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世，悲欣过眼，顺逆交替，谁都无从幸免。

愈是如此，就愈要正视世界和自我，凡事从自身出发，寻求些微的改变和进益。

25岁的你，想要哪一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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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之称的松浦弥太郎，出过一本《假如我现在25岁，最想做的50件事》，引进到内地，书名换作《25岁，如何规划你的人生》。

身为过来人，松浦给中国读者写了一封开诚布公的信。他说，自己的出发点，其实是一连串的失败。高中辍学的他，在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时候，便远渡重洋到美国，迎接二十几岁的人生。从时薪两美元的工作开始，他打过各种工，终于开了一家小书店，进入出版行业，成为“COW BOOKS”负责人和《生活手帖》总编辑，“我绝对不是一掷千金的大梦想家，而是累积每一个小成功，才造就现在的我”。

一路走来，松浦“领受到周遭前辈的诸多教诲，也从不同的经验累积各种学习法则”，以这些事物为基础，集结成这本面向25岁的年轻人，讲述“如何享受美好生活，以及如何面对工作”的人生规划手册。

譬如累积“小小的成功”，譬如坚持每次只买一本最想拥有的书，譬如养成携带纸笔、随手记录灵感的习惯，譬如越是微不足道的约定越要遵守……照松浦的意思，在25岁的年纪，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就将获得怎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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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确是很多人眼中的分水岭。

家庭聚会的场合，总有长辈的语重心长：25岁到了，女生就要面临衰老的危险。要是连对象都没有，也压根没想过结婚，全家的“炮火”就会此起彼伏。

而默然独处的时刻，25岁的年轻人也常常陷入自我怀疑的深渊。毕业有几个年头、工作略见起色，却好像慢慢显露出重复与无趣。想着每年多点时间去环游世界，临了却死活盘算仅有的几天年假，还担心老板不肯关照。闺密坐在一起，聊时尚、聊八卦、聊羚羊挂角或者草蛇灰线的爱情，好像也总是少了些确信。当烦躁和焦虑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压力并未远离，日子也翻不出新意。

更揪心的是，你也如此，我也如此，身边的人似乎都是这样。日复一日，今天成了昨天的复刻，又在明天投下影子。

可是，每每有人投来这样的困惑和抱怨，我就会想到另一些我们无比熟悉的人，如何在各自的25岁里穿越时间的魔咒，在命运的重压下轻盈转身，越是洗礼，越见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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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左右的林青霞，在李翰祥导演的《金玉良缘红楼梦》里反串男角贾宝玉。

按常理，从《窗外》19岁的清纯少女到25岁，很少有人会想到她会这么尝试。十多年过去，当徐克拍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王家卫执导《东邪西毒》，想到的第一人选，仍是不惑之年的林青霞。而东方不败和慕容燕，也跻身华语电影史上难以逾越的经典。

《金玉良缘红楼梦》里，和林青霞配戏的黛玉，是刚好25岁的张艾嘉。后来，由演员而导演，由作家而编剧，《忙与盲》迄今仍是“台湾百大唱片”的前20名。虽然也唱“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但25岁的张艾嘉从未停止前行的脚步。

25岁的邓丽君，还在东京和台北两地往返，顺便筹措亚洲地区的巡回演出。如果她满足于当下，就不会有日后500万张唱片的惊人纪录和“有华人处皆唱邓丽君”的无上荣光。

25岁的张曼玉，在出演王家卫的处女作《旺角卡门》。假使她有丝毫的犹豫闪躲，就不会有阮玲玉、苏丽珍、李翘和金镶玉，华语影坛首位荣膺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奖项的影后，更是南柯一梦。

25岁的李宗盛入行不久，还没有签约滚石唱片，距离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的发行还有3年时间。在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长相老实、偶尔透着点坏的创作人，会成为后来洞悉人心幽微的情歌圣手。

25岁的罗大佑写出了《恋曲1980》和《痴痴的等》，但也没有个人专辑傍身。电影《搭错车》里的《是否》《一样的月光》和《酒干倘卖无》，后来传唱多时的《光阴的故事》《鹿港小镇》，也都是一年后的事。可是今天再提起罗大佑，人们都说，那是音乐的诗人、时代的歌者。

以前听谭咏麟到处宣扬“永远25岁”，觉得是再商业不过的话术；如今细想，25岁倒真是关键的节点，带着某种富有的惶恐：眼前固然透着苍白与贫乏，未来却拥有无限可能。

容颜也好，内涵也罢，所有的美好与荣光，可能都始于青春洋溢的25岁。

如你如我，未必能达到男神、女神的高度，但年轻的本意，不就是从不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奋不顾身地大哭、大笑，做着不切实际的美梦，憧憬无与伦比的爱情；把挫折和跌倒，当作生命的赠予；把成长和强大，当作岁月的祝福。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与其为切近的烦恼伤春悲秋，不如定心细察，25岁的你，想要哪一种人生？

30岁以后，谁成了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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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和一位长辈约在一家清简的日本料理店里谈事情。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照亮了他半边的脸庞。正事说完，他抿了一口玄米茶，忽然聊起人生。

其中一层意思，我记忆犹新。他说，活到他这个年纪，该得到的也得到过了，不想失去的也难免会失去。每天历尽疲惫回家，开车驶进低垂的夜幕，他早已惯性地做好准备，从老板切换回丈夫、父亲的角色，“只有在等红绿灯的一刹那，出一会儿神，或是听到电台里的某一首情歌，才会忽然被打动，感觉稍微做了一会儿自己”。

话音刚落，他仰头把陶瓷杯里的茶水喝完，像是要将空洞又难以名状的悲欢一饮而尽。

如果是从前，我肯定嫌他的话里有故作深沉的矫情。可我也快30岁了，好像有了那么一点懂得。

看看身边的同龄人，倍感压力的那些，丝毫不掩藏各自的烦恼；乍看顺遂的那些，也满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开玩笑的时候说，哪里需要到不惑之年，但凡是“上有老，下有小”，就是满打满算的中年危机。

小孩念公立还是念私立，老人生病找谁打点一番，面对通货膨胀和货币超发，如何给辛苦挣来的钱保值，将来的人生是否要再留个学或者索性移个民？时时刻刻的选择，意味着时时刻刻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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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和中年，也是文艺作品的主题。

董桥有一篇文章叫《中年是下午茶》，讲“中年最是尴尬”。

怎么个尴尬法呢？

“中年是吻女人额头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龄，是用浓咖啡服食胃药的年龄。”

“中年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

“中年是危险的年龄：不是脑子太忙、精子太闲；就是精子太忙、脑子太闲。”

最绝的是讲“竹林七贤”里阮咸的那一段：《晋书》本传里记阮咸，说“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灿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大家晒出来的衣服都那么漂亮，家贫没有多少衣服好晒的人，只好挂出了粗布短裤，算是不能免俗，姑且如此而已。

可已经写得那么准，还是有人不买账：这分明是富贵闲人的抒情，比起芸芸众生经历的苦，还是挂一漏万。

流行音乐是记录时代思潮的标尺。侯德健有首歌叫《三十以后才明白》，老派文艺青年常爱念叨：“三十以后才明白，要来的早晚会来；三十以后才明白，相爱的尽管去爱。谁也赢不了和时间的比赛，谁也输不掉曾经付出过的爱。”

这两年，类似的意思有了更直白的表述：“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它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30岁以后，发现日历翻篇如风吹书页，计时的基本单位也从一天升格到一周、一月。眼前的一切总像是发生过，可试图留住的东西，却成了指间细沙。如果学校和职场还充溢着林立的假想敌，漫长的人生里，却只剩下迷惘中的兀自寻找。究竟是谁，成了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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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是时间。

可时不我待的焦虑，催逼出的，每每是无可无不可的意兴阑珊。分明有完整的周末，却只愿意懒在床上、宅在家里，还要用难得消闲的借口抚平内心的不安。

也有人说是现实。

似乎生老病死面前，再多的努力也难逃徒然的结局。既是如此，且放任百无聊赖，以成随波逐流。“混混而已”“何必当真呢”，说时神色坚毅，目光却颇为游移。

其实，我们可能只是不愿面对愈加艰难的打怪升级而已。《约翰·克里斯朵夫》里有一段话：“很多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死去了。因为一旦过了那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余生都会在模仿自己中度过。”

而我每收到此类问题，能强调的或许只有两件事：其一，没有谁的人生是容易的，再光鲜的表面之下，都有晦暗的影子。也是为此，任何时候都无须灰心丧气，只消努力，总会等到回报的那一天。

另一件事，是我钦佩的师兄教我的。他说人啊，绝不能有暮气，要始终保持活力和好奇心。

知易行难。可我至少希望，30岁以后，遭逢疲惫的时刻，都能时常想起这句话，不至于让颓圮的自我，成为一生之敌。

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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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在玩《纪念碑谷2》，顺手回去又刷了遍一代。

《纪念碑谷》可能是这两年我最喜欢的游戏，还安利身边的亲朋好友赶紧购买。

因为它已经不能用好玩来形容，它就是我们的人生。

《纪念碑谷》讲的是沉默的公主艾达寻找自我的故事。这个没有五官、不会说话的白色小人，翻山越岭、上天入地，只为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

一路上，她遇到讨厌的乌鸦人，和好朋友图腾一起并肩战斗，看着图腾跌落深海，又见证图腾焕然重生。当先人都成了纪念碑，艾达也从自己的宿命里得到了宽恕与和解。

到了《纪念碑谷2》，主角换成了萝尔和她的女儿，冒险连带着传承。萝尔在沿途经停，神明对她说：“世事变幻，但时间从不作答。”

言简意赅，就触及了命运的本质。我不是被打动，而是被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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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是否曾感到孤独，对我来说，孤独是一种频繁闪现的状态。

在很多聒噪热络的场合，我常常不爱说话，像刺猬一样把自己包裹起来，留下的是仅有的可怜的防卫。虽然表面上，微笑和回应不算少，但打心底，我找不到自在的沟通方式。

夜深人静，繁华都成了烟云，内心的小人又开始登台作法。你会听到很多白天无暇顾及的小心思，脑海中有挥之不去的回声，毫不识趣地提醒着：你过得并不好，你离想要的样子还很远，你和世界之间并没有达成某种共识。而关于未来，也不过是愁云惨雾、风雨如晦。

如果前面说得太文艺，我们换个直白的提法。

《智族GQ》做过两篇“当代流行人设”的专题，描绘现代人的纠结与复杂，比如邋遢洁癖、大方穷鬼、随便女士、直男癌同志。

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社交宅”。定义里说，“社交宅”是不得已与人大量交际但实际上喜欢独自宅起来的人，他们通常迫于职业特殊性或其他原因而拥有许多社交活动，现实生活十分充实，给人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印象，但内心却极其渴望独处，在假期或空闲时间更愿意独自在家而不是外出。

所有的“当代流行人设”，背后都是外界压力和内心选择难以兼容的结果。而“社交宅”们坚信：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全世界的热闹，其实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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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并不觉得“社交宅”值得称颂。无论我们享受与否，孤独在主流话语中似乎算不上褒义词。

有一个女生给我留言，讲述她的经历。她打小在一个灰色的产煤城市长大，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先后转了十次学。

变动，似乎是她青春里唯一不变的东西。朋友刚熟悉一点，就面对分别；同学才刚产生感情，又被迫离散。后来，女生干脆放弃了执念。她的原话是：“不投入就不会再有伤害。”

高考之后，她去北京上大学。环境变了，和人隔着一层的难题却解决不了。时日推移，家里亲戚催婚，父母也疑心她有心理问题。

无奈之下，她去接受心理治疗。谁知医生听完情况，反问她：“如果可以正常交流，只是不愿去做，会不会就是喜欢孤独？你觉得孤独是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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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究竟要遭遇多少故事或者事故，才能理解孤独并不可怕呢？我们对沉默的恐惧，有多少是发自肺腑，又有多少是不容于外界的焦虑？

至少在我眼里，社交宅并不比社交咖低级，孤独也谈不上是迫在眉睫的顽疾。

就像《纪念碑谷》里的旋转跳跃攀缘疾走，一个人在空旷中游荡，时而天空之城，时而波涛万顷，低头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昂首是耿耿星河欲曙天，哪怕只是独行，又何尝不是动人心魄的美好。

木心有一则广为传诵的金句：“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若不是长夜孤寂，又怎见飘雪的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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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碰到太多为孤独所困的人，无以为赠，唯有这样的鼓励。

比起强行和人搭话，沉默未必是残缺,只要这份沉默是你自己的意愿。

比起勉力融入圈子，孤独未必是病态,只要这些孤独是你自己的选择。

做你自己，比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扮演形象大使，来得重要得多。

孤独的人不是可耻的。李宗盛写过一首简短的台歌叫《沉默的人》，一共四句：“这世界是如此喧哗，让沉默的人显得有点傻。这些人是不能小看的啊，如果你给他一把吉他。”

罗大佑的《你的样子》更耳熟能详。哪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也请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

因为，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你知道《纪念碑谷2》里最打动我的是哪句话吗？

女儿要独力完成修行，身为母亲，萝尔向神明表达了忧虑。神明安抚了萝尔，并告诉她：“孤勇之后，世界尽在眼前。”

唯有勇者不论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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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现在是成功学盛行的年代。孰是孰非，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失败绝不是什么受欢迎的词。

传媒不断放大创富神话，脚踩互联网红利的大佬们搏击风云，终于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年轻如90后甚至95后创业项目融资A轮估值破亿的故事，也屡见不鲜。凡此种种，压得工薪族抬不起头。

一线城市的房价日夜翻涨，收入的增幅甚至赶不上通胀。想到趋于板结的阶层和逐渐高企的物价，奋斗着的年轻人也颇感绝望。

高考时想着985、211，求职前惦记500强、公务员，成家之后，紧随而来的梦魇，是养老钱、入园费和学区房。

每个人都有意气风发的时刻。但总有一些瞬间，我们倍感挫折，几欲放弃，自认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可是没关系，失败者常常有最可贵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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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时，正经历一段灰暗时期。看到“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仿佛直指要害，脑子里嗡的一声，心也好像被掏空了。

后来，吴念真来上海推介他的戏剧《台北上午零时》。这部戏背后，有一个更宏大的系列，叫“人间条件”。我问他，为什么要叫人间条件？他顿了一会儿，微笑着说：“活在人间，多少是有一些条件的。”

后来我明白，所谓人间条件，就好比做矿工的父亲，因为不堪矽肺病折磨而跳楼自杀。守灵的时候，吴念真为了安抚弟弟妹妹，只好强忍心痛，拼命讲父亲生前的笑话。

丧失为人的资格也好，遵从人间的条件也罢，具体的一时一刻，非但和成功及快乐无缘，还注定是颓唐、沮丧且失败的。但仔细品味，会理解其中的力量。

《人间失格》的压抑背后是坚忍，孤独背后是高尚。虽然坚忍和高尚的代价极为沉重。

至于“人间条件”，吴念真说得更好：“生活就是这样，苦乐交替的嘛。”

面对时而侵略如火、时而不动如山的命运，个体所能做的极为有限。承认并接受这种有限，同样需要莫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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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强调失败者的温柔？

我们对成功和幸福，提得太多了。弦越绷越紧，韧性逐步丧失，难免要断。盯着身边的人，自己的平凡和虚弱会变得不可原谅。想着现实的压力，眼前仿佛有巍峨的高山，阻住原本清晰的人生之路。

比起鱼死网破和铤而走险，不如放慢脚步，看看自己普通的样子，再接着跑完漫长的旅程。成熟不就是认识自己的有限、接纳自己的普通，再鼓起勇气振奋精神，过好独一无二的一生。

每个人的特别之处，永远不在财富、声名和成功，而是熬过一个又一个长夜、走过一个又一个路口，终于在生命的某一刻某一段，发现了自己。

电影《如父如子》讲述了一个抱错孩子的故事。得知错误时，孩子已经不小了。

历经诸多困扰之后，家境优越的野野宫良多对境遇拮据的斋木雄大说，要不两个孩子都我们来养吧。雄大打了良多一顿，甩下一句：“没失败过的家伙，是不会理解别人的心情的。”

这一刻，雄大比良多更懂爱，也更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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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剧《重版出来》里，名宿三藏山老师的大弟子沼田苦熬多年，始终没有出师。因为坚持自我，不肯修改原作，他饱受退稿之苦，看着后辈一个个出道、成名，逐渐变得自我怀疑。

最后，还是另一个画痴中田看懂了他画中的深意。但对于一个漫画家的梦想来说，一切都太晚了。连出道都成了笑话，何况是每个漫画家梦想中的“重版出来”？他决心放弃，回家帮父母搭手卖酒。

临别的夜晚，沼田和中田握手、告别、转身，风吹乱他的头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除了失败，好像没有更合适的词汇来形容这幅图景。

可镜头一转，沼田换上便装去送酒，店里是一块手绘广告，自画像边上，写着四个字：新酒出来。

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一刻，温柔的沼田迎来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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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吴念真聊戏的那个上午，阳光穿透窗帘，打在脸上，留下一道道暗影。他掐灭手中的烟，讲起七八年前的上海见闻。

“那时候因为要照相嘛，他们说你头发有点乱，要不要去整理一下。我就到旅店边上的小巷子乱走，正好看到一家做头发的店。给我做头发的一个小女生很年轻，才19岁，我就跟她聊天。”吴念真用标准的台湾腔普通话回忆说。

“我说你是上海人？她说不是，贵州的。我说贵州啊，那不是很远的地方？她告诉我，家里离贵阳还要坐四五个小时的客运巴士，再走一个半小时的路。我说你为什么要走那么远的路跑过来？她说要学理发。我说你会留在上海吗？她说不，上海很花钱的，我想回老家。我说，回老家干什么？她回答，我要开理发店，里边能放五张椅子。”

吴念真说，听到这席话，从镜子里望见女生的神情和“一双红红的劳动的手”，忽然就看到了1970年代刚到台北的自己，“心里有那么简单、但又可以达成的愿望”。

唐诗里有一句悲戚的送别：南望千山如黛色，愁君客路在其中。其实哪里需要发愁呢？拥抱失败，懂得温柔，就像黑暗里有了希望的微光，再弱小，也能照见前路，翻山越岭。

不肯努力，才是看轻活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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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会收到不少问题，多数是近在眼前的困扰，也有玄虚高远的。曾经有个男生问我：“你觉得人活着有意义吗？”

引发疑虑的理由是：“无论一个人是在科学领域取得多大的成就，或者有多大的权势，或者掌握多少财富，最终不过是尘归尘，土归土。即使没有他，这世界上肯定还会有另外一个人或者一批人取代他的位置，他的存在与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而且整个人类社会，甚至整个宇宙最终都要走向毁灭，生前身后名都会随着时间空间的消逝而抹平。从一个更大的时间、空间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毫无意义，一切规则、成就不过是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一些亲身体验。

20岁那年，我读到余华的《活着》。在宏大历史的递迁之中，福贵的命运渐次凋敝。余华落笔，半点不容情，连喘息的机会都不给，贫病、战争、运动，纷至沓来。结局却是，福贵和他的老牛躺在一起，往事如潮水涌动，头顶有阳光洒落。

初看不明白，以为余华不懂悲剧之美，硬要苛求一个肤浅的小团圆。

大概五年之后再看，慢慢懂得了，余华可能意在表达：人生的基调不是绝望，再大的风雨和再小的波浪，都有丰富的启示。

谁都有过叛逆的阶段，标榜独立思考，以自我的尺度去丈量世事的起伏。对外界强加的规则和条框，不屑不齿不肯相信。这种情绪走向极端，或者是愤怒，或者是虚无。

无论一个人收获了多少，最终不过是尘归尘，土归土，这个语境不是误解了“活着”，就是误解了“意义”。功名、权势和财富，都远在天边，不是不能挣取，而是并非必要。真正的活着，是扎在现实的泥土里，散布情感的根系。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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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经历太多试错，花了太多时间，才接受这个道理。

读书之际务求名列前茅，入职之后凡事勇于争先，同学聚会比较房与车，家庭联络聊收入和对象。三好学生和优秀员工的情结，催逼着踏上无尽的长路，以为在追求更优越的生活，其实只是粉饰旁人眼中的自我形象。

人生的向度应该是多元的，世俗意义的成功，不过是其中之一，至于名留青史，更是未有定数。而在匆促的时光里，有些事情足以确定——多为爱人添置点衣物，多陪父母吃几顿饭，多给孩子讲几段故事，也会收获别样的温暖。诚然，痛苦与彷徨并不会因此减少，但平和与舒畅，同样让人觉得满足。

年轻时总想着要和他人不同，希望打碎一切既定的东西，好凸显自己的价值。当这种心理暗示推到极致，或者遭遇障碍，好像一下子就失去了所有意义。

无论多宏大的视角，人类社会乃至每一个个体的努力都充满意义。个中关键，不在于人能够战胜时间或空间，而在于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有别样的深刻。不相信的背后，本质是另一重根本的相信：有一种不同于现状的理想模板，值得求索。

佛家说芥子纳须弥，人在宇宙洪荒面前固然渺小，蝴蝶效应同样不可小觑。而梁宗岱翻译威廉·布雷克《天真的预示》，同样揭示了类似意义：“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我喜欢王菲的“一切很好，不缺烦恼”。理解这句话，就会知晓活着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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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还想到另一些人，因为虚无或者懒惰而止步不前，继而去消解别人努力的价值。

时常听到的抱怨是，他升职比我快，逢年过节肯定没少给领导送礼；她人前看上去白富美，谁知道人后是不是个“心机婊”；听说谁谁谁是钻石王老五啊，还不是因为有个好爹！

在这种视角延伸的世界观里，一切问题都能归结到外因，所有责任都与自己无关。真要是连借口都找不到了，就可以解释成缺少机会，“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也不会比你们差”。所有弱者的通病，就是喜欢从外部寻找理由，从而继续放任自己。

如果要为“狭隘”描绘一个准确的形象，这恐怕就是了。人生一世，悲欣过眼，顺逆交替，谁都无从幸免。愈是如此，就愈要正视世界和自我，凡事从自身出发，寻求些微的改变和进益。

没有人是完满，吹毛求疵大概是世间最容易的事。可挑剔之后，我还是我，世界却未曾停止转动。改变是困难的，但唯有打破积压的惯性，才会有更好的可能。其实也不必大刀阔斧，每天有一些变化，日积月累，就是自我更新。

生活的意义，抽象出来，不就是一天比一天更好吗？怕就怕分明不用心，却还不知足，整日沉溺在负面情绪之中。

不肯努力，才是看轻活着的意义。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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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中的某个时刻，我们可能会忽然意识到，所经历的一切，都仿佛命中注定。

对我和不少前同行来说，《东方早报》纸质版的停刊是一则大新闻。朋友圈里的感慨追忆纷至沓来，我的思绪也回到2005年。

那时候，我刚考上复旦，在校园报刊实习。但凡文科专业、有志新闻工作，都对“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头”憧憬不已，也对“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记诵如流。风行一时的《南方周末》，自然成为学长学姐们带领读报的首选。

如果说“南周”更像我们的精神指引，实践模板非“东早”莫属。

当时，“东早”还是大开面，选题有初生的锋芒，报道细部偶尔粗砺，拼起来看，却满是编辑部的行云流水和挥斥方遒。某种程度上，比起“南周”，我们这些新人更容易在“东早”身上找到情感的投射。

情怀在握，壮志汹涌，这是青春的天真，也是年轻的福分。

后来，学得多了，做得多了，渐渐懂得，新闻并不只是突发和现场，记者也不是从一个县城辗转下一个村落，不断用双脚丈量城乡二元的中国。对这个行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也就是自由中完成点命题、领域里暂求些建树，无功无过又一秋。

我毕业、入行、离开。“东早”从筚路蓝缕，到专业美好，再到关停并入新媒体项目澎湃新闻。风云际会，须臾又流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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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亲历一个行业的衰颓。

2011年，临近毕业，因为求职的缘故，正是我最用功的当口，对媒体生态体察得也更深。纵然“纸媒寒冬”的言论扰攘多时，报纸运行依然稳定，微利也不成问题。如今看来是盛宴的尾声，当日浑然未觉，仍旧一片升平。

然后，移动互联网、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不是伏兵四起，而是换了人间。安于既有节奏与流程的媒体人恍惚惊醒，再凝神细听，却意外地发现，烽火早已在新媒体的战场上点燃，此地空余黄鹤楼，拔剑四顾心茫然。

明明没有懈怠，甚至还未雨绸缪，却还是让现实杀了个措手不及。资历累进、职位升迁，转瞬之间，努力的意义消解了大半。就像是挑了一艘自以为牢靠的大船，筹措清水干粮，正准备安享舒适，却发现船要沉了。

因为入行晚，我反倒交上好运——还来不及在船上找定位置，还没有彻底忘记游泳技能，索性翻身一跃，且看能漂多远。但对很多传统媒体的老兵来说，眼下的机会成本，大到足以改变一生。

2013年开启了新一轮的记者证从业资格考试。考前，多家媒体组织了一场集体复习，地点选在静安区的云峰剧院。

讲师分享的条条框框早已抛诸脑后，但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友报同仁事后发了一条朋友圈，大意是说，云峰剧院，正是当年宣布纺织女工集体下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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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女工当然是媒体人的自怜，但这个比喻，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耳边。话语背后，我体会到“此天亡我，非战之罪”的不甘。

不甘归不甘，该走的还是要走。

旧雨新知一个个远行。有意气风发投身内容创业，有心灰意冷转行闲散度日，全职在家安心教子的也不在少数。终于有一天，纠结如我，要开始面对审视外星人般的目光。饭局上、私底下、师友们众口一词地问我：“你怎么还在？”

乍听起来，这是关心我个人，细细琢磨，却像是对时代发问。

关于“东早”的停刊，魏武挥老师写了一篇《纸媒之死》。其中提到，关一张报纸，员工整体并入新媒体，他“觉得是好事”。

我很同意。但这份曾经打着“纸媒不死，我们陪你读到天荒地老”广告的精英读本，单是停报转网，竟然引发如此热议，映射出的，或许是弥漫行业的兔死狐悲。

没有人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我在朋友圈转发魏老师的文章，顺带引用了北岛写艾伦·金斯堡的话：“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着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引文之后，我写道：“永远说着说着就到了，理想谈着谈着就老了。但老的究竟是理想，还是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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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吴念真和罗大佑联手为《搭错车》写主题曲，就是后来那首广为传唱的《一样的月光》：“什么时候儿时玩伴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在静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用今天的流行语说，这很吴念真，也很罗大佑。关注童年乡野与成年都市的部分，仿佛吴念真的笔触，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又俨然是罗大佑的天问。

但我没有想到，30多年过去，彼时的疑惑仍然困扰着今天的你我。年少长缨在手，但求缚住苍龙。而今蓦然回首，却满是惊惕恻隐。

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像是偶尔的兴奋剂，更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命运，不过是直面不可抗力，拼争过、奋斗过、酸楚过、唏嘘过，然后无奈地接受。揽镜自照时的独白，只剩下“他好像条狗啊”。

我们也越来越理解，所谓成熟，就是从拒不认命到撕心裂肺，终于释怀放手、云淡风轻，在光阴的长河里，做个惯看秋月春风的白发渔樵。

除了惘然，又能怎样？人生一世，百般执念，到头来，逃不出苏东坡一首打机锋似的《观潮》：“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但你已不是你，我也不再是我。

5

“东早”停刊消息传出的后一天晚上，我坐车回家。南浦大桥上车流不息，灯影点点，向远处眺望，是浦江两岸的高楼。忙忙忙，盲盲盲，又一个漫无目的又面貌相似的都市夜晚。

可意外的是，司机打开了广播，传出了齐秦的《花祭》。30年前的小哥嗓音清亮，像永远的少年，唱着不老的歌：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

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

真心的花才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

留下来留下来

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

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

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

离开我离开我

听着听着，差点就红了眼眶。

现在我们都不听这样的歌了，谁还计较“太多太多的话”和“太多太多的牵挂”呢？

百舸争流的大时代里，再多欲言又止，也都要换作风雨兼程。唯有走累了、疲倦了，再回望，才发现，一个又一个不期然的事件底下，藏着我们说不出的慌张。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没关系，你有自己要走的路

1

《东京女子图鉴》红了很久，断断续续地看完了。如果要说最打动我的，就是女主角绫和男闺密手挽手走在街上，风吹过，阳光照着脸庞，绫对着镜头别有深意地说出那一句：“一起加油吧，一步接着一步，因为想得到的东西还有很多。”

大都市里的个人奋斗，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往前走，是不敢；往后退，又不甘。而光阴消逝，岁月留痕，哪怕驻足原地，生活也不会饶过你我。

不管是北上广深的原住民，还是漂泊奋斗的新中产，都能从《东京女子图鉴》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更令人唏嘘的是，你以为的步步高升，可能也只是另一种随波逐流。

绫出生在秋田这样的小地方，因为一心向往成功和体面，来到“闪闪发光的东京”。住处从三轩茶屋到惠比寿，再搬去银座。工作从普通职员到时尚大牌的公关经理，谈过一同吃居酒屋的恋爱，被富人当过备胎，做过和服店老板的小三，养过小白脸，结婚又离婚，最终和男闺密走到一起。

弹幕里有人说，绫是极端物质又无比随便的女人。这属于道德上的苛责。

绫是一个集合体，承载着大量都市女性的憧憬与幻想，再选择性地忽略现实的拉锯与挫折，把打拼的每个阶段都戏剧性地呈现出来。

换句话说，那些嘲笑绫情路不顺、内心干涸的人，或许连她物质上的富足都达不到。真正扎根一线城市的女性，又有几个没有品尝过绫的焦虑和茫然呢？

2

生活的本质，偶像剧和少女心教不了。

从来没挣到钱和安贫乐道并不是一回事。把去一次高档餐厅视作身份的象征，信用卡分期还款只为一件礼服，包括买昂贵的内衣，以备随时要脱的时候显得好看，这些不符合主流的价值观念，却都是真实的欲望。一句“不应该”，填补不了人心对贪恋和占有的渴望。

爱情就更不是纸面上那些道理。

当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备胎，她上了第一课：单纯靠自己的优秀去寻求优秀的人，未必是真理。因为完美男人不一定需要完美女人，一个对他言听计从便于掌控的女人就够了。

让和服店老板套路之后，绫幼稚地想要戳穿，给老板娘打电话。接起电话的老板娘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是吗，我知道了，谢谢提醒。”

和服店的夫妻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也扮演着各玩各的“假面夫妇”。至于那些没有条件玩的，也可能会接纳另一方的出轨，进一步瑟缩回去：你以为婚姻就是爱情和亲情，对有的人却意味着利益和安全。

绫始终在出人头地和平淡是真之间摇摆。赶上情绪低潮，她去相亲，觉得“30来岁，年薪1000万，身高175以上，只有这三个条件”已经低到尘埃里，结果却得知：“那种条件的男人看上的都是刚毕业的小女生，甚至还有大学生。”

认定找一个条件相当、性格和善的人，哪怕年纪稍大、三观不同，至少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结果却发现，谁说普通人就没有琐琐碎碎，找个平凡的，照样也能搞外遇给你看。

3

社会对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要求的。当要求成了众口铄金，往往离偏见也不会太远。

以前，基于生理差异，女性相夫教子一度是主流。如今，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压力逐渐转嫁到男性头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女性月入三万可以好吃好喝、买鞋买包，而男性月入三万，一背房贷就略微吃紧。在很多女性那里，这却是时兴的真理。

绫和我们之中的很多人一样，是特别看重自己的人。这样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误以为能通过一己之力实现社会对个体的要求：财富可以得到，声名可以累积，幸福可以靠双手来创造。

但是，社会主流设定的标准里，永远不会有“做自己”这一条。于是，在走上人生巅峰的过程中，无论成功失败，我们都会渐渐迷失，变成面目相似的人。

关于都市对人的影响，我特别喜欢罗大佑的描述。他在《未来的主人翁》里写：“你走过林立的高楼大厦，穿过那些拥挤的人，望着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泛起一片水银灯。在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每个人在痴痴地等，每个人的眼睛都望着那象征命运的红绿灯。”

这不就是今天的东京、纽约、北京、上海？倒影繁华，行色匆忙，谁也不知道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上，下一秒是笑意还是皱纹。

当你始终依循社会推崇的统一标准，就会理解《东京女子图鉴》暗藏的宿命论：“青蛙是不能去舞会的，青蛙就跟青蛙一起在田里面呱呱叫就好了。”

这也是为何每次绫感到颓丧，就会纠结地自言自语：“做个井底之蛙应该也不错吧。”

绫相信自己能够打破青蛙的宿命，但她没有意识到，她所追求的这一切纸醉金迷，就像小时候想要和朋友相同的玩具一样，都是出于“快看我，我和你们一样优秀，甚至更好”的潜在心理。

而这些，恰恰不是与众不同，而是人皆如此。

4

精英之所以是少数，并不是因为想走这条路的人少，而是绝大多数在不同阶段败下阵来，妥协放弃。

绫的经历证明了，哪怕走到最后，仍然无法解决生命里的终极焦虑，譬如孤独，譬如爱。那么，对于多数物质上还不如绫的人而言，不把人生所有的快乐都建立在物质上，就变得非常关键。

读书的时候，容易有大志向，常引用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放在自己身上，显得有些好笑。

可年少荒唐，也容易误打误撞地触及根本，除了金钱和名声，普通人必须能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也许是一门手艺，也许是一个爱好，也许是那些坚定不移的小确幸。

物质当然是重要的，可维持表面上的光鲜，其实也辛苦。

有没有一些时刻，你工作了十多个小时，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好像所有的日光灯都照出了你的无助？有没有一些时刻，当你开车回家，驶上空无一人的高架路，昏黄的街灯一盏接着一盏，让你恍惚、分神，好奇努力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时刻，你费尽千辛万苦得偿所愿，却忽然被更大的空虚所笼罩，觉得这一切和你想的不一样？

在我看来，只有能笑对这些，才算活得踏实。和自怨自艾地摆烂一样，心无旁骛地物质，同样是一种危险。如果看不见自我，就永远不会知道，你的随波逐流，会在哪一刻搁浅。

《东京女子图鉴》的最后一集，绫穿着黄色风衣，坐在长椅上说：“那就请你记住，你现在对我的优越感，因为现在的你正是十年前的我，而现在的我正是十年后的你。”

在绫的道路上，只有少数人能比她走得更好。而我希望的是，我们能笑着对绫说一句：“没关系，我有自己的路。”

世间多少事，大都“不值得”

1

朱茵上了一档综艺节目，和薛之谦配戏，重现至尊宝和紫霞在城楼上的经典。时隔23年，朱茵依然明眸皓齿、眉目含情。当《一生所爱》的旋律响起，观众被勾回《大话西游》的情境，或许还联想到生命中的某个人。

可我更在意朱茵的讲述。

当年在宁夏拍摄《大话西游》，周星驰和朱茵的故事被演绎出不少版本。路人抓拍的照片里，星爷自行车后座上坐的究竟是谁？朱茵受访时几度提到撞破第三者，是否指向星爷？

或许是非难断，但足以确定的是，朱茵从感情里抽刀断水，和星爷说了再见，然后花了漫长的时间缝补伤痕。

如今，朱茵和丈夫黄贯中恩爱有加。在节目里，主持人问她，生命里有没有比“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更感动的话，她引了黄贯中的告白：“是我教会他爱的。”

之后，她又替“错了就要放手”的领悟加了一段补充：“你必须要先爱你自己，才能给别人爱。所以如果在你前面那个人，你看不见爱情的话，那就走吧，跟你自己说，前面还有很多的等着你。”

朱茵和周星驰，算得上是娱乐圈纷扰多时的一桩公案。如今前嫌冰释、旧话重提，总算是跨过了紫霞的劫数，求得了自己的圆满。

2

我每天会收到读者几百条询问，纵然遭遇各不相同，最后的问题却大同小异。不少人会疑惑，面对伤害过我的人，为什么就是放不下？明明前任已经有了新人，结婚生子，我怎么迟迟不愿迈出重新开始的这一步，甚至还盼着他回来？

有个姑娘告诉我，男友是因为劈腿被发现而提的分手。这个阴影日夜缠绕着她，她不仅自此丧失对他人的信任，偶尔还会想到自杀。

还有个妹子因为老公找小三而被动离婚。她单身之后的主要“工作”成了跟踪前夫和小三的日常，并试图加以破坏。我问她怎么想的，她用一种极其江湖气的口吻回答我：“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能让他称心。”

丝毫没有轻视的意思，毕竟谁也没有资格嫌恶别人的生活。但这样的心理，真的已成病态。兴许是禅师附体，我对她们说：“学会放过。”她们无一例外地反问：“他那么过分，为什么要放过？”

其实，我只是让她们放过自己而已。

3

每个人的心脏都差不多大，心里能装的事却天差地别。为情所苦、为爱所困，最大的原因是，整个世界就这么小，经历点挫折，就像是天崩地裂，隔断前路。

而对普通人来说，生活就好比在复杂的交通状况里驾驶，原本的道路堵塞了，或许影响路况和心情，却不会阻止其他去往目的地的可能。流一流眼泪，拍一拍尘土，该走的还是得走下去。爱情婚姻如此，工作事业如此，情理之中和意料之外的种种，都是如此。

有一个心得可以分享：我觉得自己真正成熟，是从20多岁时的某次顿悟开始的。我忽然可以说服自己，世间已然发生或即将来临的一切，但凡会要使我失落痛苦，我都回报三个字：不值得。

这不是主张事事逃避，恰恰相反，是要换一个更宽阔的格局去绕开它。说来有什么呢？独自流点泪，相约喝点酒，蹦一蹦、笑一笑。哪怕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开过了，就还有下一站。

4

去年“假如我是罗大佑”办上海场，我去了。地点在虹口足球场，老旧的场地划了半块，内场也就是松松散散的十几排座椅，更别提看台上稀稀拉拉，如果有空中俯瞰的视角，大概像是斑秃。

坐我旁边的是一个年龄相仿的姑娘。动力火车、戴佩妮、李泉和黄丽玲登场的时候，她问了我同一个问题：“这是谁啊？”只有张宇出现，她才发自肺腑地尖叫，可她叫的是：“老司机！”

罗大佑肯定不会知道这一出。那一天他穿着橙色西装，染了火红头发，可能是为了看上去热情一点。我记得，他拖着疲惫的嗓音，像是对自己在唱：“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拼盘演唱会“假如我是罗大佑”台北站，捧场的嘉宾有戴佩妮、张宇、官灵芝、李泉、辛晓琪、林俊杰、陶喆等等。

但开场前十天，票务仅卖出三成。演出当晚，现场也着实冷清。

罗大佑登台之后自嘲：“谢谢你们，你们来小巨蛋从来没有那么‘宽敞’舒服过吧！”然后他又说：“歌是我将近45年来从事的工作，也是我一辈子的投入，很多人也在投入其中。”

罗大佑还说：“我只看到台下有来的这些人，谢谢你们，我们当初出道时，也都是从更少的人唱起的。”然后所有歌手站在一起，合唱了《明天会更好》。

看到这里我是想哭的，但也意外地发现自己在笑。

因为罗大佑和朱茵都是活出尊严的人啊。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他们的尊严里，有那一句“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