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刘禹锡，字梦得，郡望中山（今属河北），籍贯洛阳，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出生于苏州嘉兴县，卒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他是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进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晚年曾任太子宾客，后世称刘宾客。

一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开始由兴盛走向衰落。唐德宗时，直臣被贬，藩镇势大，宦官专权。德宗本人贪婪聚敛，到处搜刮，要各地节度使额外进奉财物，又大兴“宫市”，民不聊生。德宗末年，朝野出现革新政治的要求和思潮。于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趁着德宗驾崩、顺宗即位的机会，于贞元二十一年进行了一场政治革新。参加革新的首领人物是王伾和王叔文。王叔文曾是顺宗当太子时的侍读，他经常向太子谈民间疾苦，希望太子以后能改革弊政。在二王执政期间，王叔文经常“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1]，足见刘、柳在这场革新中的重要地位。可惜随着顺宗病重，宦官与藩镇内外勾结，胁逼顺宗内禅，传位给太子李纯（宪宗），这场革新也就结束了。顺宗内禅为太上皇时，于八月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故史称此次革新为“永贞革新”。“永贞革新”失败后，王叔文被赐死，王伾遭贬后病死，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韦执谊、陈谏、凌准、程异等八人一起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唐顺宗不久也死去。

刘禹锡先是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途次荆南（今湖北江陵）时，又改授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第二年正月，唐宪宗改元元和，大赦天下。但诏书中明令：刘、柳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使刘禹锡十分失望，然而却没有消磨他的斗志。九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奉召返回长安。但朝中的执政者并不喜欢王叔文集团的旧人回京，于是刘、柳等人又陆续被贬为远州刺史；刘禹锡更因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2]，被贬到最为偏远的播州（今贵州遵义）去，后得御史中丞裴度说情，才改贬连州。以后又陆续转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直到唐敬宗宝历二年，才奉召返东都洛阳，任主客郎中。“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便是他前后两次被贬生活的概括。两年后，他得宰相裴度之荐，再次被召回长安，本拟出任知制诰，又因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在诗序中重提当年写《戏赠看花诸君子》的旧事，语含讥讽，“执政闻诗序，滋不悦”^[3]，结果又只能出任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之职。又四年，裴度罢相，刘随即出任苏州刺史，颇有政绩。以后转汝州（今河南临汝）、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后因足疾，返东都洛阳，改授太子宾客，又改秘书监，不久，又加检校礼部尚书的官衔，直至生命结束。

刘禹锡在去世的那一年，于病中撰写了《子刘子自传》。在自传中，他无所畏惧地对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加以肯定，并对唐顺宗之死，提出了疑惑。他认为王叔文“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在长达二十三年的被贬之后，他并没有改变原来对政治革新的看法。在自传中，他还以“借汉说唐”的手法，揭露了顺宗内禅的内幕。他写道：“是时太上（指顺宗）久疾寝，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桓、顺是指汉桓帝和汉顺帝，他们都是被宦官拥立的；贵臣正是指宦官。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唐顺宗是在宦官的挟持下被迫让位的，而唐宪宗的继位也正是宦官所拥立的。对于以上这两个重大问题，刘禹锡从“永贞革新”失败后到他生命结束前，一直隐忍了三十七年，终于在临死之前，勇敢地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自传末尾的铭中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回顾一生，他对自己早年参加“永贞革新”是并不后悔的，虽然这个革新抱负未能实现，但自己的立身行事却是可以问心无愧的了。

二

刘禹锡诗歌，各体俱备，均有佳作。他的优秀作品，多是写于被贬的二十多年间。初贬朗州时，他写了许多讽喻诗，借以寄托身世，讽刺时事。在连、夔、和三州，他努力向民歌学习，吸取丰富的营养，写成《竹枝词》、《堤上行》等一系列优秀诗篇；同时，他还写了不少质量很高的怀古诗。结束被贬生活后，他重回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政治和生活的境遇好了，好诗也就不多了。讽喻诗、竹枝词、怀古诗，是刘禹锡诗集中最有成就的作品，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竹枝词和怀古诗更为突出，人们一提到刘禹锡的诗，很自然就想起“杨柳青青江水平”和“朱雀桥边野草花”了。明人瞿佑在《归田诗话》中说：“予为童子时，在荐桥旧居，春日新燕飞绕檐间，先姑诵刘梦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句，至今每见飞燕，辄思之。”可见其诗的成就和深远影响。

刘禹锡在谪居朗州时所写的讽喻诗中，尽情倾吐了胸中的郁闷，“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读张曲江集作》）。这些诗战斗性强，是刘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昏镜词》中，他讽刺那些宝昏镜而弃明镜的陋容者，揭露了他们自欺欺人的丑恶面目：

昏镜非美金，漠然丧其晶。

陋容多自欺，谓若他镜明。

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

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

在《昏镜词》的姐妹篇《磨镜篇》中，则显示了作者虽遭贬谪却仍然充满信心。他坚信有朝一日，那被流尘掩蔽的明镜会重放光辉，使鬼魅现出原形：

萍开绿池满，晕尽金波溢。

白日照空心，圆光走幽室。

山神气沮，野魅真形出。

刘禹锡的讽喻诗，始终把讽刺的矛头指向形形色色的丑恶东西。在他的笔下，那“喧腾鼓舞喜昏黑”、“利嘴迎人看不得”的蚊子，那“笙簧百啭音韵多”、“舌端万变乘春晖”的百舌鸟，那“瞥下云中争腐鼠”、“鹰隼仪型蝼蚁心”的飞鸢，分别讽刺那些见不得阳光的吸血家伙、随风转舵的投机者和卑鄙龌龊的小人。对于这种种丑类，他的憎恶是十分鲜明的。

刘禹锡在朗州还写了不少直抒胸臆的诗篇和一些有浓厚民俗特色的作品。如《学阮公体》“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不学腰如磬，徒使甑生尘”；《咏史》“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等诗句，都明确地表现了他不肯随波逐流，显示了他的正直与不屈。而如《竞渡曲》则出色地描写了龙舟竞渡的激烈场面：

扬枹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

蛟龙得雨躤鬣动，饮河形影联。

刺史临流搴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

先鸣馀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

这些描写使我们至今读之，还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在转到连州之后，诗人所写的《插田歌》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风格和形式都与《竞渡曲》相类似，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不同的是前者使用七古形式，后者使用五古形式。

刘禹锡一向反对藩镇割据，主张国家统一。当他在连州得知朝廷削平了吴元济和李师道的叛乱时，高兴地写下了《平蔡州》、《平齐行》、《城西行》等诗。诗人特别满意《平蔡州》，自觉此诗可与韩愈的《平淮西碑》和柳宗元的《平淮夷雅》相媲美^[4]。对于刘禹锡的这个自我评价，清人翁方纲是深以为然的，他称誉说：“此诗诚集中高作也。叙淮西事当以梦得此诗为第一。”^[5]

在夔州期间，刘禹锡前后写了十一首《竹枝词》，还写了《踏歌词》、《堤上行》、《浪淘沙词》等等。这类民歌体诗作，或抒写真挚爱情，或描绘山川风物，或感叹世途险恶，词句浅白而不俚俗，写得多彩多姿，散发出清新的生活气息。如描写爱情生活的：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竹枝词》）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

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

（《踏歌词》）

前一首写迷离的爱意，后一首写怅惘的情思，均情致绵绵。

又如描摹山川风物的：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竹枝词》）

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

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

（《堤上行》）

前一首写西南山区人民的生活习俗，后一首写江边日暮争渡的景象，都很有地方色彩。再如感叹世途艰难的：

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竹枝词》）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浪淘沙词》）

作者写这两首诗时，正是被贬期间，其中是有很深的个人感慨的。

刘禹锡的《竹枝词》等民歌体作品，是他作品中成就突出的一部分，刚健清新，浅白流畅，多被群众所传唱。《新唐书》本传载：刘禹锡谪居朗州时，“作《竹枝词》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旧唐书》本传也说：“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足见他的《竹枝词》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其后，他还写了《淮阴行》、《杨柳枝词》等乐府体诗，也都很有艺术价值，深得后世的好评。总之，这类乐府体诗，都是他外放做州郡刺史、司马时，广泛接触人民群众，大量吸取民歌营养后的创新之作。倘若他长在京城做官，就不可能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可以说，他在诗歌上的创新精神，实质是他的革新思想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一种延续。

在外放期间，刘禹锡还写了不少借古讽今的怀古诗。这是刘诗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有《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蜀先主庙》、《观八阵图》和《姑苏台》等。《金陵五题》是一组以联章形式出现的怀古诗，当时就受到同时代的大诗人白居易的叹赏，认为“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其中最出色的是《石头城》和《乌衣巷》：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

这两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很多唐诗选本都选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被誉为“骊龙之珠”的《西塞山怀古》，是怀古诗中的一篇力作。它表达了诗人反对藩镇割据，渴望四海一家的强烈愿望：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在《蜀先主庙》和《观八阵图》中，诗人赞美了刘备的“英雄气”和诸葛亮的“神机”，斥责了后主刘禅的“不象贤”。在《金陵怀古》里，他触景生情，向统治者指出了逸豫亡身的道理：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这些怀古诗，大谈前朝盛衰兴亡的教训，并特别点了陈叔宝、刘禅、孙皓这几个出名的昏君，目的都是为了向封建统治者提出忠告：唐王朝已经江河日下了，如不吸取教训，也是会走上覆亡的道路的。他在《金陵怀古》中指出的“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历史教训，是对唐王朝痛下针砭的。他深刻地指出：政事决定国家的兴亡，而山川形势是不足恃的。假若唐王朝还是迷信于表面的强大而不修政事的话，覆亡也就不远了！

关心国家命运，坚持革新思想，保持乐观信心，是刘禹锡一生事业遭际的主要特点，也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格调。在他生活的各时期和不同方面，都有一些即兴的名篇，无不体现这样的特点和格调。例如谪居朗州时写的《秋词》，他一反历代文人悲秋的调子，昂扬向上，直抒胸臆：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在结束朗州生活重返长安时，他有感于朝中新贵尽是在他被贬后而提拔起来的，慨然写下《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结果这首诗使他受到很大的惩罚，执政者要把他贬到最为偏远的播州去。然而当他再次回到京城时，他又旧事重提，写下了前诗的续篇《再游玄都观绝句》，显示了他的决不屈服的精神：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锋芒毕露，难怪几百年后的瞿佑也惊叹地说：“讥刺并及君上矣！”^[6]

刘禹锡晚年有三首关于歌者的诗，写得很出色，极尽今昔盛衰之叹。其中《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一诗，充分流露出他对“永贞革新”旧友的怀念：

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

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

他如《望洞庭》中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和乐天春词》中的“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和令狐相公别牡丹》中的“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都是传诵一时的名句。

刘禹锡对共同参加过“永贞革新”的旧友怀有深厚的情谊。他对吕温的早逝极表伤悼，写下了《哭吕衡州》一诗。他和柳宗元反复唱和、通信，在得知柳宗元去世的噩耗时，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竟至“惊号大叫，如得狂病”^[7]。他沉痛地写下了《重至衡阳伤柳仪曹》一诗，三年后，又写下《伤愚溪三首》，低徊反复，哀思不尽。在他结束长期被贬生活回到洛阳时，见到了旧友韩泰，写下了《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其中“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离别苦多相见少，一生心事在书题”，“本欲醉中轻远别，不知翻引酒悲来”等句，包含了无限的感慨。

本来，叹老伤逝之作是很容易写得情调低沉的，但刘禹锡却能“老而不衰”，充满“英迈之气”^[8]，唱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样雄健之声，写出“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样富有哲理的句子。这和他在《秋词》中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是一致的。这种精神，即使到了暮年也没有消失，我们从《始闻秋风》中的“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了。

当然，刘禹锡也写过低沉伤感之作。同是谪居期间，同是写秋天，《谪居悼往》和《秋风引》的情调就比较悲凉惆怅。晚年退居洛阳后的诗酒唱和，大多是内容苍白的。至于那些哀挽帝王、怀念歌妓、酬僧谈禅的作品，就更为消极。

三

像一切有成就的大诗人一样，刘禹锡在当时和后世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同时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就称赞他是“诗豪”，认为“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并说他“‘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类诗句，真谓神妙”^[9]。宋代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大家，都对刘禹锡的诗歌深表佩服。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苏轼“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黄庭坚说：“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昔子瞻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10]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引的《雪浪斋日记》说，王安石很欣赏刘禹锡“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二句，并亲笔写了挂在府第中。吴景旭《历代诗话》所引的《复斋漫录》更指出，王安石本人的“静憩鸡鸣午，荒寻犬吠昏”就是脱胎于上述刘句。黄庭坚极赞刘禹锡的《竹枝词》和《淮阴行》，认为刘在“元和间诚可以独步”，“白乐天、元微之为之，皆不入此律也”^[11]。翁方纲也看到刘禹锡在竹枝词方面的成就，认为“刘宾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词”^[12]。

清人王士祯认为“竹枝泛咏风土”，“与绝句迥别”^[13]。其实，竹枝词也是绝句的形式，只是直接取自新鲜活泼的民歌，保持民歌体制本色，比较通俗易懂，善咏风土人情，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自刘禹锡创制竹枝词后，后人便把这类歌咏地方风俗和男女之情的七绝诗，称之为“竹枝词”，而实则为一种提高了的民歌体。此后，差不多各代各地都有“竹枝词”产生，如北宋苏轼的《竹枝词》，元代杨维桢的《西湖竹枝》，明末清初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清代郑板桥的《潍县竹枝词》和近代梁启超的《台湾竹枝词》，都不同程度地为发展竹枝词这一诗歌形式做过努力，取得一定的成绩。

刘禹锡在绝句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清人对他的七绝极为推许。管世铭说：“刘宾客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绝句中之山海也。”^[14]李重华认为唐人七绝自“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15]。王夫之更把刘的七绝誉为“小诗之圣证”，认为“梦得而后，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尘”，并指出明代徐文长、袁中郎等人是“以梦得为活谱”的^[16]。沈德潜认为七绝诗自盛唐之后，刘禹锡等人“托兴幽微，克称嗣响”^[17]，并特别指出“山围故国”一诗“气象稍殊，亦堪接武”前贤^[18]。

对于刘禹锡诗的成就，明人杨慎评价最高，他说：“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19]大致自宋以后，对刘诗评价便日益见高。宋人胡仔认为“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正若巧匠矜能，不见少拙”^[20]。南宋刘克庄亦盛赞梦得诗“雄浑老苍，沉着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绝句尤工”。又说“其诗尤多感慨”，“精华老而不竭”^[21]。至清代，沈德潜把刘禹锡与白居易、柳宗元二人并列，并认为刘禹锡高于刘长卿。他说：“刘梦得骨干气魄似又高于随州，人与乐天并称。萧山毛大可尊白诎刘，每难测其诣趣。柳子厚哀怨有节律，中骚体，与梦得故是敌手。”^[22]清人赵骏烈亦指出刘诗不弱于白诗，并指出苏轼的讽刺诗与刘禹锡很有渊源关系，他说：“元和长庆诸公，与香山唱和齐名者，刘宾客为称首。眉山（指苏轼）起北宋，为大家，其少亦尝规模宾客。已取其集而读之，风神骨格，虽不能窥见其万一，大约刘之比白，边幅较狭，而精诣未之或逊。苏之无所不有，其比物托兴处，法乳亦有自来矣。”^[23]元人方回更认为“刘梦得诗格高在元、白之上，长庆以后诗人皆不能及。且是句句分晓，不吃气力，别无暗昧关锁”^[24]。又说：“每读刘宾客诗，似乎百十选一，以传诸世者，言言精确。”^[25]清人纪昀也认为方回“论梦得是”^[26]，并对刘禹锡怀古一类诗歌大加赞赏。

从以上所引的各家评论中，可见刘禹锡在我国诗坛上是占有显著地位的，给后世的影响也很大。读者从本书所选的大多数诗歌中可以得到印证。

四

刘禹锡还是一个出色的散文家。他擅长写论述性散文，并且颇为自信。他在《祭韩吏部文》中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认为自己的文章并不低于韩愈，而是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天论》三篇，是刘禹锡在韩愈与柳宗元关于天人问题的哲学论战中，对柳宗元的策应和支持。他在《天论》上篇中说：“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这就表明，他写《天论》是为了补充和发展柳宗元《天说》中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以便把这场天人关系问题的哲学辩论引向深入。因而它也成为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论著。

在《天论》中，刘禹锡论证了天的物质性，天与人的关系，以及产生天命论的根源等问题。他认为，天与人的关系，是一种“交相胜”、“还相用”的关系。天地万物之间，既有其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其互相依存的一面。人类只要掌握了“数”（约指事物变化的规律），就能因势利导，达到“胜天”的目的。刘禹锡这些观点，发展了荀子、王充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三篇虽是哲学论文，却写得很有文采，语言流畅，辞藻优美，比喻生动，说服力强，堪称上乘之作。

《华佗论》是刘禹锡的又一篇重要论文。此文指出曹操杀华佗的错误，慨叹地说：“嗟乎！以操之明略见几，然犹轻杀材能如是。文若（即荀彧）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犹不能返其恚。执柄者之恚，真可畏诸，亦可慎诸！”文章借古讽今，谴责“执柄者”轻杀材能。末尾更明确期待这些掌权者能够有所觉悟，不要重犯曹操滥杀无辜的错误：“吾观自曹魏以来，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众矣。又乌用书佗之事为？呜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劝且惩也。”文章写于王叔文被赐死之后，故通篇极其悲愤；文中的“材能”，所指甚明。此文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千载之后，犹觉其笔锋森然，凛不可犯。

刘禹锡还写有《因论》七篇（《鉴药》、《讯甿》、《叹牛》、《儆舟》、《原力》、《说骥》、《述病》），这是一组寓意深刻的杂文。这七篇杂文，叙事与议论相结合，一事一议，有感而发。它通过客观事物中广泛存在着的祸福、安危、大小、利钝、声实、弃取等互相对立的矛盾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情况，表现了作者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鉴药》中，刘禹锡以治病用药必须剂量适中为喻，说明处理事情必须掌握分寸，如果超过了适当的分寸，事情就会发生变化，好事就会变成坏事。在《儆舟》中，刘禹锡又以航船不覆毁于危险处而沉没于安稳处为例，说明提高警惕，可使危险转化为平安；麻痹大意，可使平安转化为危险。危险和祸害，往往“不生于所畏而生于所易”。另如《讯甿》中所谈到的声誉与实绩的关系，《叹牛》中所抒发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感慨，都是很有深意的。《因论》七篇，语言生动，主题集中，因小见大，含意深刻，与柳宗元的《三戒》和韩愈的《杂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论述性的散文外，他的《陋室铭》简练隽逸，情韵俱高，千古传诵。写于朗州的《砥石赋》，表达了他虽受贬谪，却仍砥砺志节，保持雄心，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像暂被锈蚀的宝刀一样，得以重露锋芒，继续为国家效力。直到晚年，他依旧精华不衰。他在《秋声赋》中感慨地说道：“嗟乎！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鞲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眄天籁而神惊。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足见一个政治革新者的襟怀，是大异于一般流俗之辈的。

与刘禹锡同时代的李翱，对刘的散文成就极表称赏，他说：“翱昔日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27]这段话说明，刘禹锡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的。柳宗元也曾称誉刘禹锡“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28]，对他的散文同样给予很高的评价。

刘禹锡与柳宗元一样，都是诗文俱佳的；不同的是，柳宗元文名大于诗名，而刘禹锡则诗名大于文名。故本书选译刘禹锡的诗文时，以诗为主，以文为次。诗的排列次序，以近体在前，古体在后；文的顺序则是论文在前，铭赋在后。译诗时，以达意为主，力求能译出原诗的意思；同时尽量押大致相近的韵，以求音节谐婉。译注期间，曾参考近人、今人的一些著述，除必要的引用注明作者外，其他恕不一一点明出处。

选译者学识浅陋，疏误之处定然不少，恳请广大读者教正。

梁守中（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注释

[1]《旧唐书·刘禹锡传》。

[2]《旧唐书·刘禹锡传》。

[3]《旧唐书·刘禹锡传》。

[4]见王谠《唐语林》卷二。

[5]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

[6]瞿佑《归田诗话》卷上。

[7]刘禹锡《祭柳员外文》。

[8]瞿佑《归田诗话》卷上。

[9]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

[10]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五引。

[11]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五引。

[12]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

[13]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二九。

[14]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卷二九之《七绝凡例》。

[15]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16]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

[17]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

[18]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19]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二。

[20]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

[21]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

[22]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23]赵骏烈序《刘宾客集九卷》（雍正刊本）。

[24]方回《瀛奎律髓》卷四七。

[25]方回《瀛奎律髓》卷三。

[26]方回《瀛奎律髓》卷四七之纪批。

[27]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引。

[28]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