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梁启超：做一个有个性的人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等。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他56个春夏秋冬的行走，怀揣的梦想，就是爱国与救国。

他5岁始读《四书》《五经》，8岁学写文章，9岁能写千字文，12岁考中首榜秀才第一名，被乡里人称为“神童”。

他师从康有为，一生行为深受老师影响，投身政治运动，影响很大。1895年春，他赴京会试，因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他协助老师康有为，发动3000名在京应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请求变法，史称“公车上书”。

他支持“五四”运动，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倡导新文化运动。他主张教育必须培养新国民，教育必须以培养“新民”为目的。

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提出设立师范教育的教育家。1896年，他在《论师范》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师范教育：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是整个教育质量提高的基础与保证。

他既不盲目于新学，也不固执泥古，对于我国过去思想界受儒家思想的束缚，极为不满；他认为这种儒家思想所形成的束缚，使我国两千年来殊少杰出的大思想家，即使有也只能托古而存，毫无独立精神。所以他一生致力于提倡思想自由，力图破除这种思想界的痼疾。

他思想独特，著作等身，1400多万字的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其中，《新民说》拉开了中国启蒙学的序幕，“五四”后的思想家，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

岭南神童

梁启超，在家中排行老大，论干支，癸酉年，属鸡；论星座，则为双鱼座。

梁氏家族在他以前，已经发展了250多年。家族始于宋代梁绍，进士，于广东为官，居南溪雄珠玑里，传3代；梁南溪始迁新会县大石桥，传12代；梁谷隐于茶坑村立户，谷隐10世孙为他高祖；高祖子名炳昆，炳昆8子中老二，名维清，是他祖父。梁氏代代农耕为业，是最普通的农民，到他祖父才一边勤耕苦种，一边攻读诗书，最终考取了秀才，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乡绅。

岭南多豪杰。他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岭南福地，祖父梁维清，已经成为靠剥削起家的小地主，梁姓在茶坑村100多户人家、5000多人中已达2/3，势力较大。

他的家族，虽已富裕，但在整个地主阶级中，还属于“富而不贵”的小地主。梁氏家族，还没有人通过科举，跻身于上层封建统治者中。

对此，他祖父深以为憾，决心改变这种局面，自己苦读诗书，以期实现为官梦。夫人黎氏，是广东提督黎第光之女，对改变梁氏门庭也很卖力。然而，奋斗多年，梁维清也只中了个秀才，挂名府学生员，在仕途上也不过做到教谕，管理县文教事业。在清代九品之制的官阶中，位列八品，职位卑微。

祖父在茶坑村，却是个大人物，春风得意，算是给梁家开辟了通往官场的道路。凭借教谕的头衔和身份，购买图书，置买10多亩好地，满怀信心地让儿子梁宝瑛在自己拓开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梁宝瑛是梁维清的三儿子，是梁启超的父亲。

祖父对他的父亲要求极严，千方百计地让他父亲刻苦攻读，希望他父亲能博取功名，光宗耀祖。

然而，他父亲不仅没能更上层楼，而且苦读一生，连续应试，从少年童子考到两鬓染霜，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只落得茶坑村的私塾先生。

但梁宝瑛一生勤奋，事事按儒家伦理道德律己，严守家风，为后代能跻身官场费尽心血。

父亲的为人，使之在茶坑村有了威信，掌握耆老会长达30多年，为乡邻做过一些善事，为乡亲所拥戴。

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粗知诗文，勤劳干练，贤淑聪慧，以“贤孝”闻名乡里，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母亲的敦厚朴实、温柔忍让，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祖父在一大群孙儿、孙女中，最看重、最疼爱他。6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祖父身边。白天，他跟着祖父一起读书、玩耍；夜里，就和祖父睡在一张床上，听祖父给他讲历史故事。他祖父喜欢讲古代英雄豪杰、学者硕儒的故事，尤其喜欢讲宋代、明代亡国的故事，对那些沉痛的往事，总是津津乐道。

虽然成长于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但梁启超不是沉醉于玩乐，而是早早地开始了启蒙。母亲在他两三岁时，就教他认字。他的祖父，在他四五岁时，就笑着引导他，读起了四书五经；一到晚上，他祖父还一边让他背书，一边给他讲故事；他祖父还教他手握毛笔，练习书法；他６岁未满，就读完了五经。之后，他到父亲的私塾学习《中国略史》等课程，开始接受比较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８岁，他就学作八股文了。在祖父、父母的悉心教导下，他学业大进，９岁时，就写出了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八股文章。

梁启超才华早露，童年时就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深受梁氏家族的宠爱。

有一次，他爬着竹梯登高玩耍，他祖父怕危险，急忙叫他：“下来，快下来！莫跌下来呀……”他看到祖父站在梯旁，竟双手扶梯又攀了一级，还叫道：“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听了开怀大笑，感到自己孙子非比寻常。

有一天，他在外玩得满头大汗，口渴回家，看到父亲正和客人笑谈，他却没管那么多，自顾自提起茶壶给自己倒水，正要喝却被客人叫住：“启超，听说你认识很多字，你过来我考考你。”说完在茶几上的大纸上狂草了一个“龙”字，问他：“你读给我听听。”他端着碗看了一眼字，摇了摇头。客人见他连龙字都没认出来，哈哈大笑起来。他却没有理会，而是将水一口气喝了下去。客人看了笑着说：“饮茶龙上水。”他看着笑的洋洋得意的客人，回应道：“写字狗耙田。”客人收敛了笑容。他父亲很尴尬，正要惩罚他，客人却夸赞道：“了不得！令公子才思敏捷，对答工整，好！好！好！”

他刚满9岁时，祖父和父亲就决定让他去广州考秀才。他第一次出远门，从新会上船沿西江而上。同船的多是赶考的，四五十岁的、十多岁的比比皆是，他年龄最小，不免胆怯。

这天中午，大家在船中进餐，忽然有人提议，以餐中咸鱼为题，吟诗助兴。大家还在冥思苦想，他就忍不住吟了两句：太公垂钓鱼，胶鬲举盐初。

他话音一落，就博得了一片喝彩。有的说，这两句诗，诗意浓郁，风格高雅；有的说，他年纪最小，出句最快又好，才华不同寻常。从此，他舟中咏诗的故事，不胫而走，梁家“神童”的声名，传遍了新会，响誉岭南。

梁启超10岁那年，跟父亲进城，夜里，住在秀才李兆镜家。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就到李家正厅对面的杏花园玩耍，看见朵朵带露杏花，争妍斗艳，十分可爱，就伸手摘下几朵。

突然，他听到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是父亲和李秀才。他急忙把杏花藏进袖子里，但还是被他父亲看见了。父亲不好意思在朋友面前责怪儿子，就严肃地吟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本来他父亲打算用对联来处罚儿子，却不料，他在抬头间偶然看到对面厅檐挂着挡煞的镜子，急中生智对道：“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

李兆镜听父子俩的对子，禁不住拍掌叫绝，笑着说：“让老夫也来考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怎样？”话音刚落，梁启超就立即回应：“策马入长安。”“好，好！”李兆镜笑容满面地连声夸赞。

11岁那年，他到省城参加考试，一举考中秀才。考完试之后，主考的三品大员、广东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细阅读了他的试卷后，大为赞赏，专门召见他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面试，与他们谈论经学、唐诗宋词和唐宋八大家等。

被接见的新科秀才，一个个进去后，很快就退了出来，惟独他，虽然小小年纪，却无所不知，对答如流。叶大焯不觉十分高兴，对他大加赞赏。

机灵的他，在赞赏声中马上跪下请求说：“老师啊，我的祖父今年已经是七十高龄，他的生日是农历冬月二十一，弟子很快就回家乡看望他老人家了，如果在我为祖父祝寿时，能得到先生所写的寿言，一定会使我祖父延年益寿，而且，还可以告慰叔父和父亲的孝顺之心。”

叶大焯听完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说出这番成熟的话语，大为惊讶，并深深地为他这份孝心所感动，于是接受了他的请求，欣然提笔，为梁老先生写下了寿文。

叶大焯在这篇洋洋洒洒的祝寿文中，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梁启超才学不凡，可与历史上的吴祐、任延、祖莹相媲美；二、劝勉梁启超不可骄傲，巩固所学的知识，勤学新的知识，树立远大的理想；三、梁家教子有方，茶坑人杰地灵，梁启超前途不可限量。

回到家中，他祖父一读，惊讶地瞪大双眼，手理胡须，笑着说：“广东学政是朝廷三品大员呀，竟亲自挥笔为老夫写寿文，真是大喜过望，大喜过望啊！”

茶坑村双喜临门，就像过节一样，既庆祝他考中秀才，又庆贺他祖父得到高官的祝寿。

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仅17岁的他，参加了广东乡试，顺利考中举人，排名第八，而且是这次新会籍考生中成绩最优秀的一个，也是全省考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这次乡试中，他的试卷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自然引起了两位主考官的特别关注。

正主考官李端棻，是贵州省贵筑人(今已并入贵阳)；副主考官为福建人王仁堪。两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

李端棻心想，自己多年来担任乡试主考官，从来就没有遇到像梁启超这样才学超群的学子，他感到应该和梁启超见见面，试试他的真正才学，同时，李端棻心想，自己有个年轻的堂妹，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撮合撮合，兴许能成就门婚事，于是，李端棻就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作媒。

正当李端棻如此考虑的时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智，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举子。

当李端棻提出请王仁堪做媒人的时候，王仁堪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但是，由于李端棻最先提出，王仁堪内心虽然有说不出的惋惜，最后也只得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后来，李端棻借与考生面谈的机会，直接向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在主考官面前，一时之间，无法拒绝，而且他也无意拒绝这门婚事，便深深地感谢主考官的厚意和栽培，并马上写信告诉了父母。他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觉得很不妥当，因为自己家族，世代耕读，李家则世代为官，难以高攀，门不当户不对，就婉言谢绝了。李端棻却并不死心，坦然写信给他的父亲说：“我也知道启超出自寒门，但他前途无量，不久即可青云直上。我家物色的是人才，而不是从贫富来考虑，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堂妹深明大义，我才敢于为她主持这门婚事，你们就不必推却了”。

就这样，这门婚事就定了下来。

后来，李小姐在他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一段佳话，当然，这是后话。

康梁维新

梁启超考中举人以后，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他继续努力学习，在广州的学海堂发奋读书。

一

学海堂中，他有一个同学陈千秋，是南海县西樵乡人，两人非常要好。

一天，陈千秋从外面回来，非常兴奋地对他说：“梁兄，我听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上书皇帝请求变法，现在，他刚巧从京师回来，我正想前去拜见他，他的学问是我与你所想象不到的。如果我们现在能找到一位好老师，那就太好了。”

陈千秋见他还是一脸纳闷，就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写了一封5000字的《上清帝书》，向光绪皇帝提出：“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他还警告皇帝，如果还是因循守旧，不变法图强，外国列强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国土，像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就会再次发生。本来康有为在这次乡试中，已经考中举人，可是顽固派大臣徐桐认为，“像康有为这样轻狂之人，如果让他考中，今后必然会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于是，抽去了康有为的试卷，使他不幸落榜。但这次上书却轰动了整个北京官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这个消息大大地震动了求知欲极强的梁启超，他急切地恳求陈千秋说：“陈兄，我也想见见这位康先生，你快带我去见见他吧！”陈千秋爽快地应允了。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了他当头棒喝。

见到康有为后，他便决定正式拜康有为为师。

他和陈千秋二人，共同请求康有为自己开学馆。于是，康有为就在广州长兴里，成立了“万木草堂”，从此，梁启超就结束了在学海堂的学习。

1890年，18岁的举人梁启超，拜33岁的监生康有为为师！

康有为中举，是1893年的事，比梁启超中举晚四年。他拜康有为为师，是举人拜秀才，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二

万木草堂，是康有为用以讲学、培养人才和宣传文化思想的基地，草堂的命名含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深意。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万木草堂本是丘氏宗祠，原名丘氏书室，也是教育家、爱国志士、清末岭南三大诗人之一的丘逢甲族人祭祖、授课之地。

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1891年3月，康有为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的学规，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

在德育方面，康有为提倡慎独、主静、厉节、养心、敦行孝悌、检摄威仪、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道德修养，内容虽没摆脱封建教育巢臼，其目的却在于激励气节，发愤图强。

在智育方面，康有为开设四种课程：经世之学、义理之学、词章之学和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之学、宋明理学等；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学原理、政治应用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群学等；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数学、地理学、万国史学、格致学等等。

最初，万木草堂的学生不满20人，后来，声名鹊起，学者日众，增至100多人；1893年，学生猛增至数百人，于是，再次搬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

1894年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一度停办。1896年后又有短期讲学活动。

三

1894甲午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史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负责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停战条约，史称《马关条约》。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将签订前，消息传到国人耳中，立即引起了国人及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的强烈反对。

此时，康有为倡议发动各省的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拒绝签订《马关条约》。

经过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昼夜奔走呼号，湖南的举人首先响应，福建、江西、贵州、四川的举人跟着响应，河北、山东、河南的举人也随后响应。

结果，进京参加会试的18省举人，都被鼓动起来。康有为大受鼓舞，立即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了14000字的“上皇帝书”，史称“公车上书”，慷慨激昂地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在文章中签名的举人就有1300余人。

后来举人们在松筠庵集会，讨论和通过上书的内容，到会的举人有数百人。在京城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可以说，这是中国后来学生运动的先导。

主和派见到这种情况，马上感到情况不妙，就派人到各省会馆，恐吓举人，要他们撤销签名。胆小之人在威逼下妥协了，然最后仍有603人不愿屈服，继续保留签名。

当时朝廷规定：上呈皇帝的文书，不能直达，必须经都察院转呈皇上，但等到四月初十，上书送至都察院时，《马关条约》已提前两天，初八就在烟台换文了。

都察院的官员就推说签约已成，无法挽回，拒绝代收这份“公车上书”。

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便把维新思想转向民间宣传，为提高广大民众对时局的认识，他们两人就在上海撰写了《公车上书记》这本小册子。

这次上书，还是由都察院代转，最终顺利到达了光绪帝的手中。

光绪和恭亲王奕訢看了之后，十分欣赏，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展阅。

四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汪康年和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这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也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份报纸。其中，梁启超是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重要文章《变法通论》《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均发表于此报。梁启超为《时务报》撰写的政论，痛陈爱国救亡、呼吁变法维新，言论新颖，在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强烈反响，“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到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撰稿，揭示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倡言变法，抨击顽固守旧势力，因此报纸颇受读者欢迎，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时务报》连载《变法通论》，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由于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数月之内，销行万余份，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时务报》发行一年后，发行量从创刊时的3000多份增加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翌年，梁启超去湖南，仍遥领该刊。由于张之洞横加干预，汪康年总理管起主笔，汪梁之间矛盾激化，他愤然辞职，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排式也与前不同。

五

1898年7月3日，在梁启超身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对于梁氏家族来说，这次是他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可惜当时他祖父已过世——

这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梁启超。按清代惯例，举人得到皇帝召见，至少能成为内阁中书。

遗憾的是，他不谙官话，在这次会面中，把“孝”字说成“好”，把“高”说成“古”，弄得皇帝目瞪口呆。

光绪皇帝大为扫兴，因此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而康有为与光绪几小时的长谈，就大受嘉赏。

从这以后，康有为多少受到这次召见的鼓舞，一直以君王师自居。这为后来康梁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维新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允许平民上书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最终以失败告终。

另外，维新党虽改名改革派，却因言论过激，用革命手段改革，得罪了很多温和派。甚至康有为还书生意气的喊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变法失败，政局紧张，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人。谭嗣同劝梁启超外逃，伊藤博文也要求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想方设法营救他，并说：“救他吧！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在这种时局下，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一去14年。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吉田晋。

首唱“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这个今天家喻户晓的称谓，是梁启超首先提出，并唱响全世界的。

在“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前，国人并无民族观念，而是习惯说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把我国称为大秦、震旦、支那等等，还有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称谓。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的热潮，迫使国内先进的思想家们开始重新思考许多凝重的问题。严复的《天演论》，使国人意识到了合群的重要，其中发出了“保国、保种”的呼声。

1898年秋，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沿着严复“保种、合群”的思路，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1899年在《东籍月旦》一文中，他首次使用了“民族”一词，随后他又从民族进化和竞争的理念出发，大胆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他在《新史学》中明确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里的人群进化，其实就是民族进化。这时他的民族观念，就已上升到了理论层面。

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他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这一独特的概念，还把中国民族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在此基础上，1902年，他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他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随后，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学术思想地位时，他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就这样，从“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他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全新创造。

不过刚提出“中华民族”时，他的定义较为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他才清晰地赋予了“中华民族”较为科学的内涵。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他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断然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6年时间，中华民族完成了创造，不论形式还是内容，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留日的众多学生都对中华民族的含义展开了热烈讨论。甚至孙中山、章太炎等当时不大关心民族融合的革命党人，也开始思考民族团结、平等的问题。

现在，“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共同体这一理念，早已成为了国人的共识。

新民说

梁启超虽然只在人间行走了56个春秋，但他精妙治学，辛勤笔耕，给后人留下了148卷、1400万字的宝贵财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新民说》。

《新民说》是他在1902年至1906年，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从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1916年部分收入《饮冰室文集》；1936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同年出版《新民说》单行本。

《新民说》讲述了现代国民应有的条件和准则，旨在唤起国民的自觉：从帝国时代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在20世纪的中国起了启蒙作用。

他的每篇文章，都饱含激情，对读者有一种魔力。这也使得他风靡一世，声震天下，成为名副其实的“舆论骄子，天纵文豪”。王文濡挽梁启超：“《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雅俗同赏，得其余沥以弋鸿名而张骚坛者，比比者是也。”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首次提出了“新民”思想。他振聋发聩地呼吁“改造国民性”，当时应者云集，且至今还有适用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呼吁不仅是口号，他还在探索后提出了具体方案，形成了“新民说”理论。

“新民”一词，出自儒家经典《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梁启超主张“亲民”即“新民”，而“新”就是革新，革故鼎新。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意识到，人的革新，决定制度的变革，“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欲要国家独立富强，先须改造国民、提高国民素质，有“新公民”而后有新的国家。新民说的一个重点，在于大力提倡“公德”，因为，梁启超发现：“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昧于公德，则人群不成其为人群，国家也不成其为国家。”反之，“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新民就要有公德、能处群。如何培养新民？他想到借助于艺术(小说)和宗教(佛教)的力量，特写出了有名的论著《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

他在《新民说中》还就如何去掉“心中的奴隶”，谈了具体的看法，就是在今天，也很有借鉴意义，他说：

勿为古人之奴隶。对待古人留下的宝贵遗产要珍惜，要继承，但不要被古人的思想束缚，对待文化遗产要有客观分析的精神；

勿为世俗的奴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世俗，但不等于说所有的时代世俗都是好的，都是比前代进步的，盲目追求世俗是不恰当的，对待世俗也需要有冷静的态度，分清是非的精神；

勿为境遇之奴隶。许多人在对待事情时，往往过多的强调环境的作用，将自己或别人的成败归于环境因素，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环境的作用，但是主观的作用才是第一的。当你遇到不好的环境时，应该有克服困难的精神，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应对环境，为自己开辟一片有希望的天地。有些青年当遇到困难时甚至采取自残的行为，这是很不应该的，希望你们摆脱“境遇的奴隶”思想，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开辟道路，那怕是很困难的；

勿为情欲之奴隶。情和欲都是人性的表现，压制情欲是不对的，但是对待情和欲要保持正确的态度，自持的态度，不能陷入情和欲望的陷阱中，当情和欲得不到时，你要客观的分析原因，不要一味责备别人或自己，要始终保持冷静态度，就会从情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且你最终会获得使你幸福的情和欲。

在《新民说》中，他提出了塑造理想国民的思想。他吸收东西方道德特点，针对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国民标准，即为“新民”。

“新民”应具有下列特点：要有公德心；要有国家观念；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人民进取冒险的精神愈盛，其国家也愈强；要有权利观念；要了解自由的真义；要有规律的生活；要认清义务；要能够自尊；要有毅力；要能够合群；要做社会的生利分子，所谓生利分子，并不是要每个人直接参加到生产事业里，而是指所有能够保护生利的人，比如像官吏、军人和医生等，也都是社会的生利分子，而能够增加人类知识、改进人类品质的人，像教育家和文学家等，也莫不是社会的生利分子；要有尚武精神；要注重私德；要具政治能力，他认为，一个政府是否健全，要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无行使政治的能力。要建立一个民主有效的政府，人民的政治能力尤其重要。

穿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沧桑，重新阅读《新民说》，让人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新民说》可以说是我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是充满原始气象的混沌之作，惟其混沌，气象和格局之大，后来者无人可比。

可以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开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

趣味主义

在梁启超庞大的思想体系中，令后人敬仰和奉行的，莫过于趣味主义人生哲学。

1922年4月10日，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开门见山说地说：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文中他从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自己的趣味主义。结尾，还以孔子为例，来强化这种趣味主义。他说：

孔子屡屡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门生赞美他说：“正唯弟子不能及也”。一个人谁也不学，谁也不诲人，所难者确在不厌不倦。问他为什么能不厌不倦呢？只是领略得个中趣味，当然不能自已。你想：一面学，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都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诸君都是在教育界立身的人，我希望更从教育的可好可乐之点，切实体验，那么，不惟诸君本身得无限受用，我们全教育界也增加许多活气了。

梁启超从丰富的人生体验和人生阅历中，总结出来了“安身立命”的见解，从中提升、凝固出了一个逻辑建构系统——趣味主义。

到底什么是“趣味”？他认为，趣味就是生机、生趣，正所谓“生趣盎然”，生趣是好的、是值得追求和肯定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正如健康是种价值一样。反过来，死气沉沉、老气横秋、病怏怏，必然是无趣味、没有价值的。

他说：“近代文学家写女性，大半以‘多愁多病’为美人模范，古代却不然……以病态为美，起于南朝，适足以证明文学界的病态。唐宋以后的作家，都汲其流，说到美人便离不了病，真是文学界的一件耻辱。我盼望以后文学家描写女性，最要紧先把美人的健康恢复了才好。”

他认为，趣味就是乐趣、快乐。这也是一种价值，所以，他赞成“人生行乐耳”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人生在世，追求快乐，理所当然，不去追求快乐，难道要去追求痛苦吗？避苦趋乐、离苦得乐，这是生命的本能。可能会有人理解趣味主义如同享乐主义。然而和享乐主义先师伊壁鸠鲁定义的快乐即“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不同，他在《教育家的自家田地》中说，趣味的积极表述就是“乐”，消极表述就是“不厌不倦”。真正的趣味应当前后一贯，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而快乐也应当“要继续的快乐”、“要圆满的快乐”、“要彻底的快乐”。

他认为，趣味就是情趣，非偏理智而偏情感，所以趣味教育就是情感教育。他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里说：“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

他还认为，趣味就是鉴赏力，就是品味。这些都需要培养，文学、音乐和美术，就是诱发和培养趣味的，美感需更新，趣味也如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些说的就是审美，也是趣味。

可见，趣味既是生活的根本，也是艺术的根本，它贯通了生活和艺术，使之因趣味而交汇、重叠。所以当梁启超说趣味是生活的根基、源泉和动力时，实则是说：艺术是生活的根基、源泉和动力。只有返回生活的源头，才能发现艺术，而返回生活源头，就是要回复生活的本真。因此可说，他所谓趣味主义，实则是生活趣味，趣味人生，也即艺术人生。这不仅是一种人生观，更是一种艺术观。

温馨家事

梁启超爱妻纳妾，婉拒红颜，教育九个子女成才，一门三院士，这些往事，虽已随风飘逝，但细细品来，却温馨得令后人赞叹。

发妻李惠仙

1889年，梁启超17岁，参加广东乡试榜列八名，秋闱折桂，成为当时年龄最小的举人。姓李的主考官，看重他年少才高，就把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李惠仙大他4岁，二人在两年后结了婚。

婚后次年夏天，两人南归故里。

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书室的一个小房间，作为新居。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对这种气候极不适应，但这位从北京来的大小姐，既不嫌恶劣的气候，更不嫌梁家的贫寒，只看中自己夫君的才华。

此时梁启超的生母，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然操劳侍奉，尊老敬孝，深得梁家人喜爱，被乡邻赞为贤妻良母。

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令要捉拿维新党人家人，梁家只得避居澳门，逃过这场灭门灾难。至于梁启超，不得不亡命东瀛，流亡十多年。

这种境况下，李惠仙成了梁家的顶梁柱。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定自若，鼓励她坚强应对乱世，还告诉她解闷良言，读书妙法，浓情蜜意，饱凝笔尖。有一封信，这样写道——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后来，两人相聚日本。他与妻子，相敬如宾，夫妻恩爱，一辈子只吵了一回架，正因这次架，致使他终生悔恨。在李惠仙弥留之际，他忍受不了煎熬，向大女儿梁思顺，坦露了愧疚心情：“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和她打架时留下的，我实在哀痛至极！悔恨至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无力回天，溘然仙逝。他含泪饮悲，写下了《祭梁夫人文》：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三拒侨商美女何蕙珍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邀，到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有一天，檀香山一位何姓侨商设家宴款待他。当他走入何家大院时，就看见出迎的主人身边站着20岁的女儿何蕙珍。这个出身侨商之家的何小姐从小受过西方教育，16岁做老师，英文很好，因而担任梁启超的翻译。

翻译当然紧贴他落座，席间，何小姐长发飘逸、谈吐不凡、学识广博、尤为活跃。她还十分熟悉梁启超的著述，仿佛宴会成了何小姐和他的交流会。席近尾声，何小姐拿出一份原稿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而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

他接过手稿顿时冰释疑惑：他刚到檀香山时到处演说，清廷买通了一家当地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他，他虽心有不服，却无奈不懂英文，只好置之不理。可没过多久，另一家报纸上却连载了为他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只是文章没有署名。如今真相终于大白。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地对他说：“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数日后，他践约把照片赠给了何小姐，何小姐当即回赠了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顿时，他坠入了情网。

没过多久，有位好友专程拜访他，笑着劝他：如果娶个懂英文的夫人，会对事业更有帮助。

他沉思片刻，回应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思念她，但我已有妻子，我曾和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这头颅早已被清廷悬赏十万，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呢？”就这样，他第一次婉言拒绝了何蕙珍。

没过几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他见到何蕙珍，心情极其复杂，避开所有的敏感话题。

倒是何蕙珍谈吐自如，大方有度。临别，何小姐笑着对他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

这番赤裸的表白，令人心醉。但他意志坚定，微笑着道了声珍重，就惶恐而逃。这是他第二次婉言拒绝侨商美女的好意。

虽然理智战胜了他，但感情却无论如何无法压抑，所以他只好以纸笔对话，陆续写了24首情诗，有一首这样吟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他不愿把这事瞒着结发妻子，1900年5月24日，他通过一封家书，将此事告诉了妻子。信中，他表示自己决不做“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

妻子读了他的信，气恼无比，遂回信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信中所说，就把它放过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聪慧的妻子，要将问题交给公公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绝不会同意儿子娶小老婆。这下梁启超慌神了，急忙复信说自己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捱骂矣；即不捱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后来，梁启超出任民国司法总长，何蕙珍专程到北京，想结秦晋之好。他却只在总长客厅里接待了何蕙珍。李夫人病逝后，何蕙珍又赶来，但他仍然婉谢。梁启超这一做法，引得世人指责，说他薄情，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责备他“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就这样，他第三次婉言谢绝了侨商美女的好意。

从那以后，梁启超三拒红颜的故事，就流芳传世。

一墓悼三魂

当年，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来阿好、王来喜两名丫环。阿好脾气坏，不听使唤，没多久，就被梁家赶走。王来喜本名王桂荃，勤快聪明，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了侧室。

梁启超对王夫人，虽不像对结发妻子那样恩爱，但却十分尊重。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本来他对这桩婚事，感觉有悖一夫一妻制，所以尽量讳避，从不张扬。写信都是多称“王姑娘”、“三姨”或称“来喜”。只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怀有身孕，又快要临产，他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里，才用了“小妾”的称呼。

他的孩子们，对王桂荃的感情非常深，他们把李惠仙叫妈，把王桂荃叫娘。

他始终与时俱进，肩负着天下兴亡的重任前行。让他义无反顾，没有后顾之忧的，就是在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

而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九个孩子，从她的身上学到更多的是勤劳与善良。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革”中与孩子们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与世长辞。“文革”后，梁家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王桂荃。

教育九子女

梁启超的孩子，在我国科技史上，曾创下一门三院士的辉煌荣耀——

早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81人当选，其中28人的人文组里，梁思成、梁思永两兄弟，同期上榜；45年后的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这兄弟俩的弟弟梁思礼，又当选为院士。这在我国科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梁启超与两位妻子，生了14个子女，成人9个，除3子(二子梁思成、三子梁思永、九子梁思礼)名列院士外，其余6子，均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

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四子梁思忠，炮兵上校，英年早逝；五女梁思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首屈一指的专家；六子梁思达，著名的经济学家；七女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八女梁思宁，光荣的革命军人。

梁家满门俊秀，这与他言传身教密不可分，他曾在给儿女们的信里这样说：“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