克与丘比特之爱》，1669）作为主题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对所爱之人的信任的缺失。他对她极尽温柔，他足够信任她，向她倾吐他是狼人的隐秘。然而她回报丈夫的只有恐惧和嫌恶。妻子偷走了他变成人时所需的衣服，他因此被困在狼的形态里，直到正义被伸张，“短歌”迎来幸福结局。显而易见的是，狼人形态的丈夫的行为，表现出的对君主的高度忠诚，这是保证他胜利并回归人类身份的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