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书评》是一份怎样的刊物

1947年12月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应邀与托马斯·曼喝茶。当时她14岁，满脑子都是文学和生命的严肃性。她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她的跟班，这男生给当时住在加州的托马斯·曼写了封信，说他俩在读他的书，崇拜他超过其他所有人。年轻的桑塔格小姐听说信的事儿后很震惊，一个伟大作家怎么能被两个中学生打扰呢；再度震惊的是，大作家不但回了信，还请他俩去喝茶。她觉得曼浪费时间约他们见面很“古怪”；再说，她已经读过他的书，为什么还要见他本人呢。接下来的周日他们见了面，她的失望之深，令她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绝口不提此事。她和朋友没有犯傻出洋相，曼也没有为难他们。只是他跟她期待的完全不一样，既不严厉也不轻蔑也不深奥。恰恰相反，他说的话都太容易懂了，平庸、浮夸、无聊。现如今她说，“如果他说话像他写的书那样，我是不会介意的。我慢慢开始介意的是，他说话像写书评。”

我明白苏珊·桑塔格的意思，但肯定不会像她那么贬低书评，不然我岂不是入错了行。很明显，在一本好书的成就和一篇好书评的成就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一鸿沟也体现在：世上有那么多好书，好的书评却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书评作者顶多期望书评编辑或是发表过他/她文章的刊物能一直惦记着他/她。很多人会觉得，一本糟糕或平庸的书还是要比一篇有效或有趣的书评更高级——这种写书的就是要比写书评的更接近上帝的看法并不是那么不证自明的，至少我不这么看。没人会否认书评本质上是寄生性的，写起来更快也更容易，但一篇书评仍然可以比一本书更高明或更深思熟虑。学院派捏着鼻子大叫“报屁股文章”的时候也应该考虑一下这点。

在英国读书人并不多。你在地铁里看一圈，也许能看到有人（通常是个男人）在读罗伯特·陆德伦的惊悚小说，或者有人（通常是个女人）在读凯瑟琳·库克森的言情小说。运气好的日子你会看到有人读安妮塔·布鲁克纳的小说。在不坐地铁的人当中——上流社会和中上阶层大部分人只读关于他们自己的书，写他们的书可多了。跟大学有关系的人会读书，有些人甚至会读自己领域之外的书。但大体上说，读书人并不多，那些读书的也不看书评。当然我这样说是夸张，但也不算太夸张，否则的话出版社应该比现在开心很多才对。

这会导致两种情况。其一，学院兴趣之外的有趣图书越来越少了。以小说为例，七十年前，西里尔·康诺利⁽¹⁾形容写小说评论是“白种男人的报文墓园”：“在丛生的植被中清扫出一小块地方”，他接着哀叹，“丛林一夜间以两倍速入侵”。丛林如今已经缩水成植物园了，前不久一位书评人在《泰晤士报》上说：“出版社还在继续出版小说处女作堪称奇迹。”比起在丛生植被中披荆斩棘，现在的评论人被要求每周一次为岌岌可危的脆弱花朵做人工呼吸。“救救小说吧。”一个年轻小说家对着书评人哀求道。一百年前，小说写作尚在繁荣期，对小说和小说家什么粗鲁评论都有。亨利·詹姆斯这样评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可怜的是，贫穷不是暂时的尴尬，而是永恒的枯竭。”很难想象现在的书评人敢对任何一本小说说那样的话。不忍卒读和不好读的小说被视作非凡才华的象征，如果你看一眼英国报刊上发表的书评，会发现每周都充斥着满满的形容词——“丰富，神秘，有活力”，“准确，带劲，好笑”——尽是些好心肠的书评人给二三流小说的评语，看着就能印到该作者下一本书的腰封推荐上去。一本小说的书评跟另一本小说的书评相似度极高，而两篇书评都既不真实也不可信，有点警惕性的文学编辑可能会反感他/她被强加于身的挽救小说的责任呢。今日英国的小说评论现状看上去有点像是福利国家残留的最后一口剩饭。

其二，读者短缺会导致作者短缺。撒切尔治下的英国鄙陋、贪婪、精神匮乏。最高薪酬和最低薪酬之间的差距达到二十五年来最高水平。光伦敦就有超过三万个无家可归的儿童，天知道有多少刚过完青春期的百万富翁在股市里玩耍。许多年轻人感觉他们永远找不到工作，开始对生活无所谓，而他们的父母刚到中年就被迫退休。我们以前觉得还不错的体制——国民医保服务、大学、BBC——都分崩离析，公平竞争的老派观念早已从人们记忆中淡去。当其他国家的政府致力于开放时，英国政府万事保密，根本不承认有“公共利益”之类的东西存在。

《伦敦书评》不是那种满足于发表无关痛痒的评论、却对此类现象保持沉默的文学刊物。但要讨论这类事情，找到一种腔调也不是那么容易。反对的有正式的、非正式的、左翼的、中间的，但好像都没什么话说，放炮的就更少了。你若想寻求指导，只会发现陈词滥调和绝望。至于年轻人，他们不太表达观点。我们的风格很多时候不是他们的风格，他们的风格是大写的“Style”，喜欢意象高于词汇，也缺乏宽度和辨析。十五或二十年前我们要找人写英国大事可一点儿不难：书很多，可以提供由头——退休公务员的回忆录啦，或是写工业衰退的因果的学术论文；但现在有思想的作者肯写这样的题目的人少之又少。以前我们国家没那么多麻烦的时候，大学里全是人——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教授都急着发表意见。如今他们有的去了美国，留在英国的人里有些只肯在电视上开十分钟金口，而我们则绞尽脑汁寻觅能在不引用学术黑话的前提下写上三千字好好讨论问题的人。填补这空白的唯一法子好像就是在封面和内页里多印些图片，再把图片说明写长点儿。一本写17世纪瑞典宫廷生活的书寄到我们编辑部，十分钟就能找到一个好作者，只要把书打包寄出去就行了。但要找一个能写英国本土关乎民生大事的人，却可能花上好多天。

许多综合性或专门的日报、周刊都会登书评，也都比较严肃。所以书评人并不愁没处发表。普利莫·莱维的书《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在十到十二份报刊上得到相当篇幅的讨论。莱维也许是个特例（没有多少被翻译成英语的作家能得到如此关注程度），但严肃报刊对待书评的态度可以通过以下事实衡量：二战后英国诞生的《独立报》是唯一一份每天发表一篇书评的全国性报纸，而且这是英国任何报纸都没有做过的。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报刊选择书评人的面都非常窄，对读者来说，本周乔·史密斯是给《卫报》写米兰·昆德拉，还是给《观察家》写卡夫卡，还是给《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济慈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既然每份刊物都有独家撰稿人——我又夸张了，但也没那么夸张——区分刊物的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因素（文章长度、各自代表的智识立场）之外，就是它们如何使用这些撰稿人。比方说，一个作者会为一份刊物写他专业领域的书评，为另一份刊物写小说评论或是勇敢地挑战当下的政治问题。这可能只是概率问题，或者后一家刊物要比前一家更欢迎政治争议话题，不管是哪种原因，在公众心目中，这位作者都会与后一家刊物联系更紧密，虽然他还继续在别处写学术类话题。不过这也不完全是话题的问题，一位书评人会为不同类型的编辑写不同类型的文章——除非他是个明星作家。

一个报刊编辑跟电影导演不是一类人，导演的光芒会完全压倒编剧；但不论什么刊物，作者的名字都要比编辑更受关注。然而，编辑约来的稿件的气质微妙地（或张扬地）同化了他/她所编辑的刊物的气质，若是一个作者被《新政治家》和《旁观者》同时要求评同一本书，他可能会写出两篇截然不同的书评来。在这个例子中，差异不完全是政治的体现，而是不那么明显的语调的体现——至少在英国，语调还是与政治立场紧密相关的。要继续拿演艺业相比较的话，应该说一个编辑更像话剧导演而非电影导演，话剧永远因其作者而著名，无论导演在排练中有何贡献。以上三类例证中作者及其经理之间注定是紧张的，虽然有时会痛苦，但总是能开花结果。在创造力的等级制中，电影导演要比编剧强势太多，后者几乎只能同意前者的任何要求。文学编辑得努力工作才能赢得作者的尊重。因为作者倾向于将编辑（新闻业或出版业）看成是一帮有志于写作却一事无成、如今只能乱改别人心血的人。在这种情境里，女编辑地位就更低，我有时候会感觉作者发给我文章就像送洗衣服一样：洗洗烫烫就是女人的工作，改拼写错误、改标点符号也一样。应该加一句，在这点上女作者跟男作者并无差别。

西里尔·康诺利在《承诺的种种敌人》（Enemies of Promise）里写过：“有人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对读者的想象决定的，他是为自己写，为朋友、师长或上帝写，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写，为较低阶层但想要受教育的人写，还是为一个有敌意的陪审团写——写作风格也会随之变化。”有人会说《伦敦书评》的编辑脑子里总有一个怀着敌意的陪审团在：这个陪审团由逻辑学家和学究组成，总在找虚弱的论证和站不住脚的断语的茬；陪审团里还有怀疑论者和爱唱反调者，他们在每一个群情激愤的时刻都目露怀疑，看你们能不能落到实际行动上；陪审团里还有很容易就对成天找茬感到厌倦的热血人，怀疑一切欧陆理论的普通英国人以及怀疑本国通俗语言的英国理论家。我们不像《纽约客》，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手和时间去查验每一篇待发文章里的每个事实。但我们每个人都是编辑助理，会仔细看每一篇文章，在保持作者风格的前提下不给逻辑学家和学究抓到硬伤（作者的，也是编辑的）的机会；同时还要在作者的论证基础相对坚实时，允许他/她的高兴和不满得到尽情发挥。至于理论和通俗之争，以及各自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们觉得二者都应该欢迎，只要说得有理就好（当然我们也知道理性不应成为讨论的终点）。

不过，我们的欢迎不是没有限度的。一份刊物，即便是文学刊物，也该有个立场，哪怕这立场会因应对时局而改变，或随其所发表的作者的思考而改变。它既要容纳日常生活的语言和关怀，也要承认过于简单化甚至清晰化会带来的问题；它还得容纳批评性文字，并对其迷惑性保持警觉。它得有坚持信念的勇气（包括相信自己更高明），还得做好因为坚持信念失去朋友的准备。它得有勇气赞扬那些未必受大众喜爱的作家，还得反对那些它不信任的作品，哪怕这些作品在其他媒体都一片叫好。它还得承认有一些问题、观点和写作方式必须被提上日程进行讨论，无论编辑的个人喜好。哪怕再听从良心的文学编辑也会有发表他们本人不同意甚至不相信的文章的时候。一份文学刊物的立场是经年累月定义的，通过它的判断，也通过这些判断运用在所讨论之议题的广度。读者会以一周或一月为基础，对某一期或某一篇文章下评判。但长远看来，更重要的是刊物演进的方式，它提出并讨论的问题，或是它回避的问题，它如何看待同时代的政治和文化以及它为塑造它们所付出的努力。

（发表于1988年9月15日《伦敦书评》）

(1)　Cyril Vernon Connolly（1903—1974），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曾和彼得·沃森创办了红极一时的文化刊物《地平线》。（以下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