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诗选》（1978年版）序

臧克家

从1933、1934年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相继问世到现在，四十几年已经过去了。如果从开始学着涂鸦算起，还得推上去十个年头。这中间，我亲身经历了新旧军阀野蛮黑暗的重压与频繁惨酷的内战；轰轰烈烈的武汉大革命及其失败；蒋介石长期的反动统治；光耀史册、气壮河岳的抗日战争；终于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之下，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推倒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

这几十年的岁月，真是雷轰电击，石破天惊！朝霞万道，不足以喻共产党的光辉；大海翻腾，不足以喻斗争的浪潮；血流成河，不足以喻牺牲的壮烈；万紫千红、赏心夺目，不足以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灿烂图景。

今天，当我执笔为这本《诗选》写序言的时候，真是心潮起落、感慨万端！我以七十三岁的年龄，可以作这些峥嵘岁月的见证人。一幕又一幕的时代风云从我心的荧光屏上卷过。我，心情激动；也觉得惭愧！作为一个诗歌创作者，呕心沥血，长年苦吟，诗集出版了一大堆，试问，从中能窥见一点大时代雄伟壮烈的影子吗？从中能听到一点呼号振奋的声音吗？

我只能如此回答：有一点点的影子，但那影子不够明朗；如果说有一点点声音，但那声音未免微弱。

不是亲身参加革命长征的行列，无法绘出《长征画集》那样动人的画史。

不是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冲锋陷阵、振臂高呼的战士，是难以在作品中留下震响诗页、鼓舞人心的宏声的。

这是革命斗争与创作实践关系的铁的规律。这是不能抗违的，不允许作假的。

我出生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县份里。这里，土地大量集中，封建势力浓重。富贵之家，优游卒岁，阡陌连云，仓库如山；穷苦农民，勤劳终年，冬不见棉，糠菜度日。我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和乡村的穷孩子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地混在一起。农民生活的种种惨状，摧伤了我幼小的心灵，使我对童年的伴侣，对这些朴实勤劳、聪明能干的农民，大抱不平，深表同情。

这段生活经历，感受极深刻，终生不能忘记，成为我后来写作的基础。当我用痛苦的诗篇去描绘、反映这些命运悲惨的农民的时候，确乎是含着同情的热泪，蘸着浓厚的感情的；也表露了对封建社会、新旧军阀统治的愤懑控诉之情。但是，我过多地写了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一方面，并没有指出一条明路，鼓舞他们挺身而起，参加战斗，去争取解放，虽然有些诗篇也有一条暗示性的“光明尾巴”。“星星之火”，在当时我的心中是闪亮的，但绝没想到它会“燎原”。思想性不强，这就减却了作品的时代意义。

我从青少年时代，就接触了古典诗歌，对民歌也很喜爱。入了大学，读中文系，跟闻一多先生学诗，对古典诗歌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浓厚了。虽然我写的是新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我向古典诗歌和一多先生的《死水》学习（显然，一多先生的作品受到古典诗歌不少的影响），刻苦努力地学习那种精炼、含蓄、真实、朴素的表现风格。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给受压迫、受侵略、忍辱含垢的中华民族，轰出了一个崭新的生面。它像一阵狂飚，把郁闷窒息的空气一扫而空。我揩干了悲愤的山河泪，热情奔腾地参加到抗战的行列中去。诗句，像地下水找到了一个喷口。我引吭高歌：“诗人们呵！请放开你们的喉咙， 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

眼界放宽了，生活圈子扩大了，由于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对轰轰烈烈的斗争生活并没有真正深厚的体验。写得倒不少，可留下来的并不甚多。从形式方面看，比较宽畅了一点，但多少也失去了过去的谨严。

1942年秋，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雾重庆。白色恐怖如同白色的浓雾，令人透不过气。民不聊生，万众切齿。作为一个职业作家，过着“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艰苦生活。在这期间，读到毛主席的一些著作，1945年9月间，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潮澎湃，心扉大开。光明与黑暗对比是如此鲜明。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怒情绪，在抗战胜利前后，写下了为数不少的讽刺诗篇，出版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等诗集。

1949年春，我奔到了刚刚解放的北京（那时还叫北平）。从地域上讲，从一个旧的世界踏进了一个新的世界；从时间上讲，从一个旧的时代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切都光华耀眼，新鲜动人。兴奋激动，有如从黑暗地狱中走出来，置身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样。10月，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有感，写了《有的人》这首颇受人喜爱的诗。

由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浮在上面，没有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到创作的唯一源泉中去改造思想，体验生活，虽然经历了多次革命运动，受到教育、锻炼，有所前进；但面对蒸蒸日上、一日千里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形势，总感觉步子蹒跚。这些年来，也写了不少的诗，触于目，动于心，很想对瑰伟的现实有所表现，用笔头参加斗争，但它并没有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

青岛是我旧游之地，解放前，德、日、美帝国主义把它作为俎上肉，你争我夺，用军舰的铁索，锁住了它的咽喉，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在这个美丽受污的小岛上生活了达五年之久，在悲愤窒息中，写下了《烙印》、《罪恶的黑手》里边那样一些令人读了痛苦而又愤懑的诗篇。解放后，1956年我重游故地，满怀自豪的情感，写了《海滨杂诗》，表现了我同大海一样自由舒畅的呼吸。

1959年，因重病住院，时间相当长，对于医生和病人、病人与病人之间，亲切照顾、相互关怀的新型关系，有了较为深切的体会，写了《凯旋》这组表现这种题材的诗。

过去，有一种流传的说法，写诗是青年人的事。人一过中年，就成为散文型的人了，便应该“收拾铅华归少作”，因为性灵丧失，“江淹才尽”了。这当然是十分荒谬的。

这本《诗选》，是我过去作品的结集，但它不是我写作的结束。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精神常青，诗句也常青。战斗生活不尽，“才”永远是不会尽的。我想用自己几年前的两个旧句，来给这个选集的序言作结：

“年景虽云暮，霞光犹灿然。”

1978年4月1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