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死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前冷清荒芜的山上突然热闹起来，远远近近村庄的人们被集合，一个个背着铺盖、锅碗瓢盆进驻深山，开荒种田。满坡的绿树和青草被锯倒、翻开，挥舞的镢头和羊镐溅起火星。在汗水和鲜血间，逐渐形成了一片片田地。坡度稍缓的地方，田地就大些；坡度陡的地方，田地小些。祖父说，那地里种的谷子，一年下来籽种都收不回来，纯粹闲费工夫真扯淡，还不如赶马车给供销社拉一回货赚钱买回来的粮食多。至今，村庄远近山坡上，还可以看见许多荒地，一条条，一片片，参差不齐。不见了庄稼，只看见春风吹又生的杂草，茂密无疆，随风飘摇。

接着是大炼钢铁。祖父说，那年九月，公社干部突然号召大炼钢铁，不管男女，只管老少，实在跑不动的人留守村庄，种植棉花和小麦玉米；凡是有点力气的，都要到离村庄八十里之远的綦村镇大炼钢铁。祖父眼睛盲了，无法参加劳动，由奶奶和父亲顶替着去了。父亲后来回忆道：在綦村上千人吃一锅饭，质量还不错，有大米、土豆和豆芽，比在家里吃的强一千倍。就是太危险了，几千个人在高炉上下忙活，一不小心就会掉进烈焰熊熊的炉子里面。李家庄一个叫玉兰的闺女，才十八岁，晚上填废铁的时候，闪了进去，还没等喊出声儿来，就烧得连骨头渣子都没了。就那一年秋天，光在綦村就死了十几个人，大多是还没尝到人活着到底是个啥滋味的小伙子和大闺女。

人生有地，死无处，谁都不愿意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当时生活条件苦一些，人活得累一些，但活着毕竟是美好的。乡言“好死不如赖活着”，不仅反映了村庄人们的一种生存观念，更体现了村庄人们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价值意识。这是无法篡改的，但作为一个集体，以强制的手段将许多人聚拢在一起从事危险的劳作和生产，这不道德，甚至有将人的生命视如草芥蝼蚁之嫌。当生命不再被视作生命后，面对的那一定就只是简单的欲望和赤裸裸的利益了。

很快，遍布城乡的简易高炉废弃了，曾经热闹的场地一下子空旷了起来，砖头碎石砌起的锅台，远处近处的田间地埂上到处都是人的粪便，还没有来得及融化和投进高炉的废铁和矿石堆积着，一片狼藉。几乎与此同时，不知从哪里飞来的蝗虫占据了村庄的天空和田地。父亲说，那年的蝗虫就像冰雹一样，噼里啪啦下了一天一夜，清早起来，就看见地上的庄稼，一株株一棵棵变成了光杆儿，一丝不剩。再看地上，蝗虫厚厚一层，脚一踩，就发出噗嗤噗嗤的爆裂声。大片的蝗虫又蓦然飞去，好似乌云一般，太阳不见了，嗡嗡的响声接连不断，像日本鬼子的飞机，遮没了整个天空。

父亲说，庄稼都让蝗虫吃了，秋天颗粒无收，人饿得不行，就把山坡上岩石根儿的细土和了麸糠吃。那土叫观音土，吃一顿可以顶好几天饿。那一年，村里远远近近的榆树可遭了殃，一个个被剥皮抽筋。剥下来的树皮被细嚼慢咽，到了人肚子里面。更奇怪的是，连山上的兔子和野鸡都无缘无故地死了，到山上一转，就能捡几只死了的野兔和野鸡回来。人都饿到那份儿上了，只要有吃的，谁还管它干不干净？！

人饿极了也逮蝗虫吃。蝗虫那东西和人一样怕饿，先用荆条筐子扣住，饿上几天，蝗虫就死了，再一个个掐头去尾，把锅烧开，用水煮了，放些盐，晾干存起来，吃的时候用油炒了，味道比观音土好，也好消化，就是拉肚子。还有的人饿极了，逮住蝗虫，拉头，一下子就将蝗虫的肠子和内脏带了出来，剩下的部分直接扔进嘴里，大口大口嚼。父亲说，你从河南逃荒来的姑夫，就是吃着蝗虫和地牛牛儿长大的。关于这一点，我确实还有印象，大概是一九七九年，虽然不怎么缺吃少穿了，姑夫刨地时翻见“地牛牛”之后，还一个个捡起来，或者直接放进嘴里吃掉，多了就带回家，用油炒了吃。我见到过几次，姑夫还要我尝尝，我一看见就嗓子发堵，大口呕吐。姑夫还笑着说，傻孩子，不知道东西好吃。

这当然是后话，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我和更多的同代人自然无法深刻体验和了解村庄往事，只是听从祖父、父亲和母亲的诉说。如果说吃蝗虫、野鸡和野兔尸体，吃榆树叶子和皮，吃观音土，都还算道德的话，那么，人对人的吞噬就显得不可思议、骇人听闻了。奶头山的栓子，爹早年在森林里打野猪被野猪咬死了。一九六○年，村里人多少天不见栓子他娘的影子，就问栓子，栓子就说在家呢。有一回，村里的老光棍朱佛生到栓子家串门(“串门”一词在当地被引申为已婚男女之间的苟且之事)，怎么也找不到老相好，转到废弃多年的驴圈里解手的时候，顺着一股烂臭味道，才看到栓子娘已经饿死在房后的一块巨大的青石板上。

这还不算，就剩下一副骨架了。

肉肯定是栓子给刮着吃了！

父亲解释说，栓子是个傻不愣怔的半吊子，要是换了稍微俏一点的人，就不会娘死了都不管。而我想到的是，建立在贫穷、饥饿基础上的伦理和良知是极其荒唐的。这只是一种表面行为，在极度饥饿的年代，人伦崩塌，进而显示出来的是毫不利人，保命要紧的原始行为。在饥饿、死亡与吃饱、活着之间，栓子选择了后者。他的这种选择显然违背了村庄人群一贯的游戏规则，如果他吃掉的是自己妻子或者孩子的肉，那么，谴责的声音和力度就会大大减小。

关于一九六○年的特大洪水，记事起，母亲讲了很多，许多年后，我只记住了其中一个片断。那年夏天，雨下个没完，开始下的还是雨，半个月后就不是雨了，像血，一串串地从天空掉下来，连房顶上的青石板都染成红的了。接着是洪水，远处山上大水泛滥，气势汹汹，在宽大的河谷汇成大河，轰隆隆地向着村庄冲了过来。村里人事先将自以为贵重的东西转移到山顶的岩穴里，连家都不敢回，一个个像老鼠，住在阴暗潮湿的岩洞里。眼睁睁地看着洪水将自家辛辛苦苦盖起的房子像推火车一样冲倒、打散。一个月后，对面那座叫作小扇子的山突然塌了，偌大的一座山，硬生生地从中间裂开一道缝。褐色的巨石随着不甚陡的山坡，轰隆隆地向下翻滚。

连年颗粒无收，洪水一过，大地到处瘫软，踩一脚，石头都会破损都会下陷。村庄好多人走出家门，穿着破衣烂衫，拖家带口，到山西要饭去了。除了几户稍微有点积余人家按兵不动外，通往山西左权、和顺等县的山地小道上，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逃荒者。母亲说，摩天岭的山间小道上，饿死病死的人的尸体到处可见，每一具尸体上，都落着一群哇哇乱叫的乌鸦。

我姥姥就是在那条路上被毒蛇咬伤死的，我曾祖父也在那条路上饿得头晕眼花，失足从悬崖落下摔死……至今，村庄公路上的两座桥上，还高悬着“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集粮、大海航行靠舵手、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共产党”等字样。多少年了，除颜色稍微黯淡一些外，竟没有一个毁坏或是掉角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