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花砚草集 - 辑一寻花访柳的旅程

辑一寻花访柳的旅程

生生不息夹竹桃

炎夏，在一间相伴十年而即将倒闭的旧书店，淘得一本《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三卷，该卷主要收载夹竹桃科，当中的夹竹桃、鸡蛋花、黄蝉、狗牙花等时下都在盛开，合时应景，正好作为在此最后一次淘书的留念之一。

由此想到不久前的欧洲游，也处处邂逅夹竹桃的艳丽倩影：

重访巴黎，再游枫丹白露，皇宫花园湖边一座古老雕像下，八年前曾遇到一对银发老夫妇在此迷醉拥吻，偷拍下这典型的法兰西情景，那是当初巴黎之行的第一天。如今即将第二次跟巴黎说再见之时，来到同一地方，想起那两个老人现在不知道怎样了，却见极清澈的蓝天下，数树夹竹桃开得甚妍，清新的红花吹弹得破，静谧相对数百年不变的宫殿塑像。那样一个吻，这样一些花，在穿越的时空中共同见证流逝岁月。

伟大属于罗马，一入这个光辉古国都，随处可见古建筑，随处可见夹竹桃——吴稼祥《三个人的罗马》写道：“到罗马，有几样东西你是无法逃避的，雕塑和绘画，废墟和教堂，夹竹桃和蓝天。”让我特别留意的是罗马竞技场（圆形剧场），这座凝聚着辉煌与血腥、智慧与国力的著名建筑，虽然内里昔日帝国的喧嚣风流已被掏空，但仅是屹立近两千年的外壳，就足以撑起罗马曾经的荣光；在这壮观的竞技场遗址旁，有几树夹竹桃盛开着娇俏繁花，草坪上还有悠闲信步的鸽子，鲜活、自由、弱小的花鸟，与沉寂、顽强、庞大的废墟并立，时近黄昏，明净的夕阳斜晖下有种说不出的反差味道，仿佛历史，仿佛命运。

住在罗马这“七丘之城”郊外的其中一个山丘上，深夜，到酒店园林的夹竹桃树影下抽烟，仰看了好一会儿星空。那些星光，一直照耀着这座永恒之城，保存了古罗马的印记讯息。临别的夏至早晨，再到花园散步，看那一大丛清丽的夹竹桃攀生到门墙之上，门扉虚掩，花儿在静静俯瞰脚下的罗马城。然后就是道别了，六月醉人的蓝天阳光下，一路夹竹桃仿佛夹道相送去机场，在这花团锦簇的记忆中，带着未得畅游的遗憾和心愿，离开意大利……

夹竹桃是贯穿罗马古今的，近两千年前，博学多才的老普林尼在其自然百科全书《博物志》就记载，夹竹桃是“常绿植物，外观近似玫瑰树，茎干分叉为多数枝条；对驮兽、山羊和绵羊有毒，却是人类的蛇毒解毒剂”。以上内容转引自美国艾米·史都华《邪恶植物博览会》，但该书指出，最后一句有误，因为夹竹桃本身的毒性，被蛇咬后再用夹竹桃的话，“唯一帮助是迅速慈悲的死亡”。

写下《博物志》两年后，维苏威火山爆发，吞噬了庞贝城，老普林尼赶到现场指挥救援、疏散居民（这位学者、作家还是官员和军人，时任海军舰队司令），兼观察记录这场巨变，结果可能因吸进火山气体中毒而猝逝。过了一千多年，庞贝“出土”，由于是被火山灰土将全城几乎瞬间整体掩埋，得以完好地定格保存了古罗马城市生活的种种状貌，其中包括发现，当时一户人家后花园种满了夹竹桃。

到当代，吴冠中在一则绘画手记中写道：“我曾经在罗马时代的庞贝遗址中见过盛开的夹竹桃，开得正欢，鲜花一味展现自身的青春之美，不关心周遭环境的衰颓。”——沧桑废墟中的夹竹桃，正与我在罗马竞技场所见所感相合。

吴冠中这段忆述，是在谈他画的国内题材《桃花季节》时的感触联想，而真正画过古罗马夹竹桃的名家也不少。如唯美主义大师克里姆特，青年时期创作的古希腊罗马主题作品就常出现此花。有一回夹竹桃盛开、带来初夏气息的时节，偶遇他的《两个女孩与夹竹桃》，不像后期名作那样诡丽惊艳，画面是一片宁静温柔气氛，艳红的夹竹桃树下，两个古典少女捧起面前的繁花凝神观赏。那么静美，仿佛手指拂过，眼前的画册真的会开花一样……

至于法国的夹竹桃，梵高旅居期间画过不止一幅，包括我曾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幸近赏真迹的《夹竹桃与书》，那份集怒放与颓败于一身、既挣扎又安然之美，与他的向日葵、丝柏树等一脉相承，展示了与上两位不一样的现代风骨。

说到法国，儿童文学作家保罗·贾克·邦逊写过一本《西米特拉的孤儿们》，里面一个细节是，有人为小女孩带来了夹竹桃树苗作为生日礼物。刚巧，今年我的公历农历生日都在法国度过，看枫丹白露夹竹桃那天，正是农历生日。

不过，送夹竹桃做礼物可要小心，它的花语固然可表示“深刻的友情”，但同时又代表“危险”。在夹竹桃的原产地之一印度，泰戈尔写过一个剧本《红夹竹桃》，里面的此花同样是“心的礼物”，但却寓示了送花男子和收花女子的悲剧命运，它带着凶恶的预兆，那如鲜血般的花色，“有一种迷人的忧虑”。——这种险恶，源于前面已提到的夹竹桃的毒性。

夹竹桃是举世闻名的剧毒植物，它的花、叶、皮、根、茎、种子、乳汁，全都含有极强毒素，可致人畜死亡，甚至焚烧时产生的烟雾、采自其花酿的蜜亦然。《邪恶植物博览会》介绍，夹竹桃因此卷入了不少谋杀和意外死亡事件，还常出现安养院的老人以之自杀的案例。刚好我有一回去参观本地老人院，看到遍栽的夹竹桃，就曾提醒主办方，小心勿让长者误采中毒。

但同时，夹竹桃又用作杀虫剂，还能入药，更能以毒攻毒地吸收有毒有害气体，抗烟雾粉尘等污染，可治理环境。矛盾统一的特性，使这种“邪恶植物”有着正面形象，原草《花言草语》就将夹竹桃称为植物界的“正人君子”，因为它的毒性能驱虫害，而且只要不去动它则不会伤害人。

当然，夹竹桃受人欢迎，更主要还是它花如桃、叶似竹的独特美态，加上繁殖适应能力极强，遂成为广布各地的绿化观赏植物。如桥东里《花花果果枝枝蔓蔓》说的：“人们之所以明明知道它有毒，却依然重用它，也许是无法抗拒它的美。”（另，关于夹竹桃究竟是叶还是茎似竹，古人有过不同意见，桥东里作了梳理介绍。总的来说，应该是指叶。）

对于夹竹桃的评价，郑逸梅《花果小品》有言：“竹之萧疏，桃之冶妍，在卉木中各具其胜，惟夹竹桃得兼而有之。夏日园林，获此一丛，以为点缀……洵佳品已。”

黄岳渊父子所撰《花经》，对夹竹桃的赞语与郑逸梅相近（后世不少植物书就此的用词都可追溯到郑、黄），更进而云，此花乃“都市庭园之唯一佳品”。

其实夹竹桃在南方的花期不止于夏日，因此清人谢堃《花木小志》的评价拔得更高，曰：“枝干婆娑，高出檐际，一花数蕊，百枝齐放，周年不绝，一大观也。回视江南草木，真傀儡耳。”简直要将夹竹桃视为花中之王了。

《花经》说：“夹竹桃在吾国首由域外移植于岭南，而后再传及各地。”此为确当之论。来源的域外，是中亚的伊朗等原产地，至于移植的具体时代、特别是进入我国典籍记载的时间，则有可细辨之处。

首先，夏纬瑛《植物名释札记》谓夹竹桃之名见于明人王象晋《群芳谱》，《中国树木志·第四卷》《广州植物志》的夹竹桃名称后也括注出处为《群芳谱》，是不够严谨的。

不过《群芳谱》对夹竹桃的描写确实好：“花五瓣，长筒，瓣微尖……自春及秋逐旋继开，妩媚堪赏。……五、六月时配白茉莉，妇人簪髻，娇袅可挹。”后二语尤其风情摇曳，经清初陈淏子《花镜》不注来历就抄袭过去，流传更广，桥东里的《花花果果枝枝蔓蔓》，就因欣赏陈淏子书中这个情景而将夹竹桃篇副题定为“明知花有毒，偏向髻边簪”。

其次，夹竹桃之名比《群芳谱》更早的出处，一般会引用元代李衎的《竹谱详录》，如那本《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三卷（不过它将《竹谱详录》简化作《竹谱》，更将作者名误作李卫）。

李衎是博学的高官兼画家，特别爱竹，写了《竹谱》《竹谱详录》两本书，收集数百个品种，征引大量文献后分类逐一记之，其中“有名而非竹品”中有夹竹桃：“夹竹桃自南方来，名拘那夷，又名拘拿儿。花红类桃，其根叶似竹而不劲，足供盆槛之玩。”

这段话被很多人视为夹竹桃在我国最早的记载。“自南方来”，熊大桐主编《中国林业科学技术史》谓“实指从西域引入”，但正如上引的《花经》，反映的其实是当时夹竹桃已从西域引种到我国南方，很可能已经归化后才北上，那么夹竹桃进入我国，就是李衎所在的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前期之前的事了。这从他记录的夹竹桃原名可以佐证，12世纪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有载：“枸那花，叶瘦长，略似杨柳。夏开淡红花，一朵数十萼，至秋深犹有之。”贾祖璋《花与文学》的《叶疏疑竹花似桃》篇认为这就是夹竹桃。与范成大同时期、袭录范书的周去非《岭外代答》记拘那花，文字略有增补，杨武泉在该书校注中引《云南植物志·第三卷》，也认为是指夹竹桃。

第三，夹竹桃引种入我国，甚至有可能在宋代之前。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记夹竹桃，引李衎关于夹竹桃名拘那夷等语后，复引周亮工《闽小记》所转引的曾师建《闽中记》：“南方花有北地所无者，阇提、茉莉、俱那异，皆出西域。盛传闽中俱那卫即俱那异，夹竹桃也。”曾师建是南宋人，他提供了夹竹桃的其他近音译名，而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就载有：“俱那卫，叶如竹，三茎一层，茎端分条如贞桐，花小……”这样说来，夹竹桃似乎于段成式所在的9世纪之前就传入了。当然，俱那卫是否即夹竹桃，“盛传”而已，段成式的描述与夹竹桃有相似也有未能对得上的地方；但所览植物书籍涉及夹竹桃的，都没有引用《酉阳杂俎》这一则，作为个人发现，特录于此姑备一说。

第四，不仅如此，不仅夹竹桃这种植物，就连夹竹桃这个名字是否如主流意见所指始于李衎记载，都很成疑问。

北宋11世纪前半期李觏写过一首《弋阳县学北堂见夹竹桃花有感而作》，贾祖璋《叶疏疑竹花似桃》认为，该诗题目其实不是指“夹竹桃的花”，而是“夹竹的桃花”，即写的是一片桃树把一丛竹子围住的情景，他认为不应该“错误地把它作为夹竹桃的文献”，“李觏时代，中国还没有‘夹竹桃’这种植物，也没有‘夹竹桃’这个植物名称”。

可是，那句治学名言真是值得时时记取啊：“言有易，言无难。”李觏时代中国可能已有“夹竹桃”这种植物，见上引《酉阳杂俎》；而已经有“夹竹桃”这个植物名称，证据更充分，李觏的诗并非孤例。雷寅威等编《中国历代百花诗选》收集了不少咏夹竹桃的古诗，其中就有与李觏时代相去不远的三位宋人：邹浩《移夹竹桃》、沈与求《夹竹桃花》和曹组《夹竹桃花》——难道会有那么多人去写桃树把竹夹住的特殊情景？况且那些诗中，都比李觏更明确就是写“夹竹桃的花”，如邹浩：“将谓轻红间老青，元来一本自然成。”其题目的“移”，是“更移此本家园去”，即成株迁栽。又如沈与求：“摇摇儿女花，挺挺君子操。一见适相逢，绸缪结深好。”那些如轻红儿女的桃花、似老青君子的竹叶，是同出“一本”、结为“深好”的，是咏一种植物而非桃、竹两种。

诗可以证史，文学有助科学考据，从这些宋诗可见，夹竹桃之进入中国和得名，都要比几成定论的李衎说要往前推，最迟在宋代已经出现了。

转个话题吧。人们咏夹竹桃，常常会写它的桃、竹特征，然后再将桃、竹被传统赋予的人文意义转用于此（如沈与求诗），明人归有光看不过眼，在《房东夹竹桃花》中写道：“芳姿受命独，奚假桃竹名。”说此花本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无需借用桃竹那样的主流花木名气。

归有光此诗更主要的内容是以下几句：“昔来此花前，时闻步屟声。今日花自好，兹人已远行。无与共幽赏，长年锁空庭。昨来一启户，叹息泪纵横。”——对花忆人，里面有隐约的故事，但以归有光的风格，当然不会明说，只留下一份夹竹桃花下的幽隐怅怀。

郑逸梅的《花果小品》中也有一段回忆，记他初到上海时，居一小室，“窗前植夹竹桃数株，风来摇曳”，伴其凭案撰述，“着花繁茂，映书函稿以俱红”。他“盘桓其间，亦足排祛愁思不少。如是者凡半年，既而予移家别居，不再与花为伍矣”。——言下颇为依依，那段日子虽然困窘，却因夹竹桃而变得有情味、可回味了。

如此怀旧背景，让夹竹桃成为追思消逝之花。甚至，它是与死亡相连的。吴淑芬《花的奇妙世界——四季花语录160则》介绍，古代意大利等地人们常用夹竹桃来作葬礼的装饰花，印度教徒也用它编成花圈，放在死者脸部作装饰。

这份伤逝气息，让我想起罗马竞技场和庞贝遗址上的夹竹桃，旧日繁华散尽，相依废墟如悼。

可是，这个象征还有另一面意味，正如那两处夹竹桃，有着柔弱却坚韧的勃勃生机，无视衰亡，自顾自“开得正欢”——生灭循环中，自存天道。夹竹桃一头联系着死（包括其剧毒），另一头联系的是生（再恶劣的环境也可生长），展示着大自然生生死死间的端然气度。

这又像我开头说的那间到写此文时已正式消失的旧书店，当日还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死的怀念》，以书名作致意；但最终面对那本收载夹竹桃的《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三卷却有所感悟：花开有时，花谢有时，然而总体意义上的花，总还是生生不息的。以此送别一些流逝的东西，初心依旧。

2014年8月上旬，

七夕至中元。

【附记一】

夹竹桃并非名花，却颇受文人青睐，被一再用作诗文集名。

明代冯梦龙著有《夹竹桃顶针千家诗山歌》，简称《夹竹桃》，主要收录他自创的一种拟山歌，里面用不少花木作比兴来写男女艳情，但并无写到夹竹桃，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大概是指这些文人民歌的独创形式：“三句山歌一句诗（这前后四句均为七言），中间四句是新词（四言）”，用夹竹桃来比喻几种体裁的夹杂。

当代苏晨有一本散文《夹竹桃集》，我以前在“花名册”系列介绍过。它不是植物专著，但好歹里面有文章写到夹竹桃，而近年有人为民国藏书家周越然出版了一部集外佚文集，书名也叫《夹竹桃集》，则既非书中文题，也非作者本人所取，而是编者金小明的代拟。他解释说是受周越然《〈六十回忆〉自序》的启发，周氏在文中自评其作品，“内容的混合，内容的夹凑”，或招“夹竹桃”之讥；而他自承“文既不文，白又不白——桃不成桃，竹不成竹”，自谦“恐怕还不能收受这个雅俗兼具的花名”，但也流露出欣然自许的意思了。金小明乃谓：“夹竹桃的意象，正可以用来影射周氏文章——多元混搭的文化趣味，新旧夹杂的语言风格，及其可能给读者带来的利弊共生的阅读效果。”

周、金两位的妙解，比冯梦龙更佳，所挖掘的夹竹桃寓意，恰与我的写作有近似之处，也是这般混搭夹凑、利弊共生。自然，我的行文比周、冯要拉杂缠夹却又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只是用这种驳杂文字来记夹竹桃，倒也相称。进而言之，大自然草木原本亦是杂花生树的，则我总是以散漫杂笔去写，也不算太违逆吧，虽不敢说我的植物笔记因此就“婀娜自成阴”（明王世懋咏夹竹桃句），但因写本文而意外发现夹竹桃这个譬喻，可以用来为自己开解了。

【附记二】

恰在此文见报的今天，读即将被归并的《文汇读书周报》10月17日版裴诗语《林清玄的僧道不分》一文，转引了黄廷法《浮生拾慧》关于夹竹桃命名的另一种说法：“夹竹桃，假竹桃也。”

裴文重点是转述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的一个故事，大意为：古代寺庙建好后会栽种松柏，这些树木要百年以上才长得雄伟，衬托巍峨大殿，反映创始者摄视未来、估量后世的气魄心胸；但有处残旧古寺，因殿前古柏枯死，当家和尚就在原处改种了夹竹桃，“今年种，明年可见花开，眼前得享受”。钱穆感叹这俗和尚不作长远打算，以此劝诫世人应秉持放眼将来的雄心毅力。

然而我想，既然古柏已死，用鲜活的夹竹桃代替又何尝不可，正见出天道不拘一格的接续，换一种面貌的新生，也是自然。再坚牢的相伴都会消逝，就像那二十多年来熟悉的《文汇读书周报》，且坦然相送，感念其过往，祝福其新姿。

让弘毅之士心怀久远吧，生在这破败的世间，我唯愿做那俗僧，不去强补旧梦再种松柏，只栽一棵纤弱但却开花的夹竹桃。世间的永恒，不在于维持原来不变，只在于本质初衷，残寺总有草木接上，已是善缘。且在倾颓寥落中默默欣赏当下花色，生灭流转的瞬间已是恒常。

2014年11月4日。

【参考书目】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三卷，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蒋英等编著。科学出版社，1977年2月一版。

《花言草语》，原草编著。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一版。

《花花果果枝枝蔓蔓：南方草木志》，桥东里著，周小兜绘。新星出版社，2014年7月一版。

初夏台湾花心思

“五月已经来临/花木一片繁荣。”“在极美的五月里/所有花蕾都绽开。”——这是五月初夏第三度赴台、在敦南诚品买的海涅诗集《在极美的五月里》两首五月之诗的句子，正印证着立夏前后的台湾美景。缤纷诸色花木中，且选记几种印象深刻的黄红蓝紫。

“五月槐花香”，本是北方景况，可喜的是这回在台南的炎方热土竟遇上了：郑成功打败荷兰人收复台湾的标志赤崁楼，古旧红墙边，一树黄花开得极盛，浓艳夺目，更浓香扑面，令人一见沉醉。它极似黄槐，那也是我十分喜爱的花树，但黄槐没有这般香气，据说是一种美国槐，是这趟欢然新识的植物之一。那高出墙头俯瞰院落的繁花，把沧桑遗址浸润在甜蜜芬芳中，往事苍凉，现世温煦。

花香味之外是“古早”味，台南作为台湾开发的起源地、早期地方政权所在地，是座充满历史感的“府城”。这里有全台第一座孔庙，乃台湾教化之始，深夜兜风重访，灯影明灭中，“全台首学”的门楼，伴着一树黄蕊鸡蛋花，安静地述说着前世烟云——孔庙由郑氏兴建并在此举办儒家学堂，而鸡蛋花是荷兰殖民者引进到我国台湾的。

临上出租车离开前，瞥见马路对面、南方特色的骑楼下，有一大丛软枝黄蝉，亮丽的大朵黄花照亮了夜色。这种花，则在日据时期由日本人传入，于是孔庙前这片小区域，仿佛交集见证了几段大历史。同时，又有个人的时光之感，因为想起前年也是夜访此地，看过这一丛鲜丽黄花，重逢欣悦。

另一种瞩目的黄，是行道树阿勃勒，满树明艳花朵，串串簇簇垂挂，中间悬吊着一根根腊肠状的荚果（故内地称为腊肠树），别有奇趣。最新一期《台南观光》，就以“黄金雨落”为主题之一，称阿勃勒的绽放是台南夏天的开始，金雨般的落花是夏季之神最动人的讯号。

“台南是一座适合花间散步的城市”，这生活味道浓郁的“慢城”，就连处处商铺人家门前都摆满盆栽植物，家常悠闲的气息。在神农老街闲逛，药王庙前一盆沙漠玫瑰，绯红的小花，衬托着庙宇精美雄伟的青石龙狮雕刻，鲜活与古旧、宗教与生活，悠然融汇，犹如此城的写照。

更红更惊喜的，乃是凤凰花。自从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中“虽说凤凰是心爱的花，台南是热爱的地……”在大学毕业时留下击心印象，二十多年来念念不忘；上次来台南到得早了一点，这回，终可在一个特别日子，见到有私己纪念意义的凤凰花开：街边的骤见耀眼，古迹旁的翠绿火红，与旧明信片中凤凰木大道对应的今貌，台湾文学馆前的“文学思奔”（夹门两棵凤凰木大树下，一个讲座的宣传牌）……那本《台南观光》介绍这个“凤凰城”，市树凤凰木的大规模栽种至少已有近百年，成为台南的象征标志和人们的集体记忆，影响了大量文艺创作，举例就有萧丽红书中的一句：“凤凰花在台南府，才是凤凰花。”

是的，凤凰花总与记忆相关连。旅途上因应时令买了台湾乐队五月天的专辑，有一首写成长历程的《三个傻瓜》，其中唱道：“他终于哭了，就在那天，回忆缺席了最后一次凤凰花。”经历过同样青春的我，终于能为自己的心花拼图补缺，仿佛那些火花一直在这亲切的异乡等候我前来，欣惘交集……

姜育恒唱过，马家辉写过，凤凰花是“情花”。而真有一种百子莲，别名就叫爱情花，因其属名Agapanthus由希腊语“爱”与“花”组成。在雨天清幽的台北植物园，新认识了此花，亭亭玉立的蓝紫花球，缀满水珠，清丽可人。园中有座做过台湾总督府的钦差行台，院里一丛丛百子莲，风雨飘摇兀自盛开，映衬着寂寂的古建筑，别有韵味。

在台中山间，则遇到另几种蓝：大花茄、蓝雪花、蓝花楹，都令我欢喜。尤其后者，不像又名红花楹的凤凰木那样树冠开阔，是相对纤瘦轻盈的，却也同样满枝盛花，在湛蓝天空下开得如烟如雾，是足与碧空相守的一份清傲；花色带着淡紫，又是一份淡然自在。

那种蓝，如此清爽、清新、清澈，却带点忧郁的浪漫。忽然想到林夕写的梁汉文唱的一句歌：“那种蓝，有生之年属于我。”

自然，横亘此生的，还有那些少年心事的火红、中年闲情的明黄。花间心思，低回如夏。

2015年5月中旬，

台湾归来草就。

香港文学散步——张爱玲·萧红·凤凰花

小思（卢玮銮）编著的《香港文学散步》，1991年出版后带动了对香港“南来文人”的关注，是我很感兴趣的题目。此书2004年、2007年先后出过增订版，最近（2015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第四个简体中文版，书装比港版更雅致、更有品味，是近年内地书籍在装帧设计方面追赶提升的成果。

全书“忆故人”、“临旧地”，集中介绍20世纪上半叶从中国内地旅港的著名作家、学者，收录文章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那些文化名人在香港留下的相关篇章；当时或后来不久有关人士的记述文字；小思本人的评介。另附地图、照片等，展示南下文人居停香港期间的踪迹。——很用心的编法，是地缘文学的上佳范本，给文学爱好者的阅读、旅行爱好者的行程，都提供了新的路径。我十月假期赴港，便是以所购读的新版为指引，作一点香港文学散步。

去了慕名已久、偏远宁静的薄扶林道，清幽山林间、雨后苔路上、潺潺溪涧旁，探访了戴望舒的林泉居旧址；附近海边一个住宅区，是叶灵凤、施蛰存、徐迟、丁聪等名士曾经聚居、出没的学士台；香港大学里，看了许地山任中文学院主任时办公所在的邓志昂楼等。最有意思的是对张爱玲、萧红的寻访，两位才女在这异乡海岛上的无意交集、特别是与同一种南国花树的奇妙巧缘，甚可回味。

坐巴士沿着薄扶林道，盘旋于山与海之间，来到浅水湾。走到沙滩前，意外看到新设了一条“南区文学径”，乃是受《香港文学散步》启发而做的纪念张爱玲地标，三张长椅，旁边分别是张爱玲在香港拍摄的一帧照片以及象征战乱背景的子弹壳，几垒书籍雕塑，外套与行李箱雕塑，代表张爱玲在香港的三段历程（1939——1942，1952——1955，1961——1962）。

这些作品的背后是一栋大厦，原为浅水湾酒店，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时来探望过入住于此的母亲，后来，她把《倾城之恋》的男女主角邂逅之地设在了这家酒店。——空寂的黝黑长铁椅，别有意味的雕塑作品（连日雨水沾湿了照片上张爱玲的年轻面容），加上这栋新大厦的旧联想，很能给人时光沧桑之感。前面的沙滩，因逢台风雨，游客稀少，阴黯雨云下潮浪兀自涨落，在沙上留下转瞬的印迹；两个小女孩在滩上戏水，对着卷来的波涛或静立或呼笑，海天漠漠中，更添苍茫寂寥。

来浅水湾的本意是看凤凰木。《倾城之恋》里，范柳原在此指给白流苏看凤凰花（小说中称为“影树”、“野火花”），这种“红得不能再红了”的燃烧火花，是两人情感、心态的意象。而近读《香港文学散步》才知道，浅水湾曾经的萧红墓，也是由一棵凤凰木荫蔽的：就在张爱玲（以及范柳原、白流苏）的香港岁月，1942年初，萧红病逝，端木蕻良等人把她的骨灰埋在浅水湾海滨一棵大树下，以满足她“与蓝天碧海永处”的愿望；到1957年因当地改建，要把骨灰迁往广州，主持迁墓的叶灵凤等就是在那棵凤凰木“高疏的绿荫覆盖”下，挖掘出萧红骨殖的。——此墓曾牵动过很多人，十多年间不少名家都去拜祭过留下诗文，但大多像夏衍的《访萧红墓》，只写那里有“一棵我叫不出名字的大树”；是对香港风物有研究认识的叶灵凤，才在《萧红墓发掘始末记》中明确指出那是“一棵大影树”。

但其实，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第二次去香港，都为了张爱玲和萧红而专门到过浅水湾，也看过凤凰木。翻出旧相册，1993年9月那张滩头独自徘徊的照片旁有记：“来香港当然要来浅水湾。但萧红的坟，我早知道，是迁走了。太平盛世，这不再是属于张爱玲和萧红的浅水湾了……”1994年9月再来，则留下一张铺满镜头的凤凰木枝叶的照片，旁边写道：“火红、单纯、热闹、盛大的凤凰花季已过了，这个季节，只剩下平淡的绿叶的生机。”那是个人心情的写照，但当时不知道凤凰木除了关乎张爱玲的作品，还关乎萧红的切身。

关乎张爱玲的凤凰花，廖伟棠长诗《海滨墓园——为萧红、戴望舒、张爱玲的浅水湾而作》写道：“辗转洛杉矶汽车旅馆间的老妇/空幻中捉虱的孤独/其实等同于野火花下互相驱蚊一梦/又是多少都市倾覆换得。”前两句是张爱玲的晚景，后两句则源自她年轻时的《倾城之恋》。

廖诗接着写：“如今这树重又唤成影树/继续为无情的过客而扶疏/只有她（张爱玲）的鬼魂不再回来这里。”这句子似乎移给萧红更合适。此诗题目出现了戴望舒，是因戴留下过一首有名的《萧红墓畔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然而比起红山茶，更值得遥思的是那真切护卫过萧红灵魂的火红凤凰花。这棵花树是很多去看过萧红墓的人都注意到的，虽然像夏衍一样叫不出名字。如柳亚子曾经“觅萧红女弟埋骨处不获，怅然有作”，但后来写《重游浅水湾寻萧红墓》，题记云经萧红生前好友告知，萧红骨灰埋在一棵大树下，诗遂如此开篇：“真向萧红墓上来，参天大树异松槐。”又如聂绀弩的《浣溪沙》，也是一开头就写：“浅水湾头浪未平，秃柯树上鸟嘤鸣。”

这里牵连出一点要辨正的。罗孚《萧红的骨灰》，说柳亚子“前后两次寻访萧红墓，似乎都没有找到。”这似乎不确，如上引，人家重游时是终于“真向萧红墓上来”了。他更说，柳诗写到“参天大木”，而聂绀弩写的是“秃柯”，“柳是听别人说的，不符事实；聂是亲眼看到，那是一株处于旧叶尽脱、新叶未生时期的红影树（又叫凤凰木）”。这话也不对，将题记和诗句联系起来看（罗孚此文略去了柳诗的题记），柳也是亲见的，他和聂只是在不同季节看到该树的不同样子而已；凤凰木树冠广阔，高大昂扬，是完全当得起“参天大木”的。罗孚自己另写过《盛夏的红影》，记他居处一棵巨大的凤凰木：“不开花时是绿色的凤凰，张开了若垂天之云的翅膀。”一到花开，则就算用“一片翡翠之上缀上一大片红玉”也不足以形容那份气势。“开时烧空尽赤，落时铺地成彩。红影树真是动人的。”——这也是参天大树的盛况了。

如今我又是在秋风秋雨中来到，依然不是烧空尽赤的花期，但仍在沙滩附近走走，寻觅一些凤凰木，仰看那些密匝而细碎的枝叶，阴沉的天空仿佛有前尘随雨滴下。特别是估摸着与当年萧红墓地差不多的方向，在雨中踱到一条清静小路上，遇见一棵老得根茎耸然、枝条遒劲的大树，估计总有好几十年了，它有没有见过张爱玲和她的笔下男女？（《倾城之恋》中，范、白就是在这样“汽车道旁郁郁的丛林”指看凤凰花的。）当年端木蕻良携着萧红的骨灰去海滩上埋葬，又有没有在它旁边走过？……报载，“南区文学径”除了“张爱玲香港之旅”的三张长椅及雕塑，还将在浅水湾沙滩设立纪念萧红的地标，以鲜红的鸟羽模型寓意萧红追求自由的精神；我倒愿意那只尚未落成的红色飞鸟，今后可供人想象她墓地上的凤凰红花。

然而，这个曾备受瞩目的浅水湾墓地，并不是完整的萧红；埋在这里、后来迁到广州银河公墓的，只是她一半的骨灰。另一半的下落，是一个更凄美的故事……

次日，还是先从张爱玲开始，前往香港大学。

港大位于香港岛西北部，向海依山而建，楼宇高低错落，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本部大楼”。这栋宏伟而古雅的逾百年建筑，当年曾是文学院，张爱玲年轻时在港大读书，就是在这栋主楼及其陆佑堂。一直使用至今的主体建筑，是一座红墙钟楼和四座角塔，回廊连接着骑楼，混合了文艺复兴与南洋的风格。地砖典雅漂亮（以红色调为主的彩花图案），木门厚实精美（那些旧式门后面现在仍是课室），一切都透着古老的风情。中间有个天井，绿荫笼罩着圆形金鱼池，衬托出古旧闲适的气氛。——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曾在此取景，汤唯坐过的那水池边，我如今靠着的二楼连廊栏畔，当初张爱玲也坐过靠过吧。风雨稍歇间微薄阳光照来，像历史的穿越，往昔的故事在静谧中如光影拂过。

张爱玲与香港大学，本来都属于香港文学史上重要的故人旧地，但很奇怪，小思的《香港文学散步》都没有给予独立的专章；她给出的理由很牵强，我斗胆猜测会不会与个人好恶有关，但从学术的公正性而言就有点遗憾了。（说到该书的不足，还有收录的文章是否允当问题，本文多处引用的资料并不出自书中。）

其实比起大部分南来文人，张爱玲对香港的感情要更深。她第三次旅港后写下《重访边城》（兼写台湾），里面有对香港的评价：“太喜欢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国的一鳞半爪给保存了下来，唯其近，没有失真。”几十个字，浓缩了她三度居港的观察体会，写出此城的精髓，是那些浮光掠影者所感受不到的香港本质上的好处。

该文又写她重返香港大学，回忆当年掩映在满山杜鹃花丛中的老洋房，嫣红的花海、姜黄的屋子，“配着碧海蓝天的背景，也另有一种凄梗的韵味”。而现在校园山上的小杉树都长高了，仿佛把自己抛下很远——“时间的重量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本部大楼旁边有两棵凤凰木，树形很优美，引人注目，不知道这树是否够老，当年张爱玲有没有看过它的红热火花。今我来思，花期过后的树上已结出荚果了，浮华洒落，物是人非，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

有朋友说的不错，“比起浅水湾，港大那一带是萧红与张爱玲更大的交集”。出了香港大学校园转到附近，要看与萧红有着深厚关系的另一个校园另一处凤凰木。但首先看看巴丙顿道，《倾城之恋》的范柳原，就是在这里租了房子与白流苏栖居的。这条半山小街，坡道很陡峭，仿佛旧时人事随时可从街的那一头倾泻下来。近期《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篇张月寒的《张爱玲的藕色香港》，对此街有详细描写，此不赘。

紧挨着张爱玲作品故事场景的这巴丙顿道旁边街口，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通透的铁门后面的花园树荫，则是属于萧红的真实故事，且不限于萧红本人的凄美故事。

萧红是在这里去世的，当时日本侵华，香港战乱，病中的萧红辗转多处，最后在玛丽医院设于此校园的临时医疗点病逝。端木蕻良料理萧红身后事，把她一半骨灰埋到浅水湾，那里成为广为公众所知的萧红墓；但同时，端木偷偷藏起另一半骨灰，回到她离世的这圣士提反女校，也埋在一棵树下，作为私人的纪念。也就是说，在浅水湾的萧红遗骨迁到广州后，她仍有一半骨灰永远留在她写出后期重要作品的香港。

这还不止。数十年后，端木也去世了，他的遗孀钟耀群女士根据端木遗嘱，将他的一部分骨灰带来香港，要与他私下留在此的萧红那一半骨灰合葬。但是，当时端木究竟把萧红骨灰葬在哪棵树下，已无法考究；圣士提反一位老师说，校园有棵年年都满缀红花的凤凰木老树最近倒塌了，会不会就是那里？这本属臆测，但钟女士当即认定，那就是了，“每年开出红艳艳的花朵，不就是因为埋葬了萧红的骨灰吗？几年前的倒塌，很可能就是当年挖坑埋骨灰时，碰动了这棵小树的根所致”。于是把端木那部分骨灰撒在倒塌的老树根部，让丈夫与前妻的灵魂得以共处，从此这对饱受物议的爱侣，在这个恬静幽美、不怎么为人知也就不受世人打扰的校园，可以长相守。

这份超越生死人伦的深情厚谊，见于《香港文学散步》收录的几篇文章。张爱玲写过“香港传奇”，萧红骨灰的故事，是真正的香港传奇啊。

圣士提反校园是不对外开放的，但可巧，花园门边就有一棵挺拔的凤凰木，像一种标识般安慰着来凭吊的人。高大的树干枝叶扶疏，绿叶青翠，在树下望向铁栏里郁郁葱葱的校园，一条梯级小径蜿蜒进去，进到那绿意幽深的所在，确是才子佳人埋骨的隐蔽好地方。曾敏之《端木蕻良魂游故地》文末赋诗有云：“凤凰老树花飞处，应似霓裳舞玉清。”廖伟棠《圣士提反女校花园：萧红埋骨灰地》写到：“凤凰木、棕榈木，群树在晌午/骤然静了。你却纷至沓来……”“夜复一夜，死神成为大师/花园叶腐叶生。”

从浅水湾那棵曾经墓上的凤凰木，到这圣士提反的凤凰木，巧合地，让分成两半的萧红骨灰，以同一种南方花树的名义得到圆满。这两处的凤凰木，附近又都有涉及张爱玲的同一树种：浅水湾的凤凰木入过张爱玲笔下，离这里不远港大的凤凰木也可能入过张爱玲的眼中。1939年8月至1942年5月，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1940年1月到1942年1月，萧红流落香港至去世。她们曾在同一个时空里，但目前没有看到两人具体交集的史料，倒是香港的凤凰木，可以联系起这两位同样惊世绝俗、不为世容的女作家，仿佛冥冥缘牵，让喜欢这种花树的我，更添了一份亲切。

这份虚拟的奇妙交集，还在于凤凰花与两人的隐隐对应。池上贞子《张爱玲文学技巧小考——“香港传奇”中的花草树木象征》指出，张爱玲以香港为背景的作品中出现大量当地花木，而且这些植物是参与故事情节展开的“动态的使用”，这种现象是其他时期所没有的。更且，“香港传奇”中都是红色系花卉，包括野火花凤凰木等，“香港对张爱玲来说，意味着人生的转变，颇为重要，这些散落在香港故事中的红色花朵、树木，或许也是张爱玲本人的象征。……花草树木是‘香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也是她本人青春的象征”。

一边是青春火红，另一边则是萧萧落红。写凤凰木的作品都瞩目于花开之灿烂红艳，很少提到落花，罗孚的《盛夏的红影》是我首次读到这方面的篇章，全文主要写凤凰木落花满阶的景况；因为他的《萧红的骨灰》一文牵连所及读此篇，那连日雨天中“铺满一坡落红”的情景遂使我想到萧红了。

写过“张爱玲在香港”也分析过萧红小说中女性的也斯（梁秉钧），有一首《凤凰木》，里面写道：“在某些安好的时刻宁静的角落/朝向高高的天空有拔起的意志/但也常常依傍房子和车站/也与路人呼吸同样的尘埃。”此亦可以比喻张爱玲和萧红的共同特点：都是高迈脱俗向往天空，却又都不得不低落于现世尘埃（不仅是在爱情上，整个生命都如此）。

也斯还说，这些“不避市廛四处散落”的“红烟花”，“与眼前景色有新的连系”。这也是我此行对香港凤凰木的新感受了。一轮轮时光苍茫，一轮轮花红叶绿，这荫蔽过张爱玲（以及范柳原、白流苏），也荫蔽过萧红（以及端木蕻良）的花树，何尝不是香港文学散步中最美的树荫。

2015年10月13日，

农历菊月朔撰毕。

涉溪谁为浣芙蓉

秋光明丽的十月，阳台上芙蓉花渐次盛开，早上是清艳的浅红，午后是沉醉的嫣红，娇媚而又大方，每开一朵都是碧空的一枚镇纸。遂想起八月在蓉城成都，浣花溪畔寻古迹、百花潭边看芙蓉，真可回味。

成都的传统标志性景点之一，是杜甫草堂。以前已来过了，对杜甫也谈不上特别喜欢，但仍愿重游，主要是想好好看看草堂旁那条名字极美的浣花溪。只是所谓草堂几经重建，大大扩建，早非原貌；其所在的公园虽名浣花溪公园，园前园中有几条河溪，也搞不清哪条是浣花之溪了。唯在细雨幽林间，在那些青绿流水边流连一阵，拍几张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感言谓：但又有什么要紧呢，岁月变迁山川变易，哪里去寻找历史的真实，何必执着，只感受一下“浣花”之名就是。

浣花溪因杜甫而闻名，后世往往用此溪来指代其遗迹。他中年入蜀，先寓居浣花溪之寺，后在溪侧营建草堂，在此写下众多诗篇。近日从旧书网补购了一本李景焉选注的《历代浣花诗选》，里面收入了杜诗数十首，但仍颇有遗漏。应该说，虽然其时杜甫流寓西南、家事国事事事伤心，这草堂也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困顿，然而浣花溪的幽居，还是带给他很大的慰藉欢愉，所写诗歌多为风景明悦、心情舒畅之作：《卜居》的用心（“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堂成》的欣悦（“频来语燕定新巢”），《客至》的欢快（“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还有“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江村》）的写意，“洗药浣花溪”（《绝句》）的悠然，总之，一派怡然自足。

成都西郊这条浣花溪，属于锦江支流，古时又名百花潭。但后来至少从明代起，水道转变流向，百花潭这名称独立出去，成了浣花溪下游的另一段了。不仅如此，清代王时翔写过一首《怀工部草堂》：“五载成都尹，心期怅久虚。空吟杜陵句，未识浣花溪。”这位知府不至于公务繁忙到五年间连去草堂游玩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他的意思应该是，因其时草堂本身和环境的变化，已分辨不出古代真正的浣花溪了。现在草堂前的溪流，当为人工整治后新引的。但即使是新添的摆设吧，起码在第三度来成都之时，能循着水流稍稍怀古一番，虚应故事，也算“色香且领闲中味，泡影重开镜里缘”（张问陶《咏薛涛酒》，此诗写来访旧迹、“浣溪何处薛涛笺”的惘然）。

那天离开草堂，还有点时间要打发，就是选了到百花潭公园喝茶，感受成都的慢生活，在那里便读到了浣花溪的另一位名人薛涛。

来到百花潭公园前，先已见到散花楼下一丛芙蓉，高高的枝头开了红白二色的花朵。入园后，在江边林荫处找了个茶座，又恰好身后有几枝芙蓉临水盛开，微雨中清丽粉艳，真是“映水益妍”（王象晋《群芳谱》。芙蓉历来都有文震亨《长物志》所指“临水为佳”之谓）。颇喜在蓉城成都有此巧遇，遂对着一盏清茶，读读带在旅途上的四川作家阿来《草木的理想国》。这本“成都物候记”，多处谈到杜甫草堂和浣花溪的旧事，也写他曾在这百花潭公园散花楼下河堤上赏花，颇感恰好亲切；全书压轴篇是芙蓉，就在芙蓉花畔读之，对此花此城多了点贴近的认识。

他写到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因妃子花蕊夫人喜欢芙蓉，为讨佳人欢心也为保护城墙，在成都城上城中遍植芙蓉，从此成都得名蓉城。

这是通行的说法。赵抃《成都古今记》：“孟后主于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锦城。”张唐英《蜀梼杌》：“城上植芙蓉，尽以幄幕遮护……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不过，新近从旧书网补购的成都市花市树小册子《芙蓉和银杏》，另还引了《锦里新闻》：“锦城……人又谓蜀王衍命蜀城遍栽芙蓉花得名。”也就是说，成都的大规模种植芙蓉，可能在孟氏后蜀之前的王氏前蜀王朝就开始了。

但有人据这几则资料说成都别称锦城乃得自芙蓉花，是不确切的。上引《锦里新闻》那里的省略号原文，据《广群芳谱》转引，是“锦城，因锦江之水濯锦而名，人又谓……”另，《华阳国志·蜀志》载：“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这才是锦城，以及锦江、锦里的来历，反映四川历史上纺织之盛。

浣花溪这一段江流因水质特别好而又名濯锦江，但其实，它还催生出成都的另一个产业。阿来书中说，唐朝浣花溪旁有很多造纸作坊，最出名的是才女薛涛亲自设计制作的笺纸，用浣花溪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制成，即著名的薛涛笺。

这里要插说一下浣花溪及百花潭得名的由来。汪廷讷《卧游杂记》载，唐代有位节度使的妻子任氏（她也曾住过杜甫旧宅之寺），曾“见僧坠污渠，为濯其衲，百花满潭，因名浣花”。但这个美丽传说已被认定为附会。准确的来历，见仇兆鼇注解杜甫诗中的浣花溪时引《梁益记》：“溪水出湔江，居人多造彩笺，故号浣花溪。”原来这个佳名就得于制笺的传统。郑谷《蜀中》所谓：“浣花笺纸一溪春。”

颜希渊咏《薛涛》：“小花笺纸浣花居。”这位才女脱离乐伎生涯后，迁居到浣花溪下游的百花潭，开始独立营生的新生活，就是制笺。费著《笺纸谱》：“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涛侨止百花潭，躬撰深红小彩笺，裁书供吟，献酬贤杰，时谓之薛涛笺。”

深红（以及尺幅的小），是薛涛打破笺纸传统的创举（以往一般为黄色）。这缘于她本人喜欢深红色，曾以“朱衣”（《寄张元夫》）自况，也得于浣花溪畔芙蓉花之助。这是入了古代科技史专著记载的，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造皮纸》：“芙蓉等皮造者，统曰小皮纸……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染出的正是芙蓉花开到浓时之美色，以此广受欢迎。

阿来说，他有一次特意到浣花溪公园看芙蓉花，明知已非薛涛当年的花了，但想到曾是她行经之处，“心情毕竟与在别处看见，还是有些微的不同”。我在百花潭畔、芙蓉花下读之亦如是，这份与古人今花的呼应之感，乃这第三度蓉城之行的恰当留痕。

随后却还再有恰好的留念。当晚因入住的酒店临近天府广场，旁边就是天府书城，遂去逛逛，在这以前也到过的书店，购得寇研的历史小说《大唐孔雀——薛涛和文青的中唐》。记得第一次入川，买过薛涛的诗集（陈文华校注《唐女诗人集三种》）；第二次到蓉，去望江楼公园，那是薛涛晚年离开百花潭后移居到碧鸡坊的所在，专程去看薛涛纪念馆、薛涛井、浣笺亭，还买了一本“薛涛笺”（自然是今人挂名仿制的）；今天百花潭之遇之读后，碰上此书，真是非常合适的旅行纪念。

这本《大唐孔雀》，写薛涛的生平和交游，其中说她在百花潭的居所紧邻杜甫草堂（其时杜甫早已离川且去世了）；也写到她对改良笺纸的贡献。又谈到薛涛“生性爱花”，多介绍其花事花诗。这当中，菖蒲、枇杷是其生活中的重要意象，但我更关注的是芙蓉，感到最能成为其象征。

薛涛诗中出现过两次芙蓉花。阿来很赞赏一句“芙蓉新落蜀山秋”，那出自写给情人元稹的《赠远二首》。我则欣赏她晚岁答谢杜牧寄诗的《酬杜舍人》中那句：“芙蓉空老蜀江花。”《大唐孔雀》说这诗中有略带自嘲的泰然从容，我倒读出一份知音远隔的隐隐寂寥，进而是身世的写照。无论从哪一方面理解，这七字都是薛涛最好的自况。此外，《唐女诗人集三种》附录了刘禹锡一首悼诗《和西川李尚书伤孔雀及薛涛之什》，写佳人亡、孔雀萎，也用芙蓉作寄怀：“唯见芙蓉含晓露，数行红泪滴清池。”

回头看杜甫，他居于成都草堂期间的作品经常出现花草树木。浣花溪一带草木繁茂（盛产造纸植物也是制笺作坊聚集于此的一个原因），杜甫建造草堂时还多次向人讨各种树苗来亲自栽种，也喜欢在周遭游逛看花，写过《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等。如此，“江花江草诗千首，老尽平生用世心”（赵孟頫《题杜陵浣花图》）。正因下笔常涉花草，以致还留下一段公案，《韵语阳秋》云：“杜子美居蜀，吟咏殆遍，海棠奇艳而诗草独不及，何耶？”引来“子美无情”、“惆怅风流负海棠”之叹。海棠确是蜀中名花，跟薛涛也有很大关联，有一回友人游成都，带回来的礼物就是一枚张大千画的秋海棠书签，我这次在郊外的青城山也看过此花。但我遗憾的则是，杜甫似乎也没有正式写过同样“奇艳”的成都芙蓉花。

不过，“芙蓉”这个字眼在杜诗中是有的。居蓉时期的《进艇》谓：“并蒂芙蓉本自双。”但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和潘富俊《中国文学植物学》都认为指的是荷花（屈大均《广东新语》则认为是木芙蓉）。另外，这趟行程前读成都女作家洁尘的《一朵深渊色——四季植物情书》作为热身，里面一篇《暧昧的芙蓉》说，杜甫《春夜喜雨》中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写的是成都雨后芙蓉沉甸甸的景象。但这只是想象而已。（又：洁尘这本“四季植物情书”，该芙蓉篇放在夏季辑，这是因为新品种的改良培育，现在的芙蓉已从夏天开起，而非古代以“拒霜”闻名的秋花了。）

这里还有个话题，是芙蓉与荷花的关系。古代最早“芙蓉”之称是指荷花，后来芙蓉的得名，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得明白：“此花艳如荷花，故有芙蓉、木莲之名。”为示区别，有时又称为木芙蓉，但也仍有以芙蓉之名出现的，在古诗文中会造成混淆。《中国文学植物学》介绍古典文学中一名多种的植物，首先就是芙蓉，说凡是诗词所写为夏季景观或水生植物的芙蓉，即为荷花；写的是秋季景观、木本植物、生长岸上的，则为木芙蓉。但像薛涛那句“芙蓉空老蜀江花”，虽然以江水为背景，考虑她与锦江支流浣花溪木芙蓉的缘分，以及芙蓉向来“绰约偏多临水态”（申时行《小园看芙蓉》），我认为写的应是木芙蓉。至于本文题目所用的苏曼殊诗“涉江谁为采芙蓉”（《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苏又化自《古诗十九首》的“涉江采芙蓉”，那就都是荷花了。苏曼殊在《燕子龛随笔》中明确指出：“涉江采芙蓉，芙蓉当译Lotus（莲花）”，批评“英人每译作Hibiscus（木芙蓉）”之误。他是对的，《古诗十九首》来自汉代，那时可能还没有木芙蓉；《广群芳谱》的木芙蓉部分，收入最早的资料只有梁代江淹《木莲颂》。

这套汪灏等编《广群芳谱》，我近日想读读其中的芙蓉资料来配合此文，没想到那天一揭开，竟然恰好就是木芙蓉部分，自己都不敢相信会在厚厚一卷里能一翻即中，这真是天意注定要写此花了。至于潘富俊那本《中国文学植物学》，是有一年十月在香港买的，那天先游南丫岛，乡村路边遇上一大丛过人高的芙蓉，在清新的阳光下开得颇壮观，一派烂漫野逸，也是至今难忘的闲情秋色。

潘富俊另在《唐诗植物图鉴》里对芙蓉只释为荷花，但其实，白居易、柳宗元、韩愈等唐人都写过木芙蓉诗。杜甫没有写，就当是把此花留给与之关系更深的薛涛吧。对于浣花溪，他们各有侧重，一位留下了写此地风光景致的大量诗篇，一位则为溪畔芙蓉留下佳句。

之后到晚唐五代，浣花溪迎来了第三位著名居客，韦庄，他则直接将“浣花”之名留在文学史中。

在成都读完《大唐孔雀》，接着读的是带来的《韦庄集》（向迪琮校订本，近日还补购了聂安福的《韦庄集笺注》作参考）。韦庄生当末世、乱世，前半生颠沛流离，晚年入川，为前蜀立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是开国功臣。他到成都不久，就在杜甫草堂原址上建屋栖居，以表追慕，其弟的《浣花集序》记述：“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因命芟夷，结茅为一室，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义也。”

此集在韦庄生前编成，集名应来自其本人意思，至少是认可，后人据此称其为“韦浣花”、“浣花相公”。——这条溪流，聚集过三位入蓉名家，不知有没有人会写一部合传“大唐浣花三杰”。

《浣花集》编于韦庄入蜀初期，因此所收的诗歌基本没有蜀地之作，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此前避乱江南十年的愁怀佳篇。古人向来诗是正经面目、词为暗地幽心，在韦庄身上就很明显，他的《浣花词集》写于仕蜀十年，里面尽多怅怀绮思，情语名篇不少，也有了“锦里蚕市”（《怨王孙》），“锦城花满”、“锦浦春女”（《河传》）等地方风情记录。不过，更值得重视的是一首被编入《浣花集补遗》的《乞彩笺歌》，是其唯一正面提到浣花溪及此地典故的。诗以“浣花溪上如花客”开头，盛赞薛涛笺之美，“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李商隐曾有诗云“浣花笺纸桃花色”，桃花色，就不如韦庄这猩猩色能表达出薛涛笺的深红。）最后是怀念已经下世的制笺者：“薛涛昨夜梦中来，殷勤劝向君边觅”，表达了对前贤的思致。——浣花溪的一段文人史，在韦庄的居所和这首诗中，前后串连起来了，仿佛流水相贯，绵绵不绝，无负彼此。

一并带到成都读的旅行背景书，还有后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李一氓校本，近日还补购了杨景龙的《花间集校注》作参考）。这本我国第一部词集，收入包括韦庄在内的五代十国时期众多蜀中词人词作，充满绮声艳调，是士大夫冶游风尚和妇女心态文学的代表，是中原纷乱、川中承平富足温柔乡中优游逸乐生活的反映，自然不乏对当地风物的描写。如牛峤《女冠子》，写“锦江烟水……绣带芙蓉帐”。这是孟昶带出的宫廷风，“以（芙蓉）花染缯为帐，名芙蓉帐”（《成都古今记》）。

所收李珣的《临江仙》，形容照镜的佳人为“小池一朵芙蓉”，参照前引的潘富俊区别方法，这写的肯定是荷花而不是木芙蓉了。但阎选的《虞美人》，写“一枝娇卧醉芙蓉”，杨景龙先注为比喻女子娇媚如荷花，随之却又加了一条木芙蓉的资料：“最妙者名醉芙蓉，晨起白色，午后淡红，晚则变为深红。”（劳大舆《瓯江逸志》）也就是说他都认为两可的，阎选写的，可能即蜀中木芙蓉。

这醉芙蓉就是我家阳台上的品种，《群芳谱》也有载：“醉芙蓉，朝白午桃红晚大红者，佳甚。”如此一日三变，一反普通花越开色越淡之态，是其风致嫣然的妙处。“晓妆如玉暮如霞”（刘圻父《木芙蓉》），甚至让人联想到从粉嫩少女到酡颜妇人的转变，怪不得芙蓉的拉丁文种名mutabilis意思就是“易变的”。

《花间集》还收有张泌一首《江城子》：“浣花溪上见卿卿。”此亦艳词，但这条溪水，确是能使人在历史中溯流而上、与前人相见，供后来者临水追怀，感念浣花往事。

在唐代，成都当地人雍陶《经杜甫旧宅》：“浣花溪里花多处，为忆先生在蜀时。”在宋朝，曾客居蜀地的陆游离开后时常想念追记，如《老学庵笔记》，回忆成都四月十九日浣花夫人节，“倾城皆出，锦绣夹道”的盛况，在杜甫草堂游宴玩乐的情景；又如《梅花绝句》：“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到了清代，连从未去过四川的纳兰性德，在《山查子》中写晨间初醒的凄清、惺忪朦胧中的惆怅，也如此收结：“欲渡浣花溪，远梦轻无力。”最后一语，手头多种纳兰词只有李勖的《饮水词笺》注了出处，是韦庄居蜀期间《谒金门》的“新睡觉来无力”。容若公子的学养于此可见一斑，化用浣花溪畔人的句子，与上一句暗中呼应，用了典却不着痕迹，以致后人多未识别其意；又不会被典故掩过自己的情怀，意境更远胜韦庄原句，真是才华超绝。

我也是在写此文中一个半睡半醒的冥蒙清晨，忽然想起这两句“欲渡浣花溪，远梦轻无力”。查了好几个纳兰词笺注本，多释为以杜甫草堂指代作者自己的家，是思乡之作。这未免太着实了，可惜了那么美的句子；这份无可着落的怅惘，视为广义的念远怀思就好。就像《古诗十九首》的“涉江采芙蓉”，虽然诸家都认同是用《楚辞》典故，以采花赠人寄托情意，但具体的对象则诸说纷杂，我还是赞同郑文的《汉诗笺注》，那就是一首怀人之诗，不必实指。

“涉江采芙蓉”，以及“涉江谁为采芙蓉”，我借来用作本文题目时都只记得句子而忘了全诗，后来翻了一下书，才发现“涉江采芙蓉”开头的那一首，结尾是我锥心的“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而苏曼殊那句诗连上前面是：“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谁为采芙蓉。”（马以君《燕子龛诗笺注》注为路经共同生活过的故人旧居时的惆怅。）——补回这些上下句，让人怆然低回。

那些遗忘了的前文后句，一如隔着江水烟波的前尘，欲渡梦无力，欲采人已杳。但偶尔遥遥回望一下，鲜丽的花色被岁月浣洗得依然栩栩如生——而且就像醉芙蓉，时光越晚，竟愈发浓烈。

2015年10月底至11月初。

【参考书目】

《长物志图说》，（明）文震亨著，海军等注释。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一版；《长物志考槃余事》，陈剑点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12月一版。

《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阿来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一版。

《芙蓉和银杏》，成都市园林局编印，1983年内部出版。

《天工开物》，（明）宋应星著，管巧灵等点校注释。岳麓书社，2002年4月一版。

《中国文学植物学》，潘富俊著。（台）猫头鹰出版社，2011年6月一版、2012年4月二版；《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潘富俊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3月一版。

《一朵深渊色——四季植物情书》，洁尘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11月一版。

《本草纲目》，（明）李时珍著，柳长华等校注。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年8月一版。

散花记

第三次入川，所赏所读的花事书事，除了芙蓉等另写专文外，还有几种，结合其他旅途所见所记一并整理于此。在成都，宽窄巷子有一间散花书屋，百花潭公园有一座散花楼，名字很好，虽然没买书没登楼，但借用其名，来写写这些散碎的花片与游踪吧。

莲花

出发那天是八月八日好日子：恰逢立秋，又恰逢农历六月二十四荷花生日。

一大早赴深圳机场，高速路上看日出，有一段可欣赏旭日从莲花山顶喷薄而生，至此才清晰感受到山名之由来：山顶确如莲花瓣的舒张。

抵成都后先逛宽窄巷子，老街巷旧民居包装成的旅游景点，太多店铺，太多游客，没什么意思。有间名为“莲花坊”的旧宅，可惜是餐饮，没有莲花，只在街边小摊上买了套“成都花语”明信片，彩绘风光名胜与十二个月花卉，其中六月是荷花配杜甫草堂。

在车上读带来的成都女子心岱《闲花帖》中《六月荷花二十四》篇应景。里面说，她是从记述吴中岁时民俗的清人顾禄《清嘉录》知道这个日子的：“是日，又为荷花生日，旧俗，画船箫鼓，竞于葑门外荷花荡，观荷纳凉。”又引明末张岱《陶庵梦忆》的《葑门荷宕》，记六月二十四日士女倾城而出赏荷的盛况。至于心岱自己，“今年夏天跟往年一样，照例去华西医大看过荷花”。——读的时候，旅游车正好经过华西医大。不过没有停留，而是去了太古里，逛方所书店。

久闻大名，果然够大，比广州的本店要壮观，很有设计风格，粗大的几何形石柱，两旁数层的书廊，头顶悬挂着诗句的饰牌（“片刻宁静之需要”等等）。看得心喜，光是逛就花了不少时间，没怎么看书，直到临离开才发现一本合意的，拉尔夫·斯基的《凡·高的花园》。但里面没有荷花，想到要挑些与这日子相关的纪念品，于是再折回到文具架，却恰好遇上一款日本制“越前和纸”，红荷图案的精美小笺纸，清丽可人，娇艳夺目，这是最好的留念了，为荷花庆生。

晚上在酒店房间写这天荷花生日的日记，旁边恰有荷花油画，横长恣纵。

第二天到武侯祠，以前来过而又没有特别兴趣的，不过意外收获是，在这里的荷塘看到些红荷白莲，碧叶丛中，略得遥望小趣。

随后又有恰好收获。逛旁边的锦里，本想寻觅些古迹，却原来是类似宽窄巷子更类似全国到处流行的人工包装旧街，满街杂锦小店，满巷涌涌人头，失了兴致。见路边有家“莲花府邸”，遂在其露天茶座歇歇脚，这里有缸植的荷花睡莲，得可近观些养眼的红莲与莲蓬。

在此荷花围绕中，一杯果汁，一盒香烟，一盘毛豆，一碟牛肉，不理会外面的熙熙人流，再读久居成都的作家阿来《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其荷花篇，写了成都出身的明代文人杨慎，也写他去杨慎祠所在的桂湖公园看荷花，一见荷塘，“在这个日益被污染的世界，唤醒脑海中那些美丽的字眼。乐府诗中的，宋词中的那些句子在心中猛然苏醒，发出声来”。荷花虽然已经太常见了，但与之相对，仍真有阿来说的这种功效。他还引了《华严经》所记莲花，其中有云：“自性开发，比真如自性开悟。”又引《本草纲目》，李时珍谈了荷花的种种好处后说：“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

这说法真好。就像这两天几处热闹场景中与荷花虚虚实实的零碎相遇，就像昔年偷闲到广州小洲村度荷花生日等虚实相间的赏莲旧事，都仿佛在浊世中得以且虚且实地秉持自性的灵根。

随后在旅途读另一本四川背景书、五代十国蜀中词人的《花间集》，也遇到些荷花句子，写得最好是李珣的《浣溪沙》：“红藕花香到槛频，可堪闲忆似花人，旧欢如梦绝音尘。”

荷花也可以这般惆怅啊。不过其实这首在上一个月已读过：七月到湖南永州，曾往《爱莲说》作者周敦颐的故里道县，有心看看荷花，然而莲事不盛，颇有点失落，唯读带去的周裕苍等编著《荷事：中国的荷文化》以自遣。除了李珣此作，书中佳句还有晏几道的《虞美人》：“采莲时节定来无？醉后满身花影、倩人扶。”

该书又收录了席慕蓉《一个画荷的下午》，是属于少年时光的篇章了，但现在重读也正好，因为她写的“七月的午后，新雨的荷前……”正是先前在新田县古村所见的情景：农家老屋旁的荷塘，细雨中数朵白荷开放，在大片肥壮碧叶簇拥中倒也如梦如幻；几只鸭子在塘中冒雨游弋，或在高擎的荷叶下躲雨，不乏乡村风致。

就是这么稀落零碎的花事了，可是，再往前推的六月收到一张台北故宫荷花明信片，恽寿平《蒲塘真趣》后面的话真好：“谢谢走过的路，看过的花，读过的书。”——身居这虚虚实实世间，如此已足令人心欢。

曼陀罗

成都的太古里是一处好地方，古老建筑与新派潮店相杂，我喜欢这种交融的格调。那里有一座大慈古寺，路过门口时瞥见院中一树黄花，枝叶间挂满如倒悬喇叭的鲜丽花儿，很是瞩目，特地进去看了一会。

是曼陀罗。但以往看到的，都是草本或攀藤灌木，这棵却长成了婆娑之树，想是在佛门沾了神气？随后在阿来《草木的理想国》读到，原来有一种又名洋金花的木本曼陀罗。

阿来只是简略提了一下，而另几个四川作家，蒋蓝、钟鸣、洁尘、心岱，都有专文写过曼陀罗。尤其是蒋蓝《极端植物笔记·尖叫的曼陀罗》、钟鸣《城堡的寓言·曼陀罗花》，征引大量令人眩目的资料，介绍了这种妖媚妖艳、亦正亦邪、天使魔鬼聚于一体（洁尘《一朵深渊色·正邪曼陀罗》语）的奇花。

概括来说，曼陀罗是很好的麻醉药、止痛剂，及蒙汗药的重要原料，又是有强烈迷幻效果的毒物，更是催情壮阳、有助生殖的春药，别名醉心花。它历史悠久，来头很大，广受医生、病人、君主、学者、巫师、荡妇、强盗的欢迎，其令人癫狂的功效，连大医学家李时珍都亲身领教过。此外还涉及众多名人名著，比如：毕达哥拉斯、博尔赫斯、玛丽皇后、鲁迅……《圣经》、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雨果《笑面人》、霍桑《红字》……生发出种种玄幻古怪的记载。其中，我以前读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及相关故事，有一种奇妙的摩吕草，很感兴趣，但多个译本都没有作明确注释，按钟鸣的说法，原来就是曼陀罗。又原来，以宋代为背景的《水浒》出现蒙汗药，是其来有自的，蒋蓝说，最早关于盗贼以曼陀罗制蒙汗药作案的记载，即见于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不过他把人名书名各写错了一个字）。

这样迷死人不偿命的好东西，自然会收入各种“极端植物秘笈”，法国贝尔纳·贝尔特朗的《花草物语——催情植物传奇》、英国大卫·斯图亚特的《危险花园——颠倒众生的植物》、美国迈克·米勒的《迷药》，都有曼陀罗（欧洲称为曼德拉草）一席之地。几本书带来世界各地更多匪夷所思、重口味的传说，“它通常和魔力、性、疯狂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危险花园——颠倒众生的植物》）。

诡异的曼陀罗，据说多生长于绞刑架、断头台等刑场周围。我看过的此花，也都是比较特别的场所：在东京，远离繁华的都市一隅夜静街头，灯光幽明中路边的曼陀罗花格外雪白（这是其主要花色）；在台湾，一处乡间厕所，这艳异的花朵竟密密麻麻地爬满外墙包起了整间屋；而这回在成都，则是相逢于古寺。

事实上，曼陀罗本就有佛花的别名，在其原产地之一的印度，是重要的供佛之花。《佛教的植物》《佛教动植物图文大百科》介绍，曼陀罗的原文是坛城，意为聚集，即一切圣贤和功德的聚集之处。曼陀罗花，又译为适意，代表超然觉悟。它是著名的天花，《大智度论》：“天花中妙者，名曼陀罗。”《法华经》：“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释迦牟尼成佛时，以及极乐世界的佛国，天空也不断降下曼陀罗花雨，一地缤纷。

而蒋蓝《极端植物笔记》还有更形而上的解释，说佛教里的曼陀罗（又称曼荼罗）不一定指曼陀罗花，更指一种达到盛境的宗教幻象；而坛城则象征宇宙世界结构的本源；“所以当得道之人拿起一朵花的时候，那朵花就是宇宙的一切。”并引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发现曼陀罗花与宗教经验的重合关系后，把“一切存在形式之间的深刻和谐”称为“曼陀罗经验”。

回想那天大慈寺的情景，似乎更能理解此语。这样魔幻迷乱的春药毒花，开在本该清心寡欲的清静佛门，即使不了解其醉人心更醉人身的功能，只看那么诡丽妖冶的花型花色，衬托着肃穆古典的佛殿，都会带来强烈的反差冲击感；而其实古代印度人是知道此花那些特性的，但仍以之作宗教供奉，视为“宛若天花般美好的妙花”，这就很有深意——要之，就是领悟了那深刻的“曼陀罗经验”，让一切聚集，包容并处世间所有色相。

我也喜欢这种各个极端和谐交融在一起的格调，此亦一种适意。

鸭跖草

有两种小草我十分喜爱，因为开着极为精致、极为纯净的蓝色小花，它们的名字都很萌：春天的阿拉伯婆婆纳，夏秋的鸭跖草。

在成都青城山，又见到了鸭跖草，清奇清幽清凉的群山中，林下道旁草丛里，不时有这漂亮的蓝花，小得很不起眼，又蓝得很刮目养眼。心岱《闲花帖》写《夏秋之交的鸭跖草》，引了陈淏子《花镜》的精当记述：“高数寸，蔓延于地，紫茎竹叶，其花俨似蛾形，只二瓣，下有绿萼承之，色最青翠可爱。土人用绵收其青汁，货作画灯，夜色更青，画家用于破绿等用。”

她又引德富芦花一篇《碧色的花》，其中关于露草即鸭跖草，说：“把露草当作花儿是错误的，这不是花，这是表现于色彩之上的露之精魂。那质脆、命短、色美的面影，正是人世间所能见到的一刹那上天的消息。”

另一位西南女子涂昕的《采绿》，也引用了德富芦花这篇《碧色的花》，是另一个译本，有另一段话也说得好：露草是“蓝天的灏气滴落而下，落地成露，焕发出露色，在大地上使蓝天得到复苏”。

我手头的德富芦花《春天七日》亦收入此文，但这第三个译本荒唐之至，题目居然是《绿花》，作者喜爱的鸭跖草等（包括常见的牵牛花）碧蓝的花朵，全变成“绿色花草”。其实在上下文中，译者也能译出原文将鸭跖草与“蓝色的天空”联系起来这一妙喻，可转头又译作“绿花中的精华”，离谱得令人啼笑皆非。当然这估计跟作者用了一个介乎蓝与绿的词有关，日文里色彩的词汇远比中文丰富（这是他们细致观察自然的结果），我们无法逐一对应，但其他译者译为既可表示蓝也可表示绿的“碧色”，便可资参照。

我国古代，就是称鸭跖草为碧蝉花。宋人董嗣杲《碧蝉儿花》一诗，形容其“翠蛾遗种”、“翅翅展青”（有如《花镜》的“青翠”），但最后赞为“分外一般天水色”，则将此青此翠明确为碧空之蓝了。古人重视此花，主要即取其色，用花朵收汁做画画的原料，也供印染，据王辰《野草离离》之《鸭跖草》篇介绍，至今仍有人用来作手工草木染，制品也是蓝色的。

鸭跖草一般开在有露的上午，我国诗人也注意到这一特点，如宋代翁元广《碧蝉花》咏曰：“露洗芳容别种青。”而日本人因之直接取名为露草，这名字体现了日本文化专注于短暂、脆弱、无常的“物哀”美感。我以前在武当山等地看过鸭跖草，写过与此花及相关花书的巧遇，后来一次日本秋之旅，更有了接连的实物与纸上前后脚邂逅之喜。

一天早上在东京，清亮的阳光中，街边遇此小蓝花，注目欣赏过。随后中午，一个人寻去看市郊的六义园，取中国古代诗分六义为名的传统园林，山水草木之布局、亭榭桥石之设计，都传承了中日两国古典文学的风味，幽静清雅，简洁闲寂。与别的景区、园林一样，这里也有当时得令的“花见情报”、“花历”，见出日本人对赏花的热忱。在安静光影中悠悠漫步一圈，领略了日本园林之境，然后在小卖部买些笺纸、明信片做留念，其中两叠夏花都有露草，清新的彩绘，画出蓬勃的气息。

另一个早上是在群山深处的箱根，晨雾中散步，空寂闲静的小镇，感觉也很好。各家各户门前是雨湿的花木（日本人爱花是爱到日常生活中、爱到骨子里的），幽林静处禅院外，路边长了露草，蓝色小花沾了露水，更其精巧可爱。下午回到东京逛银座名店街，发现一间教文馆书店，进去看看，有很多植物图书，像日本其他书店，这类园艺、自然之书也都摆在显眼的位置。翻一翻，图片漂亮而文字不懂，没有买，不过恰好多本花书中，都翻到这天早上见过的露草，很好的巧遇。

还有一回，也是独自跑到远远的古都镰仓，无目的地随兴尽兴逛了一天。其中一个愉快经历，是在那些整洁、清静、花木簇拥的民宅小巷中随意乱走，转着转着遇上一个镝木清方纪念美术馆。不认识这位画家，但在这庭院式的清幽处所，看其“明治的女性美”专题展，柔美、清艳的风格也很合眼，是漫游中舒服的停歇休息。临走买些纪念品，其中一叠镝木清方作品明信片亦有露草，画得颇有淡雅幽寂之美。——这里那里都碰上，日本人对这种小花的喜爱，可见一斑。

当然我们中国人也是懂得欣赏的。像涂昕那本分月记写的《采绿》，六月和九月篇都写到鸭跖草，称为“六月最美妙的馈赠”，“无与伦比的蓝色”；该书副题是“追寻自然的灵光”，她认为，阳光投射在包括鸭跖草等蓝花上的美妙光泽，就是本雅明说的万物“灵光”凝聚之处。

很高兴她对本雅明那个神秘概念的解释落脚于此，就像“柔和的阳光轻轻踩在那些我喜欢的蓝色花朵上”。也很高兴此书一些好见识、好情怀，落在鸭跖草的同一篇里，比如她说，通过沉潜于自然花草，可拓宽被工作俗务挤逼的心胸，从而“舒展为人生另一种足以安身立命的向度”。——我和鸭跖草都会对此点头的。

2015年11月初。

【参考书目】

《闲花帖》，心岱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一版。

《凡·高的花园》，［英］拉尔夫·斯基著，张安宇译。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年7月一版。

《极端植物笔记》，蒋蓝著。海豚出版社，2014年3月一版。

《花草物语——催情植物传奇》，［法］贝尔纳·贝尔特朗著，袁俊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一版。

《危险花园——颠倒众生的植物》，［英］大卫·斯图亚特著，黄妍等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3月一版。

《迷药》，［美］迈克·米勒著，离尘翻译社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10月一版。

《佛教动植物图文大百科》，诺布旺典著。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2月一版。

《采绿——追寻自然的灵光》，涂昕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7月一版。

《野草离离——角落中的绿色诗篇》，王辰著，张瑜绘。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一版。

苹果树荫

董桥

“世味似水，壮怀阑珊，终于连纸上这株苹果树也要还给牛顿了。”2014年董桥荣休时写的《珍重》如是说，以此结束副刊《苹果树下》，也结束报人生涯。“树下岁月从来静好，感谢这些年绿荫里和我一起吃茶谈天的作者和读者……客子光阴都在诗里字里消磨掉，偶尔几阵霏霏细雨，那是苹果开花结子的消息。”

终是未能忘情，两年之后，他写了篇《苹果树下》，还用作新书的书名；而又终是节制用情，文章完全没有提到那个精心操持多年的副刊，唯记写一串域外书间的花色果香。

色香缤纷，只说当中的英伦苹果消息：他早年旅居伦敦时，屋后一株“故交”苹果树；去看伍尔夫的旧居，想起她写过那果园里的苹果树；杜莫里埃的小说集《苹果树》；伦敦一中一西两个友人家后园苹果树下的茶叙；另两位居英的一中一西朋友都爱吃苹果；苹果的入诗入画，等等。以苹果为线眼，一路逶迤写来，同时谈及作家作品、文人典实、藏书读书、书籍装帧、个人心事……然后回到伍尔夫，讲买到她一本签名小书，因之又谈到伍尔夫的写作、英美文坛的关系、英国的旧书店、英国人的爱花爱绿等。到结尾，想象伍尔夫在那“花径蜿蜒，菜圃飘香”的乡居，为此书签完名后坐在苹果树下的情景。——那样的旧时花香果香，也是董桥自己的旧时英伦月色了。（该文还讲到他的书斋“旧时月色楼”的来历。）

种种人事书事、花事往事，散漫而绵密，摇曳生姿又处处扣题（虽信息量繁多，但就像一朵花连着一朵花，共构成一树好景），回应呼应又能不着相（如苹果成熟落地一样自然）。如此花烂漫，果连绵，堪称“后期董桥”文风的登峰造极代表作：意识流怀旧叙事，众多书人书事信手拈来随兴写去，纷至来的细节恣肆炫目，貌似漫无归止却又内里圆融。

这不是董桥第一次写英国苹果了。最早《双城杂笔》“卷一·在伦敦写的”里有一篇《访旧》，就记载了典型的英式家居：客厅窗外的花园，近处是玫瑰雏菊，远处是杏树苹果树。后来的《读园林》，描述流行的英式园林：“在苹果树下密种各色玫瑰，绿荫下花影生姿，浓叶里果实摇红。”（玫瑰花与苹果树，正是英国最经典的代表植物。）再后来《草莓香气里的孟小冬》，开头就描写伦敦夏季午后，一座旧家小花园里的苹果树等静美树影。然后前几年，则有一篇《苹果花》，追记一位英国老藏书家，讲他的古屋“苹果花小筑”，后园的苹果树花之美、果之甜，斯人逝后花果凋零树渐稀的情形。——四十年间，从一个词到一段话，再到一个题目一个意象，直到现在《苹果树下》的主题（中间还有机缘巧合得来的《苹果树下》副刊），那棵英国苹果树在他笔下越长越大了。

对苹果的遥忆，其实是他的英国情怀。董桥在20世纪70年代旅居英伦，一开头可谓处于双重不适中：生活、思想一时不适应，文章屡见上升到华洋之别、中西抗拒的牢骚；而牢骚的表达很生硬，多少造成初期写作文笔上的不适应，他第一个集子《双城杂笔》的“卷一·在伦敦写的”大部分文章便是如此。近年重印收入《小品卷一》时，董桥自序便说起初不愿再印这些不成气候的“稚嫩之作”。可幸，他对文风文体的探索很快成熟起来，“在伦敦写的”最后一篇《另外一种心情》，就已形成了那个令人喜爱的“早期董桥”。他后来重新编集特地用了这个文题做书名，一些让人着迷的董桥元素，乃至常见的董桥句式，都从该文起延续至今，比如那句：“雅得一塌糊涂，可是看起来爽得要命。”（此语还可视为其文之喻。）文章结尾在同期作品中罕有地加了时间、地点、落款，“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晨·英伦”（其时距他到伦敦一年多），好比一位画家，完成一幅佳作后意足心满地钤上印章——那朱红的印章犹如从前青涩的苹果开始红熟。

此后，“英伦”就成为他的一个重要印记，那段岁月精华，带来创作生涯的“最大转变”（董桥在专访《不甘心于美丽》的自表，陈子善编《董桥文录》附录），让他难以忘怀，成为写作中的重要素材。他曾用一个动人的文章题目《伦敦的夏天等你来》做书名，《楔子》写道：“七十年代做客英国，终于学会看山看雨，识破世间宁静的激情和喧哗的假面，一路受用……”

如今《苹果树下》的书前《小引》，又一次讲到英国名家对他写作的启发影响，结尾谓，归休两年来，“读读闲书，看看字画，玩玩骨董，练练书法，苹果树下吃茶聊天，我很高兴”。——字画骨董有中有西，书法则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代表；而苹果树，是他挥之不去的人生底色、英国文化的象征。时光深处这棵树，中花西果，交汇合一，清欢相伴，至可高兴地珍重。

伍尔夫

《苹果树下》文中记伍尔夫那个故居Monk's House，音译为“漭庐”，董桥谓漭字合于伍尔夫意识流的意境。他描述这个“山乡宅院”，房子不怎么好，但“园林不算小，花木蓊郁，菜圃苍翠，果园繁茂”，“苹果多得不得了……艳红累累”。该处是1919年伍尔夫伉俪拍卖得来的，伍尔夫1941年在此投河自尽后，她丈夫伦纳德一直住到1969年逝世。

此外，董桥旧集《从前》里的《戴洛维夫人》，也写到这个“乡间邸宅”：“相传，那是僧侣避静的庭院……（他们夫妇初搬进来时）天天点油灯，汲井水，在一亩大的土地上经营园蔬，周遭的景色跟十四世纪诗人乔叟时代的景色完全一样。”

《苹果树下》还有一篇《绾霞山房》，推许伍尔夫：“英国没有一个作家比得上她。”并介绍了她的《作家日记》，那是伦纳德在伍尔夫身后摘编出版的。该书有选译本名为《伍尔芙日记选》（戴红珍等译。伍尔芙，今通译作伍尔夫），那位好人丈夫伦纳德写的《〈一个作家的日记〉序》，具体列出他们夫妇历年住所的情况，其中意译作“僧舍别墅”的，就是董桥说的“漭庐”。这是他们其中一处房产，从1919年9月起在此和别的地方轮替居住、度假，1940年9月因伦敦住宅遭德军空袭破损，遂再次移居僧舍，直到次年伍尔夫弃世。

伍尔夫的日记，“是她作为一个作家与艺术家的独特表达方式”。虽然其写作很意识流、日记这体裁决定了更意识流，虽然中文版只是选本的选本，但仍有很多精彩片段，挺好看的。在精神世界与文学创作、交往作家与作品评论的内容之外，关于个人生活，有明确写到僧舍别墅，如1928年9月22日，描述僧舍所在地罗德美尔的美丽景致，说拥有僧舍让她对当地的“情感中注入了新的光泽”，还想如果自己出的书销量好挣到钱的话，会在房子上加盖一层楼。1934年1月16日，则说自己在僧舍“太幸福了”，以致让几周时间白白消磨掉。

到了接近生命尾声的1938年8月17日一则，估计也是出于此地：伍尔夫记述自己在半夜凌晨，“打开窗户看着苹果树那边的苍穹，不由地陷入了沉思”。沉思是因为长年饱受精神病困扰的她步入老年的“烦躁”“紧张”，也是因为德军压境战云密布，她预感到“战争不仅导致了整个欧洲文明的彻底毁灭，而且也毁了我们的余生”。她描写眼前的花园被狂风吹袭后的情景，以及苍穹上变幻惊人的云彩，正是其心事重重与世态茫茫的写照。——僧舍在日记中几处出现的不同情景与心情，特别是苹果树衬托的她暮年沉吟的身影，折射了时势与生活的变化，似乎比董桥笔下揣想的她在苹果树下的遥思，更为沧桑。

伍尔夫外甥昆汀·贝尔著、萧易译的《伍尔夫传》也介绍了这间“僧侣屋”，是一栋乡下的“朴素住宅”，条件落后，但“住宅后面是一个盛大、凌乱的花园……花园之外是一片果园”。伍尔夫夫妇非常喜欢，对参加拍卖会买下这栋小村舍的过程，伍尔夫说：“我在生活中没遇到很多如此激动人心的五分钟。”

入住后，他们夫妇在此享受“乡村生活的乐趣”，散步于“有着惊人之美的风景中”，开阔的视野里有她“怀着乡愁迷恋着的风景”。她在僧侣屋邀请过T.S.艾略特、E.M.福斯特等名家来度周末，会见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拜访者，写下了《达洛卫夫人》《普通读者》等名著。《伍尔夫传》还转录了她入住不久时、1920年1月7日的日记，其中一个细节是那儿的早餐：“无论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后一道是点心苹果。”——估计就来自园中的果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前夕的1939年，他们还再次对僧侣屋进行了扩建，度过一段和平又平和的美好日子。即使1940年11月，德军战机投下的炸弹炸裂了附近的河堤，河水冲进她的花园形成一个小小的“内陆海”，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昆汀·贝尔用了一段流水账式的描写，来记述她这个时期“既快乐，又非常自由，无拘无束”的日常生活：阅读，散步，喝茶，写信，写日记，写她最后的小说，做饭，听音乐，打瞌睡，做刺绣，“可能还做点体力活，采集苹果，再把它们储存起来……”在这比前引日记更接近大限的时光，这种恬静安闲的田园日子，让人低回。转眼1941年3月，她又一次发病，走出那花园投河，不知上一个秋冬采集的苹果，其时是否还有留下在僧侣屋里。

伍尔夫写过一篇散文《空袭中的沉思》（孔小炯等译《伍尔芙随笔集》），背景可能也是这漭庐/僧舍∕僧侣屋。文章最后描写德军与英军的空战暂歇、枪炮停止射击时，“夏夜那天然的夜色也再度降临，那乡野的真纯之音又清晰可闻：一只苹果‘砰’地掉到地上，一只猫头鹰鸣叫着在树木间穿行……”这苹果，是时局与自身的双重大难将至之前平静生活的象征，与《伍尔夫传》的上述记载一起，构成苹果树下更深重的苍茫。

萧乾·高尔斯华绥·哈代

那篇代表董桥步入创作成熟期的《另外一种心情》，是从萧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伦敦三日记》讲起的。当时正是伍尔夫夫妇刚刚离开伦敦走避僧舍后的1940年10月，萧乾其时还写过一篇《伦敦一周间》，当中谈到德军大空袭的间隙，他照样在伦敦北郊住地附近散步：“走进一丛密林，刚巧是苹果园，风雨把未熟的苹果刮得满地都是，脚下娇脆响声……捡了颗红脸蛋的尝，酸涩难咽，却散发着沁脾的果香。”——这样的苹果，仿佛是遭受战火肆虐却顽强不屈的英国的比喻，也恰好照应伍尔夫。

他们还有更直接的联系：战乱中旅英的萧乾，曾在剑桥大学专门研究伍尔夫等英国意识流小说，并早在刚抵达英伦时就想要去拜访伍尔夫，但因外界客观因素，直到伍尔夫亡故后才能前往凭吊。萧乾晚年在《旅英七年·负笈剑桥》记述：“我还是去了那幢‘僧屋’，同她丈夫伦纳德度了一个周末。那是秋季，正逢上苹果熟了的季节。我们一边在他那果园里摘苹果，一边谈着弗吉尼亚……晚上，他抱出一大叠弗吉尼亚的日记，供我抄录。清晨，我们一道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踏访结束了她生命的那条小河……”后来，萧乾在《回顾我的创作道路》中还再次追忆这个“难忘的周末”，如何翻阅那“绝世才女”尚未整理面世的日记真迹，与那鳏夫在她打理过的苹果树荫“边谈边摘苹果”。——如此苹果滋味，足可毕生萦怀。

当然，萧乾作为“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乃至“几乎成为全英唯一来自国内的中国人”，学院研究之外更多是奔波各地，撰写战地通讯散文。有一篇《初访伦敦》，其中记他从剑桥坐汽车去伦敦，沿路所见乡村景色：“几乎家家都有花园，许多村庄甚至每家有两个。前园（临街）种花，后园种苹果。”——即使在战争时期，即使靠近首都大城，这种典型的英式田园风情依然未改。而七十多年后的如今，我从剑桥坐火车去伦敦，所见也仍大致如是，英国的乡村生态真是令人惊叹，就像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苹果树。

董桥《苹果树下》谈到那本《苹果树》，出自写过《蝴蝶梦》的英国女作家杜莫里埃，故事讲一位老人看到院子里的苹果树而想起去世的妻子，在复杂的心理中厌弃之而砍掉。董桥颇欣赏其文笔，甚至他这整篇文章就是由多年后重购该书引发出来的。

以《苹果树》为题的小说，更有名的来自高尔斯华绥。这是作者自许为“我最好的故事之一”，关于一个青年男子情感迷乱、始乱终弃，城市人辜负了农村姑娘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题材。文字优美，多写英国乡村景色和花木，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苹果树。在迷人的乡野诗情画意中，那反复出现不断强化的苹果园、苹果花、苹果树，是故事的背景，也是情感的象征，连贯了欢聚、相会、定情、怀念、死亡；另外，从题词到结尾，都引用了古希腊悲剧的“那苹果树、那歌声和那金子”，这是主人公失去的、注定不可拥有的极乐世界。

小说里还有一个也许并非作者有意设置的象征也很好，那是男主人公遇上门当户对的新欢后，在纠结的思想斗争中，他依然渴念“那天晚上在月光明亮的苹果树下的那种奇情异景”，那片“白茫茫的苹果花”所见证的纯洁爱情；可是，眼前又“还有一种气氛，仿佛是在一个围墙里的古老的英国花园中，其中有石竹和矢车菊，有玫瑰，有薰衣草和那丁香的香味”。——比起他偶遇的乡村荒野的苹果园，这个玫瑰花园，才是“从小受的教养使他能够体会的”，才属于他的正常生活。玫瑰与苹果这两种英国代表性植物，在此刚好构成了两种阶层、出身的对比。

《苹果树》译者黄子祥的前言说，哈代也很喜爱高尔斯华绥这篇作品。而从伍尔夫的日记、书信、文章、传记则可见，她对高尔斯华绥是看不上、甚至视为现代小说的对立面来进行奚落的，但对同为上一代传统小说大家的哈代，则有足够的尊重和亲切的来往（这跟哈代与她父亲是朋友有关）。在伍尔夫《普通读者》的名篇《现代小说》中，她不客气地批判高尔斯华绥等古典作家，而“无条件的感激只能留给哈代先生”（刘炳善译《书和画像》）。不过，到了《普通读者二集》的专论《托马斯·哈代的小说》，伍尔夫虽然仍高度肯定哈代，却也坦言他与当代创作脱节，对其作品提出批评。如举引名著《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的一句形容：漫天的星星，就像“一棵将近枯萎的树上的苹果，大部分是很好的，只有一小部分（包括我们居住的地球）坏掉了”。但她并不认同这个妙喻，认为失之于“说理”（江帆译《普通读者》）。

被伍尔夫评为哈代创作中优秀一类的《林地居民》，比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早得多地以苹果树为重要意象与情节串连，同样是“作者本人最钟爱的作品”，同样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同样写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但主题设置和人物刻画更为深入：关于宁静乡村与外来冲击、底层生活与上流社会之间的世道人心，淳朴与虚伪、真情与欲望，被苹果园中春天烂漫的花、秋天艳丽的果衬托出一片混杂斑斓。其间贯穿了这位英国最著名的乡土作家一贯的主旨：以人物命运反映工业革命时代的农村巨变，表达乡村原始生态在城市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农业社会生活与道德观渐逝的感喟，奏出他的田园挽歌。

《林地居民》（邹海仑译本）一开场就出现的苹果树，代表了乡村自然，也代表了主人公的纯洁童年和质朴情感：那个以种树酿酒、经营苹果为生的农民，在市场上扶着一棵作为样品的苹果树等待青梅竹马的恋人，那样“一种不同凡响的场面”，当时令已经城市化的恋人尴尬，后来却成为她懊悔中的温柔回忆；而这位一度贪慕虚荣看不起从前乡下生活的女子，回乡时已忘记了小时候熟悉的苹果品种。此后，苹果不断穿插在故事进程中：遭受羞辱抛弃和失去祖屋双重打击的他穿过苹果园，再也没人去收的苹果落在地上被踩得嘎吱作响；他手上粘满苹果汁、帽子上粘满苹果籽、全身上下都是苹果酒的气味，流落他方去为人酿苹果酒；甚至，也像后来的高尔斯华绥《苹果树》那样引用了古希腊——苹果可谓是西方文化的“元典”——神话典故“引发争端的金苹果”形容一个情节。

比较起来，哈代笔下的苹果树没有高尔斯华绥那么浓墨重彩，然而寄寓更深，象征意义更广。举一个例子：近年还有研究者专门拈出其中的“生态意识”，分析“寓于乡土风情中的生态忧患”。（程虹著《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

牛顿

董桥《珍重》那句“终于连纸上这株苹果树也要还给牛顿了”，用的自然是牛顿看到苹果熟透掉下、从而悟出万有引力的典故。这则人所熟知的佳话，细究起来颇有可考可谈之处。

首先传播这个故事形成广泛影响的，是伏尔泰。他于1726年从法国流亡到英国，1727年在伦敦参加了牛顿的葬礼，从牛顿侄女处“得知牛顿一些轶事，所谓苹果坠地的故事就是经伏尔泰渲染而扩散开来的”。出于对英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服膺，他写下名著《哲学通信》（原名《关于英国的通信》），宣扬、推介英式文明，其中“第十五封信：谈引力的体系”讲到牛顿：“1666年，他退隐到剑桥附近的乡下了；有一天，他在园中散步，看到果子从一棵树上掉下来，这个现象引起了他对重量问题的深思……”此后，伏尔泰还写了《牛顿哲学原理》等，“使牛顿的苹果轶事和重力理论变得家喻户晓”。

这个故事后来一直被采用流传，不断演绎（如说苹果砸中了牛顿的脑袋）；因带有传奇色彩，向来不乏质疑，理查德·德·维拉米尔的《牛顿其人》，就以调侃的论证指这是“一则虚构的小说”。但是，到了1936年，威廉·司徒克雷完成于1752年的手稿《伊萨克·牛顿爵士回想录》被挖掘出版后，就基本得到验证了。这位司徒克雷是牛顿的同乡、剑桥校友兼忘年交、崇拜者，记录和搜集了牛顿的大量谈话、资料和轶事，书中写道，在牛顿去世前一年，一天他又去拜访牛顿：“晚饭后，天气很暖和，只有我们两个人到花园中，在几株苹果树的阴影下喝茶。除了其他话题，他告诉我，在过去，正是在相同的情景下，重力的概念进入他的头脑。它是由一个苹果落地引起的，当时他正坐着沉思默想。为什么苹果总是垂直地摔在地上，他自己思量……”地心吸力的概念由此产生，引发一系列划时代的重大研究成果。——这亲口、亲历的记述，有第一手权威价值，证明伏尔泰绝非空穴来风，故事的核心是真实的。

当然，司徒克雷没有确指牛顿感悟的时间地点，按照伏尔泰的记载，那是牛顿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求学期间的事，当时他确因鼠疫流行、学校关闭而回过家乡林肯郡乌尔索普庄园。下面的故事发展也建基于此说之上。

那棵乌尔索普庄园的苹果树，据布雷斯特1855年《牛顿的生平、著作和发现的回忆》记载，他在1814年还看到过，已经开始枯萎，到1820年就完全腐朽倒下了。然而，他看到的这棵就是牛顿的那棵，这只是他听乌尔索普庄园后来的主人说的；苹果树的存活期并不特别长（一般认为最多七十年，也有说可达一二百年的），如果那位主人没有骗布雷斯特，则该树有一百五十多岁，可算很高寿了。但更神奇的还在后面，据说，倒毙的该树后来又重发新枝，继续生长了，通过自我压条繁殖长出一套新的根系，从而延续至今依然活着，前后竟达不可思议的数百年，当代有位英国博士还就此发表了正儿八经的研究成果。其实，这更大可能是牛顿的乡人在原地补栽的，甚至是一再新种，以维持作为纪念和招徕观光。（参见赵振江译《牛顿传记五种》，菲利普·马尔彻耐等著、赵然译《启发牛顿的苹果》等。）

牛顿故居那棵苹果树，尽管真身应已转世了几回，但因被视为一代巨人的灵感所系、科学探索精神的象征，不少地方都去从该树接枝克隆移栽，包括牛顿前半生大部分时间读书、任教、研究所在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三一学院是剑桥所有学院中规模最大、名气最响、贡献人才最多、让人最为神往的，可惜我九月来到时正逢开学季，闭院谢绝游客，只能看看那雄浑而不失华丽的门面。那里只有两个标志物，一是门楼上的学院创立者亨利八世塑像，二就是门边小草坪的牛顿苹果树——此地英才璀璨，文史哲各领域名家辈出，然而据说剑桥人认为，即使该校历史上只培养过牛顿一个学生，也值了。所以，学院前由他的苹果树与国王像并列，昭示一份清宁的高贵。

苹果树长在古朴静穆的黄褐色老房子前，树冠青绿舒展，枝条黝黑苍劲，但整棵并不高大（也许是有意矮化栽培），仿佛古老与青春的混合体。时在初秋，树上有几个刚结出的苹果，逗人遐思。在此树前流连一番，也略可安慰未能进去领略风光胜迹的遗憾了。

之后在离三一学院不远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书店——这是英格兰现存最古老的书店，从15世纪80年代起运营至今——买了个纪念杯子，上绘牛顿坐在苹果树荫下看书，一个苹果在他眼前落下的图景；还买了本剑桥官方背景的凯文·泰勒著《剑桥大学人文建筑之旅》中文版，书中有一段话，可算作权威介绍：三一学院“大门旁边草地上竖立着一棵一九五四年种植的苹果树，它是伊萨克·牛顿家（林肯郡乌尔索普宅）花园中一棵苹果树的后代。人们用它来纪念那个据说启发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下落的苹果”。

这个介绍没有说明种植的具体情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陈之藩游学剑桥期间写的《剑河倒影》有一篇《明善呢，还是察理呢？》，谈到“剑桥有的是可歌可颂的故事”，所列“传奇”第一项，就是“牛顿树的艰难移来”，唯语焉不详，不知道移植过程中有什么故事。

70年代也到此访学的金耀基，著有《剑桥语丝》，这次我随身带了去，游逛朝圣之余，坐在古老学院旁的石板路边歇脚闲读。这些“金体文”（与金耀基同时在英的董桥序言中语），像徐志摩等前辈一样，对剑桥的人文风度与优美环境盛赞不已；我当日去剑桥时恰逢秋分，将古雅学院风与乡村田园风融为一体的此地之清丽秋光，确如他说的：“剑桥的秋太美，美得太玲珑。”同一篇《雾里的剑桥》还谈到，三一学院那棵“矮小的苹果树，就是牛顿悟道的‘菩提’”。

伍尔夫

到近年，蔡天新《英国，没有老虎的国家——剑桥游学记》的卷首，也有一句极端的赞语，是引用伍尔夫的话：“世上没有比剑桥更美的地方了。”——是的，除了牛顿，这里数之不尽的名人踪迹中，还应包括并非出身于此的伍尔夫，同样值得缅怀，虽然那句赞美并不足以表达她对剑桥的复杂感情。

伍尔夫的父亲曾在剑桥三一学院治学，后来把两个儿子也送到剑桥读书，但伍尔夫和姐姐却被留在家中。这是她毕生的情结，隐痛怨恨，还“由此滋长出她的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

因为父亲的关系，伍尔夫幼年时常在剑桥玩耍。因为兄弟的关系，她长大后多次前往三一学院探望、参加舞会，还与在剑桥的姑姑同住过一段时间。正是在三一学院，她与哥哥的同窗好友、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伦纳德相识。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以聚会主要地点、她的伦敦住宅所在地区命名，但它“很大程度上是剑桥的产物”，最早就始于她哥哥读书时三一学院的学生团队（当中除了伦纳德，还有她后来的姐夫兼好友克莱夫·贝尔等），此后的成员亦以剑桥人为主体。

伍尔夫在文学创作和女权理论上的重要观点，也与剑桥有关：1924年5月，她到剑桥作了“关于现代小说中的人物”的演讲，“这几乎是她发表的美学宣言”。1928年10月，她又到剑桥发表关于妇女与小说的演说，随后整理为名篇《一间自己的屋子》。然而成名之后，出于对学院制度的警惕，也为了表示对当时剑桥歧视妇女传统的抵制，“还有点心怀往日的嫉妒”（兄弟能入读剑桥自己却去不成），她拒绝了三一学院的荣誉讲座和博士学位。

但这里毕竟是她几个至亲的成长之处，故而当外甥朱利安·贝尔也进入剑桥读书后，1927年10月16日她在信中这样说：“有剑桥的消息都会使我激动，无论如何你写信给我时聊上几句吧。”（参见昆汀·贝尔著、萧易译《伍尔夫传》，林德尔·戈登著、伍厚恺译《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等。）

这样深这样特别的关系，使剑桥一再出现于伍尔夫的小说中，像她第一部意识流实验作品《雅各布之屋》，她艺术价值最高、最完美的创作《海浪》（伦纳德《〈一个作家的日记〉序》说，这是“一部艺术杰作，其成就远远超过她的其他作品”），都描写了剑桥的风景风物。

《海浪》（曹元勇译本）中，一再写到故事人物奈维尔和伯纳德入读的剑桥（此书的人物角色有伍尔夫自己和亲友的投射乃至代言），那剑河的秋日美景，小船、钟声，特别是“喷泉似的垂柳”（剑河两岸的老大柳树真是迷人的）。另一方面，这部探讨生命、时光与内心体验的诗性小说还写到了苹果，并以一反一正的不同意象出现，恰如董桥《苹果树下》说的：“西方文化受《圣经》影响深，相信苹果是禁果，好事坏事都给了苹果。”

坏事在第一章的人生初始阶段，童年的奈维尔讲述了一桩“苹果园里的死”，见证恐怖命案的苹果树成了他的“障碍”，“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均已被这苹果林、被这我们无法跨越的、不可饶恕的树注定了”。到第四章的青年时代，“那棵让人无法忍受的苹果树”仍然是他成长中的阴影。而到了最后第九章，只剩下衰老的伯纳德在总结回顾，这时苹果在剑河垂柳之后，以恬静的正面形象出现了：他想起当年去找奈维尔，后者在屋子里读书，整洁、安宁的场景，“窗帘上的一只圆圆的苹果突然脱落了。我们在那儿交谈着……那些树的枝头上挂着累累果实，我们常常一起踏着这条林荫路漫步……”

这情景，有点像司徒克雷“回想录”中与牛顿在苹果树下喝茶聊天的情味，然而脱落的苹果，在彼处是让牛顿洞悉宇宙万物奥秘的欣悦，在这里最终洞穿的是人生的苍茫。伯纳德回想中的那段年轻日子，是“无拘无束”、“亲密无间”、“互相比较着各自拥有的（藏书）版本”的求知时光，但，也是“突然间听见了时钟的嘀嗒声”、“开始意识到另一个世界的存在”的迷惘时光；苹果树荫之外，他们要直面死亡与现实，慢慢地，激情和幻想在闪烁后熄灭，一切都散失、消亡、徒然，终究还是“无法越过这莫名其妙的障碍”，唯余海浪潮起潮退的挽歌。

这情景，也像伍尔夫自己看过记过、摘过尝过的乡居苹果。她还有一个散文诗般的短篇《果园里》，据说内容背景与有着苹果树的僧屋很相近。写的是一个少女在苹果树下看书时睡着了，空中有种种声响在苹果树枝间穿过，或悲惨，或肃穆；然而外界的喧响只点缀了少女的酣梦，她梦见自己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美事；最后醒来，在苹果树的风景中，她想起该要喝茶去，却又一唱三叹地感到怕是已经太晚了（卞之琳译《西窗集》）。那样一场苹果树荫的梦与醒，是青春乃至生命历程的写照。

这《海浪》末章和《果园里》的情景，还让我想到萧乾、高尔斯华绥和哈代那些从前的英国苹果，更想到董桥的英伦苹果记忆。《苹果树下》其中一个往事片段，是追忆一位居英前辈家中苹果树荫的文人雅聚，他们谈天喝茶（有没有聊到牛顿的晚年呢，有没有记起伍尔夫笔下的“怕太晚了”），花笺题诗（如此中式古风，在风流雨打风吹的当代异域，尚有如此流风余韵），“树下围坐，花香幽幽，淡淡一丝清冽，金师爷要我多闻闻，润肺”。

——人生的好事坏事、流逝收获、梦醒悲欢，都在这花香果味中并存莫辨了，岁月潮浪、世情沧桑不及一树苹果，记取润心润肺的滋味，滋润回味。

2016年10月22日撰毕，

时距在剑桥看牛顿苹果树整整一个月。

【参考书目】

《启发牛顿的苹果》，［法］菲利普·马尔彻耐等著，赵然译。现代出版社，2016年6月一版。

英伦苹果，纸上余香

九月的英国，虽已初秋，但依然花繁草茂、林秀果丰。这趟英伦之行，见识了英格兰的国花玫瑰（以及蔷薇月季），苏格兰的象征蓟花，剑河的柳树，伦敦的英国梧桐，鲜红满树令人惊艳的花楸，初见红叶的槭树和爬山虎，还有天竺葵、薰衣草、绣球花、波斯菊、金银花、凌霄花、矮牵牛、风雨花、小雏菊……处处明丽鲜妍。

种种花木秋色中，最感称心的英国代表植物，我选苹果：格拉斯哥市郊的中世纪教堂前，遇到一片酿酒用小苹果树丛，娇俏动人。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门前，看了牛顿苹果树，感受历史。特别是科兹沃尔德丘陵地区的水上伯顿，这处临时决定前往的英国经典乡村，黄泥砖屋古朴清静，却绝不粗鄙，因家家户户门前皆花草环绕，簇拥盛放；在村舍小餐馆午饭，点了一支苹果酒，品尝这种英国乡下特产；饭后闲步于繁花满路的素净村径，正好遇上有几家庭园中种了苹果树，硕果满枝，红亮圆润，安安静静中呈现一份成熟丰收的欢动，十分喜人。来英国之前已经向往这一秋艳好景，终于看到了，满心欣悦。

如今秋深，正是苹果上市时节，回味英伦苹果的美色佳味，在“苹果树荫”之外意犹未尽，且结合旅途印象，再从今年读过的书间掇拾一些纸上余香。

我是从英国工业发祥地曼彻斯特，南下到未受工业革命侵扰的宁静山乡科兹沃尔德的，途中路过现属西米德兰兹郡、旧属沃里克郡的地方，那是英格兰中部的乡村地带，当中的奥尔顿，是伊迪丝·霍尔登生活和写作《一九〇六：英伦乡野手记》之处。

乡村女教师兼童书插画家霍尔登，热爱观察自然，在整整一百一十年前写下这本十二个月的图文日志，是乡野动植物手记，也是岁时风情画册。内容和体例我都很喜欢，文字（或详或简的日记，并收集了对应时序的英国诗歌、传统谚语和节日来历等）与图画都很对我口味，既可认知英国乡间的四季草木（从中并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之前，英伦的美好乡愁），更作为与今年2016对应的“六之书”，循着月令读一年，月月缤纷丰盈，时时养眼欢心。

在五月第一天拿到这本新书，书名页印的画，恰好是正文五月的林莺啼鸣于野苹果花枝上，淡雅而彩艳的生动图景。作者五月一日记载：“树篱新翠欲滴，许多苹果园里花儿正在盛开……”这是她所引的斯宾塞五月之诗那种“正当时节的娇柔”了。到五月七日，也有苹果花：先讲在树丛里采花时，惊起一只知更鸟从她的手背上飞过，因而发现了一个荫蔽鸟巢的情形，最后记周围的景色：“野苹果和灌木丛如今看起来十分娇娆，满缀粉色花朵和绯色花蕾。”这篇日记写得犹如一则小品，我曾专门拍下来送人。

从英国回来后，读其十月部分，繁富内容中又见苹果。该月有引用济慈的诗《秋颂》：“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屋前的老树背负着苹果/让熟味透进果实的心中。”更有作者欲摘苹果而不得的有趣记录：十月十日说，想去摘野苹果“却遍寻不到，大约是摘光了吧”。十月十四日说：“一棵野苹果结了果，我试着去摘，却总是够不着。”

最后这句的有趣在于，它使我想到远古的源头时光，希腊女诗人萨福的《一个女子》写过类似情形：“像是一只鲜甜的苹果，红艳艳的在最高的树顶上亮着……那采果人忘了采……不，不是忘记，只是够不着。”（综合徐志摩和周作人的译文）苹果树下的女子娇憨之态，从古希腊一直流传到英伦乡野，依然活现。

那天离开水上伯顿后，我穿过科兹沃尔德的典型英国田园风光，横贯牛津郡前往剑桥时，应该路过一条叫雀起乡的小村落附近，那是弗罗拉·汤普森《雀起乡到烛镇》的背景地。

这部半自传体作品，是今年所读多种英国乡村著述中最好的一部，它以作者亲历的19世纪末叶生活回忆为基础，融小说与散文为一体，对英国工业化前夕传统农村与农民生活作了具体入微的描写，举凡乡村形态、风貌、景致、动植物，村民劳作、家居、饮食、歌谣、岁时节俗等，记载得十分丰富细致，文字又优美有情，是一部很好看的乡村风俗志、文学与史料兼备的全景图。作者在时代的变迁间，从细节写出农村被新事物、新潮流裹挟前进的过程（有些场景很眼熟，整整两个世纪之后，中国乡村也经历了相似的翻天覆地变化），而重点是一唱三叹从前的简单快乐时光：“他们的生活被即将消逝的乡村风光和田园牧歌围绕。这最后的回响微弱却甜美。”

在赴英之前的八月愉快地读一过，有意思的内容太多，苹果只是一个小小例子：作者的化身小女孩劳拉，与小伙伴在田野、果园、溪边、苹果树下度过单纯的童年，他们跨上苹果树摇晃游戏，苹果花落时，他们相信“每接住一片花瓣就能度过快乐的一个月，于是孩子们争相接飘落的花瓣”（《村子里的家》《亲朋好友》）。这类小把戏让孩子们兴味无穷，后来，长大的劳拉开始走向外面的世界，慢慢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和成长的烦恼，然而，家乡熟悉的景物总能让她的压抑一扫而光，她恋恋不舍地回忆着从前的田野自然、花草树木，“这些细微的美好，让她如获新生”（《成长的痛》）。

书中还写到村里苹果的各种用途，比如做果酱：“野苹果果酱是劳拉家特有的。篱笆边满是野苹果树……一篮子野苹果加上糖和水就能做出红宝石般清澈明亮的果冻……”（《被包围的一代》）那是静好岁月中一抹永远的亮色，也用得上那个形容：“微弱却甜美。”

而我此前看到格拉斯哥小苹果树的当日，在苏格兰与英格兰交界的小村镇，买了一本乡村果酱制作指南《Favone：COUNTRY PRITRESERVES》。看中的是它配了很多田园风光、农舍花木的古典插图，可以当英国传统乡村风情小画册来欣赏。其封面，就是一幅农家女子在果园里老树下拾了满堆苹果的油画，悠然静美。

这个采苹果的画面，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我们的村庄》有类似描写。

这部英国乡村文学杰作，同样是我喜欢的四季散步见闻日记随笔体，记录的则是再往前推的19世纪前半叶，英国南部一个小村庄的自然风光、田园生活。它向来备受推崇赞誉，《名利场》作者的女儿安妮·萨克雷·里奇写过长长的评传作为原版序言，西方自然文学研究专家程虹写过不短的介绍文章作为中译本代序，民国时期的英式才子梁遇春也在翻译出版节选本时写过简要精妙的作者介绍，都极为称许米特福德其人其作：“她被认为是对英国乡村生活最忠实的描绘者”（里奇）；“散发着原汁原味的英格兰乡土风情”（程）；“用极生动的笔调来说出最恬静的景致”（梁）。

里奇长文里还有一句让我会心的好话：“书籍和鲜花对她的生活来说，不仅真实而且重要。”译者后记则点出：“对植物的细腻描写是本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在春日购读这本绿色书衣一派春意的书，最为打动的就是纷繁的草木花果（很多后来我在英国看到了），如《阿伯雷的老房子》的玫瑰等，写得非常美妙，但这里还是只说苹果：

五月的《山谷》（正是我读此书时节），记“甜美”的春末，一个农家的漂亮果园，“珊瑚般的苹果花”盛开成片，“那么明艳动人，细腻娇嫩”。（因这果园，她还写了农人自给自足的耕种生活，说“在他们身上能找到最好的英国品质”。）

九月的《采坚果》（正是我旅英时节），记“甘美”的秋日，她看着农夫“全家人齐聚在果园里收获”，哥哥在树上把苹果扔给小妹妹，彼此嬉闹，年龄更小的孩子把掉下的苹果堆满篮子，间中还互相递着苹果来吃的情形。她说：“这难道不是一幅美丽的英国风情图景吗？”——确实，比那本乡村果酱制作指南的封面画更生动更美。

这种安恬欢快而又逐渐流失的乡村风情（作者同样有此感喟），就像其十一月篇《叶落》写的：即将寒霜来临要入冬了，然而眼前还尽是乡野的美景，“这里的景致既不会升华为壮美，也不会沦落入荒凉，它始终如此宁静，如此赏心悦目，如此参差多态，如此完全地呈现出英国的风格”。——这番岁末记写很有象征意味，是全书内容的概述，也是其写作的意义、留给后世的价值（包括前面两本同样古典色彩的女性著作亦然）。在环球同此、无可逆转的时代变迁中，她们以优美的文笔、深厚的温情，留存了英国传统乡村的美好画卷。

到当代，也有一个英国女子，则记写了都市里的自然：海伦·芭布丝著《我的花园、我的城市和我》。

这册小书，是一位蛰居伦敦而追求田园生活的年轻女作家，在自家狭小的屋顶阳台营造一个小花园的故事。又是合我心意的按十二个月顺序的四季时令记录，关于都市农业的实践，带出一份疏离而又不脱离现代城市生活的农人心情；关于家庭种植、品尝自家蔬菜之乐，很多细节让有同样经历的我感到亲切。同时，出门前的八月读之，还可对伦敦多了一个角度的了解：这个大都会“是全世界植被最丰富的城市之一”，绿色植物“是伦敦城市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空间“是伦敦最美好的事物之一”，它有五分之一面积是花园（共三百多万座），还有众多绿地、公园、农场、菜地、植物园、自然保护区等。

里面专门写到这座“树之城”的代表，当地最常见的、种植历史悠久的英国梧桐（二球悬铃木），后来我在伦敦也颇为之瞩目喜爱。另外，还写到苹果。其“十月底到十一月”一章，讲她到乡下榨苹果汁来酿苹果酒的情形，讲她妈妈自制苹果派的细节，从而联想到果园作为各种动植物共生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然后她发现，伦敦居然也“有许多果园，有些果园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有些则是新的社区项目”；她工作的泰晤士河南边，那地方就与一种“精致、艳丽、美观”的传统苹果有关，这个品种在19世纪种满了伦敦各地；她因此也投身于帮助人们在伦敦住宅周边种植果树、将公用绿色空间变成果园。

这从此书中拈出的苹果，恰就是个很好的象征，见出从乡村到大城的生态，也见出传承发展的心态。英国人的苹果之心、花木之情、田园之梦、自然之意，就是如此世代流传，是在时代变迁、环境变化中仍保持鲜活的历史传统，有如英伦的草地四季都始终长青。

除了上面提到的专门果园和食用用途，在英国文化标志之一的英式花园，苹果树还是重要的观赏造景植物。早在16至17世纪，培根的《说园林》谈到“种植花木实乃人类最无暇的消遣”，谈到“崇尚文明与优雅”则建造房屋“必建精美花园”，他具体介绍造园之法，指出应种植四季都能应景的花木；列出的详细花谱中，五月、六月可观赏的包括“满树繁花的苹果树”，七月有挂果的苹果树，九月则有成熟的苹果树。

当代帕特里克·泰勒的专著《英国园林》，点出了英国植物数量逾于欧洲任何国家、从英式园林风格可见出英国的保守怀旧等；重点是从历史、特色、园艺设计、植物配置方面介绍一批经典的花园，当中也屡见苹果树的身影，正是培根思路或者说英人普遍口味的贯彻。比如在英格兰，由伍尔夫发现并推荐其姐姐买下、后来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落脚点之一的查尔斯顿花园，里面就有苹果树；在苏格兰，传统老式花园凯利城堡的布局是：“纵横交错的修剪过草的大道两边是色彩绚丽的花境，后面是密密的像墙一样的苹果树，树上的苹果闪着亮光。”真美。

这种花园里的苹果树，还给最初踏足英伦的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最后，引用这方面一则难得的史料作本文结尾。

话说国人最早游历欧洲的记述，先是1866年清朝派遣斌椿等前往考察，主要目的地英国（就是这位“中土西来第一人”斌椿，在其《乘槎笔记》中首次提出“英伦三岛”的总称，他是把英格兰与苏格兰误会为两个岛，连同爱尔兰遂有此谬说，却约定俗成沿用后世）；接着第二年，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志刚率领的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其中1868年居停伦敦。这两个代表团都有一位翻译随员张德彝，先后写下《航海述奇》和《欧美环游记》两本国人出洋接触西方文明的早期记录（见钟叔河主编、整理“走向世界丛书”）。

《航海述奇》的“英国日记”第一则，中国人对英伦的第一观感，就包括伦敦的“园林茂盛”。到《欧美环游记》的“英吉利游记”，张德彝记录了一次游园所见，菊花、仙人掌等之外，“院有苹果树一株，横生，枝皆向上，长逾二丈。据云，此树已阅七十寒暑矣”。

——这应该是英伦苹果首次见于国人笔下。如此舒展而向上、庞然而古老，从一开始至今，都正是大不列颠的意象了。

顺带一说，九月起程前读的此书，张德彝记那棵苹果树的花圃在伦敦老城“南行十余里”，那么有可能，就是我随后小游伦敦的住地附近或出入曾经过其旧址呢，回想起来，仿佛也有点历史的余香。

2016年10月，

从霜降到月末。

【参考书目】

《一九〇六：英伦乡野手记》，［英］伊迪丝·霍尔登著，紫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3月一版。

《雀起乡到烛镇》，［英］弗罗拉·汤普森著，蔡安洁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一版。

《我们的村庄》，［英］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著，吴刚译。漓江出版社，2016年1月一版。

《我的花园、我的城市和我》，［英］海伦·芭布丝著，沈黛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5月一版。

《英国园林》，［英］帕特里克·泰勒著，高亦珂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