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女性的尊严

舒芜

母亲教我尊重女性，不是言教是身教。她是不幸的女性，平凡的女性，可是女性的尊严在她身上闪闪发光。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完全在她的这道光的照耀煦育下成长，不可能不尊重女性。

一

母亲是桐城书香名门闺秀，写得一笔方形圆意、隶味十足的小楷，会弹七弦琴，认识琴谱上那种稀奇古怪的字；照片很像谢冰心，出生年龄也差不多，也进过新学堂，可不是新女性，不是自由恋爱结婚，而是自幼许配累代世交之家一个神童美男子。两家同在桐城县城，婚礼却在北京，完全新式：新郎燕尾服，新娘白婚纱，来宾中有著名新派学人陈独秀、胡适，而女方家长是老派学人，不愿与他们相见，拒绝出席婚礼，婚礼当然还是热热闹闹举行。人们满以为这门当户对的一对，应该是美满姻缘，不料没几年，仍然在北京，就发生了婚变，来了另一个女人。母亲从此成为弃妇，名分上仍然是原配夫人，度过了从二十几岁到八十二岁的一生。

父母亲婚变之时，我还是婴孩，什么都不知道。以后几年，他们都还在北京，分为两个家庭：母亲带着我仍然住在原宅；父亲他们搬到一个公寓去住。母亲曾带我去公寓看望他们，三个大人谈谈说说，我在一边玩，一起吃了午饭，我们母子回去，像走了一趟亲戚。我始终高高兴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大约我七八岁、母亲三十一二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回到桐城，住到夫家，在以公婆为首几房合住的大家庭里做一房儿媳。父亲他们继续留在北京，过些时又移家到广州去了。单就我母子这一房说，我事实上是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但一点没有感到缺憾，不是我特别麻木，全是母亲的身教言教的良好效果。

桐城五大家，张姚马左方，结成复杂的姻亲网络。母亲娘家马家，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马其昶（1855—1930），是桐城派文家在《辞海》上有专条的最后一人。母亲嫁到我们这个方家虽是小方，不是五大家中那个大方，同姓不同宗，但也是后起的书香之家。母亲就以马家姑太太、方家夫人的身份，周旋来往于这个姻亲网络之中，很受到尊重。记得有个亲戚家嫁女儿，特别请了我母亲替他们主持操办，专程到上海、苏州采买嫁妆，办来的嫁妆受到大家啧啧赞美，佩服采买者的眼光。逢年过节婚丧庆吊之日，母亲去人家应酬，我要上学，她很少带我去，偶然带了我去，常见她在麻将桌上手挥目送，谈笑风生，尤其善于“告牌状”，就是一面洗牌砌牌，一面诉说：刚才起手什么，想做什么，来了什么，打出什么，吃了什么，碰了什么，哪张打对了，哪张吃错了……原原本本，复述总结一遍。她神采飞扬地说，别人饶有兴趣地听。但是她不认为打麻将是好事，绝对禁止我靠近牌桌，怕我学会。我还是后来二十多岁入了社会才学会的，技术水平比母亲差太远了。

每当我放夜学回来，老屋青灯之下，准备就寝之时，也是我们母子娓娓倾谈之时。母亲谈话最善于描写细节，引人入胜。她谈得最多的，是父亲如何才高学博，到处受人尊重。那仅有的几年中她与父亲共同度过的幸福生活，也是她经常谈论的话题；父亲编译过一本《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这本书中也有着母亲的劳动。那时，父亲躺在躺椅上，手捧英文书，口授中文翻译，母亲坐在桌边笔录，得努力跟上念的速度，唯恐听不清楚多问了，惹得父亲发脾气。说到父亲的脾气，母亲总是微笑着摇摇头说：“唉，脾气真坏。”连他们的吵架闹离婚，母亲叙述起来都是津津有味。有一次吵到半夜，父亲要到法院去离婚，母亲说：“离就离，总要等到天亮吧。”父亲说：“不，现在就去。”母亲又是微笑着摇摇头说：“唉，就是这样的脾气！”还有一次晚上吵架，父亲把母亲关在门外不让进来，母亲在门外小声说：“有什么事让我进去说，邻居看见像什么样子……”父亲就是不开门。母亲焦急地继续小声说着种种开门的理由，忽然间，父亲一下就把门打开了。“他说我有一句话说得很聪明，就让我进去了。”我问，说了什么聪明话呢？“我说了那么多话，哪里晓得他说的是哪句话？”还有一次，夏天晚饭后，父亲提议到公园去散步乘凉，要坐两站电车。母亲上了车，不知道怎么父亲没上得上去，跟着车跑了一站。“这可不得了！到了公园，也不和我说话，一个人往前冲，我又穿不惯高跟鞋，拼命地跟。看到他在前面了，他又跑。一个晚上，你追我赶，满身大汗，还乘什么凉！”我问，不是他自己没上得上车吗？母亲笑着说：“哪个还跟他讲这些，那不是又要惹得他更生气了。”我听着这一个个开心的小故事，也跟着开心。母亲晚年还常常将这些小故事讲给我的女儿们听，真是“祖母的故事”了，孙女们一样听得津津有味。朱古微词句云：“身后牛衣怨亦恩。”有人不懂，怨怎么成了恩？我自以为能够懂得。

二

桐城老家我们母子住的三间屋，一间作为客房，陈设着一套三件的沙发，围着一个圆茶几，当时桐城几大家中都还没有这样新家具，母亲绝对禁止我坐，她自己不坐，也从不见客人坐。墙上挂着什么人送的贺新婚的对联：“钓竿欲拂珊瑚树，海燕双栖玳瑁梁。”旁边挂着一张古琴。原来这一套是他们新婚家庭的陈设，母亲既然这样珍重地漂洋过海千里迢迢地全套搬运回来，不让人坐自是当然的了。

对于父亲的另娶，母亲没有责备过一句，只有一次顺便涉及说：“那是他昏了头的时候。”根本上还是原谅。母亲不止一次对人说：“我不能因为我，离间他们父子的感情。”母亲经常督促我给父亲写信，至少每月一封请安信。父亲也不是完全不负经济责任，每月汇给我们二三十元，大家庭吃饭吃公堂的，二三十元做零用，那时倒不是小数目。父亲给我的信，母亲都仔细看过，我都呈送祖父看，祖父以书法家眼光，总是对父亲的书法赞不绝口，嘱咐我务必帖存下来，好好学习。（附带说一下，书法家的祖父对我母亲的书法也非常赞赏，多次将需要录副珍藏的文籍，派这个儿媳精抄）从家人亲戚们口中，经常反复听到对父亲才学的赞美，证明母亲的赞美不是偏私之言。我的小伙伴们的父亲多在家中，我的父亲不在，我不感到缺憾，反而骄傲，觉得我的父亲最有才学，在外面当教授，还著了《中国文学批评》这样的书寄回来给我，岂是别人赶得上的？

父母亲婚变时候，母亲的心情究竟怎样呢？她从来没有透露过。仅有一次，她对我说：“一天，奶妈抱着你在下房里，我一个人正要把两个手指插进电插销，忽然听到你一声哭，我又放下了。”仅仅这么一次，还是轻描淡写，闲话别人故事的口气。我们卧房后院有两株芭蕉，一个雨夜，听着雨打芭蕉声音，母亲似乎随便地说：“‘隔个窗儿滴到明’，恐怕就是这个样子。”说过就过了，我却觉得好像窥见了一点什么。

我大约十岁时，母亲就常常把我当作朋友似的谈心。她告诉我，她还没有出嫁时，同县有个姓黄的青年人追求她，寄来几首情诗，念了诗给我听。我记得一首：“沪树桐云两渺茫，相思几度断人肠。恨无紫燕双飞翼，难入深闺傍画梁。”当时我就觉得很平庸，没有说什么。还有两句：“繁华过眼皆如梦，死死生生总为卿。”母亲一面念，一面调侃道：“死死生生哩！不晓得他有几条命！”我们一起笑起来。

堂兄方玮德，比我母亲只小十岁，读中央大学时就以新月派诗人后起之秀著名，与他齐名的是同学陈梦家。方玮德不知道怎样介绍了陈梦家与我母亲通信。陈梦家寄来一本《圣经》，上面题道：“君宛女士病中伴读梦家二十年深秋寄自秣陵之蓝庄。”民国二十年就是1931年。他还寄来他的一张照片，题赠给我说：“送给小珪”。其实当然不是送我。母亲与他通信中，不知道怎么谈起了梁实秋翻译的《潘彼得》。陈梦家来信说：“希望不要重铸文黛的错误。”母亲把她的回信给我看，信中写道：“可惜文黛的错误早已铸成。”还征求我的意见：“这样写行不行？”母亲那年还是三十三四岁的盛年，我最多不过十岁吧。三十多年后，1956年“百花齐放”之时，早已成为考古名家的陈梦家重返文艺界参加活动，与我初次相识，到我宿舍来看望，问我：“你就是马君宛的儿子吗？”言下颇有慨然之意。可惜那天母亲不在家。方玮德早在抗战前逝世了。

母亲督促我读书，毫不放松。她还注重我的课外读物，选择非常贤明：《小朋友》、《儿童世界》、《中学生》这三个好刊物，她按照不同年龄段，从北京到桐城一直给我订阅未断，每期我都如饥似渴地读过。《木偶奇遇记》、《阿丽斯漫游奇境记》、《潘彼得》、《爱的教育》、《续爱的教育》、《小妇人》、《好妻子》、《好男儿》、《稻草人》、《小雨点》、《风先生和雨太太》这些著名少年儿童读物，都是母亲陆续购买来供我读的。当年小伙伴里，没有像我一样读过这些刊物书籍的，后来的道路就和我大为不同。

这些都是我儿童和少年时期的事。我刚进高中，抗战起来，母亲携带我逃难后方，奔走流离，辛苦备尝，且不多说。直到1957年我打成右派，她知道时，第一个反应竟然是说：“吃亏在你身边没有一个好爸爸！”当时我只觉得她这话太那个了，简直无从说起。“文化大革命”中，我和父亲见面谈起五七年的事，父亲说：“你们就是太相信了，我就不信。中山大学开座谈会，陶铸来动员鸣放，话说得恳切无比，我一言不发。别人暗地催我谈谈我评级太不公平的问题，他们发言，把话往我这里引，我还是一言不发。哪里像你们把事情全当真？”回忆母亲的话，的确有她的道理，尽管当时如果听到父亲的警告我也不会信。

三

今年我已经八十三岁，回想我成年之后，没有给母亲带来多少欢乐，她跟着我一直是穷困艰难的日子居多。我得到右派改正之后，生活逐渐稍有改善，母亲却没有享受到。她最爱看电影，我在她逝世之后才有能力买电视机。看电视剧时，一想到母亲如果能看会怎样高兴，就感到心酸。唯一可以告慰于她的，现在只有对女性的尊重老而弥笃这一点。一位女作家说，离婚的女性，最不要成为怨妇的形象。我不知道她臆想中是不是要取女强人的形象。我以为，我的母亲才是弃妇而绝非怨妇，正因为不是怨妇才受到尊重，保持了女性的尊严，也绝非女强人，而是温润圆和、柔中有刚的形象。她对爱情婚姻的绝对信仰，使我怀疑包办婚姻是不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爱情。她不仅是我的慈母，我那不同母的两个妹妹，她们的生身之母后来别嫁了，她们全把我的母亲看作慈母，当面背后，甚至几十年后追述，总是娘啊娘的叫得特亲。一个平凡女性身上，女性的尊严能够体现到如此高度，可见女性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一切歧视女性的观念都是绝对要不得的。也许先入为主之故吧，尽管我也听到看到过女性的恶劣、低贱、愚蠢……仍然坚信女性应该得到最大的尊重。我只能以此告慰母亲在天之灵。

末了，应该将父亲母亲的略历正式开具一下——

先父方孝岳教授（1897—1973），名时乔，字孝岳，以字行。191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历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讲师，华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圣约翰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在中山大学时间最长，前后三十多年。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左传通论》、《春秋三传学》、《尚书今语》、《中国语音史概要》等。

先母马君宛夫人（1898—1980），安徽桐城人，别的上面都说过了。

2005年2月28日，于北京。

（选自《万象》，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