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田、砍柴的日子

一切农业活动都离不开土地。《永康县志》中把田土分成“田、地、山、塘四等”，又说“农务耕耘，习为勤苦。近山兼樵采，濒溪则渔钓”。

永康地区山多地少且缺水，土地也不算肥沃。地处丘陵地带的岩下老街，农耕状况更加不尽如人意，这就让耕种成为一种异常辛苦的劳作。正如清康熙《永康县志》里所描述的，“记称‘三时之劳，一时之乐’。若吾县之农，盖四时俱劳，不惶逸乐者也。缘地狭不能多得田，且壤瘠不能多得，稍惰则无以糊口矣”。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永康人对土地则更加珍视。他们一方面努力开垦新的良田；另一方面尽量控制因人口增加而新建房屋对耕地所造成的蚕食。永康人口从明初的63967人，增长到明末83022人。相比之下，田地的总数在这三百年中，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永康有田4365顷，地616顷；到清康熙六年（1667年），有田4370顷，地634顷。

依旧的农家小院

老街上的程氏后人，一直把土地作为他们的立足之本。三世祖程权（1333—1385年）初来岩下村，就在上坑口内建造了以“得耕”为名的住宅，并欣然于“终身得耕陇亩”的生活。从此，“得耕”这两个字，就成为岩下程氏立家的根本。近二百年后，七世祖程（1474—1548年）在老屋西侧建造了一座更大、更华丽的住宅，起名为“得耕居”。程在独松村的侄子，礼部侍郎程文德（1497—1559年）还对“得耕”这两个字作了“耕者生民之本，衣食之原也。得耕则以勤而兴，不得耕则逸而亡”的评论，以此来勉励程氏的后人。又过了二百多年，即十八世纪中后期，岩下程氏建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世远公祠。这座祠堂是以六世祖程坦为名，为全村程氏共有，也是村里众多祠堂中地位最高的祠堂。世远公祠的正堂，仍旧因袭“得耕”这两个字，取名为“得耕堂”。正堂前金柱上还刻有一副对联，“六世衍宗祧有典有则，千秋隆孝享是训是行”。这里的“典”、“则”、“训”、“行”中一定包括“得耕则以勤而兴”的家训。

由于耕地数量十分有限，仅凭勤劳还是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于是这里的人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在同样大小的面积里，比别人打更多的粮食。在两宋时期，浙江地区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大面积种植水稻的基础上，还积极发展麦、粟、黍、豆等农作物，从而做到“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岩下村的程氏更是把这种“绵绵相继”的精神推广到了极致。每到正月，村里的老人就会督促子孙：“十二月讲过年，正月讲种田。”正是因为老街上的人从正月就开始忙碌起来，所以这里一年四季都有播种和收获。大体上说，这里的耕地分为水田和旱地，水田以种植水稻为主。当地人讲“清明料谷籽，立夏开秧门”，立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吃可以让人“长”力气的红枣鸡、蛋汤，标志着新一年农作的开始。水稻在立秋（8月7～9日）后收获，随后马上种玉米；到阴历八月的时候再利用玉米之间的间距夹种萝卜菜；等到霜降（10月23～24日）的时候玉米熟了，收割以后再套种大麦；冬至（12月22～23日）前后则可以收获萝卜菜；来年小满（5月20～22日）时再收获大麦，随后便马上开始新一年的水稻插秧。旱地在阴历八九月时开始种小麦，到清明（4月4～6日）时在小麦之间夹种豆子；等到小满时收获小麦，再套种番薯；阴历八九月番薯熟了，便重新播种小麦。至于蔬菜，则在离家较近的边角地上种植，主要品种有南瓜、蒲菜、白菜等。田间套种的萝卜是当地人的当家菜，它既可以拿来做干菜，又可以用来喂猪，永康人也因此被戏称为“永康萝卜”。

岩下老街虽没有“濒溪”，却“近山”，穷苦的村民也需要靠打柴卖钱来贴补家用。由于附近的山多为石头山，少林木，再加上砍柴的人太多，所以已经成了秃山，正因为如此，所谓的“狮子”、“蜥蜴”、“蜈蚣”才显得格外逼真。橙麓村的程水保老人讲，由于老街只有很短的一部分从橙麓村穿过，所以这里的村民不能像岩下村那样做旅店和蜡烛生意。村里的土地很少，虽然解放初只有500多人，但是“土改”时人均只能分到一分地，所以半个村子的人都要靠卖柴为生。附近的山没有柴可采了，就要到20里外的金竹岗去。还好这里砍柴不受“开柴期”或“封山”的限制，除了方岩山和属于胡氏的寿山之外，附近的山上都可以砍柴。卖柴可以去派溪或者胡库，派溪的集市虽然近，但是因为卖的人太多，赚不到钱，所以大家都要不辞辛苦走到十里外的胡库。

用萝卜做干菜的传统在老街上依然盛行

晾干菜

二、背井离乡的手艺人

永康由于地少人多，在勤苦耕耘并“兼樵采”的情况下，还有可能会入不敷出。于是民间便流传有“家有千秧八百，不如手艺缠身”的说法。手工业者人数的增加，使本地的市场过于饱和，导致竞争激烈。但是由于交通不够发达，不便于货物运输，所以无法形成以手工业产品为主的商业。这些手艺人只好挑着担子，背井离乡，到别处去谋生路。这种独特的经营方式使永康手艺人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于是就有“府府县县不离康，离康不是好地方”的说法，永康也因此素有“百工之乡”的美称。

永康手工业发展的历史可以从历年的县志中找到些许痕迹。据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编纂的《永康县志》户口篇里记载，当时户数总和为16706户，其中有民户16351户，各色人匠192户。也就是说，平均每87户才有一户匠人。这种比例，应该仅仅能满足当地人生活的需要。到了清康熙六年（1667年）编纂的《永康县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承平以来，生齿甚夥。而农利不加修反损焉。此又近数十年之变也。民鲜技巧，工多粗劣。持斧凿者，不及雕镂，操机杼者，不及锦绮。秉针线者，不及绣，攻泽饰者，不及文章。商贾鲜，百金之赍。其缴利他郡”。从这里可以看出，清朝创立以来，天下太平，人口增多。农业的不济，使得手工业在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得到发展。由于水平有限，所以由此并没有形成商业，反而是手工业者行走他乡赚钱谋生。二百多年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编纂的《永康县志》中再次提到，“工、土、石、竹、木、金、银、铜、铁、锡，皆有匠，然朴拙不能为精巧……多育技于他乡”。工匠、土匠、石匠、竹匠和木匠都离不开尺子，所以被合称为五尺工匠。这里的“工”指的是裁缝；“土”为泥水匠，过去泥水匠除了垒墙砌砖之外，还兼画祠堂、住宅里的壁画。金、银、铜、铁、锡匠又称为五色工匠，永康以铜、铁、锡匠最为兴盛。此外，还有以修理小五金为主的“小铁匠”和用白铁皮为原料制作日常用品的“白铁匠”。

橙麓村的程水保老人眼睛虽然已经看不见了，但他对当年砍柴度日的辛苦还是记忆犹新（右侧为清华大学李秋香老师）

在那些永康籍手艺人挑着担子远走他乡的年月里，岩下老街上的百货业和旅店业正在蓬勃发展。这里的大多数人，托胡公的福，还不至于要背井离乡。就算他们没有开店，还可以在家里做一些香烛、玩具、雨伞之类的小商品卖钱。这种好年景一直持续到解放前的几年，由于连年的战乱，来拜胡公的人越来越少了，村里才开始有一些年轻人到附近的村庄去学打铁。由于老街上的程氏一直十分重视教育，这里各个姓氏的子孙都可以到祠堂里接受免费的初级教育，所以从老街上走出去做学徒的男孩都比外村的要大上好几岁。

现住在作公祠里的程茂发（1934年生，崇字辈，程氏21代）老人，他是在虚岁16岁的时候（1949年）去仙居学徒打铁的。这里学徒的头两年一般以练习基本功、学行话、熟悉工序为主，此外还要负责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杂活。第三年称“半作”，即在师傅的指导下，开始独立完成一些工作。“出师”后，师傅通常会送徒弟一两件工具，还要传授徒弟挑选本行工具的一些方法。程茂发老人讲，他学徒三年，师傅管吃管住，每年还有700斤谷子的收入，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礼物。20岁时，他开始带着徒弟到江西上饶去打铁，当时两人每天收入3.2元，徒弟得5角。程茂发老人回忆他每年一般只在过年的时候才回家，在夏天农忙的时候也偶尔回来。年底回家要到腊月十五以后，一般待过正月十五才离开。来回一次在路上就要花费四五天的时间，从上饶到金华可以坐火车，尽管快车比慢车在时间上快一倍，价钱也只多八角，但是他还是会花3.8元坐六个小时的慢车；从金华到方岩这145里就只能靠走了，快走也要用上一天半。程茂发老人讲他这样打铁一直打了37年，到1990年才歇业在家。这里的很多人都到江西去打铁，因为江西是老区，各方面都受到照顾，而且人少田多，所以相对富裕。

集市中的各式竹编制品

新街上一家方岩百货店中销售的各式铁制器具

现在的永康人再也不用远赴他乡了，现代化的机器和运输工具替代了他们的双手和一条扁担，把“永康制作”送到了更多更远的“府府县县”。老街上现在也只剩下了一位铁匠，他叫程明星（1944年生，圣字辈，程氏22代）。老人住在松门桥以南，老街以东的第一幢房子里。他的小作坊就是院落西北角，临街的那间。每每走过老人的窗前，都可以看到他站在红彤彤的炉火前，挥舞着手中的铁锤。他嘴里常叼着半支香烟，那一缕青烟就会随着有节奏的叮当声，在炉火中冒出来的虚虚渺渺热气的衬托下，翩翩起舞。老人说，这幢房子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他的太公和祖父先后建成的。以前这里曾经卖酒、卖瓷器，供香客们歇脚。“土改”的时候，他家有800把地（70把为一亩）。这在当时的岩下村可是了不得，算是数一数二的富农。富农的身份，加上本是教书的父亲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失去了工作，让全家的生活变得更加窘迫。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离开家到新昌去学打铁，后来又先后去了江西和浙江。

旺季的时候，程茂发老人会到新街上去卖些诸如菱角之类的土特产，淡季则到儿子开的小工厂里帮帮忙。四十多年背井离乡、走街串巷的打铁生涯在他身上留下了终生的烙印，老人背部扭曲，走路也一跛一跛的

程明星老人的院落中散落有许多这样的大缸，老人说是当年酿酒用的

背井离乡的日子是辛苦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年龄小的学徒们来说。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师如父的精神，他们不但要抢着挑重担、干重活；而且要比师傅早起、晚睡；吃饭时还要看师傅脸色，吃不饱的时候是常事。程明星老人说，他的师傅待他很好，他没吃过苦。即便如此，他每天早上要5点起床，要在师傅起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他要先用泥巴修炉子；随后烧开水，用泥巴把木炭浆好，调水，做好开工的准备工作；再烧水、沏茶、给师傅准备洗脸水；然后再去挑水……每天的工作量按“件”计算，一般两人一天8件大件，或10件小件。这些器件通常多为农具，也有一些生活用具。老人特别强调，“剪子最难打，还算小件，打起来最吃亏”。

这个行业之间，还有许多规矩和讲究。老街上由于工匠不多，发展又晚，所以没能像永康其他地方一样，尊崇如鲁班、太上老君之类的行业神。胡公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地方神，会在过年的时候，接受这些即将远行的手艺人的膜拜，保佑他们来年出入平安，生意兴隆。当然，除了求胡公保佑平安之外，自己也要十分小心。例如，手艺人出门忌逢七日，回家忌逢八；初五、十四、二十三不出门，而初三、十一则是好日子；出门如果第一个碰到的是孕妇，是喜兆；如果是其他妇女则为凶，要回家一下再离开。各种手艺人之间也有辈分的高低。有人说铁匠最大，因为铁匠不但给自己做工具，还给其他各行做工具；也有人说石匠最大，因为盖房的时候，石匠先行；还有人说土匠大，因为他们在盖房时爬得最高；更有人说铁匠和石匠一样大，所以他们在接受主人宴请的时候，都坐上座。

三、“吃胡公”的行业

永康既是“非舟车之所辏，商贾之所聚”的地方，经商之人必然不多。即使有，也一定会很辛苦。正如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编写的《永康县志》里，对商人的描述是这样的：“商，大者，曰，曰典，皆非土著之民。”老街所处的位置，交通更为不变，所以长久以来人们都满足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那些经营“菽粟布缕鸡豚酒蔬之属”的“非土著之民”在这里也几乎没有。但是历年来来往往上方岩的香客，却给这里提供了另外一种商机。这就是服务于香客的食品、香烛和百货业，还有就是其独具特色的旅店业。

旅店业的发展

随着胡则一次又一次被加封，赫灵祠的名声随之越来越大，慕名而来的香客也就越来越多。胡公的影响范围从最初方圆几十里远的永康、东阳、古山等周边地区，逐渐扩展到几百里远的杭州、绍兴、宁波，甚至是更远的江西、福建等地。在没有发动机的时代，从杭州到方岩要走三四天，所以这些远道而来的香客就需要在方岩留宿。方岩山上广慈寺的僧房，就是这里最早的旅店。广慈寺在明朝香火最盛，据前任住持允明禅师讲，僧人最多时有801个。明末寺院分为八房，以轮流管理寺院香火常务工作，并且各房都有自己的僧房。如有香客需要留宿，就借助在空闲的僧房里，费用随意。清初，八房僧人只剩下了六房，于是可能就有更多空出来的僧房来满足香客住宿的需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便利的住宿条件使远道而来的香客不再有后顾之忧，从而有更多的人愿意来方岩游山、拜佛、请愿。然而，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九月初四，一场大火几乎烧毁了广慈寺的所有建筑，包括僧房。虽然寺院在一年以后得以全部重建，香客依旧照例来上香，但是僧人和僧房都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山下老街上的程岳标看准了这个商机，创立了老街上的第一家旅店——程隆兴旅店，把很多原本要住在僧房里的客人顺顺当当地请到了自己的家中。托“隆兴”这两个吉字，程隆兴日后不仅成为这里数一数二的名店，而且老街上的旅店业也从此日渐兴隆。

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寺僧相率而去，自是香客皆寄寓岩下街，不复宿僧房矣”。广慈寺的衰落，是老街上旅店业产生的催化剂，而旅店业发展的初期主要是和两个家族有关。他们就是程岳标（1821—1850年）和他的四个儿子，以及程乐涞（1823—1882年）的三个儿子。在一段时期内，他们几乎拥有老街上所有的旅店。而且都是大型，或是超大型的豪华旅店。这两个家族之间，甚至是兄弟手足之间的竞争，成为老街上旅店业蓬勃发展的推动力。这种竞争还从侧面映射并且促进了建筑业的创新和变革。

程岳标的程隆兴旅店坐落在上坑坑口的北端，老街以西，作公祠以北。目前大部分房屋几经坍塌，只能隐约看出院落的轮廓。据他的曾孙程里鹏回忆，程岳标中年早逝，留下四个儿子，昭相、昭卿、昭业和昭亨，程隆兴旅店则由其妻子朱氏继续经营。光绪初年间（1875—1882年以前），四兄弟分家。老大昭相和老三昭业合伙，店号新隆兴；老二昭卿和老四昭亨联手，继续经营程隆兴并改店名为老隆兴。这种长子的店号用“新”字，幼子继承老店原名，或用“老”字的分家模式一直是老街上传统。换句话说，长子会继承到较新的院落。新隆兴旅店位于下胡坑坑口，老街以西，紧贴着北面的经堂。这座院落的基址上，现在已经长满了杂草。它的建造年代应该是在分家之前，或者是为分家而建造的。分开经营一段时间以后，老大和老三在财务上发生了一些纠纷。为了维护兄弟之间的感情，他们决定分开经营。老三程昭业于1882年择新址另建一处院落，取店号为程仁昌。这家新的旅店位于狮子山西麓、周氏宗祠以南的老街西侧，当时是一幢三层高，每层十三间的大宅院。这座院落当时位于“城头”以北，就是村口以外，周围还是一片农田。短短五年后，程昭业不但还清了当时盖房借的钱，还在旅店后面（西边）加盖了四开间，三层高的一进小院。院落底层的房间用来酿酒和做火腿，上层为福、禄、寿、喜高档客房。每间客房里都配有新式家具，专供从上海、绍兴等地来的上等旅客居住。随着程仁昌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它拥有的店面也越来越多。1920年，程昭业买下了经堂对面的一小块田地，盖了一幢六开间，两层高的小楼。一层出租给别人经营南货店，二层做客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又在程仁昌老店北边盖了一幢三开间、四层高、雕饰精美的西洋式楼房；并在老店西南角又增加了一排附属用房。至此，程仁昌旅店以其拥有的70多间各式客房，250多个床位，而成为当时老街上最大的旅店。在旺季的时候，每张床铺平均睡两个人，再加上厅里和院里搭的地铺，据说总共可以同时接纳700多个旅客。曾经下榻这里的众多香客当中，最有名的要算是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氏。据程里鹏老人回忆，在1937年农历二月二十日下午，两辆崭新的汽车停在了程仁昌门前。毛氏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来方岩还愿。三十年代中期，程昭业的两个儿子把程仁昌一分为二，大儿子程宣祜继承了新盖的四层洋楼和有福、禄、寿、喜客房的那个小院，改名为新仁昌旅店；二儿子程宣洁掌管了老店和后面的一些附属用房，店号为程仁昌隆记，又称老仁昌旅店。

老街中段示意图，程仁昌旅店与程振兴旅店的竞争（浅灰色院落为程振兴旅店，深灰色院落为程仁昌旅店）

在程岳标和他的儿子开始经营旅店业的同时，程乐涞的三个儿子也都陆续开店。在1864年，紧随程岳标开创程隆兴旅店之后，程乐涞的三子程昭夫（1857—1939年）用父亲给的五百个铜钱做本钱，和妻子开始经营程振兴饭店。十六年后，即1880年，他用赚到的钱在“城头”外、狮子山脚下老街东侧，建造了一幢十六开间，两层高的四合院，转而经营旅店生意。在接下来的六十多年里，程振兴旅店又有四次大规模的扩建。在1909年，程昭夫在原旅店北墙外，建造了一幢同样制式的宅院。1924年，他在这两家院落以北，程仁昌旅店以南的老街西侧，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祠堂。随后，在祠堂南边建造了一座两层高六开间的西式楼屋。1942年，即程昭夫去世后的第三年，他的儿子程宣楣和程宣吉委托杭州营造厂，在原有西式楼屋的南边，又建造了一幢七开间的三层洋楼。至此，程振兴旅店成为一家拥有三座合院建筑、两幢独立式楼宇，各式客房近130间，床位350多个的超大型豪华旅店。在程昭夫的旅店生意越做越红火的时候，他的两个兄弟在二十世纪初也先后开店。他的二哥程昭丰（1855—1928年），在程振兴第二幢四合院的北边建造了一座形式相似的院落，店号为程成昌。他的六弟程昭贡，在橙麓村、松门桥以南的老街西侧经营程隆昌旅店。1943年，程宣楣去世。两年后，程宣楣的儿子程崇学和他的叔叔程宣吉分家。从此，有八十多年历史的程振兴一分为二。程崇学分到了第二幢宅院和西式洋楼，改店号为新振兴；程宣吉则利用第一幢宅院和程昭夫祠堂继续经营程振兴旅店，又称老振兴。

除了这两个家族经营的旅店之外，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老街上还有若干家零零散散的旅店。沿老街自南向北依次为：位于回龙桥以北，老街转角处的马大和旅店；位于得耕居西北角的程美义；位于蜈蚣山西麓，老街和方岩溪之间的程义丰旅店雅记和程义丰老店，位于三间头山坑口的程大昌，以及位于松门桥附近的程宝昌、程乾昌和程洪昌等。

在老街上的旅店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在方岩山上的天街旁，也有一些小型的旅店陆续开始营业。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小旅店的主人都是文楼村的程氏后人。据广慈寺前任住持僧允明讲，天街上鼎盛的时候有10家小旅店，它们是从光绪年间（1875—1908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据《永康名店》上的统计，这些旅店都只有三四间客房，即店面有一个到两个开间的宽度。和老街上的旅店相比，这些店的店号几乎都没有用“程”字，也没有用类似于“振兴”、“隆昌”之类的字眼。相反，它们的店名许多都和道教典故有关，例如三星楼、玉华楼、天门店、葫芦招牌等。

竞争中的文化

凡到过金华的人，总该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旅馆里住下后，每会有些着青布长衫，文质彬彬的乡下先生，来盘问你：“是否去方岩烧香的？这是第几次来进香了？从前住过哪一家？”你若回答他说是第一次去方岩，那他就会拿出一张名片来，请你上方岩去后，到这一家去住宿。这些都是岩下街的房头，像旅店又略异的接客者。远在数百里外，就有这些派出代理人来兜揽生意，一则也可以想见一年到头方岩香市之盛，一则也可以推想岩下街四五百家人家，竞争的激烈。

岩下街的所谓房头，经营旅店业而专靠胡公庙吃饭者，总有三五千人，大半系程、应二姓，文风极盛，财产也各可观，房子都系三层楼。大抵的情形，下层系建筑在谷里，中层沿街，上层为楼，房间一家总有三五十间，香火盛的时候，听说每家都患人满。香客之自绍兴处州杭州及近县来者，为数固已不少，最远者，且有自福建来的。

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喧嚣的《方岩纪静》，是郁达夫先生（1895—1945年）于1933年完成的。寥寥几笔，他为我们勾勒出了岩下街旅店业当时的红火场面。这里提到的“房头”，就是各大旅店派出去招揽生意，接客的人。虽然没有文章里提到的三五千人之多，但是三五百人应该是有的。程隆昌的外孙应业湘老人讲，在每年香汛之前，程振兴都会派二三百人出去到各个地方接客。县志里也提到程仁昌有接客伙计七八十人。这些房头多为当地人，人手不够的时候也从外面雇人。他们在香汛的一个多月前就要起程到上海、杭州、宁波、温州、天台、金华、东阳、义乌等地去接客。辛苦不说，他们还要会讲当地的方言。能接到很多客人的房头，在旅店中会备受尊敬。据说程振兴旅店里著名的房头是老板程昭夫六弟的儿子程水镜，他会讲很多种方言，是接客的能手，就连程昭夫也会听取他对旅店管理的一些建议。和房头对应的叫“香头”，他们专门在当地负责组织香客。“香头”一般会提前一两个月就给旅店写信，约定好住店的日期和同行的人数，通常还会特意注上“风雨无阻”四个字以表虔诚。随后，旅店派出去的房头就会带着礼品找他们联系，并发给每个香客写着旅店名字的红布条，用来系在行李上。小型的旅店不能像大旅店那样气派地派人出去接客，旅店的老板就只好亲自出马。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的老板虽然不用亲自出面接客，但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就要打电话给那些老香客问候问候，隔几年也会走动走动。

在发动机被广泛应用于长途客运之前，虔诚的香客要么靠两条腿，要么搭船到较近的永康、东阳、义乌等地再改步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永康、东阳、义乌、诸暨等地便纷纷设有轿行，专门接送来方岩的香客。以太平天国（1851—1864年）失败后的清末社会为背景的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其中就提到了在永康城内有接送香客去方岩的轿行。歌颂永康名店名景的《永城山歌》中也提到了县城内著名的王建康轿行。民国23年（1934年）1月，杭江铁路全线正式通车，并在金华、义乌和诸暨设站。同年，方岩公路竣工通车，有汽车可以一直开到橙麓村北面的程氏宗祠门口。为了提供周到的服务，更是为了确保客源，旅店不但要和这些在外地的轿行联系妥当以确保服务，同时也会派出许多伙计等候在永康和方岩的车站，迎候行李上有自家红布条的客人。等到抗日战争结束后，香客和旅店的数目都大有增加，那时候只要能扛动行李的男孩子，都会到车站来接客。

在二十世纪初，街上旅店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特别是程振兴和程仁昌这两家大店之间对客源的竞争。虽然程仁昌旅店和程振兴旅店几乎并肩坐落在老街两侧，但是由于程仁昌在北，所以在竞争中略占优势。因为所有原本打算住在程振兴旅店的客人都会从其门口经过，所以程仁昌经常会抢走程振兴的客人。所以程振兴派出去的房头，如果碰到成群结队的有钱人，特别是绍兴客人，都会亲自把客人带回方岩。对于一般的客人，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家在车站等候的伙计，能眼疾手快地抢到系着“程振兴”红布条的行李。对于那些在汽车站没有被接到的，特别是第一次来方岩的香客，当他们走过程仁昌旅店门前，就有可能被程仁昌的伙计拉到自家的店去。这样的情况多了，程振兴旅店的生意多少都要受影响。于是程振兴的老板程昭夫就找到他的六弟程昭贡商量对策。昭夫建议昭贡到老街北端的橙麓村去买地，昭夫用自己山上的木头做料，并出工钱，帮昭贡建旅店。等建房的钱还清了，旅店就归昭贡。

这家新店名为程隆昌，旅店入口处还会挂上程振兴的店号。程振兴的客人经过这里，就会由程隆昌的伙计引到一里外的程振兴旅店。至今，程昭贡的外孙应业湘还保留有这两个招牌。

仅仅这样还是不够，因为即使是亲兄弟之间的旅店也会有竞争。据应业湘老人讲，程振兴店里的接客能手程水镜，向程昭夫建议成立商会。其目的就是要联合各个旅店，订行规，确保互不夺客，否则罚款。具体的条款包括：凡是行李上挂有某店号红布条的客人，别的旅店不能再接；客人走到某旅店门前，或者有一只脚走进店门，别的旅店不能再接；各旅店在路边接客的人应站在固定的位置等。但是由于竞争的残酷性，再加上商会并没有实权来惩罚那些夺客的旅店，所以商会成立了好几次，可是每次都会渐渐变得形同虚设。

当然，归根结底，真正能让一个旅店在竞争中处于强势的还是其无微不至的服务和合理的收费。通常来讲，来这里的香客都是“一宿两餐”：即他们在第一天的下午到，吃些点心后便上方岩，第二天吃过早饭后离开；也有的人在头一天晚上到，早饭后上方岩，午饭后离开。客人一到，伙计马上帮着安置行李，请客人在厅堂休息，随后送上糖茶、糕点、藕粉和素面。如果客人还没有上方岩，那天晚上则要吃素以示虔诚；如果已经拜过胡公了，回到旅店则会看到这样一番景象，“客堂上早已经点起了两大支红烛，摆上了许多大肉大鸡的酒菜，在候我们吃晚饭了，菜蔬丰盛到了极点”。晚上，店里还多会请小唱班来助兴，有时客人也会把在门外跃跃欲试的艺人叫到房间里来演唱。他们唱得多是婺剧中的《百寿图》、《龙虎斗》、《张太师回朝》等喜庆热闹的片段。由于客人贫富有异，再加上来自不同的地方，以至于对饭菜的种类、口味也不尽相同，但是旅店也都会悉心照顾。程仁昌旅店就按服务和伙食的不同，有三个级别的收费标准，差别达二三十倍。但即使是所谓的“三等”客人，吃饭时也是酒饭随量，而且会有全鸡一只。备受上海、苏州、杭州和绍兴等地有钱客人青睐的程振兴旅店，在这方面更是有独到之处。旅店不但会在夜里给这些客人送去桂圆和荔枝汤，厨师也会根据他们的口味准备饭菜，而且在客人回去的时候，店里还会送诸如火腿、花伞、茶叶、藕粉、《方岩指南》和方岩地图等礼物。除了这些本分之内的事情外，有不少旅店还提供许多额外服务。例如，他们多会代售香烛之类的供品，有的还会备有三牲祭品供香客租用。不但如此，店里的伙计还会帮着把祭品抬上山、摆好、再抬下山；如果这是客人第一次上方岩，还会有伙计带路，做导游。对于客人来讲，享受到这么好的服务，他们除了每年都来当忠实的回头客之外，有时也会回送旅店一些本地的特产。但是，他们偶尔也会“偷”。程振昌旅店的后人讲，当年温州人经常从旅店里偷碗给孩子用，等到孩子功名成就的时候再来方岩还愿，并以一还十赔给当年的旅店。

程隆昌的后人应业湘老人和他保留的程隆昌与程振兴的两个招牌（李秋香摄）

旅店能提供这样尽善尽美的服务，是需要从老板到跑堂伙计的共同努力。方岩山最热闹的时候莫过于农历正月、二月、八月、九月和十月。正月不用说，当地和附近的人都要争着在除夕晚上那天上方岩去插头炷香，然后为新的一年求一个平安签。方岩人普遍认为二月二十五日是胡公的生日，生日那天前后，依旧例广慈寺会请人在胡公大殿前演两天三夜的庙会戏。从八月初九到九月十四，则是长达一个多月的胡公庙会，永康境内的七十二个乡都会来方岩“打罗汉”，这期间又有八月十三和九九重阳这两个高峰。胡则的家乡的《库川胡氏宗谱》中记载八月十三是胡公的生日。而老街上的人则认为这一天是胡公“检阅”罗汉班的日子，抑或是他被“神化”的日子。作为一种民俗，人们不会究其产生的真正原因。所以在庙会期间，每天都会有上万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上方岩。庙会过后，又赶上农闲，所以外地香客居多，这也是旅店一年中最忙的时候，老街上大大小小的旅店都人满为患。于是，旅店的老板会在八月十五月圆中秋这天请店里所有的伙计吃饭，借以希望大家团结一心，辛苦一个多月，共同经营好店里的生意。当时有民谣这样唱道，“有囡莫嫁岩下街，八九两月做招牌。眼睛揩一揩，爷娘走过不去拖”。在这期间，店里的伙计多是临时工，报酬按天计。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丰厚的小费。小费的总收入由全体员工按“奖勤罚懒”的原则分配，老板并不参与。所以虽然辛苦，但是也被认为是个美差。像程振兴这样的大旅店，每年都需要招上三四十，乃至七八十个伙计，都是随叫随到。

旅店经营过程中，最有特点的还是他们的“行话”。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行话，其存在的原因就是要让外行的人听不懂，借此来保护本行业的利益。老街上通行的行话又被称作“吃胡公”的人讲的话，所以那些卖百货、香烛的人，也都听得懂。对于从事旅店生意的人，就特别重要，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尴尬。比如说，旅店之间难免会互相借一些诸如豆腐、鸡蛋，甚至床板、被褥之类的东西，这种话如果让店里的客人听到了，多少有失脸面，甚至可能让前脚刚踏进门槛的客人掉头离去，所以类似的交流都是用行话来进行的。这里的行话用语十分生动形象，便于记忆。它们多是以事物的特点来替代事物本身，例如鱼叫“水梭”，面条为“长”，酱油叫“红水”等。还有一些是把原有的汉字进行拆分，这样一来，米就成了“八木”，火则是“二点人”等。正因为如此，行话现在还在被部分人使用。

省政府战时临时办公所在地

民国26年（1937年）

7月7日，卢沟桥事变！

7月29日，北京失陷！次日，天津失陷！

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

11月5日，嘉兴、湖州失守，杭州告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被迫迁至金华。

12月初，浙江省政府决定从金华迁至方岩。

12月24日，杭州失陷……

民国27年（1938年）

1月1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在老街北边的寿山坑内开始办公。

在那段兵荒马乱的年代，由于一些主要公路被日本人占领，刚刚建成通车没几年的杭江铁路也由于战争的需要被国民党军队破坏，所以从远道来方岩祭拜胡公的香客也随之减少。但是老街上却迎来了一些文质彬彬、穿着讲究、携家带口的城里人。街上的旅店也都摇身一变，成为检察院、民政厅、会计处等政府机构。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方岩以它特殊的地形和老街上拥有的优越住宿条件，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选作了战时临时政府所在地。

省政府自民国27年（1938年）1月1日起在方岩办公，至民国30年（1941年）5月，迁至松阳；8月，迁回方岩。民国31年（1942年）5月，再次迁至松阳，8月转迁至云和，并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浙江省政府在方岩办公前后共计4年零5个月时间。在这期间举行了两次全省行政会议，一次全省警政会议，一次全省地政会议。并且按时举行省政府委员会会议、党政联席会议、首都及省会沦陷纪念会、动员月会、纪念周和各种国定纪念会。特别是在民国28年（1939年）4月初，周恩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方岩，并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一起，在寿山坑里亲手栽种了两棵梧桐树。同年7月7日，省政府在五峰之一的桃花峰前建造了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并在每年的7月7日，在纪念碑前广场举行集会以纪念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将士。

随省政府一同迁到永康的还包括省政府平行机关二三十个，各厅处附属机构二十多个，以及其他机关团体二十多个。这其中有很多机关都散落在老街上，或者位于五峰路旁临时搭建的房屋里。不仅如此，同行的政府公务员及家属，以及随行逃难的一些老百姓还会租用老街上的旅店或民房长期居住。听老人们讲，那时几乎家家都有房间出租。如果是民宅，他们大多都住在原本作为储藏空间的二层；换作旅店，老板会把一层的部分房间留给零星来方岩祭拜胡公的香客，出租楼上的客房。在老街北端和橙麓村，由于离安置在寿山坑里的省政府较近，更是楼上楼下人满为患。

可能是因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伊始那长达几十年的动荡，所以人们都不会把这段历史当成是光宗耀祖的往事向儿孙们讲述。而现在依旧健在的老人，那时还都是孩子，他们的记忆多是模糊的。只有些类似于，“他们很爱干净，总要到院里的水井打水”；“一次父亲去讨要租金反而被他们打”；“街那头有一个眼科卓医师，还给我看过白喉”；“那个局长（警察局局长）长得高高大大，有点胖，总是笑眯眯的”等一句话长的故事。

老街上的大型旅店，由于房间多，又有相应的服务设施，当然成为政府机关的首选。民政厅就先后位于新隆兴旅店和绍常祠堂内。程成昌旅店的后人讲，当时民政厅厅长就曾住在他家；民政厅公务员一共有三十多户，也有部分住在楼上，其余的住在附近。程仁昌隆记当时既为省政府财政厅提供部分办公用房，还作为其工作人员的宿舍。新仁昌旅店的三层曾作为省政府会计处的办公室及宿舍。程振兴旅店那时还没有分家，它一方面为省教育厅和国民通讯社提供办公用房；另一方面又利用祠堂内独特的开敞空间，为其他活动提供场地。据程昭夫的孙子程崇学回忆，旅店当时特地从杭州天香楼多益处请了三名高级厨师，经营中西菜肴，并承办省政府会议、婚庆等筵席。住在程昭夫祠堂对面的程镇康老人讲，他记得小时候，在祠堂里曾举行过西式的婚礼，新娘子穿着长长的白纱裙，煞是美丽。祠堂里还会举行一些文娱活动，例如省里来的京剧团就在这里演出过几次。程振兴旅店西面的广场当时叫“民众运动场”（现为方岩汽车站停车场），较大规模的集会都会在这里举行。

周恩来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在寿山坑里亲手栽种的两棵梧桐树。梧桐树旁石碑上的碑文为“周恩来黄绍手植树：1939年4月，周恩来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身份视察方岩，陪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亲植，以示国共合作团结抗战。”

民国28年（1939年）建造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碑毁于“文革”时期（取自《抗日战争在永康》，中共永康市委党史办公室、永康市档案馆、永康市志办公室编，1995年）

近年重新建成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相比老街中段公务员比较集中的情况，老街南段则住了许多“文化人”。浙江省高等法院和高等法院检察处都位于回龙桥附近；法院院长郑文礼，首席检察官长王秉彝（现岩上街158号），会计处会计长陈宝麟（现岩上街138号）也都住在那边。家住回龙桥西边的程寿月老人讲，他家有11间房，当时住了好几个医生。

省政府在方岩的那几年，对老街上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不小的影响。战争期间，来方岩的香客会减少许多。虽说政府公务员租用民房付的房租不高，有的甚至还不给，但是那些房间空着也是空着，租出去多少也能有些收入。在那种时局动荡的年代，能有一份来自政府的稳定收入应该也算是一种奢侈。不见了虔诚的香客，如果再没有这些文质彬彬的城里人，老街的经济很可能会因为战争而一蹶不振，更谈不上战后旅店业的再度繁荣。如同当年南宋迁都杭州一样，随之南下的不仅有文武百官，还有大批文人墨客，更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这次随浙江省政府避难方岩的也有不少各界名流。不仅如此，永康这块原本是“非舟车之所辏，商贾之所聚”的地方，一下子变成了浙江省物资和信息的中心及转运站。由于战争，浙赣铁路和钱塘江水路被迫中断，省内的货物运输都要改道由温州出入。温州到丽水这段走水路，靠过塘行承办；而丽水到永康这75千米，则全靠“民有手车队”、“难民手车队”和“永康赈济会手车队”的车夫徒步完成。一人一车每次最多运输225千克，6天才能走一个来回。而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物资，最终都会运送到老街所在的这个小山谷里，提供给住在这里的城里人。不可否认，大量的物资交流，也会从侧面促进老街的发展。例如，为了方便交通，国民政府在方岩山脚下修了一条连接橙麓和南岩的砂石路。这条路在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取代了老街的地位，路边旅店、饭馆林立，成了香客上方岩的主路。

曾做过浙江省高等法院检察处的周氏宅院

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公务员，不容易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田园生活。他们带来的都市文化，嫁接在老街上所原有的本土文化之上，颇具独特韵味。这种在祠堂里唱京剧、举办西式婚礼的景象，恐怕在其他江南村落里很难看到。曾经随父亲来到这里的陈志华老师讲，在程成昌旅店门前的空地上，经常有流浪艺人拉起布帷子，唱“绍兴戏”。据说省政府的军乐队也在，有时候他们也会在程昭夫祠堂里演出。住在老街北端的程菊芳老人回忆，在那些年头里，三间头坑口外的那个小广场上，不仅会演戏，偶尔还会放无声电影。有时候，黄绍主席还会和一群人敲锣打鼓地从寿山坑里出来看戏；看完了，再敲锣打鼓地走回去。

更重要的是，这些外来人，渐渐地把他们自己也融入这里的生活中。据说当时的警察局在保护好政府官员的同时，在遇到香客较多的时候，还会到方岩山上维持秩序；医院里的军医也会给当地人看病；学校里的学生既有公务员的子弟，也包括程家的后人。曾任民政厅厅长的阮毅成在描述他在方岩的住宅和生活时，这样写道，“竹篱茅舍，松树成林。门前有小溪，架一木桥而过，为我平生乡居最乐之地，当地人称为后山。民国29年（1940年）农历七月，三儿子诞生于此，名之曰大方，以志其系在方岩出生也”。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因为防空条件好的寿山坑和飞机轰炸不到的五峰书院及山洞，省政府不会选中方岩作为战时临时办公地点。如果这些城里人没有来过，老街上的经济和生活就会因为战争而受到重创。幸运的是，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这八年中，或许是因为天台宗名刹广慈寺和胡公大帝的庇护，老街这块“风水宝地”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反而借省政府进驻之机在经济上有所发展。所以在战争结束后，这里旅店业的发展便达到了鼎盛。在1944—1946年的短短三年中，老街上就先后有程宝昌、程乾昌、程正昌、程中兴、程正兴等11家旅店开业。这些旅店多为中小型的夫妻店，除了少数几个位于大的宅院内外，多数都是沿街的两层小楼。旅店的收入也不足以维持家里一年的用度，所以在淡季，他们还要种地，或者做些其他的行当贴补家用。

解放后的变迁

老街上的旅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里，作为一个小小的缩影，生动地记录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

老街上的人们没有对战争的深刻体会。他们心目中的国民党政府，不仅是那些曾经住在自家的楼上，亲近而且真实的城里人，更是在这里修路、安路灯、移粪坑的清廉政府。以至于当年省政府撤离的时候，许多村民都会舍不得。所以在新旧政权轮替的时候，他们或许有同他们的老祖宗程权一样的困惑。程权当年担心“国初为官者朝不保夕”，他们当时或许也同样对以后的生活充满迷茫。再加上刚刚解放的那几年，各种宗教活动都受到抵制，老街上的旅店也因为没有了香客而一度停业。这里的土地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不足以养活街上的人口，所以人们回忆说，那时的生活最苦。许多年轻人也都是在那个时候才不得不背井离乡出门做工谋生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苦日子，和解放前老街上那种人声鼎沸的红火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得不让老街上的人们对这个新的政权充满疑惑。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同全中国几千万农民一起，老街上的人也经历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旨在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把这些土地没收并重新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从而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法》中明文规定，对于直接用于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也不得侵犯工商业的利益。这些现在看起来有些不尽完美的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就会造成许多阴差阳错的事情。当然，这些都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也已经印在了老街上的建筑和文化中。

老街所处的山谷里，田地是非常有限的。老街上的土地少到不能用“亩”，甚至“分”来作单位，而是用“把”。70把地才为一亩，也就是说一把地大约只有9.5平方米，即3米见方的一小块地。换句话说，得耕居里的一间厢房的净面积，就比两把地还要大一些。住在松门桥附近的程崇舜一家当时并不富裕，特别是比起那些做生意、开店的大户，但是他家拥有800把地。又因为程崇舜长年在外教书，孩子们又小，所以有300把出租，500把雇人种，于是便成为老街上数一数二的富农，又要分房、又要分地的。相比之下，经营程隆昌、新隆兴、老隆兴等这样大型旅店的人家，由于自己也种地，反倒成为中农。村里除了程振兴、程仁昌这几家超大规模的旅店外，其余的旅店都不是长年营业，而是半农半商，客房在淡季时或用做储藏、或空置，所以他们的财产并没有作为“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而得到保护。如果家里的劳动力不足，雇人种地，那就是地主或是富农，即使是作为客房的房产也会被分掉，老街北端的程洪昌旅店就是一例。相反，新振兴、程振兴（即老振兴）、新隆兴和程仁昌（老仁昌）的经营者的“阶级成分”为工商业兼地主。属于地主的部分自然被分掉了，但是他们的旅店却都被保护了下来。他们也并没有因此而背上“地主出身”这样的沉重罪名，而是成了受到保护的“工商业者”。在“土改”结束后的1951年，新隆兴、程仁昌、新振兴、程振兴和位于西村的应宝兴等5家旅店又重新开业。

自1956年起，新中国进行了一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当时，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采用和平赎买、公私合营的政策。公私合营条件为，私营工商业资金在3000元以上，雇用职工5人以上，并自愿申请合营。对于老街上开旅店的人，他们能理解的就是，公私合营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合营后，房子全部将被折价卖给国家，他们可以在此后的若干年里，每年领到四次钱。作为私方的人员，他们可以选择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继续留在店里工作，拿固定的工资，但是已经不能做主了。1957年4月，程仁昌、新振兴、程振兴、应宝兴、广慈寺招待所五家旅店，合并为公私合营方岩旅馆。1951年恢复开业的新隆兴旅店由于可利用的房间少，不符合公私合营的条件，所以又被迫关闭。直到现在，在程振兴和程仁昌的外墙上，还可以看到“方岩旅馆”这四个半米多高的大字。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进入高潮。村里实行大食堂制，位于老街中部的程正伟火腿店，由于院落宽敞，又具备食品加工的条件，所以被选中成为当时全村人吃饭的大食堂。老街上的人也忙于大炼钢铁，忙着把自家院墙上的青砖拿去烧窑，于是只好把能呼风唤雨的胡公大帝暂时放在了一边。方岩旅馆虽然还营业，但是接待的已经不再是虔诚的香客，而是来出差、开会，或是工厂机关组织的“参观团”。

程仁昌旅店沿街二层栏板上已经褪色的店名。底层白字从右到左为“老仁昌隆”（全名为老仁昌隆记），上层红字自左到右为“方岩旅馆”

紧接着，就是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江浙这片本是鱼米之乡的地方，也出现了千年不遇的大饥荒。永康由于有手工业支撑，境况相对较好。即便这样，永康当时30万人口中，大约仍有10万人沿着浙赣铁路背井离乡去了江西，原因是江西是老区，境况相对好些。老街上本是血脉相连的程氏后人，也因为“你的地受了雹灾，收成不好，我不要和你平分粮食”而反目成仇。老街从此在老隆兴旅店的位置，一分为二，分别叫岩上大队和岩下大队。日子不好过了，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又想起来坐在方岩山顶上的那个无所不能的胡公大帝。于是，老街上又有了来自于附近乡村香客的身影。

1961年至1962年的好日子还没有过上两天，在1963年，一个以“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为目的的“四清”运动又开始了。那几年里，县里来了个工作组住在临近的派溪。用祖祖辈辈“吃胡公，用胡公”的程氏后人的话来讲，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胡公“搞臭”。远近而来的干部们还在当年给香客演戏的程昭夫祠堂里开会，宣讲这次运动的重要性，批判原新仁昌和程中兴旅店的老板等。旅店又一次冷清了，店里的私方人员，也都逐渐被调到供销社等国营单位工作。

1966年5月，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同年8月底，方岩山顶广慈寺的大部分建筑，包括赫灵祠，均被拆除。依旧是出于近千年来对胡则的感情，本属于方岩公社拆除的屏风阁被借口保留了下来，先后用作大队开会的地方、随后是仓库、邮电学校和602工厂。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不仅是香客，一切和宗教、文化相关的事情，都被迫停了下来。方岩旅馆里剩下的原私方人员也全部被替换，程昭夫祠堂被用作了村里开会的场所。后来旅店里的家具也都被搬走了、卖了，旅店改成了仪表厂和仓库。

“文革”结束后又过了两年，在1978年农历八月初一，老街上的两三个妇女偷偷地把一尊新塑好的胡则像抬上了山，供在了屏风阁里。转年，广慈寺也迎来了十几年后的第一任住持，允明禅师。压抑了十几年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再次涌来，拜倒在胡公像前。虽然人们那时并不富裕，但是都纷纷慷慨解囊。他们希望广慈寺能重建昔日辉煌，还胡公一个永久的栖身之所，再有就是希望这种来之不易的好日子能长长久久。和以前不同的是，久别了的香客，有一部分人没有从这三里长的老街上走过。他们坐的拖拉机，或是长途汽车，可以沿方岩山脚下的砂石土路一直开到回龙桥西侧的山口。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下的新政策肯定了农民对自留地、自留畜等的支配权，并鼓励他们发展家庭副业。于是，一些对改革开放充满信心的岩下村农民就在路边的自留地上开起了小饭馆。没想到这里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小饭馆从初期临时搭建的棚子，变成宽敞明亮的砖瓦房并兼营旅店生意。1985年，这条砂石土路被改造成了十几米宽的水泥路。自那以后，有更多的旅店、饭店和百货店在两旁开张。到九十年代中期，所有的旅店都在新街上有了全新的门脸。这些高高低低的新建筑一层基本全部开敞，既可以作为餐厅，也可以用来停车；二层以上的房间，一般只有一半带卫生间，另一半的房间既可以作为餐厅的“雅间”，也可以用作低档客房。看上去似乎什么都变了，但是不变的是留在这个行业里的文化。旅店对留宿客人的收费依旧按“一宿两餐”，高、中、低档的标准。虔诚的香客只需花方岩进山门票的五分之一，就可以在旅店里住一宿，吃两餐，依旧可以听到“水梭”、“尖嘴”这样莫名其妙的字眼。

新街上的建筑一层基本全部开敞，既可以作为餐厅，也可以用来停车

四、方岩百货

旅游经济中必不可少的就是独具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据民国时期《永康县志》记载：“岩下街有商店100余家，方岩山顶有商店20多家，多经营京货、杂货。”到改革开放以后，方岩镇共有售商店280多家，摊位70余个。其中大部分都是经营当地制作的传统旅游工艺品，俗称方岩货，其中包括各种儿童玩具、纸花和雨伞等。

纸花

最具特色的方岩货就属方岩纸花。纸花的制作始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据1991年编纂的《永康县志》记载，它在“清代乾隆年间制作已盛”。做纸花用的纸通常有大红、浅红、粉色、黄色、蓝色等几种颜色，但是配以不同样式的剪裁，层次或套色，便可以做出茶花、牡丹花、菊花、月季花、蔷薇花、杜鹃花、芙蓉花、紫罗兰等品种，煞是艳丽。

香烛虽然不算方岩货，但是卖香烛的收入却是老街上经济来源的重要一部分

在方岩山脚下曾被称为“花廊”的街上，现在只有一个卖纸花的摊位，摊位的主人是年近古稀的老人白珑珑。白珑珑老人并不是当地人，她在解放前随父亲从广东乐昌县迁到永康来谋生，后嫁入程家，现住在方岩山脚的岩上村。据她回忆，在她30来岁的时候，她便和村里的许多妇女们开始做纸花。制作纸花的工艺是从当时寄住在方岩山半山腰的罗汉洞里，一个自称是来自丽水缙云县，名叫“老杨”的流浪汉手上学到的。她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一样，用饭菜和“老杨”换来了学做牡丹花的方法。她们在此基础上稍作变化，便形成了今天这么多的品种。

白珑珑每天到山上来卖花

白珑珑除了做纸花之外，还用塑料绳编各种造型的钥匙坠儿

纸花的制作分成“凿”、“染”和“制”三道工序。第一步就是用一把刀口形状近似为初月的小凿子给一打一打的彩纸勾画出花或叶的轮廓。“染”就是用和彩纸协调的颜色，在“花瓣”尖上做一点点套色和退晕。这好比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如果恰到好处不但可以增加纸花的立体感，还可以使色彩更加艳丽。白珑珑老人讲“染”是最关键的环节，也最费时间的。她通常都是把一叠一叠染过色的彩纸放在鞋盒大小的盒子里，连同铁丝和糨糊一起带上山，在山上只需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出一朵栩栩如生的纸花。

据老人回忆，“文革”结束后，随着拜胡公的人数逐渐增加，纸花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当时在这条不足一百米的街上，有七八十个小摊位，仅卖纸花的人就有五六十人，而来拜胡公的人也干脆称它为“胡公花”。在拜胡公的淡季，她还会和其他妇女一样，带上几盒染好色的彩纸到外省去卖。她自己就去过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其中以湖北和广东生意最好。每次一走就是一个月左右，等把带去的材料都用完了就回来。由于纸花当时只卖五分钱一束，所以后来火车票贵了，也就不去了。近一二十年，由于方岩山门票价格的逐渐上涨，再加上塑料替代品的盛行，卖纸花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是村里的妇女们，包括老人的女儿、媳妇都会做纸花，她们会在逢年过节或喜庆的日子里做上几朵以增添喜气，有人会把纸花插在龙灯上，有人也会拿出来卖。

玩具

方岩制作玩具的历史悠久，而且种类繁多、做工精巧。这其中不但有乖巧可爱的，还有能动会叫的。例如，有竹子做的竹箫、节节龙，泥塑的会啼叫的小雄鸡，木头雕的小鸡吃米、小宝剑，还有金属铸的响铃和钗钹等。而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用各种材料做的哨子。最普通的就是金属铸的白铁哨，声音嘹亮。木竹哨，又叫喇叭哨，约有拇指大小，声音粗犷。里面是一个竹子做嘴儿，外面套一个木质的、漆成大红色的小圆筒。泥哨就是用泥塑成小鱼、小鸡等小动物形状，吹的时候对准动物的嘴，靠留空的内腔震动而发出清脆的声音。最有特点的要算泥制的皮老虎。它两端各有一个泥做的圆板，外侧分别画上老虎的头和尾，中间用褶皱的纸相连，靠双手收放两边的圆板发声。如今，传统玩具却面临着塑料玩具和电动玩具的挑战。

卖方岩玩具的老人在演示“小鸡啄米”

雨伞

方岩的油纸花伞也是远近闻名。雨伞的样式主要分为三种：卖给老年人用的雨伞都比较大；卖给成年人用的多绘有图案，还有特别给女青年准备的漂亮花伞；卖给小孩子用的伞不但小，伞把儿还做成一个可以吹响的哨子。

油纸花伞的制作工序有几十道，从选料到做工都十分讲究。做伞架用的毛竹一般要去芝英买，因为那里产的毛竹竹壁较厚。毛竹先要泡，晒干后削成一段一段的，再用发线穿好做成伞骨，其边缘还要用棉纱线绕上几圈，以确保结实耐用。伞面用的棉纸则要去诸暨、义乌采购，棉纸要裁成三角形，然后放进柿子油里浆一下。柿子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要在五六月的时候到新楼去买没有熟的柿子，拿回来打散、取出子后再放进装满水的大缸里待用。浆好的棉纸会逐一的被裱在伞骨上，晾干后就可以在上面描绘花、鸟、山、水等图案了。程振丰（1939年生，崇字辈，程氏21代）老人讲，做伞最难的环节是“接油”，油是桐油和青油的混合，只有上了油，纸伞才可以防水。“接油”的同时要用明火烘干，所以“火候”是最重要的，油太老容易坏，太嫩则不容易打开。

在老街的南端，靠近回龙桥附近，原来有好几家自产自销的雨伞店。住在桥头的程寿月老人说他家在解放前一直是靠做雨伞、卖雨伞为生。他还得意地讲，他家做的伞在旺季时会供不应求，于是不得不从温州买一些雨伞回来，再卖给上方岩的温州人。他长大以后，钢骨布伞、塑料伞逐渐替代了纸伞，他也只好改行做漆匠。程振丰老人的祖父和父亲都在老街尽端做纸伞生意，据他说，有一年阴历九月初九一天就卖了1900多把纸伞。

金华火腿

在老街上，还有一个极负盛名的特产，那就是金华火腿。在历史上，现在的永康、义乌、东阳、浦江、金华等地都属金华府管辖，所以在这些地区内生产的火腿统称为“金华火腿”，而永康则是金华火腿的主要产地之一。金华地区，民间腌制火腿始于唐代。在唐开元年间（713—742年），陈藏器撰写的《本草拾遗》中就提道，“火腿，产金华者佳”。到南宋，金华火腿已经被列为贡品。

以前岩下老街家家都养猪，出笼的猪会在腊月十五后被宰掉。一般人家都会把猪腿卖给村里做火腿生意的人家，自己只留下猪头和内脏过年。只有有钱的人家才会把猪腿腌起来留着自己吃，把猪肠拿来做香肠。这种冬天腌制的火腿叫“冬腿”，和春腿相比，冬腿味道更为鲜美，而且可以储藏较长的时间。老街上做的火腿基本上都是以后腿为原料的“冬腿”，前腿由于肥肉太多而味道欠佳，所以并不是首选。做火腿的第一步是先要把猪腿用盐炒一下，然后放进大缸里腌，每次腌十几天，前后腌三次。腌好后先要蒸一个晚上，随后拿到太阳下晒三天，最后在走廊下挂上半个多月。这样做好的火腿可以保证两年不会坏。

在岩下老街上有几家专做火腿生意的店铺，其中以位于上胡坑坑口的程正伟火腿店最为著名。年已七十多岁的程圣言（1935年生，圣字辈，程氏22代）老人是这家的后人。据他讲，太公程正伟1经营火腿生意起家，并在十九世纪中叶，盖了紧邻老街西侧的一幢东西向两进院落，前院地面还用鹅卵石铺八卦图案。后来，生意由爷爷程宣尧接任并不断扩大，又贴着老屋的西墙盖了一幢南北向的两进院落。老屋因雕饰精美，还曾是文保单位，但是不幸地毁于火灾。解放前，火腿店因程宣尧的去世而随之关门，但是这座建筑却成了当年那红红火火生意的见证。这座建筑走廊和厅堂屋面下的梁枋，不但格外粗壮，而且还比通常做法更密。梁枋的侧面，每隔四寸左右还会伸出一个木楔子。程圣言老人讲这是挂火腿用的，以前走廊下、厅堂里，前院、后院都挂满了火腿，足有上千只。

因为火腿生意和旅店生意一样，都是季节性的。所以老街上有几家大的旅店，在住宿的淡季也兼做火腿生意，程仁昌旅店就是一例。据《永康名店名厂》记载，每年当秋天的香汛过后，店里就开始准备腌制火腿。生意好的时候，每年可以腌制4000只。火腿的招牌为“雪舫仁昌隆记”，并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八个字，编号并运往杭州销售。还有一些中小型的店面，例如程振昌，为了能在和大店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主人不但要苦心经营，还要做到面面俱到。它们不但做火腿生意，还利用沿街的房屋开店。一边卖方岩货，还有从青田贩来的石雕，另一边卖自家做的火腿。

程正伟火腿店厅堂屋面下粗大的梁枋，以及其侧面用来挂火腿的木楔子

1. （清）李汝为．永康县志·卷一·地理志．光绪十七年（1891年）．
2. （清）沈藻．永康县志·卷四·户口、田土．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3. 得耕公传//世远公宗谱．
4. “土改”时，橙麓村人均一分地，岩下村人均二分半。
5. （宋）陈．农书·卷上．
6. 赍：旅行的人携带衣食等物。絺：刺绣；绣：古代贵族礼服上的刺绣。
7. 程明星的父亲程崇舜老人讲当年的店号为“仁和”，应业湘老人绘制的“方岩明清街示意图”称之为“程仁和茶馆”。
8. （清）沈藻．永康县志·卷六·风俗．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9. 盬，通“苦”。
10. （清）李汝为．永康县志·卷一·地理志．光绪十七年（1891年）．
11. 据1991年编写的《永康县志》第668页记载，广慈寺僧人最多时有五百余人。
12. 库川胡氏宗谱．
13. 永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永康名店名厂.1995：90．程隆兴创建于道光年间（1821—1850年）。
14. 方岩指南.1925：13．
15. 永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永康名店名厂.1995：90．
16. 永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永康名店名厂.1995：93．
17. 据程仁昌后人程里鹏回忆为抗战时期；据程定超1994年调查为1935年。永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永康名店名厂.1995：102．
18. 永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编．永康名店名厂.1995：96．
19. 永康县志编纂委员会．永康县志.1991：668．马大和开业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
20. 方岩旅店情况统计附录C。
21. 见第五章，广慈寺历史。
22. 据《永康名店名厂》，这些小旅店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创立。又据1989年编纂的《永康县志》第251页，“民国14年（1925年），方岩旅馆业发展26家”。当时老街上的旅店不过十几家，可见当时在方岩山上应该有近十家旅店。
23. http://www.eywedu.com/yudafu/yj04.htm。
24. 永康县志编纂委员会．永康县志.1991：668．
25. 《永城山歌》歌词：吕中和开过堂行，王建康来开轿行。
26. 1932年，杭江铁路通车至金华。
27. http://www.eywedu.com/yudafu/yj04.htm。
28. 据《永康名店名厂》第91页：上等客每人收费5～10元；中等客每人1.2元；三等客每人3角5分。
29. “三牲祭品”包括以牛、羊、猪为祭品的大三牲，或以猪、鱼、鸡为祭品的小三牲，这里指小三牲。
30. 据流传民间的《胡公经》，“八月初一开殿门，八月十三祭灵神。”
31. 各机关办公地点见附录A。
32. 阮毅成．抗战初期浙江省政府在永康方岩办公记［M］//永康县志.1991：777．
33. 金闻声．抗战时期周恩来曾来永康县城［M］//丽州抗日烽火．
34. 董长江．方岩有一段特殊的记忆［N］．永康日报，2007-09-03．
35. （清）沈藻．永康县志·卷六·风俗．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36. 阮毅成．抗战初期浙江省政府在永康方岩办公记//永康县志.1991：777．
37. 永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永康名店名厂.1995：102-103．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四条：“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应予征收。但其在农村中的其他财产和合法经营，应加保护，不得侵犯。”
39. 西村位于方岩山南面，是温州方向到方岩的必经之路，以接待温州、缙云、丽水和青田的香客为主。
40. 后来降为1500元，雇用职工3人。永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五十年代的永康.1996：225．
41. 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资料，国家按资金年息五分（5％）发给私方定息，为期五年。到期后，周总理提出资本家目前尚困难，经全国人大通过再延长五年。见：永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五十年代的永康［M］.1996：225．
42. 永康县志编纂委员会．永康县志.1991：669．
43. 1979年9月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四）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相反地，在保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应当鼓励和扶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
44. 水梭：鱼。尖嘴：鸡。
45. 据《世远公宗谱》记载，程正伟名程昭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