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弟弟

《大漠祭》中有个人物叫憨头，他的原型是我弟弟陈开禄。

在我的弟妹中，他是唯一一个走进我作品的人。其他弟妹至今仍在武威，过着他们觉得很舒坦的生活。除了血缘和亲情，他们的生活与我的生活没有什么交集。

我们之间的分水岭是什么呢？是对书的态度。我爱读书，弟弟陈开禄也爱读书，但我其他的弟妹不爱读书。因为只爱读书，我走上了一条跟父辈和弟妹们不一样的路。

如果弟弟陈开禄还活着，他的路又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陈开禄是我的大弟弟，比我小一岁，他也喜欢读书，但为了让我能继续上学，他初中就辍学了，到工厂里去打工，直到后来得病去世，也没有过上自己想过的日子。

陈亦新结婚的时候，我特别想念弟弟，因为他活着时非常关心陈亦新，老给陈亦新买小玩具，老是把陈亦新扛在肩膀上。他对陈亦新，比我这个做爸爸的还要好。要是他还活着，能见到陈亦新长大成人，还能见到陈亦新结婚，他该多高兴啊！当然，如果他能见到自己的儿子现在的样子，也会很开心的。因为，他死时，陈建新只有一个月大，现在陈建新却已经是个大人了。陈亦新结婚时，陈建新是东家，而且还在文化传播方面承担了很多重要工作。若是陈开禄在天有灵，定然会非常欣慰的。

我和陈开禄的感情特别好，虽说他是弟弟，我是哥哥，但他一直很照顾我。我在武威市教委工作的那几年，他仍在原武威金属厂做合同工，我们都在武威城里工作。他是铸工，专门负责铸炉子，一般是早上做模具，下午就端了铁水，往那模具里浇，很是辛苦。每逢下班，他的衣服都叫汗水给浸透了。但我刚到教委时，他仍然把我叫去他们宿舍，他给我做饭吃。因为我当时一个人在城里，老婆孩子不在身边，而且我不会做饭，他怕我在饮食上为难自己。我答应了，于是每天中午和下午下班后，我都会去金属厂吃饭。有时，我忘了时间，迟上个把小时，他就把煤油炉的火苗儿拧得很小，一直等着我，我一到，他就拧大火苗，给我下面条。

现在想起那画面，我的心里还是会觉得特别温暖。

有时，我还会想起很小的时候跟他一起去抬水的事。当年的小孩子，今天已是五十多岁的中老年人了，而他，竟已去世了二十多年。几十年的岁月，仿佛只在眨眼之间。

我们住的村子有井水，所以叫井水地。距离我们稍远些的没井的地方叫山水地，靠天吃饭——他们吃的水，是山上流下来的雨水。每逢下雨，山上就挂着一道一道的水流，它们会一直往地势较低的地方流去，最后汇入低洼处，形成村民们所说的“涝坝”。我在《白虎关》中写过它。

我有亲戚住在山水地，小时候，我们去他们家串门时，常喝那涝坝水。至今我仍记得，那水里有一股浓浓的土腥味，很不好喝，相对来说，我们家那边的吃水要好一些，毕竟是井水。

小时候，我和弟弟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到附近的井里抬水。那口井，我记得很深，我跟弟弟使上吃奶的力气，才能将桶子抬上通往井口的大坡。那时节，我们兄弟两人抬着一个大铁桶，那铁桶总是漏水，地面上总是淋漓着一线长长的水迹。两个瘦小的孩子摇摇晃晃，抬着自己眼中山一样重的水桶，走几步，就必须缓一缓，肩膀也老是被很重的青冈木扁担压得死疼。有时，水桶也会滑下来，就会砸到后面的我，浇我一身泥水。夏天倒没啥，冬天要是来上这么一下，我就得在炕上待许久，因为我只有一套棉衣棉裤，那时又没有内衣，虽然穿了棉衣棉裤，但寒风总会灌进衣服里，还是很冷。大人好些，能弄个系腰，将棉衣的下摆扎住，就会暖和很多，可我们小孩子是没这待遇的。要是棉衣棉裤都湿了，就更冷了，简直像是掉进了冰窟那么冷。所以，我只能等着棉衣棉裤被烤干，然后才能出去做其他事情。于是，我就老和弟弟争吵，要求把水桶放到扁担中间，而弟弟则老是要求那水桶尽量靠近我这边，也就是靠后一点，因为我高一些，一般都走在后面。我没办法，就老是骗他——刚开始让水桶靠后一点，待他抬起水桶，往前走时，我就把水桶悄悄移到中间。

我之所以骗弟弟，是因为我力不从心。弟弟从小就很能干农活，我却从小就怕干农活，也干不动活儿。我的干不动活儿，是村里有名的。我怕见太阳。自从有了记忆，我就有两个细节，一直忘不掉：一是，我还是婴儿时，有人将我抱到太阳下，我突然就觉得头昏了；其二，有人第一次喂我肉时，我的头也一下子昏了。我说的昏，是有一种奇怪的力量涌向头顶，质感很强。所以，我小时候是不喜欢吃肉的，后来才渐渐开始吃肉。但是，在太阳下待久了，我仍会头昏，会流鼻血。所以，村里人都骂我是“白肋巴”，也就是不常在太阳下干活的懒汉，肋巴——凉州人管肋条叫肋巴——都没有晒黑。弟弟也老骂我是“白肋巴”。其实我不懒，我只是干不动活。现在想想，幸好我喜欢读书，也走出了农村，如果我这种干不动活儿的人做了农民，这辈子真会百无一用的。

陈开禄也爱读书，他在原武威金属厂上班的时候，他的床头总有一些没皮儿的破书，大多是杂志，早叫他翻烂了。我还看过他去新疆前写的几篇日记。那时他结婚刚一年，刚生下女儿，但为了生活，他不得不离开妻女，去新疆打工。因为暂时没有得到新疆那边的消息，他就在山丹小城里百无聊赖地等着。等待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些日记：“太阳照着山丹小城，城里人都各忙各的，我却要离开生下不足一个月的女儿，到新疆去谋生计了。”他的文字虽然淡淡的，明显没有经过训练，却有一种东西在打动着我。我发现，陈开禄要是有时间训练，是能写出好东西的，可惜他每天都要干很多很苦的活儿。

后来，他想找一个轻省些的工作，病魔却已经找到了他。再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像《大漠祭》里写的一样，包括灵官陪憨头去逛文庙的那个细节。陈开禄临死前，也叫我陪着去了一趟文庙，那时的许多细节，还有他的表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如果我能早些写出《大漠祭》，早些做了专业作家，有稿费和工资，有能力帮他，或许他的命运就会不一样。可当我有了帮他的能力时，他却已不在了，留给我的只有这些记忆。而且，我之所以能写出《大漠祭》，也跟他的死有关系。要不是他的死亡打碎了我的很多执着，让我把一切都放下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文学上的彻悟，什么时候才能写出《大漠祭》，还是一个未知数。想不到，他小时候成全了我的学业，长大后又成就了我的事业。或许，他也是我的贵人。但我多么希望我也是他的贵人啊。可惜人生是没有如果的。所幸，陈开禄死时也像憨头那样，非常安详，没什么牵挂，这是最令我欣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