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进山革命读书情

1943年春，17岁的卫兴华离开被日寇占领的家乡，通过日军封锁线，辗转来到位于“后方”的晋西的隰县，准备考赵宗复主持校务的进山中学，以继续完成学业。这所阎锡山治下的红色学校，似乎能使他的所有理想、所有热情都有所寄托。

进山中学创建于1922年，是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创立的著名中学。“进山”二字取自《论语·子罕篇》，由时任山西督军府秘书总监、参议总长赵戴文提出。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进山中学之“进”在前，“山”在后，有“进”虽“一篑”但积“篑”成山，只要有恒心与毅力，坚持不懈地奋进，就可以筐土成山，即有“前进登高”之义。

创建进山中学时，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已相继爆发。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潮弥漫全国，影响甚大。同时，以胡适之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阎锡山设立进山中学，对外宣称是“为救济天资聪慧学行兼优之贫寒学子”，实际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科学，为自己培养“人才”；二是为了抵制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但是，客观事实的发展却与阎锡山的办学宗旨背道而驰。进山中学一成立，早期共产党员何雁秋、谢赞尧，进步教师马天启、张暂成、邓初民等就受聘任教于此。在当时世界和中国革命潮流的推动下，经过革命者的启蒙教育，进山中学很大一部分学生迅速觉醒，追求进步，认同马列主义，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受日军入侵影响，进山中学于1937年被迫停课，1941年10月，在山西省隰县复校。复校时，校长名义上由阎锡山兼任，实际由地下共产党员、校务主任赵宗复全权领导。

赵宗复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之子，其父深受阎锡山尊重。尽管出身于权贵家庭，赵宗复却是一位杰出的革命者，更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于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33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党组织安排赵宗复留在二战区利用其父亲以及阎锡山的特殊关系，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前，他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和情报工作。解放后，他历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山西历史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在隰县期间，进山中学已拥有近万册图书，并开设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当时的进山中学，对于从乡村走出的农家子弟卫兴华来说，是读书圣地，充满了神秘色彩。

1943年春，由于当时进山中学还不到招新生时间，卫兴华便在驻隰县的第六专署暂住，他的一位族兄在那里任职，为他临时安排了食宿。在此期间，他听到了有关进山中学负责人赵宗复的一些传闻，人们说他年轻有为（那时他才28岁），办学不徇私情，每次进山中学招生，对为一些考生说情的信，他都放在一边，不予理睬，待招考完了以后才去看信。卫兴华听后，不由得产生了敬佩之情。

当年6月，进山中学开始招生。卫兴华的笔试成绩为优等，却不曾想，一场口试让他意外地受到了挫折。

在隰县南关进山中学总校口试考场上，时任进山中学校务主任的赵宗复亲自主持考试，为录取有志向的进取青年严格把关。考场上，赵宗复问了卫兴华一个问题：“如果你考不上怎么办？”卫兴华考上进山中学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天性耿直的卫兴华说：“如果考不上，那我就只好回被日军占领的五台老家。”他这样回答的本意是：如不取我，则我走投无路。之所以专讲回五台家乡，是因为赵宗复也是五台籍人。赵宗复听后，却认为卫兴华没有志气，甘愿回家做亡国奴，不是个可造之才。学校录取新生放榜时，卫兴华名落孙山。

卫兴华极度失望，但不甘就此退缩。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晚上，他奋笔疾书，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长信寄给赵宗复，信中谈了他的理想、世界观、追求、愿望与处境等，尤其在信中表达了对倭寇入侵的愤慨和拳拳报国之心。高远的志向与满纸激扬的文采打动了赵宗复。赵宗复收到信后，有所触动，特意写信给六专署秘书长杜子明，讲了卫兴华考进山的事，尤其在信后写道：“卫君程度确甚好，希望下次再来报考。”以弥补遗珠之憾。

时隔月余，进山中学第二次招生，已近18岁的卫兴华如愿以偿地顺利过关。考入进山中学后，卫兴华住在隰县北关后寺二院，入学时已是当年的8月。卫兴华被编入第31班，全班共30多个人。进山中学不但有一批进步的共产党员作教员，学生也是人才济济，更不乏出身显贵家庭的高级军政干部子弟：如阎锡山的族亲阎淑瑜，山西实权人物梁化之的女儿梁秀莲，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的女儿赵龄松、赵慧军，另一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的女儿王瑞书。卫兴华的同班同学中有高干孟际丰的女儿孟沚蘩，省政府秘书长李培德的儿子李凯明等。几乎山西军政要员的适龄子女都在进山中学读书。但是，在赵宗复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整个学校校风纯朴，大家都一心一意学习，学校强调民主与科学，教学质量极高。而且，进山中学的爱国主义氛围和抗日情绪很浓，多位共产党员教师传播着进步的思想，不少要员的子女走向了革命道路。

每逢周日，全校学生集中到南院校部广场聆听赵宗复讲话。赵宗复的讲演严肃而生动，深刻而风趣，富有哲理。他的每次讲话，都如春风化雨，一步步引导卫兴华走向进步、走向革命。

当时，在赵宗复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学校不少学生开始印发油印小报。卫兴华与同班几位同学也印发小报，取名“三一园地”，意指是31班的园地。卫兴华经常发表宣传抗日、评论是非的进步文章，还写过评论冰心的《寄小读者》的文章，引起了赵宗复的重视。

1944年夏，卫兴华得了慢性病。当时生活清苦得连盐也吃不上，更谈不上求医问药了。那一段时间，他情绪极为低落。二院主任商性斋老师将情况告知赵宗复，而后，商老师告诉卫兴华：周日赵宗复主任在家约见。届时，卫兴华整好衣服，按时前往。赵宗复问询了他的学习情况和病情，并说看到了他们办的《三一园地》，给予鼓励。赵宗复还当即给校医室主任郝大夫写短信：“郝主任，请给卫兴华XX药一瓶，药费记我账上。”另外，赵宗复告诉卫兴华，他可以补助卫兴华一些笔墨文具费用。赵宗复的关心与鼓励使卫兴华深感温暖与亲切，成为他日后奋进的力量。

在进山中学求学期间的卫兴华

在进山中学里，物质生活是清贫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公费的粗布衣裳、公费的伙食，尽管一日两餐是没有菜和盐的高粱面和小米，条件甚是艰苦，但那一时期，卫兴华有了做人的尊严，所有理想与抱负都得到了寄托，他像一只等待起飞的雄鹰，精神饱满，内心是富足和愉快的。

1945年，日军投降后，进山中学于同年9月迁回太原，由赵宗复任校长。在太原期间的进山中学在赵宗复的领导下，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革命斗争。为了引导学生走向进步，图书馆订购了许多进步书籍，其中有大量苏联小说的中译本，如《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毁灭》等，也有解放区作家的著作，如艾青的诗集，赵树理、丁玲、周扬等的作品。至于鲁迅、茅盾、巴金等的著作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一批社会科学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唯物辩证法入门》、华岗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等。

为了更好地发挥进步书籍的影响，赵宗复指导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组织“青年读书会”，卫兴华任干事长，其他副干事长等职务由地下革命同志担任。这种读书活动是非公开性的，是团结革命师生、共同进步的一种组织形式。“青年读书会”主要有两种活动形式：一是组织会员阅读进步书籍，每隔一段时间由一位会员介绍学习心得。二是请地下同志和进步人士做报告，如赵宗复、张颔、王纪堂等。

1946年，卫兴华开始在太原《民众日报》连载抗日内容的小说和行军日记，行军日记记述了他1946年9月抗战胜利后由隰县步行多日至平遥，再乘货运火车回太原的经历。

进山中学的各种进步活动引起了敌特的注意，阎锡山的特务机关为了摸清地下革命同志的情况，在临近进山中学的一条街上开了一个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其中有鲁迅、郭沫渃、巴金等的著作，还有何干之研究鲁迅思想的书。地下党组织在弄清了该书店的性质后，通知同志们提高警惕，不要轻易上当。

1947年秋，原在进山中学高中读书后转学北平汇文中学的一位学生辛家骏，给太原的老同学们邮寄书籍，惹出了麻烦。他分几次邮寄党的《土地法大纲》、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还有樊弘教授写的《马克思与孙中山》等，结果全被山西特务机关查扣，包括卫兴华在内的七八位同学被扣押多日。敌人误以为北平与进山中学之间有共产党组织的联络网，后来因查无实据，学生们最后都被释放了。但是读书环境的复杂与艰险并没有阻止卫兴华及同学们向往革命、发奋读书的理想。

2．投身进山“投枪社”

在进山中学的学生社团中，“投枪社”的影响最大。“投枪社”的发起人和负责人是杨盛钦，取名自鲁迅先生的杂文《小品文的危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可见这个社团的战斗性。

1946年春，“投枪社”的多位同学暗中投奔解放区，需补充社员，“投枪社”相关人员动员卫兴华加入，并任命其为“投枪社”编辑组长。自此，卫兴华正式参加了党的地下革命工作，积极参与反蒋反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投枪社”凝聚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具有较强的战斗性。“投枪社”的几位主要成员后来与解放区打入太原的我党谍报人员建立了联系，“投枪社”便成为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

进山中学“投枪社”成员合影

1946年，卫兴华分别从两个方面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一方面是与重要地下党员、进山中学校长赵宗复建立联系，在赵的指导下开展学生工作。另一方面，卫兴华和“投枪社”的几位主要成员与中共太行军区太原情报站派遣的谍报人员王天庆（化名王富贵，暗称西后，团级干部）建立了地下革命工作关系，并先后与解放区的太原情报站（番号是909）和太原工作委员会（城工部）建立了工作联系。

1946年冬，王天庆按909的建议安排乔亚、杨盛钦和卫兴华组成进山中学三人领导小组，组长为乔亚（乔亚于太原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杨盛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卫兴华成为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并担任进山中学的学生会主席。进山中学的老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于润沧回忆：1946年，他和卫兴华搭档，当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如果说起那一时期进山中学的学生运动和地下斗争，卫兴华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进山岁月，对于卫兴华来说，是一段生与死、血与泪、奋斗与抗争的交响曲。

1946年秋冬，为了统一协调与领导进山中学的革命活动，赵宗复通过刘鑫把他在燕京大学加入共产党的秘密告诉了卫兴华。卫兴华这才得知，赵宗复是中国共产党担负重要任务的党员，党组织派他埋伏在山西，利用他父亲是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做国民党上层路线的工作。

从此，卫兴华更加敬佩这位师长，更自觉地在赵宗复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为掩护进山中学的革命活动，淡化其进步色彩，赵宗复授意卫兴华在山西国民党办的《国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介绍进山中学是阎锡山亲自创办并长期兼任校长的一所中学，校内有多位老师是国民党员，学生中有三青团组织等。《国民日报》很快刊发了卫兴华的文章。赵宗复还安排卫兴华进行舆论宣传工作，一是在校园内出《文摘》壁报，摘登一些外埠进步报刊的文章；二是为进行地下工作方便，向《复兴日报》社长刘士毅推荐卫兴华任特约记者，领得记者证；三是安排卫兴华编辑《民众晚报》的《灯下》副刊。同时，还推荐卫兴华与李凯明等进步学生担任《青年导报》的特约通讯员。此外，卫兴华还担任了《工作与学习》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自此，卫兴华以笔为枪，在无硝烟的战场上投入了“战斗”。

1947年3月，山西省当局和省三青团机构负责人李之龙要组织山西大中学生进行反苏反共大游行，在海子边（现太原儿童公园）召开动员大会。赵宗复事先进行了布置，授意卫兴华等一定要搞垮这次反共大游行。进山中学的革命师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破坏敌人的反苏反共大游行。

3月17日，反动当局在海子边召开反苏反共大会，当大会讲话结束，大会主持人宣布游行开始及游行路线时，卫兴华举臂高呼“我们反对游行！”

主持人拿着扩音器向主席台上的负责人讲：“有人反对游行！”扩音器中传来声音：“谁反对谁走好了。”这种毫无准备、随口而出的对话，从扩音器中传出，立刻让全场都听到了。卫兴华立即高喊：“进山中学队伍回校！”国民师范学生队伍紧跟着撤离会场。一时会场大乱，其他学校队伍也相继退出。主席台上的组织者不断高喊：“不要走！不要走！”但已无济于事。大会会场乱成一团，反苏反共大游行就这样彻底破产了。赵宗复则一直在海子边会场外密切关注大会情况。卫兴华此举也暴露了自己，反动当局要追查卫兴华的责任，后被赵宗复巧妙地保护了下来。

1947年冬，山西实权人物兼特务头子梁化之为控制进山中学，削弱进步力量，将赵宗复调离学校，任省新闻处处长。赵宗复临行时，师生决定举行盛大的营火晚会为赵校长送别。

晚会上，学生们怀着如失怙恃的复杂心情，每人上衣戴着绿布条，一个接一个地朗诵诗词，痛惜赵宗复的离校。诗词中，以“灯塔”“灵魂”“火花”等瑰丽的词藻，赞扬赵宗复的“青年精神，民主精神，学习精神”，赞誉他是一个“不追求荣誉，没有装饰，坦白而富有正义感的人”。由赵宗复作词、学生们常常唱起的歌曲在晚会上一遍遍响起，萦绕在卫兴华的心头：

我们是青年猛士！

我们是青年猛士！

敢看惨淡的人生，

敢见淋漓的鲜血。

嘿！敢说，敢笑，敢怒，敢叫，敢打，敢骂！

对内团结驯如羊，

对外抗战猛如虎。

我们誓不做俘虏，

大敌当前不低头。

嘿！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那钢铁的声音为青年进步响彻宇宙……

赵宗复，这个卫兴华在革命路途中如灯塔般的引路人，就这样离校了，但他以生命不断求索的高贵信仰，却在卫兴华的内心深深地扎下了根，也成为他一生奋斗的动力。

3．深陷囹圄

太原情报站（全称晋冀鲁豫八兵站）驻扎在解放区的太谷县范家岭村。太原情报站有一个派遣人员，是中共解放区情报站派去打入阎锡山军队搞地下工作的。前面已提到，1946年卫兴华在进山中学参加了党的地下革命工作，与太行区太原情报站的军事谍报人员王天庆建立了革命工作关系。

1947年暑假期间的一天，因为王天庆的关系，按照解放区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卫兴华秘密进入太谷县小常村的909地下交通站，由解放区派来几位便衣武装人员护送，于夜间通过阎军封锁线，进入太行解放区。他先到驻范家岭村庄的太原情报总站汇报了进山中学的地下斗争情况，又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决定，将工作关系转到太行解放区党委太原工作委员会（也是城工部）。

在城工部期间，卫兴华如饥似渴地阅读解放区出版的理论和文艺书籍，机关领导还向他传达了近期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在太行区太原工委会，经领导王成旺、秘书李华二位同志介绍，卫兴华履行了入党手续，正式成为中共党员。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卫兴华心中的信仰与追求更加坚定，他也更加感到了自己肩负的革命使命。动荡的革命生涯中，他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回太原前，领导问他需要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我要带走一批书。”在征得领导同意后，他挑选了20几本书，包在一个白布包袱中，带回了太原。

那一时期，山西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并准备解放太原，当时的斗争异常残酷。当卫兴华从解放区回阎管区时，情报站派多位便衣武装通过敌人封锁线，送他回太谷县小常村的杨大伯家落脚。到杨家时，已是深夜，大门紧闭，为保密，他们不敢喊门，一位武装人员从墙上跳进院里悄声打开了大门，他们才进了院里。第二天，杨大伯送卫兴华去火车站以便回太原。路上，二人商量好卫兴华今后化名二娃，以此名联系，杨大伯家可作为去解放区的中转站。如果卫兴华以后派人去解放区，可先到杨家落脚，只要说是二娃让来的就可以接待。

解放军太行军区太原情报站王天庆打入阎军机甲队后，与进山中学建立了联系，并与赵宗复建立了地下关系。在赵宗复推荐下，经909批准，王天庆指导进山中学建立了地下工作三人领导小组，由在进山中学师范班毕业后任图书馆管理员的乔亚任组长，杨盛钦和卫兴华是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杨盛钦是山西专门逮捕杀害共产党人的警务处处长杨贞吉的儿子。

在此期间，一个意外发生了。1947年7月的一天，赵宗复从梁化之处得到消息：一位曾在进山中学工作、原“投枪社”的成员，后调到同志会太原市分会工作的刘文瑞被捕，将王天庆和他所联系的乔亚、杨盛钦和卫兴华等人一一供出。梁化之还向赵宗复透露：看来进山中学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内部问题，而是外部问题。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外甥，赵宗复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两人平时称兄道弟。但梁化之是实权派人物，早已不满进山中学学生的“不轨”行为，暗中怀疑赵宗复的政治倾向。赵宗复和乔亚分析，刘文瑞只是外围成员，了解的内部情况不多，如果乔、卫等撤走，反而会让敌人坐实进山中学的地下革命斗争的事实。于是赵宗复等决定：迅速通知与卫兴华住一屋的王麟庆（地下同志）与其兄王天庆撤离太原回解放区，其余三人静待其变，并且商量好，如果被捕，因为杨盛钦特殊的家庭背景（其父杨贞吉为山西警务处处长），即使承担一些敌人已经掌握的事实，敌人也无可奈何。三人一律严守机密，随机应变。事后才知道，王麟庆匆匆去阎军机甲队找其兄时，其兄已被捕了，王麟庆独自回到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