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田、砍柴的日子

一切农业活动都离不开土地。《永康县志》中把田土分成“田、地、山、塘四等”，又说“农务耕耘，习为勤苦。近山兼樵采，濒溪则渔钓”。

永康地区山多地少且缺水，土地也不算肥沃。地处丘陵地带的岩下老街，农耕状况更加不尽如人意，这就让耕种成为一种异常辛苦的劳作。正如清康熙《永康县志》里所描述的，“记称‘三时之劳，一时之乐’。若吾县之农，盖四时俱劳，不惶逸乐者也。缘地狭不能多得田，且壤瘠不能多得，稍惰则无以糊口矣”。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永康人对土地则更加珍视。他们一方面努力开垦新的良田；另一方面尽量控制因人口增加而新建房屋对耕地所造成的蚕食。永康人口从明初的63967人，增长到明末83022人。相比之下，田地的总数在这三百年中，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永康有田4365顷，地616顷；到清康熙六年（1667年），有田4370顷，地634顷。

依旧的农家小院

老街上的程氏后人，一直把土地作为他们的立足之本。三世祖程权（1333—1385年）初来岩下村，就在上坑口内建造了以“得耕”为名的住宅，并欣然于“终身得耕陇亩”的生活。从此，“得耕”这两个字，就成为岩下程氏立家的根本。近二百年后，七世祖程（1474—1548年）在老屋西侧建造了一座更大、更华丽的住宅，起名为“得耕居”。程在独松村的侄子，礼部侍郎程文德（1497—1559年）还对“得耕”这两个字作了“耕者生民之本，衣食之原也。得耕则以勤而兴，不得耕则逸而亡”的评论，以此来勉励程氏的后人。又过了二百多年，即十八世纪中后期，岩下程氏建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世远公祠。这座祠堂是以六世祖程坦为名，为全村程氏共有，也是村里众多祠堂中地位最高的祠堂。世远公祠的正堂，仍旧因袭“得耕”这两个字，取名为“得耕堂”。正堂前金柱上还刻有一副对联，“六世衍宗祧有典有则，千秋隆孝享是训是行”。这里的“典”、“则”、“训”、“行”中一定包括“得耕则以勤而兴”的家训。

由于耕地数量十分有限，仅凭勤劳还是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于是这里的人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在同样大小的面积里，比别人打更多的粮食。在两宋时期，浙江地区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大面积种植水稻的基础上，还积极发展麦、粟、黍、豆等农作物，从而做到“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岩下村的程氏更是把这种“绵绵相继”的精神推广到了极致。每到正月，村里的老人就会督促子孙：“十二月讲过年，正月讲种田。”正是因为老街上的人从正月就开始忙碌起来，所以这里一年四季都有播种和收获。大体上说，这里的耕地分为水田和旱地，水田以种植水稻为主。当地人讲“清明料谷籽，立夏开秧门”，立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吃可以让人“长”力气的红枣鸡、蛋汤，标志着新一年农作的开始。水稻在立秋（8月7～9日）后收获，随后马上种玉米；到阴历八月的时候再利用玉米之间的间距夹种萝卜菜；等到霜降（10月23～24日）的时候玉米熟了，收割以后再套种大麦；冬至（12月22～23日）前后则可以收获萝卜菜；来年小满（5月20～22日）时再收获大麦，随后便马上开始新一年的水稻插秧。旱地在阴历八九月时开始种小麦，到清明（4月4～6日）时在小麦之间夹种豆子；等到小满时收获小麦，再套种番薯；阴历八九月番薯熟了，便重新播种小麦。至于蔬菜，则在离家较近的边角地上种植，主要品种有南瓜、蒲菜、白菜等。田间套种的萝卜是当地人的当家菜，它既可以拿来做干菜，又可以用来喂猪，永康人也因此被戏称为“永康萝卜”。

岩下老街虽没有“濒溪”，却“近山”，穷苦的村民也需要靠打柴卖钱来贴补家用。由于附近的山多为石头山，少林木，再加上砍柴的人太多，所以已经成了秃山，正因为如此，所谓的“狮子”、“蜥蜴”、“蜈蚣”才显得格外逼真。橙麓村的程水保老人讲，由于老街只有很短的一部分从橙麓村穿过，所以这里的村民不能像岩下村那样做旅店和蜡烛生意。村里的土地很少，虽然解放初只有500多人，但是“土改”时人均只能分到一分地，所以半个村子的人都要靠卖柴为生。附近的山没有柴可采了，就要到20里外的金竹岗去。还好这里砍柴不受“开柴期”或“封山”的限制，除了方岩山和属于胡氏的寿山之外，附近的山上都可以砍柴。卖柴可以去派溪或者胡库，派溪的集市虽然近，但是因为卖的人太多，赚不到钱，所以大家都要不辞辛苦走到十里外的胡库。

用萝卜做干菜的传统在老街上依然盛行

晾干菜

二、背井离乡的手艺人

永康由于地少人多，在勤苦耕耘并“兼樵采”的情况下，还有可能会入不敷出。于是民间便流传有“家有千秧八百，不如手艺缠身”的说法。手工业者人数的增加，使本地的市场过于饱和，导致竞争激烈。但是由于交通不够发达，不便于货物运输，所以无法形成以手工业产品为主的商业。这些手艺人只好挑着担子，背井离乡，到别处去谋生路。这种独特的经营方式使永康手艺人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于是就有“府府县县不离康，离康不是好地方”的说法，永康也因此素有“百工之乡”的美称。

永康手工业发展的历史可以从历年的县志中找到些许痕迹。据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编纂的《永康县志》户口篇里记载，当时户数总和为16706户，其中有民户16351户，各色人匠192户。也就是说，平均每87户才有一户匠人。这种比例，应该仅仅能满足当地人生活的需要。到了清康熙六年（1667年）编纂的《永康县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承平以来，生齿甚夥。而农利不加修反损焉。此又近数十年之变也。民鲜技巧，工多粗劣。持斧凿者，不及雕镂，操机杼者，不及锦绮。秉针线者，不及绣，攻泽饰者，不及文章。商贾鲜，百金之赍。其缴利他郡”。从这里可以看出，清朝创立以来，天下太平，人口增多。农业的不济，使得手工业在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得到发展。由于水平有限，所以由此并没有形成商业，反而是手工业者行走他乡赚钱谋生。二百多年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编纂的《永康县志》中再次提到，“工、土、石、竹、木、金、银、铜、铁、锡，皆有匠，然朴拙不能为精巧……多育技于他乡”。工匠、土匠、石匠、竹匠和木匠都离不开尺子，所以被合称为五尺工匠。这里的“工”指的是裁缝；“土”为泥水匠，过去泥水匠除了垒墙砌砖之外，还兼画祠堂、住宅里的壁画。金、银、铜、铁、锡匠又称为五色工匠，永康以铜、铁、锡匠最为兴盛。此外，还有以修理小五金为主的“小铁匠”和用白铁皮为原料制作日常用品的“白铁匠”。

橙麓村的程水保老人眼睛虽然已经看不见了，但他对当年砍柴度日的辛苦还是记忆犹新（右侧为清华大学李秋香老师）

在那些永康籍手艺人挑着担子远走他乡的年月里，岩下老街上的百货业和旅店业正在蓬勃发展。这里的大多数人，托胡公的福，还不至于要背井离乡。就算他们没有开店，还可以在家里做一些香烛、玩具、雨伞之类的小商品卖钱。这种好年景一直持续到解放前的几年，由于连年的战乱，来拜胡公的人越来越少了，村里才开始有一些年轻人到附近的村庄去学打铁。由于老街上的程氏一直十分重视教育，这里各个姓氏的子孙都可以到祠堂里接受免费的初级教育，所以从老街上走出去做学徒的男孩都比外村的要大上好几岁。

现住在作公祠里的程茂发（1934年生，崇字辈，程氏21代）老人，他是在虚岁16岁的时候（1949年）去仙居学徒打铁的。这里学徒的头两年一般以练习基本功、学行话、熟悉工序为主，此外还要负责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杂活。第三年称“半作”，即在师傅的指导下，开始独立完成一些工作。“出师”后，师傅通常会送徒弟一两件工具，还要传授徒弟挑选本行工具的一些方法。程茂发老人讲，他学徒三年，师傅管吃管住，每年还有700斤谷子的收入，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礼物。20岁时，他开始带着徒弟到江西上饶去打铁，当时两人每天收入3.2元，徒弟得5角。程茂发老人回忆他每年一般只在过年的时候才回家，在夏天农忙的时候也偶尔回来。年底回家要到腊月十五以后，一般待过正月十五才离开。来回一次在路上就要花费四五天的时间，从上饶到金华可以坐火车，尽管快车比慢车在时间上快一倍，价钱也只多八角，但是他还是会花3.8元坐六个小时的慢车；从金华到方岩这145里就只能靠走了，快走也要用上一天半。程茂发老人讲他这样打铁一直打了37年，到1990年才歇业在家。这里的很多人都到江西去打铁，因为江西是老区，各方面都受到照顾，而且人少田多，所以相对富裕。

集市中的各式竹编制品

新街上一家方岩百货店中销售的各式铁制器具

现在的永康人再也不用远赴他乡了，现代化的机器和运输工具替代了他们的双手和一条扁担，把“永康制作”送到了更多更远的“府府县县”。老街上现在也只剩下了一位铁匠，他叫程明星（1944年生，圣字辈，程氏22代）。老人住在松门桥以南，老街以东的第一幢房子里。他的小作坊就是院落西北角，临街的那间。每每走过老人的窗前，都可以看到他站在红彤彤的炉火前，挥舞着手中的铁锤。他嘴里常叼着半支香烟，那一缕青烟就会随着有节奏的叮当声，在炉火中冒出来的虚虚渺渺热气的衬托下，翩翩起舞。老人说，这幢房子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他的太公和祖父先后建成的。以前这里曾经卖酒、卖瓷器，供香客们歇脚。“土改”的时候，他家有800把地（70把为一亩）。这在当时的岩下村可是了不得，算是数一数二的富农。富农的身份，加上本是教书的父亲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失去了工作，让全家的生活变得更加窘迫。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离开家到新昌去学打铁，后来又先后去了江西和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