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夜，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外国资本主义扩张势力不断侵入，老迈的大清帝国被逼到了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沉重的危机意识，促使有着国家、民族使命感的中国知识阶层诞生了第一代呼唤“变法”、“更图”的近代改良派和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又字璱人；一名易简，字伯定；又名巩祚，号定盦；晚年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十九岁以前，主要在家中学习经学、文学。

龚自珍出身于一个典型的世代官宦学者的家庭。他的过继祖父龚敬身、祖父龚禔身、父亲龚丽正，都是由科举入仕，在朝廷或地方上为官，而且都有文集或学术著作。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善写诗，亦有诗集传世。龚自珍童年即在母亲的指点下诵习诗文；十二岁，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解字》；十六岁，读《四库提要》。在家庭良好的学习气氛熏陶下，龚自珍很早就对科名掌故、古今官制、目录学、金石学发生了兴趣，并尝试作了一些考据和研究。在文学上，少年龚自珍也显示出令人可喜的创作才华。十三岁，他应塾师之命，作《水仙花赋》；十五岁，诗集编年；十九岁开始倚声填词。“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龚自珍《己亥杂诗》。以下凡作者诗文，不再署名）从龚自珍的自我表白里，我们可以推知这些早年之作的特色。

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是龚自珍思想的发展期。

嘉庆十五年（1810），十九岁的龚自珍第一次参加乡试，中副榜第二十八名。二十一岁，充任武英殿校录，开始研究校勘掌故之学。同年，与外祖父段玉裁的孙女段美贞结婚。然而时仅一年，妻子就不幸病逝。在此前后，龚自珍曾两度参加乡试，均告落第。直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他二十七岁始中举。这一段经历，使他逐步加深对社会、人生真实面的认识，并从自己的科场失意中体验到政治的黑暗与制度的腐败，由“伤时感事”（《别辛丈人文》）而产生了改革时弊的要求，先后写出《明良论》（四篇）、《乙丙之际著议》（十一篇）、《尊隐》、《平均篇》等重要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1817），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就教于文坛耆宿王芑孙。王阅后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很担心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引来不幸，劝他“修身慎言，远罪寡过”^[1]。总的说，这一时期龚自珍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接受乾嘉学派影响。他的外祖父、文字学大师段玉裁对他尤其寄予厚望。龚自珍二十一岁时编集《怀人馆词》三卷、《红禅词》（即《无著词》）二卷，段亲自为之作序，称赞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沉逸，居可知矣”！段玉裁《经韵楼集·怀人馆词序》。一年以后，年已七十九岁的老人又再度写信勉励他“博闻强记，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段玉裁《经韵楼集·与外孙龚自珍札》。段玉裁去世前一年，读到龚自珍的《明良论》，更是欣赏，说：“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见《明良论四》文末作者自记。龚自珍对外祖父的教诲一直非常感激，曾作诗称：“斯文吾述段金沙。”（《己亥杂诗》）他还在诗末特别注明，自己“平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正是从跟外祖父学习《说文》开始的。不过，从龚自珍写于本时期的文章来看，他对时事政治的深切关注以及强烈的改革意识，已经不是家学和时代学风所能囿限了。

从二十八岁到五十岁去世，是龚自珍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他思想的成熟期。

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十八岁的龚自珍从著名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学。今文学派治经精神是轻古经而重时政，主张从《春秋》找微言大义，以抒发对当代政治现实的看法。这一点引起了龚自珍的浓厚兴趣。这一段的学习，无疑大大推进了他学术思想的成熟，从此他自觉地以今文经学思想为本，通过谈经论史指摘时弊，宣传变革，开创了近代“经世致用”之学。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以举人任内阁中书职。道光九年（1829），龚自珍第六次参加会试，始中进士。殿试对策，他从政教、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其精神大致效法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见《己亥杂诗》第44首自注），具有鲜明的改革色彩，引起震动。随后的朝考，撰《御试安边绥远疏》，以刚刚平息不久的新疆张格尔叛乱为例，直言不讳地提出“以边安边”、“足食足兵”的主张，令阅卷诸公大惊，终于借口“楷法不中程”，不列为优等^[2]。因此，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龚自珍才由内阁中书迁宗人府主事；两年后补主客司主事，但仍旧是冷署闲曹之职。本时期，龚自珍继续撰写许多著名文章，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古史钩沉论》等等，从不同方面表明他对现实政治日益深刻的认识。道光十九年（1839），四十八岁的龚自珍深感自己因力主革新而“动触时忌”，终于以父亲年老等借口，辞官南归。在归途中，他写出著名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以及著名散文《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五十岁时（道光二十一年，1841），龚自珍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时为鸦片战争的第二年。

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龚自珍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看出时将大变的必然。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指龚自珍、魏源）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龚自珍不止一次地指出，封建国家已经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尊隐》）。而昏庸、腐败到麻木无知的统治者们还在做着太平美梦——“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不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龚自珍敏感地觉察到这种病态心理的可怕，从而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基于强烈的危机感和改革意识，龚自珍对封建社会的各方面作了广泛的批判，同时积极地提出不少“更法”的主张。在《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章中，他深刻地揭露了朝廷官吏的因循守旧与无能、自私，从而暴露出整个统治机器的运转失灵。龚自珍认为，国家的衰败最严重的莫过于人材匮乏。大批无德无能之人久居高位，以及当时选官任人论资排辈的做法，严重地压抑了人材的成长。他的《上大学士书》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要求改革内阁制度。道光十二年，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见《己亥杂诗》第77首及自注）。他还力主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以收真才”（《拟釐正五事》）。晚年所作的《病梅馆记》，更曲折地表达了对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显示了对封建制度扼杀人才、摧残人性的抗争。

龚自珍对民生疾苦也多有揭露。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就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西域置行省议》）其他如《己亥杂诗》“五都黍尺无人校，抢攘廛间一饱难”，反映民生凋敝；“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反映赋税繁重，都能切中时弊。龚自珍还把注意力集中到封建社会里带根本性的土地问题上。在《平均篇》里，他指出土地兼并、贫富不均将会导致“丧天下”的危险局面，认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提出“均田”的改革方案。在后来的《农宗篇》，他又提出按宗法分田，主张“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土地占有制。尽管这些设想未必尽善，但他能从土地问题看到造成社会动乱的基本原因，并对贫苦农民深致同情，这的确难能可贵。

对当时外国殖民主义的入侵，龚自珍表现了鲜明的爱国精神。他的《西域置行省议》的出发点之一，就是针对沙俄的侵略。对当时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野心，龚自珍更是早有觉察。道光三年的《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里，他明确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提醒国人警惕。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南下禁烟，龚自珍又以《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力主严禁鸦片，武装抵抗英国侵略者，同时驳斥投降派的种种谬论。

龚自珍的治学态度严谨而注重实际。这也得益于早年家学的熏染和后来对今文经学的探求。他撰写的《尊史》一文，进一步阐发前辈学者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强调史官的重要，并以当代史官即历史家自任，实际上就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他还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他曾以饱满的热情研究“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即地理学，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这些同样显示了他“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

不过，作为时代的先觉者，龚自珍的苦闷也是巨大的。他因思想敏锐、言论激烈，常常被守旧派视为“怪物”。而朋友亦常有不理解他的地方。他的好友，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的进步思想家魏源，就曾写信劝诫他：“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地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失。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爱，不啻手足，故率尔诤之。然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魏源集》第92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纵观龚自珍一生，科场仕途的坎坷，社会上层的排斥，周围人的不理解，所有这些，使他在不断抗争中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寂寞之感。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心境的记录：

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

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陨少微星。

平生不蓄湘累问，唤出姮娥诗与听。

——《夜坐》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

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己亥杂诗》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以至选色谈空，都是他试图摆脱苦闷的寄托——“何日冥鸿踪迹逐，美人经卷葬年华。”（《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龚自珍早年曾有过学佛的经历，晚年辞官后，对佛教更加笃信。不过，就在他突然去世的前几日，他还写信给友人江苏巡抚梁章钜说：“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见梁章钜《师友集》卷六。这说明龚自珍始终不曾忘怀时事政治。

在文学上，龚自珍同样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他的散文，或以经术作政论，或记闻见以托深思，充分表现对当世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的执着追求。他的《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感时代之将变，发为危言深论，使人读之，无不“若受电然”^[3]，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尊隐》、《京师乐籍说》等，则于议论中显示出抒情色彩。《捕蜮》、《病梅馆记》等寓言性小品，巧于立意，极具讽刺意味。人物记如《记王隐君》、《书叶机》、《书金伶》等，取材于普通平民，人物性格鲜明，读来生动感人。记山水、名胜的《说京师翠微山》、《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喜用曲笔见意，皆有独到之处。总的说，在艺术风格方面，似可看到周秦散文对龚文的影响，不过龚文的形式更自由，感情更奔放，立意新巧，辞汇丰富，句式多变，给人以诙诡谲怪、踔厉风发的印象。特别是他善于将形象描写与政论相结合，巧妙运用寓言形式或象征笔法，促成政论文、学术文的艺术化倾向，对近代“新文体”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龚自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他的诗今存约六百多首，大多是中年以后的作品。其中《夜坐》、《梦中作四截句》、《咏史》、《秋心三首》、《西郊落花歌》、长诗《能令公少年行》、《汉朝儒生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著名的《己亥杂诗》，共三百十五首，全为七言绝句，是他晚年辞官离京，一路上因事即兴而写成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记述旅途中的交游、见闻和感受，其中表现作者对国事的关心和对朝政的抨击；一类是对生平往事的回忆，其中对个人一生治学道路的回顾，客观上反映出当时知识界思潮暗转，由恪守乾嘉考据学走向近代改良主义的艰难历程，尤具史料价值。这两类诗有机交织，合成一部完整统一的大型组诗，既具有自传诗的特点，又可作为一部生动的旅行日记来读。龚诗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将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相统一。龚自珍虽然好以政论作诗，但很少流于抽象议论。丰富奇异的想象、生动有力的形象，以及清奇多采的语言当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像“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截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西郊落花歌》），都是极好的例子。龚自珍在《最录李白集》文曾说过：“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实，这也是龚自珍诗歌的特点。无怪前人说他的诗“奇境独辟”、“为近代别开生面”。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十。

龚集传世的版本很多。最初有《定盦文集》三卷、《馀集》一卷、附《少作》一卷，系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龚去世后第二年，魏源辑《定盦文录》十二卷，又考证、杂著、诗词十二卷，合为《定盦外录》^[4]，无刻本。后有《定盦文集》三卷，《续集》四卷，为同治七年吴煦刻本。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的《校订定盦全集》共十卷。1959年王佩琤校订、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龚自珍全集》，即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十一辑。前八辑为文，九、十辑为诗，十一辑为词。本书所选原文即依据这个本子。

龚自珍生平不收门弟子，晚年作诗称：“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己亥杂诗》）然而正如后人所指出：“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佚名《定盦文集后记》，见世界书局1935年版《龚定盦全集》，转引自孙文光、王世芸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174页，黄山书社1984年版。今天，有谁能否认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地位呢？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郁贤皓与王立兴两位先生曾给予精心指导与帮助，笔者谨在此深致谢意。

朱邦蔚

关道雄（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

[1]见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

[2]见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4]《定盦文录叙》，见《魏源集》第23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