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他最信任的人？

《发条橙》制作完成后，阿伯茨米德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事实上，我感觉电影是否开拍、制作对我们工作的繁忙程度并没有多大影响。

首先要处理的是邮件。

每天早上，当我离开农场路后，会先去博勒姆伍德邮局，那儿总是有一整袋给斯坦利的邮件等着我。要是有新电影刚上映，邮件起码能装三麻袋。第一个检查邮件的人是玛格丽特，她会把所有邮件先筛选一遍，挑出那些有意义的，刨除那些明显是垃圾内容的。寄件人姓名未知的信件会被放在一边，待进一步调查。玛格丽特把过滤之后的信件递交给安德罗斯，由他进行第二次筛选。最终剩下来的那部分信件由我送到屋里，这些信件会按寄件人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

邮件处理完毕后，我们会开始查阅文件以及那些受雇于霍克电影公司的人所写的研究报告。我们把这些文件和报告进行分类编排，然后将结果交给斯坦利，通常还会在文件旁附上笔记。我们就像漏斗，收集各种材料，并将其汇集到一个终端：斯坦利。事实上，除了我们，斯坦利还雇了会计员以及其他秘书和文书，但你总能听到他说，“玛格丽特，核实一下这个”或者“安德罗斯，把这个确认一下”，有时会听到安德罗斯紧接着说：“玛格丽特，再检查一遍。”

我们要研读汽车保险合同，支付分期付款和各种账单，研究新的技术进展和查询产品目录等。

之后，我们需要出具分析报告，比较不同品牌型号的电视机、投影仪、复印机、灯、打字机、镜头和便携式录音机等产品的价格和性能。

我们还要准备好给律师和会计员的文件，送去给对方审核、盖章，之后再去取回来。

我们要掘地三尺找出哪家图书馆有斯坦利想要的书，再把他用完的书还回伦敦图书馆。我们经常不得不抱歉地告知图书馆，希望延期归还，因为有些书斯坦利都还没翻开。有些图书馆不外借的书，我们就影印出来。

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带着斯坦利去博勒姆伍德购物，又或是带着他去村庄里实地考察，看看那儿是否有房子或场地可能适合下一部电影的取景。然后第二天，如果斯坦利真的决定去那里拍电影，我们就要回到村里，处理拍摄电影的相关文件，获得许可。

图6　斯坦利几乎电话不离手。

我们会列出一张单子，上面写着需要与哪些人进行面谈，以找到相关联系信息。接着，我们就一次次回到既定的拍摄地点，测量当地适合户外拍摄的日照时间。我们甚至还要测量道路有多宽，以便租用大小合适的卡车和拖车，以防卡在路口。

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大量事务，因此，为了能精准地完成每一件事，往往被赋予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很简单，我们会竭尽所能满足斯坦利：他提一个要求，我们做出回应；他验收成果，然后提出下一个要求。我们就像一个庞大的组织，业务范围广泛，操作流程相对简单。斯坦利的高效工作理念加上安德罗斯的强大执行力，以及玛格丽特的谨小慎微，简直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完美组合。

这样完美的工作机制让我倍感自豪，但它每周也只能顺利运行六天。因为每到第七天，灾难便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很多小问题总会日复一日地积攒起来，在最后那天爆发。比如一个虽然不太重要但很明显的延误、文件里的一个小错误、一个未接来电、一个丢失的订单，就是这些细小的琐事会导致整个系统出故障。这是周期性的、极有规律的循环，每周出现一次混乱。

“喔，这一天过得真是！”安德罗斯带着一颗无比沉重的心喊道，手臂重重地下垂，仿佛携着无尽的失望。

偶尔会有几个星期，灾难的一天并没有来到，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奇迹。

斯坦利是我们的老板，他的话不容置疑。他想要什么，我们都必须帮他实现。如果他几小时内需要一份文件，底下的人必须按时准备好。哪怕周六晚上他把电话打到我们家里，告知有急事要处理，我们也要马上回到阿伯茨米德。

不管是周六、周日、白天、晚上、圣诞节还是复活节，我们三个都要随时听候差遣。

当然，我们的服从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觉得他的要求不太合理，或者我们认为某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正确，我们就会告诉他。通常，斯坦利会激烈反对别人提出的替代方案，也会尖锐地回应批评者。相比之下，他能欣然接受玛格丽特和安德罗斯的建议，已经清楚地表明他有多么信任我们了。

另一个唯一让他如此信任的人是朱利安·西尼尔(Julian Senior)，华纳兄弟公司欧洲区广告宣传部主管。

我第一次见到朱利安是在斯坦利住处的院子里，那时，我立即就意识到，他几乎天天都会来拜访斯坦利。《发条橙》上映之前，斯坦利和朱利安讨论了电影宣传活动的每一个细节：海报、杂志封面，还有巴勃罗·费罗的预告片等。电影制作完成后，朱利安依然频频来访。斯坦利碰到能力之外的问题时，会像咨询安德罗斯、玛格丽特和我一样去咨询朱利安。朱利安位高权重，熟悉华纳兄弟及其他同类公司的最新电影运作动态。斯坦利很想知道哪些导演正在筹划什么片子。他对这些导演选择演员、技术人员和工作室等问题也很关切。

当朱利安告诉斯坦利有关工作室的最新消息时，相信他应该不止一次违反过相关保密协议，但可以想见的是，这种模式之所以能继续运转，只有一个原因：斯坦利绝对信任朱利安，知道他永远不会让自己失望。朱利安会给斯坦利客观的意见，并尽一切可能解决任何问题。朱利安是独家消息的源泉，是电影专家。他就像一个谜底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我们团队的第四位成员。正是朱利安，成就了斯坦利与电影世界的互动。

当然，作为斯坦利团队的一名关键成员，有时也很麻烦。“我今晚过不去，明天会过去的。我今晚过去还是明天过去会有什么差别？”朱利安说着，竭力想挣脱斯坦利的“统治”。“不，我今晚来不了，”他说着，试图做最后的挣脱，“因为我很确信，我该说的话昨天就对你说过了！不会有什么差别！”

没有必要生气。因为斯坦利在这样要求别人的同时，对自己的要求起码要严格两倍。

回想一下，当你意识到他的决定几乎总是正确的；当你明白，他要求你做的每件事都是有原因的，而且通常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最好办法，你就不会感到不满，也不得不佩服他。

某天晚上，当我们个个都筋疲力尽，而他还在不停给我们施压时，斯坦利对我们说道：“今天我们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因为你要么不管，要管就负责到底。这是唯一的办法，埃米利奥。”

斯坦利为人很简单：他关心自己的工作和家庭，这是他生命的全部。

有一次，当斯坦利与他的律师在佛利特街(Fleet Street)会见完毕后，我去接他时，他开始嘟囔律师事务所有多么腐败：“这些人迟早会毁了这个国家。他们的办公室里全都是珍贵的木材、昂贵的饰品和巨幅画作。他们需要这些做什么？我办公只需要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支钢笔、一台咖啡机。这些就足够了。”

我在英国好莱坞工作期间，有幸见识了不少名流。他们在物质纵欲下，一心沉迷于金钱和奢华的排场，往往也变得傲慢粗鲁。斯坦利可谓名人中极其罕见的异类，他是依然生活在真实世界的巨星。他几乎不会带着克里斯蒂安或他的助理去高朋满座的著名餐厅，在镁光灯的闪烁下挥手迈步；相反，斯坦利会选择叫外卖到阿伯茨米德，然后在客厅里轻松自在地吃饭。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像他的许多同行一样，去参加各种时尚派对，享受觥筹交错的时光。他回答说：“他们总是夸夸其谈。”

斯坦利对助手的管理方式很妙。

如果他有话要对我、安德罗斯或玛格丽特说，通常会私下交代。他会把我们一个个叫到他的办公室，耐心地讲解应该如何完成某项任务，以及应该如何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特别微妙的局势。

他喜欢与为他工作的人保持清晰的关系。

他要时刻掌握事情的运转情况，但绝不会摆架子、滥用权威。

如果斯坦利迷恋权力的话，可能就会要求我们每天早上到他办公室集合，给我们下命令，然后听我们齐刷刷地回答：“遵命，先生！”但真相并非如此。

“不要叫我先生，我不需要。”当我第一次跟他一块儿外出时，他就开诚布公地对我说，“叫我斯坦利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