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论坛】

新思想文化的内在张力及其冲突——中国百年新思想文化运行规律初探之一

王勇

（三江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2）

内容摘要：中国百年新思想文化的历史，就像是一场在各种冲突和纠葛的泥淖之中跋涉前行的漫长旅程。它不仅面临着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化与旧文化（“新旧矛盾”）的激烈冲突，同时也身陷于新思想文化之间（“新新矛盾”）的各种复杂矛盾漩涡之中。作为主要矛盾的异质性的新、旧思想文化冲突，在相当程度上遮蔽或掩盖了新思想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歧义和冲突。这使得新思想文化的内在冲突呈现出更大的隐蔽性、复杂性和迷惑性，而这种来自内部的冲突及其爆发，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伤害也就更为危险和致命。

关键词：新思想文化；内在张力；冲突；运行规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新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就像是一趟在各种冲突和纠葛的泥淖之中跋涉前行的漫长旅程。它不仅面临着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新旧矛盾”）的激烈冲突，同时也身陷于新思想文化之间（“新新矛盾”）的各种复杂矛盾漩涡之中。应该说，在新思想文化的内部，充满了内在的张力、歧义、矛盾及冲突。

作为现代启蒙话语，中国新思想文化无疑滥觞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现代思想文化（至于中国新思想文化的内生性及其实际历史影响力诸问题，如晚明思想，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论证）。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它们甫经引进或移入，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了尖锐而激烈的碰撞和冲突。比如，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蒙昧，个人主义与家族—国家制度等完全异质性的思想，可以说势同水火、不共戴天。毋庸置疑，对于中国百年新思想文化史来说，新文化与旧文化、新思想与旧思想之间的矛盾，也即新旧矛盾，是最为基本也最为根本的矛盾。

新思想文化之间的矛盾，即新新矛盾，也随着新思想文化的不断引进以及迤逦展开，而渐趋尖锐和激烈。这些新新矛盾在“五四”时期即已存在，但多数尚处在晦暗不明的状态，并未充分显露。比如，张灏在《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一文中，提及“五四”思想中的所谓“两歧性”问题，即“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与‘新宗教’”、“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其主体即处于萌芽状态、但尚未构成严重冲突的新新矛盾。“五四”思想中的“两歧性”现象，这是敏锐的思想者们的独特发现之一。

在新思想文化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异质性的新、旧思想文化不仅处于主要矛盾的地位，而且冲突程度也极其惨烈，这都在相当程度上遮蔽或掩盖了新新矛盾，也即新思想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歧义和冲突。新旧思想文化的冲突，其矛盾性和斗争性非常明显，是非曲直也易于察觉和认识；而处于新新矛盾中的各方思想，由于均属于新思想文化的同一家族体系，不仅不易于被察觉，而且极易让人们产生类似的幻觉，即这种类似兄弟之争式的内部矛盾，是可以调和、通融、共通和共存的，似乎不必大惊小怪。特别是在新思想文化引进的初期，这一点更为明显。比如，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康有为以及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其思想体系中均夹杂着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两种完全不同的新思想，竟然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其本人，还是其时的思想者们，均未能有足够的警醒。也正因为如此，新思想文化内在的张力及矛盾性，始终未能得到思想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因此，对于新思想文化内在矛盾的各方来说，因其同属于新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所构成的冲突，不仅呈现了更大的隐蔽性、复杂性和迷惑性，而且这种来自内部的矛盾及其爆发，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伤害也就可能更为危险和致命。从20世纪初期以来，这种隐蔽的矛盾逐渐显山露水，并时显明晰和激烈。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内在的新新矛盾集中性地爆发，在思想多元化的表层意象之下，实际上加剧了思想的混乱和庞杂程度，从而掣肘了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现代化的进程。

有几个容易引起混淆的重要问题必须给予澄清，因为它们极易被误解成新思想文化的内部矛盾或冲突。一是“五四”启蒙的“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的问题。这主要源于近年来王元化等人对“五四”激进主义的批判和反思，这并非新新矛盾的体现。因为，激进或者保守，这只是态度和方法的问题。二是启蒙与救亡（革命）的问题。这与第一个问题具有某种关联性。一方面，启蒙与救亡（革命）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方法；另一方面，从内容层面来看，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两大任务，同时也是两难选择。不过，从根本上来说，启蒙与救亡本来也是相辅相成的，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启蒙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助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因此，启蒙与救亡（革命）也不构成新新矛盾。三、“感性的、政治行动导向型的启蒙”与“理性的、文化心态塑型的启蒙”的启蒙概念，这是董健先生所曾提出的。这两组概念指涉了“启蒙与救亡”、启蒙的“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两大课题的精神实质，但同样不属于新新矛盾。四是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在本质上，“科玄之争”属于新旧问题，属于“中体西用”之争在新时代的某种变异形式。五是新时期以来的新儒学与自由主义之争，这基本可以归入新旧矛盾。六是个性主义与整体主义的问题。秦晖提出中国的启蒙运动把个人从家庭和家族的“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之后，随即又落入了“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的一元化控制之下”，也即“整体主义”的控制，这导致了“五四”启蒙“以追求个性解放始，到极端地压抑个性终这样的一种‘启蒙悲剧’”。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是，“整体主义”之所以得以窃取个性解放的初步成果，其实正是“救亡”或“革命”任务的某种需要，是民族革命战争也即反帝目标的需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启蒙与救亡(革命）的一个子课题。第二个角度是，即使“整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被等同于“专制主义”，属于个人解放的大敌，那也只能属于新旧矛盾。无论如何，这都不能归入新新矛盾。因此，对于以上这几组复杂的新思想文化中的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包括关于新、旧思想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将在其他相关文章中进行探讨和研究，在此不再赘论。毕竟，研究新旧矛盾及其变种的特征及发展历程，不是本篇的主要任务。而对新思想与新思想之间矛盾冲突的探求和梳理，恰恰是本篇的学术使命之所在。

其实，这些新新矛盾的主体部分，在西方现代启蒙思想话语中，即早已存在。换句话说，它们是西方新思想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或是西方现代思想历史发展的结果，或是西方现代思想结构性的产物。大致归纳一下，中国新思想文化的内在张力或冲突的产生，有如下几个主要原因。一、西方哲学思想的内在结构性，也即西方思想的古老基因。例如，在希腊哲学中，突显了柏拉图的先验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同样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即大陆理性主义（唯理论）与英国经验主义（经验论），前者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主要代表，后者以培根、洛克、巴克莱和休谟为主要代表。这是中国新思想文化内在冲突所产生的基因或西方哲学依据。二、在不同阶段或历史时期，西方现代思想启蒙的内容或任务各有侧重。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更多地偏重于感性或世俗性的解放；而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则主要表现为理性的自觉。三、西方现代思想由于自我修正或修补的需要，而从自身内部滋生出貌似彼此矛盾和冲突的思想。例如，在民主问题上，有“多数人的暴政”的警醒以及“少数人的权利”的吁求；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后者正是对前者的革命性的反思和修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后者正是对前者的某些偏至现象如理性主义以及科学至上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这些西方思想基因之中所携带的矛盾因子，本来是非常正常的。它们显示的正是西方思想内在生成和发展机制的正常运作，这也是思想内在张力的体现，对于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纠偏和修正的作用。而且，这也正是现代自由思想的重要基石。因为，任何僵化或被定为终极真理的思想，必定会成为专制和扼杀自由思想的绞索，成为人类的最大敌人。

然而，这些在西方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渐次产生，并建立在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及重大成果基础之上的新思想文化，在几乎同时或在极短的时间里，一下子被全面引入中国之后，却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矛盾。因为，前次的思想在实践上尚未得到完全的落实和解决，而与之相矛盾的新的思想，又再次被引进。因此，新思想史上的混乱和动荡，现实中的进退无据、无所适从的窘境，也就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某种常态。当然，这种常态仅限于思想相对自由和解放的时期，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时期则除外，它们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即使与之相反的思想也是某种人为设置的“假想敌”。在中国，新思想文化的内在冲突往往极其激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正是新思想文化“外来性”的某种身份证明。如果像某些带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学者所悬想的那样，中国的新思想主要源于中国思想自身发展，即所谓的“内生性”；那么，这种“内生性”新思想文化在共时性上应该主要表现为新旧矛盾，而非新新矛盾了。

现在，我们将以几组比较显著的新思想文化内在矛盾为例，进行一定的分析和比较，以便勾画出中国新思想文化内部新新矛盾的基本格局和现状。

一、“反帝”与“反封建”两大“五四”主题的内在张力和冲突

“反帝”和“反封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或者说两大重要任务。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启蒙历程相比，“反帝”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殊任务之一。这不仅与“反封建”一起构成了“双重性压力”，而且，由于这两大任务的同时存在，形成了让人欲说还休的内在性纠结。

正如上文所说，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新思想文化的传播，是以西方为学习对象和参照系的。这些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文化，正是反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武器。然而，正是这个作为“老师”的西方，又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不断欺负自己的这个东方“学生”。“老师”打“学生”，“学生”怎么办？“学生”自然要反抗，这就衍生出“反帝”的新文化运动主题。

既要向西方学习，又要反抗西方的各种侵略，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悖论性的主题。这个悖论，在19世纪的中后期即摆到了那些最早觉醒的中国人的面前。这在器物以及科技层面，似乎并不成问题。“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正是为了更好地“反抗”，似乎只要坚持“中体西用”这个大原则，似乎一切就不成问题了。后来大家又发现，曾经喧嚣一时的“中体西用”思想似乎并不管用，除了器物以及科技层面的学习，还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和制度建设。于是，就有了此后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后来，随着“变法”和“革命”的实际失败，觉得仅仅解决制度层面的问题还不够，还要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于是，就有了著名的、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早已解决的问题，却再次从水面浮起。那就是“文化侵略”和“文化安全”概念的提出，包括好莱坞大片均存在价值输出和文化侵略的问题了。90年代以来，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并得到一部分学者的信奉。这种类似于义和团从“反洋教”开始的反对西方的一切的民粹主义思想，这种从“反帝”新思想文化内部产生的思想，如果向前走过一步，跨过了必要的界线或极端化，即可能成为新旧矛盾。

与此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是，反封建，又如何继承文化传统、保护民族特色？因此，中国的新思想文化一直在爱国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徘徊和纠结。这也正是新儒学得以存身的重要基础。新儒学如果不能像西方的宗教改革那样，脱胎换骨，并和新思想文化取得方向上的一致性，而仅是概念的某种翻新和打磨，也只能成为包装之后的传统思想或旧思想；更有甚者，是以此为掩护，成为反对新思想文化传播的阻碍力量。如此，它们之间的矛盾转变成新旧矛盾，这是根本性质上的改变。

这是“反帝”与“反封建”两大“五四”主题内在性纠结的最大危险所在。而这种新思想内部的矛盾和纠结，最终转化成新旧矛盾的可能，始终如我们头顶上的悬剑。至于借反文化侵略和复兴儒家文化的名号，以达到反对和阻碍新思想文化的别有用心者，则无疑是新思想文化的对立面和险恶敌人。

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内在张力和冲突

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架构和制度安排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尖锐对立的社会形式；而在思想文化史上，它们则表现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间的张力，其均属于新思想文化，且具有某种互补性。这是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新思想文化内部最大矛盾冲突的经典范例。即使时至今日，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制等方面的诸多原因，这仍然是一个欲说还休、令人困惑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内生性产物，是一种革命式的修补或者修补式的革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贫富悬殊扩大，阶级矛盾激化，特别是由于前期资本主义的残酷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使得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激情和理想，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学说。社会主义思想在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等思想范畴内，均催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革命性的补充或修补，与后者不仅并无根本上的矛盾（这不同于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而且包含了自由主义的基本要义，比如民主、自由、平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等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这一点，马克思有着非常清楚的论述。那些去除了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专制和独裁的代名词。这一点，苏联、东欧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挫折或失败，均是极好的例证。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早期的启蒙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身上，有着较为复杂的表现。在“五四”之前，中国民主主义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亦有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他把旧三民主义，提升为新三民主义，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这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清除以地方军阀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势力，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而在“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均由最初的自由主义者，在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后，迅速向左转。“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主将们，均经历了这个思想站队或思想选择的过程，如陈独秀、李大钊的“向左转”，鲁迅偏左，周作人偏右。但需要说明的是，陈的“向左转”，情况更为复杂，并有反复。比如，他提出“二次革命论”，即对社会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度思考。因此，陈独秀，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后向社会主义发生转向；然后，又试图调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所谓的“右倾”。而鲁迅在向左转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自我的一些思考，比如，他参加了左联，却对左联某些领导人的“左倾”做法，保持着批判和警醒；同时，他同情和支持革命，却又始终没有加入党的组织。在“五四”新文化主将中，只有胡适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并对社会主义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认识。这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被引入的初期，其所处的某种复杂和纠合状态在人们的思想中引起了最初的混乱和纠结。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除了领导者个性、思想立场以及现实矛盾的诸多因素之外，似乎也暗示着两种思想的内在矛盾性，在现实上的裂纹不断扩大，以至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而毛泽东则是其中最为复杂和关键的一个人物。在“五四”时期，他作为一个具有激进思想的青年，在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孕育了社会主义思想，并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者。除陈独秀之外，他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内部第二个试图调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分歧及矛盾的人。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战时期，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这是其根据中国的客观形势，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进行调和，所做的最大理论创造。后来，为了政治实践的需要，又写出了《论联合政府》等重要文章。然而，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却不能接受这些具有民主和妥协倾向的政治建议，而是视社会主义思想为异端或洪水猛兽。这导致了国共决战，蒋介石败走台湾。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久，毛泽东改变了最初的新民主主义主张，迅速地向“左”急转。1949年后，毛泽东迅速抛弃了最初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主张，先是全面倒向苏联，其后，又推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理论。这些历史的诡异之处，值得我们进行理性的分析和研究。

而此后的改革开放，即在现实层面，对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之间所做的某些调整和妥协，但在政治上保持不争论。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价值之所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现实政治层面上不争论、暂时性的回避以及策略性的选择，不等于在思想和学术上不思考。而究其实，在思想界，这种争论一直存在并保持，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如自由主义与新、老左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和冲突，即一明证。

而究其实，这是一个无须争论且昭然若揭的理论问题。从思想演进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思想里面应该天然包含了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否则，抛弃了这些核心思想的社会主义，其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何异？这种矛盾本来应该不成其为矛盾。正因为历史的错位以及人为选择及扭曲，而成了中国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灾难性事件，并使苏联、东欧以及中国最初的社会主义实践，走上了歧路。

事实上，西方社会特别是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化等，正是社会主义精神对自由主义的某种补充和修正。现在的问题恰恰是，过分福利导致了民众的懒惰和社会的不发展，这也正是出身于工党的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坚硬的同情”一说的来源。

如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中，加入了“民主”、“自由”、“平等”等语汇。具体表述如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这是百年社会主义实践之后的理性回归，也是进一步的总结和提升。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冲突，从融合到互补，正是其作为新思想文化的共同产物，具有方向上的内在同一性和思想内容上的互补性的有力证明。

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和冲突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时代的思想或精神产物，具有复杂的背景和内在结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它们是西方思想由于自我修补或互补的需要，而从自身内部滋生出的一种思想，比如，它们针对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发展所导致的“科学至上主义”、“理性中心主义”，提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从表面来看，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反对者和反叛者；而在本质上，这正是对传统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是修补和重建。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和开放取得了一定阶段性成果。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后现代主义被中国学者们引入中国。这在尚未完成经济、政治和人的现代化的情况下，足以搞乱人们的思想，十分令人担忧。对于现代化建设尚未完成的中国而言，后现代起着反现代的作用。也就是说，在现代性得到充分发展并逐渐显露疲态的西方国家，后现代主义也许是治病救人的一剂良药；而对于现代性建设仅刚刚起步，远未实现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的中国，这就成了一味致人伤残的毒药。这正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这些看似超前、其实极“左”的思潮，起到的恰恰是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负面效果一样。

我们并不否认，在某些沿海发达城市或地区，确实出现了某些后工业社会的迹象，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可能也有所萌芽和表现。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伪命题，更是对现实的严重误判。一个食物上和精神上的饿汉的无节制饕餮，与西方社会所谓的流行性物欲症、消费主义、娱乐至死，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也不免有极少数的过剩者，他们不仅比西方社会的中产人士还要富有，甚至只有少数超级富豪才能与他们相媲美。然而，他们的这些非正义财富，也正需要以同样非正义的方式，把它们花出去。这一点，即使西方的超级富豪们也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但是，整体的社会财富、物质和精神文化上的进步程度，远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高度，更未达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所忧虑的程度。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以上两大思想体系的矛盾，一个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发生在20世纪中叶。其实，在本质上，它们均是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自我修正和修补机制发生作用的产物。

四、感性启蒙与理性启蒙之间的内在张力和冲突

感性主义与理性主义，或者说感性启蒙与理性启蒙之间的内在张力和冲突，其本质上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的矛盾。这是西方现代性在两大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属于“历时性”问题，但在中国，成了一个“共时性”事件。

在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以感性的、肉身的或世俗化的启蒙为主体；而在启蒙运动时期，则以理性的启蒙为主体。当然，这也不是铁板一块，文艺复兴时亦有理性主义的表现；启蒙运动时期，也既有伏尔泰等人的理性主义传统，又有卢梭的更接近于感性主义、浪漫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独特追求。从西方哲学的学理渊源上来说，这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也许不无关系。

而在中国，感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问题最初处于潜隐状态，其矛盾冲突状态没有暴露出来。它们在“五四”时期即以共生的状态存在，张灏所说“五四”“两歧论”中“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启蒙学者张光芒在《启蒙论》中所说的“五四”启蒙中的“情理激荡”和“情理两极崇拜”，即对此种内在张力和冲突的描述。

然而，这种所谓的“情理激荡”，到了20世纪80年代，即成为矛盾冲突的漩涡。80年代中期的“刘李之争”，即刘晓波与李泽厚关于“感性主义”与“理性主义”、“个人性”与“社会性”的论争，正是“五四”“两歧性”裂缝进一步扩大、成为不可通约的沟壑的表现。其实，李泽厚仅是一个“感性与理性”融合论者，并非一个极端的理性主义者。他仅是被选择为一个论争或挑战的目标人物而已。

其后的90年代，又爆发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虽然这场论争显得七嘴八舌、众声喧哗，甚至自言自语，但核心问题还是“感性启蒙”和“理性启蒙”的问题。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这场名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其实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后现代主义的深度纠缠，演出了一场“关公战秦琼”式的中国思想讨论或争鸣大戏。这充分暴露了中国思想界在启蒙以及现代性思想研究和探讨方面的薄弱。其最大的诡异之处在于，中国后现代主义的“黑马”跃马横枪，杀入了论争的垓心，从而引起了一场论争性质和目的的大混乱。“张颐武等人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为人的欲望化以及世俗化做了一场前现代的辩护，显得既滑稽，又庄严。这是启蒙‘内部冲突’的某种体现，张颐武等人所指称的‘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蒙上了后现代主义面纱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主义。”究其实，感性主义的启蒙目标，亦是启蒙和新思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经历了三百年的文艺复兴，完成了感性启蒙或者说世俗化启蒙的任务；而这正是中国启蒙的软肋之所在。如果没有深刻且深入的感性启蒙，理性启蒙也只能是沙地建塔，这已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进程所证明。

正如学术界所公认的那样，中国的新思想文化，主体上是从西方舶来或者说被引进的。但是思想文化的引进，与坚船利炮等器物以及科学技术的引进大为不同。思想文化引进有其特殊性，由于众多思想的彼此冲突和干扰，在众声喧哗之中，反而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和迷茫，这就是思想文化引进时所产生的所谓“后发劣势”。这对中国经济、政治以及人的现代化的进程，提出了一个复杂而严酷的课题，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慎思明辨，在实践上做出正确而理性的选择。

除了在现实中真抓实干之外，在思想上需有正常而明晰的认识，这是实践的第一步。没有理性而清晰的思考，就草率上马，苦干蛮干，只能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遭到无妄之灾，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幸我们在思想文化的引进上，也不是完全处于“后发劣势”之中，毕竟，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从这一点说，我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的。但是，故意地搅浑水、固执与保守，这些非理性的、保守的和反动的行为，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新思想文化在中国传播一百多年之后，确实是到了做一点总结和反思工作的时候。这也正是这个课题的最大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1. 作者简介：王勇，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本文系澳门大学百年新思想文化史课题成果。
2.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开放杂志》1999年3、4月号，总第127期。
3. 王元化：《王元化对“五四”的思考》，《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4.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5. 秦晖：《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
6.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39页。
7.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3年12月23日。
8. 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9. 海马：《激流与残冰——启蒙视域中的1990年代中国大陆戏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