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十一卷·2） - 本土语境中“后革命氛围”的思想辨析

本土语境中“后革命氛围”的思想辨析

冯雷

（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144）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重心的调整和时代语境的转变，“革命”这一重要而鲜活的话题正在变得暧昧而尴尬，“后革命氛围”在当代中国也正在悄然弥散。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路径、格局，中国语境中，“后革命”不得不面对启蒙/革命（救亡）、启蒙/新启蒙、革命/改良（改革）、革命/后革命、现代性/后现代之间种种说不清、理还乱的缠绕与复杂。而这种缠绕与复杂正表明了“后革命氛围”在中国语境下呈现出来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显示了西方“后革命”思想在中国的“在地化”变形。

关键词：后革命；现代性；革命；启蒙

革命，包含了中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和个人体验，无论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还是文学研究而言，革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也十分鲜活的话题。但是，随着社会重心的调整和时代氛围的转变，“革命”成了一个暧昧而尴尬的话题。正像有人揶揄的那样：过去是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现在却是全世界的资产者联合起来了；过去是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现在却是英特奈特（Internet）实现了。

假如说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是现代性追求的话，那么革命其实也是一种追求现代性的方式。然而在全球化、一体化的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产业工人阶级的迅速萎缩，革命似乎成了一个历史的玩笑。当现代化轨道之内的发展民族经济成为新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时，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理想和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政治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明日黄花。分歧和对抗当然照旧存在，“现代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概念框架，这个框架中融汇了美国人对美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对美国改变世界的特定部分——即那些在文化上都被认为有缺陷的地区——的能力的一组共同的假设”。对于西方世界以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性表现出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特性强大的挤压感和腐蚀性，他们在认同、憧憬和践行着现代性的同时，也面临和规避着西方化的诱惑与陷阱。因此，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独特语境不仅塑造了百年来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谋求繁荣强盛的民族心理机制，更催生了当代拆解西方强势后殖民话语、离析西方现代性迷梦、构建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诉求。90年代初，张法、张颐武、王一川等学者祭起“中华性”的大旗，煌煌然宣告“现代性”在中国的命运已经终结，引起了长久的争议和思考。这其中的曲曲直直暂且按下不表，我所感兴趣的是，以本土“中华性”来对抗西方的“现代性”，这种文化范畴的紧张心态和对抗机制是否正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后革命氛围”在中国的遍地风流？当“告别革命”逐渐在知识界达成共识，因而同西方一道转向文化批判的时候，知识界却以一种革命的思维方式来反革命——急迫的超越心态以及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这是否正说明中国语境下“后革命”所包含的启蒙/革命（救亡）、启蒙/新启蒙、革命/改良（改革）、革命/后革命、现代性/后现代之间的种种说不清、理还乱的缠绕与复杂？而这种缠绕与复杂是不是也表明了“后革命”在中国语境下呈现出来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一、现代性视阈下的革命与启蒙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为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作序时写道，现代性之展开“在西方需时200年的这三个阶段，在日本却被压缩为一个世纪”。他指出柄谷行人的著作，“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日本现代化的实验室。在此我们可以用新颖的慢镜头方式，看清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特点（这一新颖的方式大概可以与一种更为古老的传统历史学或社会学相比，例如电影之于小说，或者动画片之于纪录片）”。这一看法因为道出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方国家现代性的特点而备受关注。由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国实现现代性的方式无法如英、法等西欧国家那样从容，像扇面一样次第展开、层次分明，而是如詹姆逊所概括的那样是“重叠”的，是“百舸争流千帆竞”式的。所以，现代性的诸多主题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一起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混响。而由于谭嗣同醒目的鲜血，由于袁世凯身上那件蹩脚而短命的龙袍，由于许许多多不可重复、不可假设的历史偶然性，这组混响统一被套上了“革命”的外壳，由此说“革命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后发展国家发展现代化的重要方式”。

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相对的时间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循环式时间观念不同，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是线性发展的，并且带有一个锐利的箭头，认为最近的过去是黑暗而愚昧的，光明美好的未来必然到来，这种等级差异也恰恰证明了今天的正确与合理。革命的词义流变与时间观念密切相关。Revolution的本意是“周期”，“周期”对应的中文意思是“天体（或其他物体）再度回到某一相对位置或恢复同一状态所需的时间”（《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这种古老的释义实际上正提示了革命“不只是简单地表示不满或造反，因为除了否定或拒绝之类的本质要素，它还隐含着对时间的一种特定意识以及与时间的结盟”。革命同样是以时间的三分法作为自身的逻辑的，它以一种历史的目的论观念批判落后、专制的过去，许诺文明、进步的未来，强调唯有通过积极的实践，才能引导个人的发展与国族的富强。这样看来，革命又何尝不是一种启蒙呢？启蒙与革命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而言，实是现代性的一对孪生子。刘鹗《老残游记》的主人公名“铁英”，号“补残”，人称“老残”，这样的命名再明显不过地表露了“抱残守缺”的哀凉心态和对“铁血英雄”的殷切盼望。小说第一回就营造了“洪波巨浪，大船危矣”的噩梦，主人公悲愤的情怀在第十二回里表现得更为直白：“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废，将来又是怎样个了局？国是如此，丈夫何以家为！想到此地，老残不觉垂泪成冰。”刘鹗在作品自序中将哭泣分为有力类和无力类，并指出所谓有力类是“不以哭泣为哭泣”，并进而写道：“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不唯刘鹗如此痛切、激愤，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叙述者取名“九死一生”，曾朴作《孽海花》则把叙述者命名为“东亚病夫”，他们都是在暗示社会的黑暗和残缺，希冀民族命运的彻底改变。1915年梁启超作《告小说家》写道，“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并指出那些“为妖言以迎合社会”的小说“直接坑陷全国青年子弟使堕无间地狱，而间接戕吾国性使万劫不复”。包括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郁达夫《沉沦》中主人公蹈海前悲愤的呐喊，不难看出，社会的启蒙与国族面貌的更新是相互缠绕在一起而非彼此对立的。或者如杜赞奇所言，20世纪初，启蒙现代性的方案已经成为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清末民初时期风雨飘摇的时局使得社会线性进化的观念不自觉地转换为一种“弱国子民”的心态，也铸造了现代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悲凉”的基调和“感时忧国”的情怀。并且，那些不安分的幽灵们也是以一种迫切的“启蒙自觉”在这古老的、被蚕食的大陆上游荡。后期创造社及“革命文学”的干将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看作“一种伟大的启蒙”，正是这种“启蒙”，使得相当一批激进知识分子逐渐敲定将革命作为改造社会的先行方案，并且照猫画虎般地，以俄苏为现实榜样，以列宁主义为行动策略，以暴力革命为具体手段，将建立强大、独立的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梦想付诸实践。刘再复在谈及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历的三次重大思想意识觉醒时，首先提到的便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由此也不妨说，以“救亡”为重要内涵的、中国革命的现代意义是因为启蒙现代性才取得的，“救亡”与“启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而这恰是由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现代性的特殊性决定的。的确，革命不是原罪，正是因为中国现代性工程内部重叠与混杂的特性，“革命”、“救亡”、“启蒙”才彼此产生如此深入的话语纠葛。那么由此不禁引人试想，如果80年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已经转型为现代性研究的话，“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还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吗？

当然，不可否认“启蒙”的主题在历史进程中遭到了遮蔽，但这并非导因于革命，因为从“革命”话语中可以离析出许多质素，一概而论自难免以偏概全。当年，李泽厚抛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后，王元化曾有一个修正和补充。他指出，“五四”启蒙中断的原因，“在于当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幼稚和理论上的不成熟，他们错误地把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个性解放、人的觉醒、自我意识、人性、人道主义都斥为和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王氏这篇文章的立场是为“五四”招魂，尽管90年代之后，王元化先生调整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在这里，我认为他实际已经触及了中国“后革命”的起点。笼统地将“救亡”、“革命”、“战争”混为一谈，把“启蒙”与“革命”对立起来，认为“革命”压倒了“启蒙”是并不公允的，压倒“启蒙”的不是“革命”，而是中国革命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左”的偏狭与僵化，以阶级话语替代国家意识，以军事经验组织社会秩序，以意识形态威权压制思想自由。“左”的思想严重扭曲了革命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它在不断“提纯”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埋下了革命在当代被混杂在暴力和虚妄之中而妖魔化的祸根。

二、革命的终结与现代性的悖论

起伏跌宕的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是在革命的外壳下多种现代性话语的混响，但是中国革命远未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终结。假如仅仅从暴力、政权这样的外在形态来观察和定义革命，显然是愚笨而粗浅的。革命是现代性战略中的一个环节，前期革命思想的传播，后期革命成果的巩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所以革命造成的影响，不仅体现为政权更迭以及社会形态、结构变化等显在的方面，更为深刻的是，革命往往以其二元对立的战时思维方式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观念和信仰，从而形成复杂的“革命心理学”——“真正的革命，也就是那些改变民族命运的革命，总是进行得如此之缓慢，以至于历史学家们甚至很难指出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此，‘进化’这一说法比‘革命’更为贴切”。也就是说，革命不仅体现为炮火连天的军事斗争，而且也体现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毁灭、牵引和塑造。那么，中国革命的终结时间也就显得大可商榷。

1949年，中国大陆大规模的军事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正式成立。可是“文革”期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在宣告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正在进行。1971年“九·一三”事件终于促使毛泽东“‘文革’政治理想开始瓦解”，但直到1978年，高层政治才明确表态“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因而中国革命的终结要延宕至1978年。不过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刺目地说明政治管控依然极其敏感，这似乎正支持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观点，在他看来，1800年到1985年的中国历史是一段在西方先进科技影响下、向往“现代化”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费正清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典型地反映了西方知识界“二元论”的革命观念，即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中所认为的那样：整个世界被法国政治革命和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共同改变着，这场“二元革命”造就了我们所知的现代社会。所以，这也印证了关于“革命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的说法。只是在霍布斯鲍姆的“二元论”中实际上隐现着西方式的霸权观念，即所谓“革命”就是西方式的，革命的结果便是由少数欧洲列强建立的统辖全球的秩序。但是1848年之后共产主义的“幽灵”不仅搅扰了欧洲大陆的皇帝、贵族，也使得霍布斯鲍姆陷入困惑：世界革命出现了另一种走向，“二元论”的进程面临挫折。而充满吊诡的是，50年代以来西方知识界“意识形态的终结”和阿里夫·德里克所批评的“后革命氛围”是不是实际上正解答了霍布斯鲍姆的困惑，把“革命”的版权重又划入西方观念之中呢？那么，中国革命又是如何回应世界革命的？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摇撼了整个世界。1989年，“两个世界变成一个世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1989年，比暴力革命时代的终结更为深远的，是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中国由此真正进入“后革命”时代。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无疑大大强化了赤色“革命”时代的终结感。中国语境下，革命话语的让渡如此一波三折，“后革命”的到来和诉求又怎能不分外“暧昧”？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着眼于未来发展，总结经验教训、肃清极“左”遗毒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也成为自80年代起相当一段时间内文艺创作、思想讨论宏阔的社会大背景。但是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政治实践，知识分子对政治、历史的反思不可能也不被允许像西方知识界那样，从根本上质疑“革命”学说，而只能限定在省思“文革”的历史成因、批判极“左”思潮的由来、扬弃革命传统的范围之内。由此，知识分子普遍把历史悲剧的始作俑者归为长久以来被阶级符咒所压制、泯灭掉的个体意识，把“文革”视为个体意识的谷底。这样，对历史深层原因的探究便从政治层面深入文化层面，着力化解“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正因其“愚昧”，所以才有必要继“五四”第一次启蒙之后自觉地发起“新启蒙”。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启蒙是通过将“天朝上国”的迷梦作为他者而指认自己的话，那么“新启蒙”则把“革命”树立为他者，视“革命”为启蒙的绊脚石。这便产生了一个让人十分挠头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启蒙”和“革命”都是现代性追求的话，那么，“启蒙”话语对“革命”话语的控诉岂不成了现代性自家兄弟的吵嘴？“反现代的现代性”究竟是对现代性中国化的深刻思考还是对现代性作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黯然溃败而做的无力辩词？这恐怕不只是现代性在中国遇到的困境：

到了20世纪，这种乐观主义已踪影全无。而问题依旧存在，思想家们的分野依然是：究竟他们是应该继续坚持启蒙的目的——无论这些目的是多么支离破碎，还是应该承认现代派工程的失败，或者是想看到那些没有渗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理性管理的认知潜力得到抑制，这样依赖于暗淡无光的传统的生活实践就能够仍旧不受其干扰。

革命的终结连带引发了对现代性“工程资质”的质疑，这恐怕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而同样波谲云诡的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后现代主义”伴随着“后革命”的啼声在中国粉墨登场。“后革命”一方面被委以抛却历史沉疴的重任，另一方面又被寄予开辟未来的厚望，那么“后革命”究竟是现代性庞大家族的宅门逆子呢，还是后现代主义全球追杀现代性而派来的掘墓人？

三、市场化转折与“后革命氛围”

思考的自由和深邃使得80年代的文坛如此热闹，常常令我辈学人感叹生不逢时。现代派的重新探索、重写文学史的抱负、自由主义的复活、反思“五四”的狂澜，所有这些无不指向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秩序，从批评革命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开始，又一步步顺藤摸瓜地逼近革命文学的政治理念。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后，市场经济的改革则似乎彻底将80年代知识分子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人文精神”彻底淹没在“我爱美元”的汪洋大海之中，以至于有人感慨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出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就像手中的望远镜被颠倒过来，以往的写作一下子变得格外遥远，几乎成为隔世之作，任何试图重新确立他们的阅读和阐释努力都有可能被引导到一个不复存在的某时某地，成为对阅读和写作的双重消除。”不过，当历史获得沉淀之后，以今天的眼光看，“断裂”真的存在吗？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十七年”文学何来“文革”文学，当这样的反思成为学界的共识之后，我们是否也可以追问：没有80年代对极“左”思想的挞伐，又何来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今天对革命话语的疏远和鄙夷？“尽管说，在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狂飙突进与90年代的市场经济和建设热潮之间，隔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政治风波，使短视的人们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它们是有着内在的血脉关联的。”“血脉关联”者何？如果从“后革命”的角度看，是不是又会有一种暗度陈仓的感觉？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电影《天下无贼》（2005）里黎叔戏仿革命话语无奈地调侃着自己的偷盗队伍，而这种借用、戏仿难道不正是对时代的调侃或写照吗？激进主义的理想和整齐划一的启蒙冲动在经济效益的逼迫下悄然涣散了，但另一方面，市场化又赋予了“后革命”许多新的内容：

首先，从80年代开始，西方种种学说、观念随着资本和技术一股脑儿地涌进了中国，它们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背景，但社会主义的文化遗产在全球化的时代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的表象体系和话语模式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依然高高在上。只是随着市场经济从最初的挤眉弄眼到如今的财大气粗，革命话语遭逢了“必定人人嘴上有、难料个个心中无”的尴尬。革命的能指体系受到大众文化的挤兑，则难免被娱乐化、戏谑化，甚至矮化了：刘胡兰就义是因为反应慢了点，董存瑞牺牲是因为炸药包出了点意外，杨子荣流里流气一身痞性，更别提王朔那一套一套的拿革命“开涮”了。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补充：“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当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逐渐取代革命的丰功伟绩而成为政权合法性更有力的佐证时，想要让大众文化板起面孔凭什么就不能要求“给个理由先？”

当然敲响“革命”丧钟的并不都像王朔那么市侩、那么犬儒，或者说《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这样的转向并不足以从知识制度的层面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和指示作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秉承这样的逻辑，以新儒家面貌出现的林毓生、余英时、李泽厚等与张颐武、王一川、张法等“后学”家似乎一同跳进了保守主义的战壕，协同展开对现代性的文化围剿。继林毓生、余英时提出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李泽厚、刘再复也以对话录的形式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使康梁的改良思想获得了历史的隔代回应，也使得曾一度被法国学生抛却的萨特不再寂寞：“国家的瘫痪、精英集团的衰退以及制度的过时，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而诉诸一小部分人的暴力，有时亦是恰当的。有理智的人，尤其是左派人士，当他们面临着治疗还是动手术、改良还是革命的抉择时，注定会选择前者。在他们看来，革命的暴力有时可能是与其理想相符合的伴随物或必要的条件，但他们不可能把革命暴力本身视为善行。”但让我稍感蹊跷的是，李泽厚明确提出要批判革命式的思维，但“告别革命”以一百八十度的掉头从革命折身于改良、渐进，这种转向本身是不是就有些“革命”气派呢？莫非这是实用理性精神的又一次显灵？在李泽厚埋首于注解《论语》的同时，张法、张颐武、王一川联名拥戴的“中华性”踏着“现代性”的墓碑横空出世。他们认为国际范围内世界文化的交融与国内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丰富性，从根本上打破了对西方现代性强势话语的迷信，取而代之的应是更加平等、多元、开放的“中华性”。真可谓“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当然，批判激进主义的新儒家与解构现代性的“后学”家们可分享的保守内涵其实并不多，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和“后现代”越来越离经叛道，他们之间的联盟也越发松散了。

还有90年代以来颇引人瞩目的汪晖、崔之元、韩毓海、张广天等这样的“新左派”。汪晖在其著名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长文中指出，启蒙主义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时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应当从马克思主义这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中去提取理论创新的可能性。“新左派”一面把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种种不公和失序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一面主动体会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双重历史语境——即寻求现代化与对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历史后果的反思——从而对失范的历史报以同情，重新发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左翼文学的被湮没的价值。“新左派”的兴起呼应了绞杀西方现代性的冲动，也得到了一大批没了“身份”、失去“属性”的弱势群体的支持，但又与“告别革命”的改良主义潮流产生了抵触。如果说汪晖等把“文革”所展现出来的革命的负面效应潇洒地划为“传统社会主义”，将其与封建专制直接对等起来，从而对革命“不告而别”的话，那么“新左派”与改良思想的不期而遇是不是又说明了“革命”在中国实际上是“告而不别”呢？

大众消费、新儒家、后现代、新左派，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化力量使得社会转型时期“后革命”的混响显得愈发繁复、交错了，也使“后革命”同现代性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越发暧昧。而这实际上也彰显了中国语境对西方“后革命”思想的改造。任何理论与其所针对的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特定的，问题的背景有所转换，理论与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必然有所调整，或者加强，或者削弱。现代性在东西方的具体展开形式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在地化”（localization）是如此，“后革命氛围”的弥散也情同此理。所以，中国化的“后革命”视域理所当然地应当包括对革命与“文革”的观察，也同样不应当使过于含混、暧昧的当代改革成为思考的盲点，今时今日与革命的联系何止千丝万缕？

真实与想象，革命与文学，东方与西方，历史与未来，彼此之间的关系不禁让我想起了王蒙的一句话：

我们互为历史，互为博物馆的展览，互为寻找和追怀、欣赏和叹息的缘起。

我们互为长篇小说。

作者简介：冯雷，文学博士，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教师。本文系2014年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面上项目“北京地标：文人故迹与文学意象中的城市文明”（SM20140009001）、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的阶段成果。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参见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性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关于西方思想界围绕“后革命”讨论参见拙文《西方“后革命”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源流》，《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叠的现代性镜像》，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32页。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叠的现代性镜像》，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32—233页。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11—417页。另外，《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revolution”一条解释为：1．an attempt, by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to change the government of a country.2．a great change in conditions, ways of working, beliefs, etc．that affects large number of people.3．a complete circular movement around a point, especially of one planet around another.4．a circular movement made by sth fixed to a central point, for example in a car engine.仍然保留了“周期”的含义。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7页。
刘鹗：《老残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0页。
刘鹗：《老残游记·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页。
梁启超：《告小说家》，《饮冰室合集》（第四册），《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67页。
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成仿吾：《文化批判·祝词》，《文化批判》1928年创刊号。
参见刘再复：《百年来三大意识的觉醒及今天的课题》，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268页。
参见王元化：《为“五四”精神一辩》，《“五四”：多元的反思》，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89年，第3—4页。
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参见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祝东力：《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转折》，《批判与再造》（台湾）2005年第16期，第17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75页。这本来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做出的判断，但是随着后来的反右扩大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却否定了这一正确判断。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对这一判断重新予以确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
任剑涛：《后革命与公共文化的兴起——〈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前言》，《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
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页。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王蒙：《失态的季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