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进山革命读书情

1943年春，17岁的卫兴华离开被日寇占领的家乡，通过日军封锁线，辗转来到位于“后方”的晋西的隰县，准备考赵宗复主持校务的进山中学，以继续完成学业。这所阎锡山治下的红色学校，似乎能使他的所有理想、所有热情都有所寄托。

进山中学创建于1922年，是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创立的著名中学。“进山”二字取自《论语·子罕篇》，由时任山西督军府秘书总监、参议总长赵戴文提出。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进山中学之“进”在前，“山”在后，有“进”虽“一篑”但积“篑”成山，只要有恒心与毅力，坚持不懈地奋进，就可以筐土成山，即有“前进登高”之义。

创建进山中学时，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已相继爆发。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潮弥漫全国，影响甚大。同时，以胡适之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阎锡山设立进山中学，对外宣称是“为救济天资聪慧学行兼优之贫寒学子”，实际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科学，为自己培养“人才”；二是为了抵制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但是，客观事实的发展却与阎锡山的办学宗旨背道而驰。进山中学一成立，早期共产党员何雁秋、谢赞尧，进步教师马天启、张暂成、邓初民等就受聘任教于此。在当时世界和中国革命潮流的推动下，经过革命者的启蒙教育，进山中学很大一部分学生迅速觉醒，追求进步，认同马列主义，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受日军入侵影响，进山中学于1937年被迫停课，1941年10月，在山西省隰县复校。复校时，校长名义上由阎锡山兼任，实际由地下共产党员、校务主任赵宗复全权领导。

赵宗复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之子，其父深受阎锡山尊重。尽管出身于权贵家庭，赵宗复却是一位杰出的革命者，更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于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33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党组织安排赵宗复留在二战区利用其父亲以及阎锡山的特殊关系，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前，他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和情报工作。解放后，他历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山西历史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在隰县期间，进山中学已拥有近万册图书，并开设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当时的进山中学，对于从乡村走出的农家子弟卫兴华来说，是读书圣地，充满了神秘色彩。

1943年春，由于当时进山中学还不到招新生时间，卫兴华便在驻隰县的第六专署暂住，他的一位族兄在那里任职，为他临时安排了食宿。在此期间，他听到了有关进山中学负责人赵宗复的一些传闻，人们说他年轻有为（那时他才28岁），办学不徇私情，每次进山中学招生，对为一些考生说情的信，他都放在一边，不予理睬，待招考完了以后才去看信。卫兴华听后，不由得产生了敬佩之情。

当年6月，进山中学开始招生。卫兴华的笔试成绩为优等，却不曾想，一场口试让他意外地受到了挫折。

在隰县南关进山中学总校口试考场上，时任进山中学校务主任的赵宗复亲自主持考试，为录取有志向的进取青年严格把关。考场上，赵宗复问了卫兴华一个问题：“如果你考不上怎么办？”卫兴华考上进山中学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天性耿直的卫兴华说：“如果考不上，那我就只好回被日军占领的五台老家。”他这样回答的本意是：如不取我，则我走投无路。之所以专讲回五台家乡，是因为赵宗复也是五台籍人。赵宗复听后，却认为卫兴华没有志气，甘愿回家做亡国奴，不是个可造之才。学校录取新生放榜时，卫兴华名落孙山。

卫兴华极度失望，但不甘就此退缩。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晚上，他奋笔疾书，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长信寄给赵宗复，信中谈了他的理想、世界观、追求、愿望与处境等，尤其在信中表达了对倭寇入侵的愤慨和拳拳报国之心。高远的志向与满纸激扬的文采打动了赵宗复。赵宗复收到信后，有所触动，特意写信给六专署秘书长杜子明，讲了卫兴华考进山的事，尤其在信后写道：“卫君程度确甚好，希望下次再来报考。”以弥补遗珠之憾。

时隔月余，进山中学第二次招生，已近18岁的卫兴华如愿以偿地顺利过关。考入进山中学后，卫兴华住在隰县北关后寺二院，入学时已是当年的8月。卫兴华被编入第31班，全班共30多个人。进山中学不但有一批进步的共产党员作教员，学生也是人才济济，更不乏出身显贵家庭的高级军政干部子弟：如阎锡山的族亲阎淑瑜，山西实权人物梁化之的女儿梁秀莲，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的女儿赵龄松、赵慧军，另一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的女儿王瑞书。卫兴华的同班同学中有高干孟际丰的女儿孟沚蘩，省政府秘书长李培德的儿子李凯明等。几乎山西军政要员的适龄子女都在进山中学读书。但是，在赵宗复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整个学校校风纯朴，大家都一心一意学习，学校强调民主与科学，教学质量极高。而且，进山中学的爱国主义氛围和抗日情绪很浓，多位共产党员教师传播着进步的思想，不少要员的子女走向了革命道路。

每逢周日，全校学生集中到南院校部广场聆听赵宗复讲话。赵宗复的讲演严肃而生动，深刻而风趣，富有哲理。他的每次讲话，都如春风化雨，一步步引导卫兴华走向进步、走向革命。

当时，在赵宗复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学校不少学生开始印发油印小报。卫兴华与同班几位同学也印发小报，取名“三一园地”，意指是31班的园地。卫兴华经常发表宣传抗日、评论是非的进步文章，还写过评论冰心的《寄小读者》的文章，引起了赵宗复的重视。

1944年夏，卫兴华得了慢性病。当时生活清苦得连盐也吃不上，更谈不上求医问药了。那一段时间，他情绪极为低落。二院主任商性斋老师将情况告知赵宗复，而后，商老师告诉卫兴华：周日赵宗复主任在家约见。届时，卫兴华整好衣服，按时前往。赵宗复问询了他的学习情况和病情，并说看到了他们办的《三一园地》，给予鼓励。赵宗复还当即给校医室主任郝大夫写短信：“郝主任，请给卫兴华XX药一瓶，药费记我账上。”另外，赵宗复告诉卫兴华，他可以补助卫兴华一些笔墨文具费用。赵宗复的关心与鼓励使卫兴华深感温暖与亲切，成为他日后奋进的力量。

在进山中学求学期间的卫兴华

在进山中学里，物质生活是清贫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公费的粗布衣裳、公费的伙食，尽管一日两餐是没有菜和盐的高粱面和小米，条件甚是艰苦，但那一时期，卫兴华有了做人的尊严，所有理想与抱负都得到了寄托，他像一只等待起飞的雄鹰，精神饱满，内心是富足和愉快的。

1945年，日军投降后，进山中学于同年9月迁回太原，由赵宗复任校长。在太原期间的进山中学在赵宗复的领导下，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革命斗争。为了引导学生走向进步，图书馆订购了许多进步书籍，其中有大量苏联小说的中译本，如《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毁灭》等，也有解放区作家的著作，如艾青的诗集，赵树理、丁玲、周扬等的作品。至于鲁迅、茅盾、巴金等的著作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一批社会科学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唯物辩证法入门》、华岗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等。

为了更好地发挥进步书籍的影响，赵宗复指导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组织“青年读书会”，卫兴华任干事长，其他副干事长等职务由地下革命同志担任。这种读书活动是非公开性的，是团结革命师生、共同进步的一种组织形式。“青年读书会”主要有两种活动形式：一是组织会员阅读进步书籍，每隔一段时间由一位会员介绍学习心得。二是请地下同志和进步人士做报告，如赵宗复、张颔、王纪堂等。

1946年，卫兴华开始在太原《民众日报》连载抗日内容的小说和行军日记，行军日记记述了他1946年9月抗战胜利后由隰县步行多日至平遥，再乘货运火车回太原的经历。

进山中学的各种进步活动引起了敌特的注意，阎锡山的特务机关为了摸清地下革命同志的情况，在临近进山中学的一条街上开了一个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其中有鲁迅、郭沫渃、巴金等的著作，还有何干之研究鲁迅思想的书。地下党组织在弄清了该书店的性质后，通知同志们提高警惕，不要轻易上当。

1947年秋，原在进山中学高中读书后转学北平汇文中学的一位学生辛家骏，给太原的老同学们邮寄书籍，惹出了麻烦。他分几次邮寄党的《土地法大纲》、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还有樊弘教授写的《马克思与孙中山》等，结果全被山西特务机关查扣，包括卫兴华在内的七八位同学被扣押多日。敌人误以为北平与进山中学之间有共产党组织的联络网，后来因查无实据，学生们最后都被释放了。但是读书环境的复杂与艰险并没有阻止卫兴华及同学们向往革命、发奋读书的理想。

2．投身进山“投枪社”

在进山中学的学生社团中，“投枪社”的影响最大。“投枪社”的发起人和负责人是杨盛钦，取名自鲁迅先生的杂文《小品文的危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可见这个社团的战斗性。

1946年春，“投枪社”的多位同学暗中投奔解放区，需补充社员，“投枪社”相关人员动员卫兴华加入，并任命其为“投枪社”编辑组长。自此，卫兴华正式参加了党的地下革命工作，积极参与反蒋反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投枪社”凝聚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具有较强的战斗性。“投枪社”的几位主要成员后来与解放区打入太原的我党谍报人员建立了联系，“投枪社”便成为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

进山中学“投枪社”成员合影

1946年，卫兴华分别从两个方面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一方面是与重要地下党员、进山中学校长赵宗复建立联系，在赵的指导下开展学生工作。另一方面，卫兴华和“投枪社”的几位主要成员与中共太行军区太原情报站派遣的谍报人员王天庆（化名王富贵，暗称西后，团级干部）建立了地下革命工作关系，并先后与解放区的太原情报站（番号是909）和太原工作委员会（城工部）建立了工作联系。

1946年冬，王天庆按909的建议安排乔亚、杨盛钦和卫兴华组成进山中学三人领导小组，组长为乔亚（乔亚于太原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杨盛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卫兴华成为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并担任进山中学的学生会主席。进山中学的老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于润沧回忆：1946年，他和卫兴华搭档，当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如果说起那一时期进山中学的学生运动和地下斗争，卫兴华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进山岁月，对于卫兴华来说，是一段生与死、血与泪、奋斗与抗争的交响曲。

1946年秋冬，为了统一协调与领导进山中学的革命活动，赵宗复通过刘鑫把他在燕京大学加入共产党的秘密告诉了卫兴华。卫兴华这才得知，赵宗复是中国共产党担负重要任务的党员，党组织派他埋伏在山西，利用他父亲是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做国民党上层路线的工作。

从此，卫兴华更加敬佩这位师长，更自觉地在赵宗复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为掩护进山中学的革命活动，淡化其进步色彩，赵宗复授意卫兴华在山西国民党办的《国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介绍进山中学是阎锡山亲自创办并长期兼任校长的一所中学，校内有多位老师是国民党员，学生中有三青团组织等。《国民日报》很快刊发了卫兴华的文章。赵宗复还安排卫兴华进行舆论宣传工作，一是在校园内出《文摘》壁报，摘登一些外埠进步报刊的文章；二是为进行地下工作方便，向《复兴日报》社长刘士毅推荐卫兴华任特约记者，领得记者证；三是安排卫兴华编辑《民众晚报》的《灯下》副刊。同时，还推荐卫兴华与李凯明等进步学生担任《青年导报》的特约通讯员。此外，卫兴华还担任了《工作与学习》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自此，卫兴华以笔为枪，在无硝烟的战场上投入了“战斗”。

1947年3月，山西省当局和省三青团机构负责人李之龙要组织山西大中学生进行反苏反共大游行，在海子边（现太原儿童公园）召开动员大会。赵宗复事先进行了布置，授意卫兴华等一定要搞垮这次反共大游行。进山中学的革命师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破坏敌人的反苏反共大游行。

3月17日，反动当局在海子边召开反苏反共大会，当大会讲话结束，大会主持人宣布游行开始及游行路线时，卫兴华举臂高呼“我们反对游行！”

主持人拿着扩音器向主席台上的负责人讲：“有人反对游行！”扩音器中传来声音：“谁反对谁走好了。”这种毫无准备、随口而出的对话，从扩音器中传出，立刻让全场都听到了。卫兴华立即高喊：“进山中学队伍回校！”国民师范学生队伍紧跟着撤离会场。一时会场大乱，其他学校队伍也相继退出。主席台上的组织者不断高喊：“不要走！不要走！”但已无济于事。大会会场乱成一团，反苏反共大游行就这样彻底破产了。赵宗复则一直在海子边会场外密切关注大会情况。卫兴华此举也暴露了自己，反动当局要追查卫兴华的责任，后被赵宗复巧妙地保护了下来。

1947年冬，山西实权人物兼特务头子梁化之为控制进山中学，削弱进步力量，将赵宗复调离学校，任省新闻处处长。赵宗复临行时，师生决定举行盛大的营火晚会为赵校长送别。

晚会上，学生们怀着如失怙恃的复杂心情，每人上衣戴着绿布条，一个接一个地朗诵诗词，痛惜赵宗复的离校。诗词中，以“灯塔”“灵魂”“火花”等瑰丽的词藻，赞扬赵宗复的“青年精神，民主精神，学习精神”，赞誉他是一个“不追求荣誉，没有装饰，坦白而富有正义感的人”。由赵宗复作词、学生们常常唱起的歌曲在晚会上一遍遍响起，萦绕在卫兴华的心头：

我们是青年猛士！

我们是青年猛士！

敢看惨淡的人生，

敢见淋漓的鲜血。

嘿！敢说，敢笑，敢怒，敢叫，敢打，敢骂！

对内团结驯如羊，

对外抗战猛如虎。

我们誓不做俘虏，

大敌当前不低头。

嘿！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那钢铁的声音为青年进步响彻宇宙……

赵宗复，这个卫兴华在革命路途中如灯塔般的引路人，就这样离校了，但他以生命不断求索的高贵信仰，却在卫兴华的内心深深地扎下了根，也成为他一生奋斗的动力。

3．深陷囹圄

太原情报站（全称晋冀鲁豫八兵站）驻扎在解放区的太谷县范家岭村。太原情报站有一个派遣人员，是中共解放区情报站派去打入阎锡山军队搞地下工作的。前面已提到，1946年卫兴华在进山中学参加了党的地下革命工作，与太行区太原情报站的军事谍报人员王天庆建立了革命工作关系。

1947年暑假期间的一天，因为王天庆的关系，按照解放区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卫兴华秘密进入太谷县小常村的909地下交通站，由解放区派来几位便衣武装人员护送，于夜间通过阎军封锁线，进入太行解放区。他先到驻范家岭村庄的太原情报总站汇报了进山中学的地下斗争情况，又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决定，将工作关系转到太行解放区党委太原工作委员会（也是城工部）。

在城工部期间，卫兴华如饥似渴地阅读解放区出版的理论和文艺书籍，机关领导还向他传达了近期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在太行区太原工委会，经领导王成旺、秘书李华二位同志介绍，卫兴华履行了入党手续，正式成为中共党员。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卫兴华心中的信仰与追求更加坚定，他也更加感到了自己肩负的革命使命。动荡的革命生涯中，他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回太原前，领导问他需要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我要带走一批书。”在征得领导同意后，他挑选了20几本书，包在一个白布包袱中，带回了太原。

那一时期，山西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并准备解放太原，当时的斗争异常残酷。当卫兴华从解放区回阎管区时，情报站派多位便衣武装通过敌人封锁线，送他回太谷县小常村的杨大伯家落脚。到杨家时，已是深夜，大门紧闭，为保密，他们不敢喊门，一位武装人员从墙上跳进院里悄声打开了大门，他们才进了院里。第二天，杨大伯送卫兴华去火车站以便回太原。路上，二人商量好卫兴华今后化名二娃，以此名联系，杨大伯家可作为去解放区的中转站。如果卫兴华以后派人去解放区，可先到杨家落脚，只要说是二娃让来的就可以接待。

解放军太行军区太原情报站王天庆打入阎军机甲队后，与进山中学建立了联系，并与赵宗复建立了地下关系。在赵宗复推荐下，经909批准，王天庆指导进山中学建立了地下工作三人领导小组，由在进山中学师范班毕业后任图书馆管理员的乔亚任组长，杨盛钦和卫兴华是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杨盛钦是山西专门逮捕杀害共产党人的警务处处长杨贞吉的儿子。

在此期间，一个意外发生了。1947年7月的一天，赵宗复从梁化之处得到消息：一位曾在进山中学工作、原“投枪社”的成员，后调到同志会太原市分会工作的刘文瑞被捕，将王天庆和他所联系的乔亚、杨盛钦和卫兴华等人一一供出。梁化之还向赵宗复透露：看来进山中学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内部问题，而是外部问题。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外甥，赵宗复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两人平时称兄道弟。但梁化之是实权派人物，早已不满进山中学学生的“不轨”行为，暗中怀疑赵宗复的政治倾向。赵宗复和乔亚分析，刘文瑞只是外围成员，了解的内部情况不多，如果乔、卫等撤走，反而会让敌人坐实进山中学的地下革命斗争的事实。于是赵宗复等决定：迅速通知与卫兴华住一屋的王麟庆（地下同志）与其兄王天庆撤离太原回解放区，其余三人静待其变，并且商量好，如果被捕，因为杨盛钦特殊的家庭背景（其父杨贞吉为山西警务处处长），即使承担一些敌人已经掌握的事实，敌人也无可奈何。三人一律严守机密，随机应变。事后才知道，王麟庆匆匆去阎军机甲队找其兄时，其兄已被捕了，王麟庆独自回到解放区。

尽管卫兴华等事前为准备可能被捕入狱做了周密的安排，但考虑到天有不测风云，一旦进了特务的魔窟，随时都有可能为革命献身。为此，三人相约一起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以备万一不幸的情况发生，以此为后人留一点纪念。

卫兴华与杨盛钦、乔亚的合影

7月30日晚，由梁化之兼任处长的“山西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务机关）派了秘书主任范某等多人来到进山中学进行抓捕。因为赵宗复担任校长，他在山西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所以敌人客气地请赵宗复将卫兴华领到校长办公室。赵宗复到学生宿舍找到卫兴华，告诉他：他们来人了，并嘱咐他多加小心。随后，卫兴华被正式带走。因为乔亚当时不在校，待回校后，也立刻被带走。

同日晚，特务们带着卫兴华敲开杨贞吉公馆的大门，带走了杨盛钦。杨盛钦的父亲杨贞吉大肆追捕共产党人，而他的儿子却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因为梁化之与杨贞吉两人之间存在着争权夺利的关系，所以特务们远没有像在进山中学给赵宗复留面子那样给杨贞吉留面子，而是不经过与杨贞吉见面，直接将其儿子逮捕。

入狱后，杨盛钦被送往特招室（双龙巷监狱），卫兴华被送往二招室（太原南园子监狱）。约过了个把小时，乔亚也被送到，与他共住一室。此次抓捕行动，隐藏着敌人考察和考验赵宗复的目的，对于这一点，赵宗复“心领神会”，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破绽。一场艰险复杂的斗争就此展开了。

1946年冬地下革命同志合影

王天庆被捕后，遭受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连敌人的特务头子梁化之也不得不说：“像个老共产党员！”王天庆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那时，进山中学的革命环境极其恶劣，乔亚、刘鑫、韩健民、梁维书、李建唐、王麟庆、卫吉祥等许多同志英勇战斗在情报战线上，在太原解放前夕，惨遭敌人杀害。

由于刘文瑞对卫兴华等与党的深层次关系不知情，卫兴华被审讯三次，都按事先计划的方案应付过关了。卫兴华只承认自己思想过激，对腐败黑暗的现状不满，并不承认自己与王天庆有联系，且“以死担保”乔亚不是共产党员。加上进山中学教务主任梁祥厚——梁化之的弟弟从中斡旋，卫兴华和乔亚于8月22日被释放回校，紧接着，杨盛钦从双龙巷监狱获释出狱。

卫兴华出狱后，由于太原的形势很恶劣，阎锡山的特务组织对卫兴华的监控很严，他不能再正式开展革命活动了。1948年6月初，经赵宗复与乔亚等地下同志安排，卫兴华转到北平，交付给他的任务是：设法在北平建立太原地下同志转北平回解放区的地下联络点，弄清去解放区的路线，以便太原的地下同志必要时经北平去解放区（当时太原直接去解放区日益困难）。

由于地下革命工作的特殊性，这一段出生入死的经历，使卫兴华与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没想到在20多年后，竟成为了卫兴华在“文革”中被迫害的把柄。“文革”中，卫兴华受到了残酷的精神折磨和严刑拷打。当年与他出生入死的一些同志虽然逃脱了敌人的杀害，但却被害于“文化大革命”中，连赵宗复、杨盛钦都未能幸免。

4．早春邂逅孟沚蘩

卫兴华被捕后，他当时的恋人即后来的妻子孟沚蘩，咬破手指用血泪在日记上写下了一句话：“如果你会被害，我将和他们拼命。”

孟沚蘩生于1926年的五台县阳白乡，祖上是书香门第，“沚蘩”这一对女孩子寄托着美好期望的名字，就是她当秀才的博学多才的爷爷孟万焦所赐。孟沚蘩的父亲是阎锡山民族革命同志会“十三个高干”之一的孟际丰。孟际丰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才华横溢，才能出众，很受阎锡山重用，在阎锡山集团内部是与梁化之不分伯仲的实权派人物。

孟沚蘩较卫兴华早一年进入进山中学学习，尽管二人原籍只相距五里，又同在一个学校，但原来并不相识。只是由于孟沚蘩因病休学一年，才成为卫兴华同一届的同班同学。虽然是出生于官宦家庭，但孟沚蘩并不娇气，非常能干，心灵手巧，纺纱、绣花、纳鞋底、做针线，样样皆通，还曾在学校纺纱比赛中夺冠。孟沚蘩的寄宿生活与其他学生一样，睡大通铺，吃粗粮，丝毫没有“小姐”架子。当时由于挑水困难，学生们一个小组共用一盆水洗脸，孟沚蘩丝毫没有怨言。

1937年日军侵占太原前，孟沚蘩与其父母、姊弟在太原过着优渥的生活。日军侵入山西时，孟沚蘩与其母亲和一弟一妹回到五台县阳白村居住，其父亲随同阎锡山军政机关迁入晋西，后定住吉县克难坡。其父后与另一女子成婚，其母亲在老家抚养子女，心力交瘁，妹妹染疾病故后不久，母亲也撒手人寰。1941年，15岁的孟沚蘩偕其弟孟并麟去投靠父亲，但后妈厌烦他们的到来，一次吃饭时，竟将饭桌掀倒，给孟沚蘩造成极大的心灵伤害。直到1948年孟沚蘩离家出走前，她一直与“家庭”处于冷漠的关系中。

1946年的一次五台县同乡会，卫兴华与孟沚蘩都去参加了。傍晚散会回校的路上，两人结伴而行，这也是这两位同班同学三年来的第一次交谈。第二天，卫兴华收到了一封信，娟秀的手书来自于孟沚蘩之笔，信的开头称“兴华学友”，谈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相互的好感仿佛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逐渐接触多了，他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后来，受孟沚蘩之邀，他们畅游了太原城西门外的桃树林。那是鲜花盛开的时节，峥嵘岁月，桃李芬芳，青春岁月，似水年华，最初那个时刻的好感，仿佛绚烂的花朵，绽开在彼此的心田，定格在永恒的瞬间。爱情如寒夜中的一盏明灯，温暖着两个年轻人的心田——幸福仿佛从天而降，共同的革命信念与理想使二人走在了一起。

“我这一生走过许多路，行过许多桥，品尝过许多次美酒，看过无数次云，却只爱过一位正当年的女子。”大作家沈从文曾如是描绘自己的爱情。朦胧的爱情是美好的，而在适时的年龄遇到合适的人，在人的一生中，是多么可遇而不可求啊。卫兴华邂逅孟沚蘩，正当花样的年华，如火的青春，动荡的离乱世事，共同的革命理想与追求，一切来得正好。彼时的两位青少年，从战争的烽火中走来，成为忠贞不渝的恋人和战友。

孟沚蘩是来自官宦家庭的千金小姐，由于母亲去世过早，受后母“排挤”，她少小离家，过上了住校生的清苦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思想进步的她与父亲为阎锡山统治服务的理念背道而驰，国事与家事的纷扰交错，使她毅然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在与卫兴华的交往中，共同的信仰与奋斗目标使二人在国事家事的认识上越走越近，冥冥之中一切仿佛都是上天的安排。

后来，孟沚蘩送给卫兴华一个亲手绣的花鸟枕头套，这个美丽而不善言辞的女子，把自己的情愫都绣进了花朵里——白色纹布上，朵朵红梅盛开，一双灵动的燕子在自由飞翔。“针法精细，图案精美。”卫兴华至今仍记忆犹新。心灵手巧的姑娘不但有着秀美的外表，更有着一个美丽的心灵。如今，70多年过去了，美丽的刺绣仍深深印在卫兴华脑海里，成为一道永恒的风景。离休后的孟沚蘩，不但写得一手好字，更画得一手好画，绘画作品曾发表在正式出版的《五台县书画集》中。2009年，孟沚蘩仙逝，她画的水彩画《四季屏》至今还挂在卫兴华家客厅的墙壁上。

1948年6月，在组织安排下，出狱后不久的卫兴华与孟沚蘩乘飞机转赴北平。此时，加入革命队伍的孟沚蘩与家庭早已疏远，成为了一位豪门“逆女”。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孟沚蘩毅然背离国民党高官家庭，与卫兴华一起离家出走。她在出走前给父亲写了一封家书，表达了出走的决心。父亲看信后极为震惊，却又实在不舍女儿就此离去，当下派副官匆匆赶到机场，企图劝阻女儿的“私奔”行为。孟沚蘩以家庭生活处境不协调的困境为由说服了副官，使副官转而同情她，不再劝阻。

卫兴华与孟沚蘩

在革命信仰与血浓于水的亲情之间，在艰辛曲折的革命道路与官宦小姐的富裕生活之间，孟沚蘩毅然选择了前者，与卫兴华携手踏上了光明之路。从此一去，一生未再与父亲团聚。

5．组织“山西流平同学会”

1948年夏，形势显示，太原城将很快被解放军“围困”，太原物价飞涨，米面价格比北平高出许多。由于生活艰辛，又怕遭战祸之累，有些学生开始往北平转移。当年放暑假时，赵宗复也赞同有条件、有办法的学生去北平读书。后来，山西有大量学生“流亡”到北平。这些“流平”同学除了一部分富家子女可以上中学和大学外，大部分同学都处在衣食无着、居无定所的境遇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进山中学和太原中学为主导的“流平”同学组织成立了“山西流平同学会”，闯入天坛强行居住，北平当局也无可奈何。

1948年6月初，地下组织同意，借夏天山西毕业中学生赴外埠考大学之机，卫兴华转赴北平。上级给卫兴华的任务是：到北平后，找到去解放区的路线，作为联络点，接应送情报的太原同志经北平回山西解放区。离开前，赵宗复为他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北平五三中学和华光女中校长鲁钦承（山西籍人，赵宗复的故交），一封给山西驻平办事处的徐一诚，托他们帮助、关照卫兴华和孟沚蘩。同时，乔亚也写了介绍信给住北平的周老太太——一位亲近革命的老人，也是搞地下工作的周铎的母亲（周此时已去解放区），请她为卫、孟二人提供方便。这几封信，最终为卫兴华和孟沚蘩在人生地不熟的北平落脚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临别前，乔亚送了卫兴华一件他穿过的白斜纹布短裤作为纪念。卫兴华保存了40多年，一次也没有舍得穿。后来，卫兴华把这件宝贵的纪念物送给了进山中学，希望存入校史展览室。

革命战友依依惜别，男儿流血不流泪，从此一别，天各一方，不曾想竟与亲爱的同学兼战友乔亚、刘鑫等永诀。

回想共同入狱的艰难岁月，卫兴华和乔亚在南园子监狱同室，由于同室还有两位身份不明的人，为了安全起见，他同乔亚不敢交谈，常常在夜深人静时，互相在对方腿上以手“画字”交谈。乔亚是一位充满活力、多才多艺、善于团结和启发广大同学、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优秀青年。卫兴华赴平后的9月，乔亚与赵宗复同案，再次被捕入狱，在太原解放前夕，乔亚被“特种警宪指挥处”杀害。

1946年与同村好友山西大学学生张儒珍（聘之）合影

卫兴华转入北平后，被推选为“山西流平同学会”第一届理事。“山西流平同学会”派代表找国民党政权的北平市政府，要求生活救济，并进行倒阎活动，向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驻北平办事处施压，要求获得物资和食品。北平市政府答应拨给学生玉米面，可蒸窝头吃，解决了饥饿问题。

在这段时间内，卫兴华积极参与建立从太原经北平去山西解放区递送军事情报的联络点。为摸清去解放区的安全路线和找到党的联络单位，他与后到北平的地下同志李凯明持乔亚的介绍信去天津找到原剧宣二队的地下同志刘正言，希望能建立地下关系。卫兴华还找过北京大学的地下同志马天道，弄清了从北平去山西解放区的最优路线，以及到解放区后找何单位等事宜。

太原解放前夕，地下同志弄到了解放太原所需要的城防工事图，把军事情报缝在布袜底里面，用细线缝好，由任彬义同志将布袜带到北平，交给卫兴华。卫兴华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想办法先将此军事情报藏到自己的住处，缝在枕头中，几天后帮助该同志经沧县回到山西解放区，将军事情报送徐向前指挥部，这个情报对解放太原起了重要作用。

正在太原即将解放时，突然传来赵宗复与乔亚等被捕的消息，卫兴华知道后甚为焦急。同时，为了避免暴露自己，他与地下同志李凯明离开天坛“山西流平同学会”，躲到了南池子冰窖胡同田沛然同学家中。1949年11月4日，卫兴华和孟沚蘩离开北平回到解放区，先进华北大学，后回山西参加了太原解放工作，并随部队从被炸开的城墙缺口进入太原。太原解放后，他们见到了幸免于难、死里逃生的赵宗复，恍如经历了一场噩梦。

“我只知道老师是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却没想到他老人家还是个革命家，在敌区参加过地下党。”在庆祝卫兴华教授八十华诞的学术研讨会上，原中央党校副校长刘海藩惊讶又兴奋地如此说道，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在学生的脑海里，默默地埋头做学问的卫老师与地下党、革命家实在无法画等号。当时，关于地下党惊心动魄开展革命斗争的电视剧《潜伏》正在全国热播，人们对“白区”地下工作充满了好奇。当问到卫老师当年的经历时，他呵呵一笑道：“我们当年做地下工作，更多的时候，是漫长的等待，生活清苦平淡，时刻提防着敌人，随时有可能丢掉性命，哪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情节？”卫兴华云淡风轻，对往事一笔带过，仿佛这些出生入死的往事都与己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