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

饮食也是一种教养。可我缺乏这种教养。

对于了解我早年家境的人，这毫不足奇。十岁前，我面临的主要是把我那小肚皮填饱的问题。那时靠典当和妈妈做佣工为生。一到年下，堂兄就在北新桥摆地摊卖对联，有时还当场挥毫。这样，年三十家里才勉强包上饺子。另外，每逢戚友有红白事，妈妈总把我这小馋鬼带上，借此开开斋。当时我那副狼狈相是不难想象的。

我有过一些喜欢吃并懂得吃的朋友，如已故的荒芜。20世纪50年代我们同住在羊市大街时，一天他老远把我拽到鼓楼附近一家小饭馆，请我吃了一顿炸肥肠——真是肥得满嘴流油。他边自己品味边殷切地问我：“咋样？”我的回答倒也还老实。我说：“好吃是好吃。可要我为它跑半个北京城，我划不来。”

朋友中，巴金是“爱吃”的。但他总把吃同友情联系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他每来京，必把他的多年老友——尤其像我那样当时正坐冷板凳的，约在一起，欢聚一下。他对北京的馆子比我熟。有时是沙滩，有时是新开路的康乐。反正总是川菜馆。那时他的饭量也真是惊人！时常我们已善罢甘休之后，他还要独自打扫一番战场，把盘盘都扫荡得一干二净。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我们同游北海。我凭着小他六岁这个优势，向他挑战。我们各租了一条小船，从漪澜堂出发，以五龙亭为终点。我满以为会先他到达，就使出吃奶的力气。结果却同时靠的岸，划个平手。

至于文章，他那洋洋二三十卷，我就更望尘莫及了。因而我得出一个老生常谈的结论：能吃才能干！

1945年3月，我从英国横渡大西洋去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时，战争还未结束。本来只不过几天的航程，为了一路同依然猖獗的纳粹潜艇玩捉迷藏，我们竟走了十几天。从利物浦上船后，天天上午在船上做遇难弃船演习。生活在死亡线的边缘上，食欲实在旺盛不起来，况且英国食物短缺，严格配给，就连船上也吃不到什么美味。

轮船一驶进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港，就安全了，胃口也来啦。上岸后，同船的人都分别进了当地餐馆，并且异口同声地喊着：“要牛排！”印象中，我面前那块简直厚得像是块淌油的“砖”，足有两斤重，而一瞬间就被我消灭到肚里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样的饕餮既品不出美味，对肠胃也太不仁慈，甚不可取！

英国的绅士、淑女是向来不肯露天而食的，在巴黎，就没这么讲究。蔚蓝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咖啡馆门前，衣着华丽的男男女女，围桌而坐。一群群鸽子在他们脚下啄食，确实是别有天地。

由于四堂兄娶了位美国嫂子安娜，我从九岁就习惯吃洋餐了。她还教了我一些洋规矩，例如刀叉不能碰出声音，咀嚼也得文文雅雅地。

可是当一位姓孟罗的英国人请四堂兄和我在东单吃大餐时，我怎样也切不动那块烤肉，到头来它竟飞出盘子，蹦到地上了。

有时，吃食会引起乡思。

20世纪30年代初到上海，朋友看出我想北京，就特意把我带到二马路横街一个弄堂去。老远我就闻到熟稔而且久违了的芝麻酱味儿了。原来那是北京人开的烧饼铺。对我，当时可比什么山珍海味都要香。它立刻把我带回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冬天上学的路上，我口袋里总装着个刚出炉的烧饼或烤白薯。那就相当于贵妇人的暖手炉。快到校门口我才“开吃”。咽下肚里的不仅是烧饼，还有一路上我的体温。

当记者得学会不挑嘴。在全国范围内跑新闻，什么“菜系”都会碰上。好在中国酒席总先上几个冷荤，而且它们总守着阵脚，一般不撤。这样，遇到正菜不好下箸——例如西南的辣子，就可在冷盘上周旋。

见报日期：1998.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