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伦敦书评》创始人卡尔·米勒

我认识卡尔·米勒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我二十五六，他三十出头。他是《新政治家》的文化版主编，我是费伯出版社的小编辑——当时的老板叫我“我们这儿的小年轻”。那会儿我跟卡尔还不算熟，不过我的闺蜜弗朗西斯·霍普是他的助理，我有时在聚会上碰见他，还和他吃过一两次午饭（我还记得他叫我多吃肉）。他是个魅力人物，高挑匀称，穿着一丝不苟，爱开玩笑，有点儿任性——绝对能叫你晕头转向。但也很严厉。在他面前你会小心说话，这也是吸引力的一部分。当他给我一本书让我写书评，我觉得人生终于等来了重要一刻。那本书是撒玛利亚会的创始人查克·瓦拉⁽¹⁾写的，我当时真这么想：要是我没法把句子写写好，我这辈子就完了，再也活不下去了。

终于我把句子写好了，拿着稿子去了《新政治家》的办公室。卡尔看了以后说：“你现在是个作家了。”他喜欢发表这类家长式的评语，不论好坏，总之是真心话，我可容易受他影响了。他给了我第二本书，最后一分钟还让我加一句话，我提出抗议时，他说：“你现在是个记者了。”在他心目中，应该有种你值得骄傲的东西，一种志业的使命感。如果有人在《伦敦书评》办公室里提什么蠢建议，他会这样威胁：“你会成为全舰队街的笑柄的！”尽管当时还提舰队街已经有些过气了⁽²⁾。（后来我一度想放弃记者行当，改行去上医学院，他完全无法理解。）

他在《新政治家》的事业并不顺利。他对我详细解释了前方记者和后方编辑部之间的紧张关系，还说《新政治家》的主编之一维克多·普里切特⁽³⁾要找他吃晚饭，我当时暗想，这是不是他要被炒鱿鱼的征兆？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我有次终于说漏了嘴，讲出了真实想法：我可不希望你在我的书评发表之前被炒鱿鱼。这话他肯定记恨了一辈子。

卡尔习惯于拂袖而去。他曾评价诗人罗伯特·洛厄尔“更像个天生的半途而废者”——洛厄尔前妻⁽⁴⁾说他是“天生的加入者”简直大错特错。卡尔一开始在财政部工作，后来在电视台待过很短的时间；先在《旁观者》当文化编辑，然后是《新政治家》；1967年他出任《听众》（Listener）主编，七年后去伦敦大学学院英文系当老师；1979年他创立了《伦敦书评》。这些工作他都没干到头，有时一怒之下就走了。他从《听众》辞职时说：“辞职可不容易，你招来的同情要比怀疑更危险。”

我不认为他是被《新政治家》炒了鱿鱼，但他的确跟总编保罗·约翰逊⁽⁵⁾关系欠佳，在跟普里切特吃了饭几个月后，他就自动离开了⁽⁶⁾。要么是当时要么是几个月后，《听众》邀请他担任主编。没多久我在费伯出版社的一次派对上碰见他，他提到了《听众》，说也许可以给我份新工作；如果我陪他走到公交车站，他就告诉我详情。他还说要是我现在打包走人，他就在前门口等着我；可是等我打包出门时，他已经不见了。我当时想：他肯定改变主意了，谁会把工作给我这么个从来搞不清轻重的人呢？他没耐心，我没信念——改变主意也不奇怪。结果第二天他打来电话，原来这份工作是代理副主编，而真正的副主编，用BBC的切口说，是“暂时借调”的。这位副主编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孙子奥列格·克伦斯基⁽⁷⁾。与活生生的世界历史相勾连让这份工作更加诱人了——我又有了值得向父亲一提的生活故事。

二战时《听众》达到了巅峰期；20世纪40年代它的发行量超过十万份；它像是BBC的第三套节目（三套节目的大部分内容会刊登在《听众》上），被视为不列颠文化最高尚的体现。和平时代它的读者有所下降，20世纪60年代请卡尔当主编是为了给刊物注入新鲜血液，幸运的话还可以阻止其销量下滑。我们占据了位于波特兰广场街朗廷酒店沿走廊的一排房间，这酒店原来十分宏伟，1939年被征用，我们的办公室有两种房间：单人房和带浴室的双人房。我们并没有隶属于BBC之感，只有《听众》办得好才算数。虽然有时会与BBC的某个制作人发生口角（这词儿卡尔经常用），但总算不太多。比如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我们拒掉了好不容易搞来的侯赛因国王的访谈，而发表了一个失去勇气、好几天（也许只有几小时）蜷缩在宾馆厕所里的记者的日记。这种事儿大领导可不喜欢。（插播一段本刊特色：卡尔和我为怎么拼侯赛因国王的名字争执不休，最后到底是“ain”还是“ein”？我给约旦大使馆打电话，结果他们说是“ien”。我问：“你确定吗？”他们说：“当然啦，i在e前面，除非再前面是c。”）

几个月后奥列格·克伦斯基找到了别的事儿做，我从临时工变成了正式工，一干就是六年。1973年底卡尔辞职了，因为他觉得BBC管理层不够支持。我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感觉，不过也许是因为我知道的情况不够多。不管怎样，是卡尔给了我这份工作，我也学他的样辞职了。《听众》之后我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工作过。挺不错的，TLS是份好刊物，这也算是份正经工作。但和卡尔一起时，你会觉得那不仅仅是份工作，好像每天都在前线冲杀，而不是闲坐在办公室里。每件事都关系重大，哪怕小到每个事实细节，每个单词换行时怎么拆分。

一年夏天卡尔出远门时，我们发表了佩内洛普·贝杰曼（Penelope Betjeman，桂冠诗人约翰·贝杰曼爵士的像马似的夫人）的访谈。考虑要保持她的说话风格（访谈是从电视节目上转录的），我就保留了她口语中的“cos”（而不是正式的“because”）。卡尔出门时出了三期报纸，他回来后就跟我说了一句话：“那些cos差点让我犯病住院了。”还有传闻说他在《新政治家》休假时，那期没有在他监督下出版的杂志抵达他和家人的度假地时，他会把自己裹进一张地毯，痛苦地一边呻吟一边在地上打滚。

卡尔说过不少狠话，但幸好我记得的都是些无伤大雅的拼写或语法错误，就不会觉得太受伤或不公平。认识卡尔的人都热衷于交流他说的怪话，（他评价20世纪80年代风行过一阵的“慢性疲劳综合征”：“这毛病就像说你从银行拎钱回家把手腕都给拎麻了”；一个撰稿人问：“我猜飞去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补贴吧？”卡尔回答：“我恐怕没有，要么你趴在我背上我用手扇着飞飞？”；“当你把格雷夫斯和华兹华斯或里尔克放在一起比较，就好像在把重新布置房间和大陆沉降沧海桑田相提并论”；1987年英国刮飓风时他对加州的一位撰稿人说：“广场上的树每秒钟都在跪地求饶。”）从这点上看，他可以算得上“牛剑”怪话圈子的类型，但他偏又讨厌精英范儿，大部分时候支持平等主义。又喜欢又不喜欢，又忠诚又不专一，几乎对任何问题他都有两套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他出了本书叫《双生》（Doubles），专谈具有两面性的文学，里面收的多篇文章是为《伦敦书评》写的。（《双生》出版的那年，有本小说问世了，叫《双生人》（The Doubleman），其中有个人物名字就叫卡尔·米勒。卡尔对此很高兴，他在《伦敦书评》的“日记”栏目里写道：“世界真小，而且会复制叠合。”）他倾向于将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视为阴暗和光明，夜晚和白昼（而且不仅是作家：“鬼魂是习惯的产物，也是《哈姆雷特》的产物”），会抓住一切自动出现的成对词语和概念（“他的奋力抗争和他的曲意逢迎”——评詹姆斯·凯尔曼；“药……膏液横流，也令他不朽”【poured their balm, but embalmed him】——评罗伯特·洛厄尔；《格雷的挽歌，也是韦恩·戈德利的挽歌》——《伦敦书评》封面文章标题），并且这一倾向与日俱增。从某种程度看，这些东西很好玩，就像卡尔一直很好玩一样；他就算发火时也很好玩（只要你能忍住不笑依然保持淡定），这是与他共事的乐趣之一。要是有撰稿人不听话，他会说：“如果那家伙再来这里，我就宰了他。”因为我们都在笑，他又说：“我是说真的，我真的会宰了他。”他说他当真的时候其实也并不当真的。

头脑简单一根筋在他看来明显不是什么好事。太清楚明白了也不好，如果有这样一篇文章他会斥之为“清楚得可恶”，通常这说明作者太过自信武断。任何立场都必须经过辩论，仅仅声明是不够的；得有人质疑，有人辩护。把事情详详细细讲清楚——这也可能是种缺点。把一切简化成大白话，会让人丧失大部分兴趣。他喜欢那些不急于下注的文章，有观点有态度，有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就像他自己的文章那样（又如克莱夫·詹姆斯为《听众》写的文章说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绝色美女像神风敢死队一样朝他俯冲过去。”）。他说他会发表任何内容，只要写得有趣味，不过我不觉得他真的把这条原则付诸实践了，至少没有直接干。《伦敦书评》很多年里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苏联的书评，因为没看到任何书评人的写法让我们喜欢。他希望同事们无保留地说出心里想法，理论上说没有必要和那些不说真话的人共事，但有时很难知道别人是否说了真话，又或者有人说了真心话，但犯了蠢罪，也可能会自断生计。沉默肯定不是解决办法。不过卡尔也经常跟我说，他一点儿不喜欢考狄莉亚⁽⁸⁾。

1979年夏天《纽约书评》决定做一份英国别册，卡尔应邀担任主编。因为《泰晤士报》集团（包括TLS）的所有者与工会发生矛盾，从那年初开始就没出过报纸，当时的想法是在TLS停刊的情况下填补市场空缺。《听众》的前同事苏珊娜·克拉普担任助理主编；我担任卡尔的副主编。一样从《听众》过来的彼得·坎贝尔（Peter Campbell）为新刊设计了第一个封面，十月底出街；一个月后，TLS复刊；第二年春天《纽约书评》叫我们自立门户。

1980年5月《伦敦书评》独立出版的第一期上市，它有了自主权。当时卡尔编过的《听众》依然是伦敦的一份传统周刊，不过更依附于BBC而不是自成一路。《伦敦书评》更冷静些（没有连环画），部分因为它出身于《纽约书评》的别册，也因为卡尔在大学里教书，约来的稿件篇幅都很长；但它也更没有顾忌，可以率性而为，可以张牙舞爪。第一期里燕卜荪表面上在评阿登版的《仲夏夜之梦》，但他主要关心的是计算仙女们的移动速度（每小时800—1000英里才能躲开太阳）⁽⁹⁾。一份白手起家的刊物可以自由选择她在世界中想要占据的位置。我愿意相信，她至今依然保持着卡尔的腔调，分词、断句及其余一切。

（发表于2014年10月9日《伦敦书评》）

(1)　Edward Chad Varah（1911—2007），一译陈华乐。英国圣公会教士。撒玛利亚会的创始人，该会创立于1953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帮助有自杀倾向人的电话疏导热线。

(2)　Fleet Street，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几份大报的总部均设在这里，所以舰队街在特定历史时段是伦敦新闻界的代称。

(3)　Victor Pritchett（1900—1997），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任《新政治家》文艺版主编。他精通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写过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传记，广受好评。

(4)　指Elizabeth Hardwick，文学评论家，《纽约书评》联合创始人。

(5)　Paul Johnson（1928—），英国记者，通俗史家，他写过四十多本书，包括《知识分子》《摩登时代》《艺术的历史》《创作大师》《美国人的历史》等等。

(6)　据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的说法，保罗·约翰逊不喜欢米勒约来的燕卜荪的稿子，嫌他写得太复杂，米勒当即辞职。约翰逊出于好意开给他一笔三千英镑的分手费，这在1967年不是小数目，米勒当着他面把支票撕得粉碎。

(7)　Alexander Kerensky（1881—1970），俄罗斯律师，1917年俄国革命中的关键人物。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司法和军事部长。十月革命失败后流亡巴黎。Oleg Kerensky（1930—1993），芭蕾评论家，广播主持人。曾为《每日邮报》《新政治家》《国际先驱论坛报》写芭蕾评论。

(8)　莎剧《李尔王》中说了真话的小女儿。

(9)　《仲夏夜之梦》中的精灵帕克说仙女们更愿意永远活在破晓时分，她们“奔跑着躲避太阳，如梦一般跟着黑暗”。所以燕卜荪一本正经地计算了仙女的时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