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

从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国人开始探索“救国良策”的起步阶段，也是西学在近百年的禁教之后，开始主要由新教传教士译介东土的时期。虽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一直有零星的强国探索和西学传播在进行着，但相比之下，迫切的程度大不相同。直到闭关锁国的天朝大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不堪一击，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之后，国人才从迷梦中醒来，如清朝官员董宗远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感叹道：“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

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最先睁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国人，提出并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们在搜集西方信息、掌握基本的世界史地知识、目睹西方先进的武器军备后，看到并承认西方的长处，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最终是为了抵御西方侵略。这是对传统经世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夷夏之辩传统观念的挑战，但他们受主观认识和客观条件所限，目光局限在引介军事制造技术和相关科技知识上。林则徐专门聘请译员为属僚，翻译西方文献资料，辑成《华事夷言》，继又编《四洲志》，魏源编《海国图志》、徐继畲编《瀛环志略》、梁廷楠编《海国四说》等书籍。这些书籍的编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知识：一方面是介绍西洋各国地理环境、人物风俗、政治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是介绍西洋兵船火器及自然科学知识。然而，主张译介西书以寻求救国之策的开明官士在此时期毕竟是凤毛麟角。

虽然此时期西学译介在规模和影响上与之后的规模和影响无法相提并论，但对比鸦片战争之前和之后的西学译介，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期是本土华人（以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管嗣复等为代表）开始接触西学、引介西学，也是各种西学翻译在华播下种子的初始阶段。这期间，主要是在华传教士，尤其是新教传教士引领了西学译介活动。虽然传教士译介、华人译介、中西人合译三种形式均出现，但由于双方语言的限制，大量译介只有依靠西译中述的合译方式。译介的非宗教书籍主要是科技、军事书籍，承袭了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救国策略。受“西学中源”思想的支配，对人文、社科等方面书籍译介较少，就连宗教方面的译介，也是多应用“援儒入耶”“以儒证耶”等归化译介策略。传教士此时期对中国救国出路的探索，是应华人救国需求而做出的反应，为其开展西学传播、输入西方文化，尤其基督教文化做铺垫。因此，新教传教士们“救国之策”的主要文字载体是译介的西书、编撰的教科书、发行的报刊，当然还有与官宦士大夫阶层交往的书信、回忆录等。此时期的特点是只言片语、穿插文中，常作为译述的引子引起读者关注。由于此时期华人从西学中寻求救国之法的呼声不高，所以这些论述本身也没有引起新教传教士们的重视，不是作为译介重点，而是在附言随语中一带而过。以1847年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大陆设立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墨海书馆为例，它前由麦都思主持，后由伟烈亚力继任，麦、伟二人著译多由墨海书馆出版，美魏荣、慕维廉、合信、艾约瑟等传教士也参与著译，中国学者王韬、李善兰、管嗣复、张福僖等则在西书著译中做笔录和润色。1844—1860年，墨海书馆出版书刊171种，其中出版宣教书138种，占80.7%；出版科技及史地书33种，占19.3%。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西人在华译介活动以宣教为主，对救国强国的探讨虽有涉及，但并不作为重点，这说明华人、西士在此时期均没有将西学救国看作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和出路所在。

1. 齐思和，等。鸦片战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77.