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静悄悄——清华大学校庆随笔之四

一九九七年的四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八十六周年校庆。校园中各主要建筑物，照例敞开中门，张挂标语，迎接校友们的到来。大图书馆外面大小广场上，校友们熙熙攘攘，交头接耳，久久不愿离去。

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一直被尊称为大图书馆，在师生们和校友们心目中，有着极不寻常的地位。

资中筠曾经写道：“一进入那（大图书馆）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曹禺的不朽名剧《雷雨》，就是一九三三年暑期在这大图书馆阅览室里写成的。他在逝世之前四个月曾深情地回忆着，“我是清华大学一九三三级西洋文学系毕业生”，“大学期间，我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一一进行精读，并加以细细揣摩与领会，从中吸取营养”，“（一九三三年）暑假中，来馆的人不多，阅览室内非常宁静，很适合创作。我每天去图书馆，从不缺席”。费（孝通）先生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清华，六十一年后，他回忆道：“我进入图书馆像是一只蜜蜂进了百花园中，自由自在地采撷花蜜。”（均见《光明日报》一九九六年八月）侯仁之教授一九三二年进入燕京大学读书，一九五〇年曾来清华任教，自言对清华大图书馆“情结日深”。他说，当年在清华读书的弟弟侯硕之“特别带我到清华大学图书馆阅览室，借来一大本英文的苏联画报。他为我翻出一页，有大幅照片，介绍的是苏联兴建第聂伯河水电站的情况”。兄弟俩在这里一齐憧憬着“有朝一日一定要在长江大河上兴建大规模的水电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执教清华已经五十年的吴良镛院士一个月前在一次研究生集会上这样说：“清华图书馆就出了不少知名学者，像曹禺、钱锺书、陈寅恪、梁思成先生等。”（《世界建筑》一九九七年第三期）吴教授在这里不说“清华大学”而是说“清华图书馆”，当不是语言（又变成了铅字）的疏忽，其意似在鼓励研究生们好生利用静处于图书馆中的学问。资中筠甚至还说：“记得当年考大学，发愤非入清华不可，主要吸引我的除了学术地位之外，实实在在的就是那图书馆了。”

这就是清华图书馆在读者中的地位：诱人而又伟大。

事实上，这图书馆当时并不大。

一九一九年落成的清华图书馆，建筑面积只有二千一百多平方米，设计者之一是一九一四届校友庄俊（一八八八——一九九〇）。庄俊以“庚款”留美学建筑，是近代中国有了建筑师这一职业之后的第一位从业建筑师（有的资料则指出他是为数不多的第一批建筑师中之一）。随着清华的成长，它的图书馆也长大了。一九三一年完成的新馆建筑面积五千二百多平方米，由一九二一届校友杨廷宝（一九〇一——一九八二）设计。杨老当年也以“庚款”留美学建筑，解放后曾任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和江苏省副省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九三一年新馆与一九一九年旧馆形成了天衣无缝的统一体，一直在建筑界中传为佳话。一九九一年建成的新翼，建筑面积二万平方米，差不多是一九一九年旧馆的十倍。它由一九五二届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关肇邺教授设计。设计者以尊重先贤、尊重原有建筑与环境为主旨，使新馆旧馆三者珠联璧合，浑然一体，曾荣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

清华大学图书馆鸟瞰图：右下角为一九一九年旧馆，中为一九三一年旧馆，左为一九九一年新馆。

至此，这座图书馆真的由一个小图书馆成长为大图书馆了——时间跨度七十五年，由它的三位读者，中国第一、二、三代建筑师中的三位代表人物“合作”设计，在三个不同的时代里建成的馆舍，体量、比例、色彩协调统一，室内外环境空间和谐融洽，成为近现代中国建筑中的名作。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似乎还没有一而再、再而三，由不同的作者续作而取得如此完满成功的例子。它庞大而又永恒，对亲近它、使用它的人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对它的进一步分析和品评，也许是建筑界的事，校友们却乐于在校庆这样的日子里，听长大了的这个建筑物静悄悄地诉说它成长的故事。

在所有建筑物中，图书馆是一种最安宁、最充满文明温馨的建筑类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占有光荣的地位。人类建造的第一座图书馆，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于公元前四十七年毁于大火。为重建这座图书馆，埃及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总署于一九八八年联合举办了国际设计竞赛，来自七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二百多位建筑师或建筑师集体参与了这次竞赛，由三位挪威建筑师、一位奥地利建筑师、一位美国建筑师合作的方案荣获首奖并付诸实施。清华大学关肇邺教授和他指导的研究生合作的方案在此次竞赛中获特别奖。

在我国，图书馆建设方兴未艾。八十年代，全国各地建成的各类图书馆的建筑面积超过三百万平方米，预计九十年代里这个数字还有较大增长。十年前建成的北京图书馆（全国第一，亚洲第一，全球第五）新馆，建筑面积十四万平方米，藏书二千一百万册。去年年底落成的上海图书馆新馆，建筑面积八万三千平方米，藏书一千三百万册。由关肇邺院士主持设计进行扩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全国第三，大学图书馆全国第一），藏书四百三十万册，扩建后建筑面积五万二千平方米。但是，图书的增长却不像图书馆建设那样令人乐观。一九九二年统计资料：全国二千五百多个公共图书馆中，全年新添图书不满五十册的有四百多个，其中三百四十一个没有购进一本新书。另一个统计数字是：一九八五年，全国人均购书五点九三册，而一九九五年是五点五一册。这个数字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还有一个统计数字：A省六所重点大学的图书馆，一九九六年所进新书若按学生人数平均，每人不足一册。

清华图书馆中那二百五十多万册藏书，则静悄悄地躺在书架上，很少有人问津。学生们在读书，研究生们在准备自己的论文，负有一定任务必须克期完成的人们在查阅资料，而更多的读书人却极少读书，极少借书。这情况与“经济效益”有关。季羡林教授指出：“仍有一部分人，不为外面的高工资所动，孜孜以求，皓首穷经，进出于图书馆，他们才是我国未来的希望与脊梁。只是，这类人并不多，这是颇令人担忧的。”以清华这名牌大学来说，它的教授的薪水，大抵与在这里做钟点工的安徽姑娘（小保姆）的收入相若。教授们乐得优哉游哉，似乎鼓不起继续扩大学问的积极性。“秀才原来不读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学生阅览室却座无虚席，保持着传统的读书氛围。虽然是校庆日，星期天，学生们仍然把近三千个座位的几个大阅览室占满了。静悄悄地，只听得书页翻动的声音。这是大学生们在温习功课。宿舍里过于拥挤、嘈杂，而这里却舒展、宁静。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利用这里的藏书和知识，只是利用它的桌椅和空间。当然，比起一些其他大学里的学生疏于学习的情况来，这里呈现的仍然是一幅令清华人自豪的传统读书图。

新馆东面：大门、广场和喷水池。

位于新馆中的图书文献信息服务中心（OCLC），是一九九六年八月，在参加第六十二届国际图联大会的代表们的祝贺声中启用的。它占有新馆中央的整个大厅，三十台电脑都在工作。通过它们，可以查阅全球最大的图书文献信息中心的资料。这里原是图书馆的目录厅，如今，排满整个大厅的目录柜已被电脑所取代。这变化很具象征意味。人们不再一个柜子一个柜子、一个抽屉一个抽屉、一页卡片一页卡片地查阅目录，而是通过联网检索迅速获取所需的资料。图书馆的功能和运转方式正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图书馆不再仅仅是图书之馆，读书人来图书馆不再仅仅是为了读书。缩微阅读、光碟资料、Interret网络资讯，已经或正在取代书的传统地位。通过电脑获得情报、获得知识，干净、利索，高级快餐！抱一部电脑，把图书馆请回家！

新馆馆内走廊

人类将最后失去图书馆建筑的壮丽？

读书人将最后失去读书的乐趣和温馨？

时近正午，几位年老的校友，慢步走进了一九一九年旧馆的门厅，登上二楼，执意要参观那些面积不足十平方米的耳室——几十年前，莘莘学子静悄悄地踏进这些耳室时，会有知名的师长静候于此，与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学生促膝交谈，传道、授业、解惑。师生的情谊，知识的芳香，似乎还留存至今……老前辈的深情回忆，使我想起数年前在日本遇到的一件小事。我们慕名来到某著名建筑师设计的一个县级图书馆。馆长领我们参观了它的开架书库和电脑室之后，为我们推开了一扇小门：小室中，十几位盲人和老者，围坐一张圆桌，正静听一位女学生朗诵小说。静悄悄的图书馆中，小小的房间里荡漾着琅琅书声——不是发自广播、磁带或光碟，而是发自一位尽义务的女学生的心中。

一九九七年五月，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